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哪怕在奧斯威辛，繪畫依然是美麗的

——猶太女畫家弗利德的故事 由於偶然機緣，聽到一個猶太女孩漢娜的故事，她被納粹謀殺在奧斯威辛集中營。最近發掘出這段歷史細節的是個日本女子。所以，接到東京朋友的電話，不由得在電話裡講了這個故事。講到漢娜和其他猶太兒童，曾被囚禁在捷克著名的集中居住區特萊西恩施塔特。那裡，一個同是囚徒的女藝術家，曾冒著風險教孩子們畫畫，因而漢娜還留下了四張畫作。沒料想，朋友在電話那端激動起來，說，我知道那個畫家，我在東京看過以她為主題的展覽，她還是從包豪斯出來的呢。 查了各自的資料，確信我們在講著同一個人。我也查到，朋友在東京看過的是一個流動國際展，現在還在世界各地巡迴展出。女畫家一流的藝術才華，默默堅守的工作和人生，在她死去六十年之後，在世界各地重新引起了人們的認識和反省，她的名字是：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Friedl Dicker-Brandeis）。

一 她生命的開端是在奧地利的維也納，一個十分普通哪怕在奧斯威辛，繪畫依然是美麗的 的猶太人家庭。她出生在1898年7月30日。她後來用的名字弗利德，原先只是母親給她的暱稱，而母親在她四歲的時候就去世了。她由父親帶大，父親一生辛勤工作，是文具店的助理。他最經常看到、也是喜歡看到的圖景，就是小小的女兒弗利德，完全迷失在自己用色彩和紙張構築起來的世界裡。她從小就迷畫畫。 作為一個普通人家的孩子，她沒有含著銀勺子來到這個世界。可在她成長的19、20世紀之交，她的家鄉卻處在黃金時期。當時的維也納是歐洲的文化中心。在那裡，一個普通孩子如弗利德，可以盡情享受視覺愉悅、心智健康和豐富多彩的生活。公園、咖啡館裡常常在舉行音樂會和詩歌朗誦。

她不用買門票，就可以整日流連在藝術歷史博物館，和名作對視。她也可以久久地坐在書店，從那些昂貴的藝術書籍上，把自己喜愛的大師作品，臨摹在小本子上，不會受到干涉。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維也納祥和優雅、富於創造性的文化氛圍，給弗利德的一生，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她親眼目睹了在正常的環境氣候下，一個花園可以如何地奼紫嫣紅、千姿百態、欣欣向榮。自己就是一個印證——弗利德就是這片花園裡孕育出來的一個蓓蕾。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弗利德十六歲。幸運的是，她能夠避開戰火，按照正常軌跡入學，經歷了第一次正規的藝術訓練。她選擇了攝影專業。在那個年代，女孩子選擇這個專業的還非常罕見。兩年中，她師從攝影大師約翰內斯·比克曼（Johannes Beckmann），訓練著自己的技能和專業的藝術眼光。弗利德看到，藝術在表現著人的感情，似乎也在在描述著人的狀態，可是她已經明白，人和人生，是遠為複雜的存在。儘管攝影是藝術中最為“寫實”的一個門類，可是經過提煉、提純以及定格的場景，再普通的一瞬，還是帶著強化和濃縮的意味。她寫道，“攝影是在捕捉一個瞬間……可是，作為一個人來說，他和周圍環境的關係，他和自己的關係，卻是無法用一個短暫的時刻來表達的。”

傾向於哲學思考的習慣，使弗利德有些早熟，也使她的藝術氣質沒有在一開始就發酵成泛泛的激情。她的思考習慣，還來自於性格中和事實上的早年獨立。十六歲那年，弗利德和繼母相處不好，開始離家獨自生活，在學校邊讀書邊打工。 將近一百年前的藝術教育，已經開始了前衛改革和深入探究。而弗利德生逢其時，從做學生到自己成為教師，全程體驗和參與了這個過程。現今的一些歷史學家和學者，會把文學和藝術，看作是表層的浮華。其實，只要是大家，他呈現的表面絢麗之下，必有深不見底的思想根基。歷史學家在摸索的，多是粗大的社會走向之脈絡；文學藝術在細細解剖的，卻是人們在不由自主中刻意藏匿的內心。在一定程度上，後者是理解前者必不可少的依托；前者又是後者無可離棄的基本背景。

