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萬里長城和《史記》，究竟哪個更偉大？我認為是後者。如果沒有司馬遷寫下的《史記》，那麼，遍及全球的十幾億炎黃子孫，將發生“身份”認同的危機。五千年文明從哪兒來的？從司馬遷來的。是他遠在公元前，就揮舞書寫歷史的巨筆，將華夏文明上溯三千年。在他之前，也在史家的各類記載和民間傳說，但不成系統，形不成源流，是他首創了紀傳體的通史。他筆下的諸多帝王，從遠古到戰國，無一例外地追溯到黃帝。軒轅黃帝在今天成為中華民族的共同始祖，沒有司馬遷是不可想像的。司馬遷的功績，怎麼說也不過分。一大群帝王將相加起來，分量也不如他。今天的科學家們，一次又一次探尋長江、黃河的源頭，而兩千多年前的司馬遷，僅憑他一人之力，以非凡的洞察力和常人難以想像的意志力，探尋中華文明的源頭。
眾所周知，他是身體不完整的偉大的男人，漢武帝因李陵冤案而廢掉了他的生殖器。悲劇發生在他四十七歲的那一年，從那以後，他稱自己是“刑餘之人”。他是在侮辱和憤怒中完成自己的偉業的。今人可能單從性能力喪失的角度來看他的悲劇，而在司馬遷，侮辱是第一位的。他把人分為十等，最後一等，就是他這種受宮刑的人。受刑之後，他再也不去父母的墳前祭掃，無顏面對父母的在天之靈。讀他的《報任安書》，字字都是血。讀這樣的文章，我們才會懂得，為什麼說一本書比性命還要緊。李陵遭誣陷他挺身而出，而數年後的任安事件，他深知內情卻緘口不言了。為《史記》，生命退居次要了。他本來是可以免受宮刑的，可他窮，拿不出朝廷規定的贖金數目，只好任憑行刑者亮出他的尖刀。出獄後他還到武帝身邊做事，形同太監。他把各種各樣的人都寫進《史記》了，包括以色事君的佞幸男人，惟獨不寫太監列傳，可見他內心的傷口碰不得，一碰就血流如注。
所有這些事，後面再細說。
史稱漢武帝雄才大略，打仗，擴大版圖。但是這個人多欲而少慈，皇帝能幹的壞事，他幾乎都乾過。本文不想評價他的是非功過，只因司馬遷，不得不涉及他，包括他手下的大將，比如置飛將軍李廣於死地的大將軍衛青。
漢武帝廢掉了司馬遷的生殖器，不喜歡《史記》，但是這個自以為雄視百代的皇帝，對他眼皮子底下的文弱書生無能為力。他死後二十年，《史記》從民間冒出來，橫空出世。陰間的漢武帝會發現，輪到他來受刑了。
司馬遷並未侮辱他，只不過擺史實講道理，單憑這一點，這位“刑餘之人”就比那位萬乘之君更為高貴。
司馬遷和漢武帝劉徹幾乎是同時消失的，他消失在民間，帶著他的巨著。皇帝的“龍體”腐朽時，史學兼文學巨著的《史記》散發出奪目的、永恆的光輝。
司馬遷的死是個謎。可能是為了保全《史記》，他遠離宮廷潛入了民間。今天，我們希望他是含笑暝目的，他活過了七十歲，壽終正寢。有人認為他死於劉徹之手。皇帝取他的性命易如反掌，廢他的下體如閹豬狗，可他手頭的書早已藏之名山了。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司馬遷的死，就比泰山還重。
司馬遷的家鄉是現在的陝西韓城縣西南，家貧，小時候做過放牛娃。父親司馬談在京都長安當太史令，俸祿少，被官員們普遍看不起。史官名為天官，記錄並評論天子的言行，但實際上沒人當回事。皇帝以“倡優蓄之”，養起來好玩的，心血來潮的時候，聽他們講講故事，說說趣事。大西北的黃土地，秦人因之成霸業，秦滅漢興，不過六十餘年。漢廷對秦人是抱著防範心理的。最典型的例子是隴西人李廣，沙場建功無數，始終未能封侯，並於激憤中揮劍自殺。他的兒子李敢則被暗殺，漢武帝還封鎖消息。李廣的孫子李陵更慘，替皇上賣命，卻被滅三族，幾百口人哭天號地腰斬於市，而司馬遷講了幾句公道話，就失掉了生殖器。
