第11章 面對今日的奧斯威辛

昨天——2005年1月27日，我們在電視中觀看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露天紀念儀式：大雪紛飛，冰封雪蓋的集中營，黑色的鐵絲網觸目驚心。 六十年前，六百萬猶太人，包括一百五十萬兒童，僅僅幾年內就被納粹有計劃地成批虐殺了。今天的人們雖然對人性之惡感到震驚並進行了積極的反省，但這一事件引出的國際社會如何建立有效機制以製止同類惡性屠殺，卻並不是一個已經解決了的問題。 一 首先，“人性惡”並非輕易即能克服。 惡常有“善”的包裝。希特勒納粹黨的全稱是“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希特勒能夠上台，依靠的口號之一是“人人有飯吃，人人有工作”。因此，看上去這個政黨是“為國家、為窮人、為社會”的。但“拉攏多數人，迫害少數人”，幾乎是所有大屠殺悲劇的成功之道。

納粹的另一個包裝是“科學”。希特勒假借“科學”之名，把在上世紀初蓬勃興起的優生研究，引入了社會改造的領域。而且在掃除人性之後的“絕對理性”之下，以邏輯推導方式給出“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可以“消滅劣等人” 的結論。於是納粹的科學家心安理得地成批殺害了德國精神病院的病人和保育院的弱智兒童。 “希特勒之惡”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人類是有弱點的。在內心深處，許多人或願意相信自己比別人優越，或為了自己的安全不惜讓別人成為“替罪羊”，如此等等。當反對的聲音、人道的聲音被封殺，個別人的惡與瘋狂又迎合了多數人的弱點，就可能迅速變成群體的惡和瘋狂。而惟有群體性惡的支持，才可能實現大屠殺。 “希特勒之惡”是一個典型，猶太人遭遇的“大屠殺浩劫”也並非歷史孤例。因為只要符合“納粹條件”，大屠殺就可能隨時發生。於是“二戰”之後的六十年來，國際社會始終面臨一個難題：出現“新的希特勒和大屠殺”，我們怎麼辦？

二 難題之所以成為難題，與“二戰”之後國際社會的側重點有關，其根源也與當時的世界局勢有關。 猶太人的浩劫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大致重合。希特勒殺猶太人和侵略他國重疊發生。在六十年前，由於反侵略戰爭的進程，集中營被解放，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才被揭示，並震驚了世界。可是如果沒有這個背景，它作為一個孤立事件，大概仍然不會得到足夠有力的對待。 之所以這樣說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當時各國看到了亡國的危險，反侵略自然成為最緊迫的事情。因此戰後聯合國的成立，其最重要的機構是安全理事會，主要任務是維護世界和平，也就是如何避免新的侵略、新的世界大戰，而並不包括如何防止大屠殺。在揭示大屠殺事件的時候，各國強調了希特勒的殘忍和瘋狂，震驚於人性惡的極致，卻沒有深刻檢討國際社會的責任和失職，因此也就不可能進一步從國際組織的製度上對防止大屠殺有所建樹。

沒有對大屠殺作深刻檢討的原因很多，也間接地反映出國際社會本身的眾多問題。比如一些國家對大屠殺可以說是間接地負有責任的。在昨天奧斯威辛的紀念儀式上，俄國總統普京出席並講了話。眾所周知，蘇聯的軍隊是在波蘭境內打敗德軍的過程中，成為奧斯威辛集中營的解放者的。普京也提到，前蘇聯是“二戰”受害最大的國家，因為蘇聯在“二戰”中死亡的士兵最多，奧斯威辛的死難者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蘇聯戰俘。這都是事實。假如這場紀念式是一個戰勝納粹德國的戰爭紀念儀式，事情就簡單一些。可是事關大屠殺，就不那麼簡單。因為這並不是全部事實。 另一些事實是，當希特勒咄咄逼人地崛起的時候，斯大林與德國簽訂德蘇和平條約，不僅出賣了奧斯威辛的所在地——波蘭，還商討瞭如何瓜分波蘭。因此也可以說，奧斯威辛的存在本身，斯大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同時，在奧斯威辛的受難者中，有大量被納粹從捷克斯洛伐克轉來的猶太人，他們落入德國人手中、死在奧斯威辛，是著名的英、法、德、意簽字的“慕尼黑協定”，把捷克斯洛伐克出賣給希特勒的結果之一。這些國家在出賣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時候，德國迫害猶太人的情況已經發生。人的弱點之一是不願意麵對自己的罪惡。所以，這些事實也在阻擋當時的盟國深刻檢討“大屠殺”事件。