1915年，十七歲的弗利德成為FranzC～iz～ek的學生。 C～iz～ek所注重的藝術教育改革，是要發展未經雕琢偽飾的藝術。他相信，任何一級水平的學生，哪怕是個孩子，他的繪畫的依據，都應該不僅是他的學習，還必須是循自己內心之脈動。和弗洛伊德學說合拍，他開掘學生自己沒有意識到的內心世界。在C～iz～ek看來，繪畫只是一種表現內心的形式。來到課堂上，他常常對弗利德和她的同學們這樣宣稱，“今天，讓我看一看你們的靈魂！” C～iz～ek的藝術教學改革，給了弗利德巨大的影響。當然，弗利德自己獨立反叛、自由散漫的個性，富於創造力和究根究底的思維習慣，也非常適合於接受當時藝術哲學領域的新興探索，她的朋友回憶說，弗利德剪著短短的頭髮，天天都是那件不變的灰色外套，晚上常常逃課，去劇院或是去音樂廳看演出。

戰爭在進行，時局也在變化，昔日的天堂維也納，開始擠滿了潮水般湧來的戰爭難民。基本的食品開始短缺。很難想像，就在這艱難時期，瑞士畫家約翰內斯·伊騰（Johannes Itten），在維也納開設了他自己的藝術學校。並且，他本人也在藝術界形成一股新的旋風。隨著弗利德轉入伊騰的學校學習，她也就深入一步，從C～iz～ek“未經雕琢的自我認識”，進入了一個有著神秘法則的世界。在那裡，生命和藝術不可分割地糾合在一起。而她熟悉的“內心脈動”之說，只是走向理解這個世界的第一步。 在伊騰那裡，弗利德了解到，藝術只是字句、聲音、形式、色彩和運動之間的聯繫，藝術是以它獨特的方式，使得這個地球和諧。她發現，我們對現實的認知，很難被簡單描述。基本的骨架構成了形體，而精神在形體之中被囚禁。藝術家必須打開、拆散和研究這些形體，除去不必要的部分，重新組合。而精神在藝術重建中釋放。弗利德還發現，她自己是那麼適合這樣的一種氛圍，在她的藝術朋友圈子裡，在她的藝術作品之中，她自然的衝動能夠如此完美地表達出來。

那是一條與戰爭並行的線索。歐洲的政治家們，正在為巨大的利益，以“祖國需要你”的愛國名義，拖著一個個國家的青壯年，打得你死我活。這場戰爭幾乎犧牲了歐洲整整一代年輕人。而在麵包和麵粉都緊缺的維也納，在可能的任何縫隙中，音樂藝術的傳承在繼續，看似了無意義的精神摸索和探求，在堅持發生。這樣的情況，不僅對於年輕的弗利德，對於這個世界，都只是一個現象和事實，而不是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 二 師從伊騰的一個意外收穫，是二十一歲的弗利德被帶進了赫赫有名的包豪斯。 大概沒有一個建築或工藝美術學院的學生，是不知道包豪斯的。包豪斯只是一個工藝美術學校，它是開創現代建築的四位大師之一格魯皮烏斯（Walter Gropius），在德國魏瑪創辦的。那是1919年，戰爭剛剛結束。

包豪斯的目標，按照格魯皮烏斯的說法，是“給青年建築師的一個信息”。學校開辦不久，伊騰就收到格魯皮烏斯的邀請，帶著幾個自己最得意的學生，一起加入。他還是當教師，帶去的學生就成了包豪斯的學生，在他們中間，就有弗利德。 具體地說，包豪斯是要打破美術和手工藝之間的藩籬，也要把建築和手工藝結合在一起。它既要學生有抽象思維和豐富的藝術想像力，又強調學生有實現的能力，甚至有動手製作各類產品的能力。它培養了一大批具有現代藝術眼光的設計師，成為隨之而來的現代建築、手工藝設計和工業設計的中堅力量。 幾年以後，在格魯皮烏斯對弗利德的評價中寫道，“從1919年6月到1923年9月，迪克小姐在包豪斯學習，她以其罕見的、非凡的藝術天賦，表現傑出。她的作品始終是引人矚目的。她的天賦中多方面的特質，結合難以置信的能量，使她成為最好的學生之一。還在第一年，她就已經開始擔任教師，指導新生。作為包豪斯的創辦人和前院長，我以極大的興趣在註視迪克小姐成功的過程。”

