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人幾乎都要去當官，走仕途。而西方作家不這樣，他們要么出身貴族，要么是醫生、神甫、律師、商人、教師……的兒子，總之，職業分佈相對寬泛，吃官俸者少。中國古代文人與政治有著深廣而持久的聯繫。 古代多戰亂，不是漢人跟漢人打，就是漢族與游牧少數族打，百年興旺的家族不多。幾位貴族大文人，屈原，嵇康，李煜，李清照，曹雪芹，皆為厄運所造就。 古代文人走向官場或背向官場，其“生存路數”是高度一致的。先秦時代百家爭鳴，像孔子這樣的人連年穿梭於列國，形如喪家之犬而大腦高速運行，想透了很多大問題。秦漢結束了諸子爭鳴的局面，幾百年間雖時有反彈，卻朝著大一統：儒學一統天下。唐宋更以科舉的形式將學問與俸祿直接掛鉤。讀書人，不能金榜題名就得回家種地。 “耕讀傳家”，傳了一千多年。這是中國特色。

文人去做官，未必都是好官。眾多的文人一經入官場，往往把聖人的教導拋到腦後，按官場套路行事，為非作歹者代代有之。像北宋的舒亶、李定，一個狀元，一個才子，幹缺德事卻格外起勁；已經是小人之尤了，他還滿口正人君子。再如做了宰相的晏殊，詞好，人品卻成問題，他看不起浪跡於底層的柳永，對歐陽修以貌取人，科場做王安石的手腳，安插自家人。 不過，文學大師們好像都是正人君子。 從屈原司馬遷到魯迅，誰不是正人君子呢？ 文氣與浩然正氣是連通的。歪風邪氣寫不出傳世文章。阿諛奉承只能寫出令權貴開顏的文章，譬如漢賦。戰國時期，已經有“文學弄臣”這種角色，到漢代，皇權大如天，弄臣們也格外弄出了名堂，拿漢語作派場、列方陣，絞盡腦汁歌功頌德，拍馬屁拍出了高招。

司馬遷抵抗皇權，司馬相如依附皇權，這兩條線由兩位司馬作了開端，長長地延續下來。論數量相如式的人物為多。然而文豪們都排在了屈原司馬遷的身後，為什麼？因為真性情才能留下好文字，虛情假意浮誇拍馬只能得意於一時。誰想去讀那些個扭曲人性的拍馬文字呢？除非他想學拍馬。皇帝和歌頌皇帝的文字一同死去。封建社會歷朝歷代，這類拍馬文字多得數不清呢，卻被歷史輕輕的一巴掌拍進永遠的黑暗深淵。 “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李白這一聲喊，喊出了無數心聲。 李白的性格在常人看來是有毛病的，杜甫對此感慨說：“世人皆曰殺，吾意獨憐才。”李白的精神有如天馬行空，卻又生活在地上，於是有了矛盾，形成了張力。李白的詩歌藝術受益於這個張力區。猶如冷暖氣流相遇，生風生雨生雷電。

李白為人有毛病，稱不上道德楷模，但李白也是正人君子，一心想做“魯仲尼”似的大儒，安邦定國。他有一顆赤子之心，碰上高力士楊國忠這一類弄權高手，馬上就斜視、就對立了。他在翰林院這種地方狂飲八百天，未必不是效仿劉伶阮藉，雖爛醉如泥而心中雪亮。蘇軾稱讚他：“戲萬乘如僚友，視同儕如草芥。”魏萬頌揚他：“一生傲岸。三十年未嘗低顏色。” 盛唐中唐的翰林學士，多少人學會了進身術鑽營術晉升為宰輔之臣。李白在這個位置上一待三年，卻只管以李白的方式行事，不管皇帝心思，終於被玄宗打發掉了。 唐朝的文人已經很強大了，奔向皇權又越過皇權。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他隨身攜帶了兩件寶貝：一是儒家的為政理想，二是鮮明的個性。