由於希特勒不可滿足的胃口，戰火燃遍歐洲，把蘇聯和英、法捲入戰爭，他們才成為“二戰”反法西斯戰爭的力量，才成為猶太人的解救者。也就是說，猶太人當時獲得解救，不是人道覺醒的人類有意而為之，而是“二戰”打下來的一個意外結果。典型的例子就是當時的蘇聯。甚至在納粹興起之前，斯大林就開始了對自己國民的政治迫害，包括酷刑和大屠殺。在德軍佔領波蘭之前，蘇聯侵占波蘭，秘密屠殺了被俘關押的一萬四千七百名波蘭軍官和一萬一千名波蘭公民。因此，在所謂的“二戰”盟國中，蘇聯首先不會願意在戰後的國際機構中出現一個遏制“大屠殺”的機制。而各國出於對侵略戰爭的恐懼，自然的結果就是對主權國家的強調，“干涉內政”變成類似“準侵略”那樣的負面的詞。

於是“二戰”後對“大屠殺”的反省其實是有限的，甚至是含糊而誤導的。它使得人們誤以為，反種族迫害、反大屠殺、解救猶太人，是反法西斯戰爭的目標之一。它掩蓋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如果希特勒當時不侵略他國，只是關起門來在國內建立集中營，迫害、酷刑和屠殺猶太人，那麼，他們就無法借戰爭的機會得到解救，只要希特勒願意的話，他們會被殺得一個不剩。 三 國際社會在“二戰”之後對大屠殺不能深入反省，因而也就不能建立阻擋它的有效機制，其結果就是大屠殺一演再演。 今天，人們在紀念之中用的都是“過去時態”，總是抽像上升到理論；總覺得，我們要好好反省，人類怎麼就曾經做出這樣的事情，再也不能讓它重演。而事實上，就在人們念念不忘“要記住歷史教訓”，上升拔高得幾近空泛的同時，大屠殺的悲劇卻一直在發生。例如，在奧斯威辛被解放的五十年以後的1994年，盧旺達發生種族大屠殺，在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對聯合國是否“需要”干涉委決不下的僅僅一百天之間，就有將近一百萬人被屠殺。

安南的猶豫是非常自然的，因為那是“內政”。在“二戰”之後建立的聯合國，沒有授權給他可以“干涉內政”。 所以對大屠殺仍然只能“人道呼籲”，不能武力製止。僅僅六年之前的1999年，原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對阿族屠殺和驅逐，造成“二戰”以來最大的難民潮。聯合國仍然“不能管”，儘管兩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都是在巴爾幹半島燃起的。人們寧可在文學般的語境中討論大屠殺的教訓，而奧斯威辛以後，國際社會如何建立有效機制，監督和製止大屠殺，卻始終無法解決，成了六十年之難題。人們對奧斯威辛以後能不能有詩非常敏感，而對奧斯威辛以後能否制止大屠殺，卻顯得十分遲鈍。 2005年1月27日，就在奧斯威辛六十週年紀念的同一天，我們在電視中看到，美國的一個國會議員，帶領了一個民間各界的代表團，最近考察了蘇丹和乍得邊境的難民營，並作出報告。正是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種族屠殺，導致大批難民的外逃。代表團詳述發生在蘇丹的種種慘狀，呼籲國際干預。就是這同一天，一方面在奧斯威辛紀念會上，各國代表紛紛呼籲：“決不能讓悲劇重演”；一方面面對正在發生的大屠殺，大家仍然無所作為。所以，一位在浩劫中倖存的猶太人在紀念會上說的話，聽起來特別驚心動魄：當年西方社會對納粹種族清洗的冷漠，令猶太人始終無法釋懷。

惟有安南，深知手中沒有製度的利器，口號遂將淪為空話。安南非常現實地說，“不能重演”說來容易，付諸行動難。因此，安南只能遺憾地提醒與會者，在奧斯威辛慘劇結束的六十年之後，大規模屠殺在這個世界上仍然沒有絕跡。 而且“令人遺憾的是，這個世界在製止大屠殺和種族清洗方面不止一次地失敗”。 這是我們在大屠殺六十週年紀念日，應該正視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