弗利德在包豪斯如魚得水。在魏瑪，包豪斯的老師和學生組成像藝術村的小社群，住在一起。這是藝術家們非常經典的生活方式。弗利德酷愛音樂和戲劇。包豪斯有著整套整套的藝術節活動。弗利德積極參與設計海報和演出。但她還是把主要的精力扎進學習和創作。她喜歡這裡的新型課程，它們支撐著她內心的演進，也支撐著實踐和藝術之間的連接。她充分利用學校的條件，甚至學習使用印刷機、金屬加工機械，以及能夠控制的快速編織機等等。她和同學安妮一起製作的書籍裝訂機，作為學校的成就，還被記載在今天的《包豪斯歷史》中。 包豪斯是如此令人耳目一新。對許多學生來說，包豪斯風格又會成為一種負擔。就是伊騰的教學，也會成為一種難以超越的影響。後來的人評價說，弗利德大概是很罕見的，能夠消化了包豪斯，又真正從包豪斯“走出去”，重新認識自己、確立自己藝術個性的“包豪斯人”。

就在這一段時間裡，年輕的弗利德，也以痛苦的方式，完成了從女孩向女人的轉變。 故事的起端，還是在去包豪斯之前。剛滿二十歲、才華橫溢的漂亮女孩弗利德，有著幾個追求者。今天人們還找到一些歌曲，是愛上了弗利德的青年音樂家特地為她而創作的，其中一首題為“我一半的生命”。可是，他們都沒能得到回應。弗利德的初戀非常單純。她只是和一個學建築的大學生，雙雙墮入愛河。那就是一年之後和她一起去包豪斯的弗朗茲·辛格（Flanz Singer）。 他們一起在包豪斯度過了兩年愉快的學習生活，一起在課餘參與戲劇活動。當時在魏瑪，有一些當地藝術家也參與包豪斯的種種活動，他們組成團體，稱為“包豪斯之友”。 1921年，弗利德和辛格又一起參與組織了一場歌劇，弗利德還為演出設計了海報。一個名叫艾咪的女歌手在歌劇中擔任演唱，她改變了弗利德的一生。

一夜激情演出，弗利德的戀人弗朗茲，愛上女歌手。不久之後他們就結婚了。弗利德給老朋友安妮的信中說：“關鍵是要讓自己平靜下來——然後一切都會好起來。我被無盡頭的、絕對的孤獨所壓倒。願上帝幫助我度過這段人生。” 此後在人們的印像中，弗利德沒有太大變化，還是那個風趣、富於熱情、不停地冒出新想法的女孩。可是，在這樣的外表之下，躲藏著另一個弗利德：她變得過度敏感、憂鬱、孤獨。她在包豪斯的後期作品，風格明顯出現變化。她當時的一組作品《黑暗》，表現著自己的噩夢。只有最親密的朋友看到她的內心，她寫道：“我經常感覺自己是一個被可怕的洪水推動的游泳者……在瞬間，我把頭抬出水面……我想要對另一個在游泳的人哭喊出來。幸運的是，我對自己沒有任何打算，就連一分鐘之後的計劃都沒有。”然而，她的生活突變，卻還不是混亂的終結。 婚後的弗朗茲和妻子有了一個孩子“比比”之後，他卻又回到弗利德身邊，成為她的情人。對弗利德來說，她只有過這樣一次起於二十歲的單純初戀，這是從來沒有中斷的感情。如今回來的，還是她深愛著的同一個人，卻已經是別人的丈夫。她無力推開弗朗茲，無力理清自己，更無力擺脫這樣的困境。 1923年，他們已經離開包豪斯，開始自己的事業。幾經周折。他們從德國回到奧地利，在維也納建立了“辛格－迪克工作室”。弗朗茲·辛格是個素質極佳的青年建築師，兩個人在藝術才能上不相上下。在學生時代，他們就習慣了配合默契，如今作為成熟的設計師，合作得更加順手，大量優秀設計，不斷地從這個工作室出來。他們在包豪斯風格中糅入維也納風情，從建築到家具、手工業產品的設計都有，工作室的事業十分興旺。 這就是格魯皮烏斯說的，他以“極大的興趣在註視”她成功的那段過程。他們在事業上的合作看上去珠聯璧合，可是，兩人之間複雜的私人關係，卻令弗利德越來越困惑。因此，他們的關係常常是緊張的。弗利德的朋友都記得，她是多麼的喜歡孩子。當包豪斯的學生在藝術節設立攤位、賣手工藝作品時，弗利德賣的是自己做的玩偶，她的攤位永遠擠滿了孩子。她一直渴望有一個自己的孩子，她幾次懷孕，最後卻都順著弗朗茲的意思去墮胎了。 這樣的狀況維持了差不多有七八年。而弗利德終於在多年掙扎之後，孕育了自己破繭而出的能力。一段起於二十歲的單純相愛，終於在扭曲下斷裂，她主動離開，在維也納的十九區租了自己的創作室，遠離弗朗茲和過去的痛苦記憶。 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裡——1931年，三十三歲的弗利德受維也納市政府的邀請，得到一份向幼兒教師們教授藝術課程的工作。對弗利德來說，創作的成功，並非是她尋求的藝術生涯的全部，這是她內心真正企盼多年的機會。弗利德是一個畫家，她更是一個思索中的畫家。對她來說，探索藝術發生和生長的哲學，是她藝術實踐中無法分離的一部分。也許，這就是她接受的早年教育中，大師們留下的痕跡。 