黃土地出硬漢子。自然條件的惡劣，磨礪出粗獷的天性。地域文化對人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從外貌到性格，而性格又決定行為方式。如果比較一下江南人和西北人，不難發現，他們的皮膚、發音、生活習慣和心理特徵，差異都很大。
司馬遷放牛也讀書，牛背上讀，躺下來談，天高雲淡，易生遐想。他是獨子，也許曾經有過兄弟姐妹，未能存活下來。他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但還得放牛羊。父親錢少而書多，類似歷代的讀書人。一群不識字的放牛娃圍繞著識字的放牛娃，聽他講書本，講他聽來的長安。而牛在吃草，風在吹，對面山腰上，有漢子扯著嗓子唱信天遊。
他們也去看黃河，驚嘆它的雄渾，一瀉千里。
大概到了十來歲，司馬遷隨父母遷往長安茂陵。這是司馬談的一個重大舉措：將兒子帶到政治文化的中心。年輕的皇帝在茂陵為自己建墳墓，將天下富豪往那兒趕。這個陵墓規模巨大，財政預算，將花掉全國總財政的三分之一。司馬談是主動去的，但很多有錢人都是被迫去的，比如一個叫郭解的人，江湖上名氣大，號稱郭大俠。郭解託大將軍衛青在漢武帝跟前為他講情，說是家裡窮，本不該在遷徙之列，是有人跟他過不去，把他的名字寫在遷徙名冊上。武帝想了想，對衛青說：這姓郭的什麼大俠，他能託你講情，就表明他不窮。
於是，郭解也到了茂陵。不久，他老家那個跟他過不去的人就被人殺了。司馬遷聽父親講這件事，心裡很震動。父親身為史官，不僅在官辦的圖書館讀了大量的書，而且注重民間的各種傳聞，這也影響了他的兒子。司馬遷經常聽故事，童年生活瀰漫著神秘感。
司馬談性情豪爽，在京城交了一些朋友，主要是讀書人。讀書人交讀書人，還是比較容易的。一個叫孔安國的人，做了司馬遷的老師，此人據說是孔子後裔。司馬遷還聽過大儒董仲殊的課。漢武帝為了統一思想而獨尊儒術，這姓孔的和姓董的雙雙走紅。司馬談為什麼替兒子選擇這樣的老師？他本人是推崇道家的。他寫過《六經要旨》，對道家差不多全是讚美之辭。武帝之前的文帝、景帝，取道家學說治國，無為而治，盡量不擾民，讓老百姓休養生息。 “文景之治”，繁榮了半個多世紀。漢武帝登台，來了個大轉折，對外殺敵，對內殺人，製造了無數冤案、血案，他又興土木，迷神仙，追隨秦始皇。史稱他雄才大略，又說他好大喜功，我不知道那個詞對他更貼切。我所能分辨的是：這兩個詞沒有理由放在同一個人身上。
同時，我也實在搞不懂，為什麼要獨尊儒術呢？儒術不等於儒家學說，它已經迅速變成了統治術。百家爭鳴不好，各種思想自由競爭的局面應當被打破，就連已被證明對管理國家非常有效的黃老學說也靠邊站了，儒術一統天下，霸道得很。
漢武帝獨尊儒術，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極其深遠。
司馬談讓兒子拜儒者為師，也是當時的風氣使然，適當為兒子考慮一下仕途。打個不一定恰當的比方，眼下都說應試教育不好，但是做父母的，卻又希望兒女考高分。形勢比人強，古今都是這個道理。不過，司馬談並未對兒子說：現在道家不吃香了，趕快扔掉它，改學儒術！
司馬談不是趕時髦的投機分子，司馬遷更不是。父子二人秉性相似，都是西北漢子，有骨氣的知識分子。他們對儒家學說也並不反感。到後來，經過孔安國、董仲殊的調教，司馬遷對孔夫子畢恭畢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