她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進一步推進了她從伊騰那裡學到的藝術教育。 伊騰是一個天才的藝術教育者，可他自己並非一流畫家，弗利德恰恰可以彌補這個缺憾。她的教授過程，全都用最出色的、鮮活的示範和作品來表達。這工作簡直就是為她的理想而量身打造的——她的教學對像是幼兒教師，她不是在教學生畫畫，而是在教授藝術老師， 讓他們理解如何給孩子們作藝術啟蒙。那是一個她等候已久的挑戰。教學在逼著她進一步地思索心理、哲學和藝術的相互關係。她在自己的精神家園裡樂不思蜀。她的學生們回憶說，沒有人能夠如此啟迪他們對藝術的理解力。她教給學生的，是體會藝術如何萌芽，如何像一根竹子一般，先是冒出筍尖，然後它生長、生長，終於，緩緩地展開它的第一片純淨的綠葉。 三 可是，這樣平靜愉悅的教學生涯並不長久。 20世紀三十年代初的奧地利，右翼勢力已經很強。 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掌握政權。他領導的納粹，也就是所謂的國家社會主義黨，絲毫不能容忍思想和表達的自由，哪怕那是藝術領域的自由。因此，希特勒一上台，包豪斯立即被封閉了。 1934年1月，奧地利的右翼應聲而起，在維也納起來暴亂。雖然“辛格—迪克工作室”已經不復存在，可是他們當年設計的作品被大量搗毀，設計的建築被拆除，其中包括在1928年建成的維也納網球俱樂部，以及剛剛建成的希萊艾特（Heriot）女伯爵的客舍。 天性自由的弗利德無法容忍對藝術自由的扼殺，也無法容忍納粹對猶太人的敵意。三十六歲的她孤身一人，在奧地利納粹起來的時候，試圖加入反法西斯的行列，因而走向左翼，參加了奧地利共產黨。在這一時期，她設計了一些反法西斯的海報。這些海報還有著明顯的包豪斯風格，並且用詞激烈。在一張混雜著希特勒、納粹軍人和混亂的畫面中，中間有個哭泣的嬰兒，在上面有這樣的詩句： 哪怕在奧斯威辛，繪畫依然是美麗的 這就是你看到的世界，孩子 這世界是你投生的地方 …… 假如你不喜歡這個世界 那你就必須改變它 在弗利德的朋友圈子裡，每天都在這樣的選擇中掙扎： 是留在那裡與法西斯鬥爭，還是逃離奧地利？對當時的弗利德來說，她認為逃離是羞恥的。弗利德幫助朋友們在畫室藏匿了一些私人文件。可是有一天，她的工作室遭到搜查，搜出了一些假護照。她馬上被逮捕了。在令人目盲的強光下，她在審訊中保持了沉默。最後，法庭沒有給她定罪，她被立即釋放。一出監獄，她隨即離開維也納，前往布拉格。 這段經歷和她的感受，在她後來的繪畫《審訊》中，被記錄下來。 弗利德的出走，是一次典型的政治逃亡。可是來到布拉格後，在內心深處，她卻似乎在前一時期短暫的激昂之上，畫了一個休止符。 在奧地利法西斯猖獗的刺激下，熱愛自由的她本能地起來抗爭，其代價是她偏離了自己原本的心理軌道。這場刺激的最高點，就是她在監獄的經歷。 如今，她來到1934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一個猶太人在國會擁有議席的自由國家，對各國的政治難民張開它的雙臂。 弗利德在布拉格突然重逢自由，重逢她熟悉的寧靜、單純的藝術創造的衝動、深層的藝術哲學的探索和藝術教育與心靈塑造和釋放關係的研究，這所有的一切，構築了她的世界，這也是人類探索本能的一個部分。她似乎感到，假如離開這個世界，她的存在本身都會存疑。雖然她知道危機沒有消失，她依然參加一些討論，依然力所能及地做一些甚至有很大危險的工作。但是，她的激昂已經不復存在。三十六歲的弗利德，在疑惑中試圖認清自己。 走進布拉格，弗利德的藝術風格突然變化，她離開新潮，離開包豪斯的結構主義，離開所有高調的形式，回到淳樸的畫風。她全神貫注地開始大量的繪畫創作：風景、人物、靜物，常常帶有裝飾風格。她似乎要通過這些繪畫中清純的美，來救贖和尋找本原的自我。納粹在毀壞的，是弗利德心中所感覺的生活最本質的東西。堅持屬於自己生命本原的特質和追求，是她的個人抗爭最核心的部分。對她來說，假如放棄了這一切，納粹就已經成功。 在繪畫的同時，她熱忱地投入了對難民兒童的藝術教育。她已經不能放棄在維也納開始的藝術教學實驗。那是她的專業。她以前一個學生、也是幼兒教師，不久加入了她的工作。後來，弗利德為孩子們的作品舉辦了展覽。她的教育顯然是成功的，她讓人們看到，那不僅僅是一些美麗的圖畫，同時還呈現了孩子們的內心。 她的朋友希爾德回憶說，弗利德和孩子們是如此融洽。 希爾德最喜歡聽弗利德講孩子們的事情。有一次，一個孩子問弗利德，教堂是什麼呀？弗利德回答說，教堂是上帝的家。孩子想了想說，您說錯啦，上帝的家是在天堂，教堂是他的工作室。還有一次，一個孩子對弗利德說，我能和您談談嗎？弗利德說，可以啊。就請她在自己對面坐下。過了一會兒她問，你要談什麼啊？孩子說，我就這麼坐坐行嗎？孩子其實就是想靠近她，和她待在一起。她的精神家園擠進了一群孩子，他們共同在創造和建設這個家園。 同時，她讓自己也回到原來的建築和工藝設計的軌道。 她和維也納設計領域的朋友們聯繫上，又開始新的合作，不僅設計紡織品，還參與公寓翻新的建築設計。她和住在維也納的父親也聯繫上了，因此得知，自己的姨媽和她最小的兒子巴維爾·布朗德斯（Pavel Brandeis）一起住在布拉格。這時的弗利德，也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親情的撫慰。她喜出望外，通過布拉格的猶太人中心找到了他們的地址。這個偶然的相會，為她的生命帶來了一個新階段。她和巴維爾相愛了。 1936年4月29日，三十八歲的弗利德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多年孤獨的長途跋涉之後，如今，在每天路途的盡頭，終於有了一盞專為自己點亮的暖暖燈光，朦朦的窗簾後面，有了一份單純的感情和期待。弗利德在青春時期為愛情燃燒的熾烈熱情，突然又回來了。但是，她已經無法得到自己長久夢想的孩子。她婚後有過一次懷孕，但是流產了。她失去了最後一次做母親的機會。 無疑，她是幸福的，卻偏偏是在一個殘酷的年代。每一個如弗利德這樣熱愛自由的人，都仍然會有不斷的、類似的內心掙扎。是不是應該扔下一切去投入直接的戰鬥，是不是還繼續有權力尋求自己的個人幸福？是不是還可以堅守自我？是不是還能因循自己的本能，繼續構築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這些問題從她剛剛踏上布拉格的土地，就已經出現。 她甚至和做心理專家的朋友探討過。朋友告訴她，她時時在追尋著屬於自己的那份幸福，那並不是一個罪惡。 最終，她只能順著自己的本性和直覺去做。當西班牙內戰爆發的時候，她周圍的朋友都在準備去參加戰鬥，她也想過要去，可最後還是決定留下來，陪伴她的丈夫，盡一個妻子的責任。 並非只有弗利德憑著自己的本能，理解自由的藝術思維對人類進步的意義。在1937年7月，有兩個藝術展在慕尼黑開幕。一個在最知名的慕尼黑藝術博物館的主要畫廊，展覽名為“德國藝術的偉大展出”。另一個畫展的展出場地在倉庫，主題是“墮落藝術展”。通過這樣“黑畫”的具體展出，希特勒試圖讓民眾知曉，什麼樣的藝術思維，將不再被他所建立的社會所容忍。在“黑畫展”開幕的那天，希特勒發表演說，“藝術領域混進了外行，今天他們是現代的，明天他們都將被遺忘……”。可是，多年以後，第一個展廳的畫家已經被人們忘記，而那個“黑畫展”的作者，包括歐托·皮克斯（Otto Dix），恩斯特·魯德維格（ErnstLudwig），奧斯卡·舒爾曼（OskarSchlemmer），喬治·格勞斯（George Grosz），恩斯特·巴萊克（ErnstBarlach）等德國印象派畫家和一些德國的猶太人畫家等等，他們每一個人，都在今天被人們記住和重新認識。 1938年3月，德國占領奧地利。意大利、匈牙利和羅馬尼亞都站在了納粹一邊。 1938年9月，德國和英國、法國、意大利一起簽訂的“慕尼黑協議”，致使希特勒掌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局部領土。六個月內，大部分的捷克斯洛伐克領土，已經在納粹的控制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已經不再是一個安全的國家。納粹在歐洲開始公開迫害猶太人。 1938年11月9日，德國納粹在一個夜晚，廣泛地襲擊猶太人，無數猶太人擁有的商店被搗毀，玻璃櫥窗被砸碎，這是歷史上有名的水晶之夜。維也納也傳來消息，弗利德當年設計的作品，不論大小，幾乎被盡數砸光。弗利德所有的朋友都在做進一步逃亡的準備，周圍是一片驚慌的氣氛。不論是已經逃離，還是在準備逃離，朋友們都關心著既是猶太人又是知名藝術家的弗利德，告訴她必須儘早離開。 可是，人們發現，所有這一切噩訊對弗利德幾乎沒有影響。她仍然在忙著她的繪畫和兒童藝術教育。辛格已經逃到倫敦，來信希望她也去倫敦；她的老朋友安妮和她丈夫，給她寄來了移民巴勒斯坦的證書；而她手裡持有隨時可以離開的護照。她不走的原因只有一個：逃亡對她的丈夫巴維爾已經太晚，他不可能再取得護照了。就像當初沒有去西班牙戰鬥，現在她沒有離開步步逼近的危險，只是循著自然也是必然的選擇，她要和深愛著的丈夫留在一起。她堅守的是自己的一個世界。她沒有清晰高揚的目標，只是順從自己已經成為本能的邏輯。而這個邏輯的形成，是她這些年一步步曲折來路的結果。 藝術本身是一個沒有盡頭的探索。弗利德作為藝術家，常常在尋求一張作品，或是一個設計最響亮的定格，但是，她一開始就知道，生活是遠為複雜的，她難以高調。如何看待這個世界中自己的位置，如何面對他人、面對自己，是弗利德內心永遠無法掙脫的困境，她一生都在對自己發出疑問。 這一年，1938年3月，她這樣寫道：“我的藝術生涯曾將我一千次地從死亡中挽救出來。通過勤勉實踐的繪畫，我才補償了自己不知來源的罪惡。”這種感覺是弗利德一生的主要基調。 四 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一個個國家在德軍入侵下陷落——丹麥、挪威、法國、比利時、荷蘭。對猶太人的迫害，開始隨著納粹侵略的腳步，遍及整個歐洲。 從1938年到1942年，弗利德和丈夫巴維爾離開布拉格，開始往鄉間躲避。他們來到羅諾弗（Hronov），那是巴維爾出生的小鎮。那是一個美麗的地方。弗利德寫道，“這裡是如此祥和，哪怕在我生命的最後一刻，我都堅信，有一些東西，是邪惡永遠無法戰勝的。” 她盡一切努力繼續她原有的生活軌跡。他們一開始都在那裡的紡織公司工作，弗利德重新開始紡織品的設計。在給朋友的信中，她開始有關藝術史和藝術哲學的討論。她還不停地畫畫。在信中，她描述著自己在繪畫上的變化：“我不想再作寓言式的表達，我只想描述世界原本的模樣。既不是時髦的，也不是過時的。”訪問過她的朋友都記得，她能把任何細小的事情都變得很快樂。 美術界依然在關注弗利德。 1940年，住在倫敦的美術中介人Paul Wengraf，提出要展出弗利德的作品，並且把她帶到倫敦去。那年8月，《弗利德畫展》在倫敦的圓拱畫廊開幕，展出了她的風景、靜物和花卉，弗利德本人卻沒有出席。 隨著德軍對捷克斯洛伐克的逐步佔領，情況在惡化，針對猶太人的法規越來越苛嚴。 1939年，弗利德和巴維爾失去了在紡織設計所的工作。 1940年，他們進一步轉移到羅諾弗附近的一個村莊。在那裡，在包豪斯習慣於動手製作的弗利德，開始鼓勵巴維爾學一門木匠手藝，來應付不可知的未來。 1941年和1942年，他們又被迫幾次搬家。猶太人已經不准養狗，上街必須佩戴黃色六角星的標記，不准坐有軌電車，買東西必須在特定的時間，必須用購物券。他們的生存除了依靠勇氣和希望，還依仗著當地一些非猶太居民的幫助。 1942年，希特勒決計大規模掃除猶太人。 1942年春天，巴維爾的母親和大哥大嫂，被驅離遣送。他們後來很快死在不同的集中營，巴維爾的母親在毒氣室被謀殺。 在那裡最後的幾個月，弗利德停止了繪畫。巴維爾家的三口人分別死在集中營的消息陸續傳來，越來越多的人被遣送。 1942年的深秋，他們自己被遣送的通知，終於到達了。 弗利德異常平靜，當地的小店主回憶說，弗利德走進她的商店說：“希特勒邀請我去赴會呢，您有什麼保暖的衣服嗎？”小店主給了她一件灰色的外套，又暖和又結實，怎麼都不肯收錢。弗利德最後送了她一張畫。 她的朋友希爾德聞訊特地從漢堡趕來，為著給老朋友一點支持。她們一起裝箱，又一次次拿出來，重新裝過。一個人只能帶五十公斤的物品，她們無助地猶豫著，是帶一個勺子，還是兩個？為了耐髒，弗利德把床單染成深色。希爾德發現，弗利德是那麼自然地又在想著可以繼續她的兒童藝術教育。她染著被單說，這些也可以在孩子們演戲的時候作道具，假如染成綠色，孩子披著，就可以像徵森林。弗利德還在盤算，是不是給孩子們帶了足夠的紙和筆。 “有那麼多需要考慮的細節”，希爾德說，“她連害怕的時間都沒有”。 巴維爾和弗利德經過中轉站，在那裡，他們所有值錢的東西都被搜走了。 1942年12月17日，他們抵達納粹建立的猶太人集中居住區：特萊西恩施塔特，成為囚徒。弗利德的編號是548，巴維爾是549。同時抵達的共有650名猶太人，在1945年“二戰”結束的時候，他們中間只有五十二人倖存。 特萊西恩施塔特原名特萊津，是18世紀的一個城堡，後來成為六千人口的一個捷克小鎮。 1942年，納粹把全部居民強行遷出，命令遷入六萬五千名猶太人，建立了旨在“徹底解決猶太人問題”的集中居住區。這裡其實是個中轉站，有十四萬猶太人通過這裡被轉送其他集中營，有八萬八千名被送往死亡營，其中多數被送往著名的奧斯威辛集中營。 在集中居住區，男人、女人和孩子是分別集體居住的。 在這裡住過的猶太人中有一萬五千名兒童。類似學校的教育課程是被禁止的。可是，弗利德和其他一些藝術家和學者，以文化閒暇活動的名義，開始對孩子們進行正規的教育。弗利德住進了L410樓，那是一棟女孩子的宿舍。本文一開始提到的那個女孩漢娜，在2000年才被發掘出她的人生故事，她就是住在這棟樓裡，也是弗利德的學生。弗利德立即全身心地投入了對孩子的藝術教育。她拼命收集有可能用於繪畫的任何紙張，其中多數是被廢棄的用過的舊紙。 弗利德愛孩子，也從藝術教育的角度切入心理學，因此，面對這些被囚禁的、失去父母的孩子，她是最恰當的一個教師。她知道怎樣把他們從悲傷的死胡同里引出來。有一次，從德國來的一些男孩來到她的課堂上，他們的父親，被納粹當著這些孩子的面槍斃了。他們完全是嚇呆了的樣子，相互緊緊靠在一起，雙手放在膝蓋中間。一開始，看到他們，弗利德就轉過頭去，想忍住淚水，可她迴轉來的時候，孩子們還是看到她眼中滿含著淚水，並且止不住地流下來。 他們一起大哭了一場。然後，他們跟著弗利德去洗手，弗利德像一個教師那樣嚴肅地說，你們一定要把手洗乾淨，否則不能畫畫。接著，她拿來紙和顏料，很快把孩子的注意力吸引到她的課程中。 所有來到這裡的孩子，都有過自己非常的經歷。其必然的結果就是巨大的心理損傷。納粹所代表的邪惡，毀滅著文明的物質存在，更在毀滅人的心靈。在弗利德看來，保護人類內心真純、善良和美好的世界，保存人的創造慾望和想像力，澆灌這樣的種子，讓它開花結果，是最自然和重要的事情。因此，她的兒童藝術教育，是在引導孩子們的心靈走出集中營，讓他們閉上眼睛，想像過去和平寧靜的生活，想像看到過的美麗風景，讓自己的幻想飛翔。她帶著他們來到房子頂樓的窗口，讓他們體驗藍天和遠處的山脈，畫下大自然的呼吸。 在寫出弗利德之前，我在各種不同的書裡，讀到弗利德在集中居住區教孩子畫畫的故事。直到我讀到弗利德完整的人生篇章，我才第一次，對她進入集中營這一時段，不再感到吃驚。對於弗利德來說，這是最順理成章最自然的事情。 她熱愛孩子，也熱愛藝術，探究藝術怎樣被引發和生長，怎樣表現和豐富人的內心，怎樣從心理上疏導釋放和打破對自由思維的囚禁，那是她一生在迷戀地做著的事情。是的，這裡的孩子需要她，而她也需要這些孩子。是他們使得她在如此可怕的地方，心靈不走向枯竭。 她依然在創造著，在思索著，她也在堅持畫畫，與其他所有集中營畫家的顯著區別，是他們都在用畫筆記錄集中營地獄般的生活，惟有她，依然在畫著花卉、人物和風景。她在記錄和研究兒童藝術活動的意義和目的，在探討成人世界應該怎樣對待兒童的世界。她問道：“為什麼成人要讓孩子盡快地變得和自己一樣？我們對自己的世界真的感到那麼幸福和滿意嗎？兒童並不僅僅是一個初級的、不成熟的、準備前往成人世界的平台……我們在把孩子從他們對自然的理解能力中引開。因此我們也就阻擋了自己理解自然的能力。” 她還在考慮根據自己的教育實踐，寫一本《作為對兒童心理醫治的藝術》。在地下室裡，她為孩子們悄悄地開了畫展。 還組織他們排演了兒童劇。在最惡劣的現實條件下，她讓自己的精神生活在一個正常的世界裡。同時，也讓這些孩子通過她指導的藝術活動盡量做到：身體被囚禁的時候，精神還是健康和自由的。 那遠非是我以前想像的，僅僅是一個人的愛心；這是從20世紀初開始的，那一個又一個偉大的藝術教育和藝術哲學大師們，一代代交接著的、精神和思想傳遞的一環。在這裡，第一次世界大戰無法扼殺的維也納的藝術學校在繼續，被希特勒關閉的包豪斯在繼續。弗利德和孩子們在一起，沒有建造武器去與邪惡拼殺；他們在構築一個有著寧靜幻想的、健康心靈的，也是愉悅視覺的美的境界。面對強勢力量，他們能夠說：有一些能力，是邪惡永遠無法戰勝的。 五 在特萊西恩施塔特的囚徒頭上，一直籠罩著死亡的陰影。就在這個小鎮，三年裡有三萬三千多名囚徒死於惡劣的生活條件，其中包括弗利德的父親和繼母。在他們死去之後，弗利德才知道他們也曾在這裡住過。更恐怖的，是關於遣送到死亡營的傳聞。所有的人都知道，遣送通知是最可怕的東西。 1944年9月，巴維爾和其他共五千名男囚徒，一起接到了將在28日被遣送的通知。弗利德立即扔下一切，來到決定名單的委員會，要求與丈夫同行。四年前，她拿著護照卻拒絕離開危險的捷克，今天她明知前面是死亡的威脅，卻義無反顧地要求前去。 弗利德被拒絕之後，再次堅決地要求把自己補進下一批的遣送名單。朋友們都勸她留下，她也有充足的高尚的理由留下 ——孩子們和工作需要她。可是，對弗利德來說，思維的邏輯是那麼自然。這樣的邏輯，和她全部的思維存在，是合為一體的：她愛自己的丈夫，她要和巴維爾在一起。 她的要求被批准了。在離開前，她做的最後一件事情，是和L410宿舍的管理員韋利·格羅格（Willy groag）一起，小心地包好所有孩子們的畫作，抬上閣樓，藏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巴維爾離開的九天之後，一千五百五十名囚徒，都是婦女和兒童，被裝上運牲畜的悶罐車送走。日夜兼程，兩天以後的中午，她們到達奧斯威辛。第二天一早，1944年10月9日，她們中的絕大多數人，被送入毒氣室謀殺。其中，就有四十六歲的女藝術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 在“二戰”剛剛結束的1945年，8月底的一天，倖存下來的韋利·格羅格，提著一個巨大的手提箱，來到了布拉格的猶太人社區中心。箱子裡是將近四千五百張弗利德的孩子們的繪畫。那些畫作的主人，絕大多數已經被謀殺在納粹的毒氣室裡。一萬五千名曾經生活在特萊西恩施塔特的猶太孩子，只有一百多名存活下來。在集中居住區時期，弗利德停止了在自己的畫作上簽名。可是，在她的要求下，這四千五百張畫作，每一張都有孩子自己的簽名。 人們一直熟誦著那句名言：在奧斯威辛以後，寫詩是殘酷的。在很長時間裡，人們無法理解和接受：在集中營之中，繪畫依然美麗。這些被冒著生命危險保存下來的猶太兒童的圖畫，曾被久久冷落，沒有人懂得弗利德，也沒有人懂得這些兒童畫的價值。 韋利·格羅格說：“隨著時間的流淌，他們懂了。” 集中營兒童倖存者回憶自己畫這張畫時說：是因為弗利德告訴他們“用光明來記憶黑暗，用黑暗來記憶光明”。 附記： 將近四千五百張由弗利德的學生在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居住區創作的繪畫作品，現在在布拉格猶太人博物館收藏和展出，被稱為“人類文化皇冠上的鑽石”。 弗利德的丈夫巴維爾，因弗利德鼓勵他學會的木工手藝而躲過一劫，從集中營倖存下來。巴維爾後來再婚。弗利德在進入特萊西恩施塔特之前的畫作，在巴維爾1971年去世後，由他的孩子們保存。 弗利德在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居住區的部分作品，成為美國洛杉磯Simon Wiesenthal Center的收藏。 本文主要資料來源：FriedlDicker-Brandeis，Vienna1898-Auschwitz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