在深諳儒學的文人眼中，皇權至尊，但皇帝並不是至高無上的，有兩樣東西製約著皇帝：天意和堯舜時代的政通人和。文人對皇帝念叨天意、堯舜，像念緊箍咒似的，皇帝很頭疼，卻還不敢反駁：反天意反堯舜那還得了，還要不要國運、還坐不坐龍椅啊？杜甫好不容易做了個左拾遺，區區八品官，卻不按唐肅宗的意圖行事，論救房琯，從此失意。失意的杜甫還寫詩說：“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 文人堅持原則，文人不知悔改：“雖九死其猶未悔。”屈原不能在楚國為美政，於是披頭散發行走在荊楚大地上，走了十年，郢都淪陷之後他縱身跳進了汩羅河。兩千餘年古代史，這是最偉大的自殺，將生命與美政、與祖國的命運緊緊相連。所有的中國人都景仰他，一直景仰到今天，到未來。

屈原的美政理想和清潔精神，對後世文人影響極大。傑出的文人，腦子裡除了裝著堯舜、孔孟、老莊，還裝著屈子。而自從孟子被奉為“亞聖”之後，他的“民貴君輕”的思想又使文人手中多了一件法寶，一有機會就要亮給君王看。 歷代皇帝，忌憚天意、順應民意、追隨堯舜者，皆為所謂明君。反之則為暴君昏君。 歷代的一流文人，沒有一個是小人；凡為高官者，沒有一個是禍國殃民的。這一層，值得深思。 儒家講修身，文人是修得比較認真的。 在古代社會的權力格局中，詩人們還扮演著先知的角色。中唐、北宋的士大夫在盛世的頌揚聲中頭腦清醒，睜大眼睛辨認著亂象。文人幾乎都是歷史學家，有歷史感，有大局意識。北宋文人尤其突出。范仲淹喊出的口號再過一萬年也是偉大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東坡，一連串耀眼的名字，寫下了傑出的美政篇章。像蘇東坡，更是巴心巴肝為百姓謀幸福，一生輾轉幾萬里，百折不撓，“九死蠻荒吾不恨”，雖堯舜再生也不過如此吧。蘇東坡把中國古代的美政推到了極致。他同時又是文化的巔峰期繼往開來的大宗師，文化與美政在他手中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而針對這種結合，尚鬚髮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合？ 蘇東坡師從歐陽修，歐陽修眺望白居易，而白居易又緊緊地盯著杜甫……長江後浪追逐著前浪。這就是所謂文化傳承、價值觀傳承、生活意義的傳承。 “品中國文人”的寫作過程中，有些未曾見過的詞彙幾乎自動湧到我的筆下：文化本能，文化基因，文化基因鏈，文化基因圖譜；生存落差，生活的意蘊層，生活的完整性……我冒昧地寫到文章裡去，似乎得到了讀者的默認。 漫長的古代社會，有著大致穩定的“價值的天空”，覆蓋著巍巍朝堂和窮鄉僻壤。孔廟無處不在。這是華夏文明的特殊性，尚有待喚起深思。解構這塊價值的天空是必要的，摧毀這片天空卻是可怕的，災難性的。人是離開了“意義”就會活得很艱難的一種生物。 “意義”如同蟲子的觸鬚，一旦拔掉就會四處亂轉，“昏天黑地在社會上混。”價值觀的固化和虛無化都會導致災難。西哲如狄爾泰、卡西爾、馬科思.韋伯等早已證明，生活的意義是由文化來維繫的。自然科學追求實證，而文化謀求價值觀，追求生活的意義。文化高於個體生存。

對普通百姓來說，這塊價值的天空可能會顯得有些抽象，但是對蘇軾或歐陽修這樣的文化精英來說，這塊天空是具象的、可觸摸的。文化精英們有良好的文化直覺。 歸根結底，所謂文化，就是讓抽象的東西具象化、讓無形的東西有形化、讓有效的價值普適化。 文化的抽像功能直接源於語言的抽象。 這似乎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語言的大師往往是生活意義的大師。 孔子說：“言而不文，行之不遠。” 這裡的“文”倒不是文飾，不是漂亮詞藻。它是指運用語言的抽像功能洞察生活-社會實踐的能力。 孔子老子莊子，從及後來的釋迦，都是廣義上的文人。 也許可以這麼說：古代社會的主流價值體系主要是由文人來提供的。 歷代文人都有很強的個性、個體特徵，這也給他們的命運塗上了濃濃的悲劇色彩。由於中國古代文人幾乎無一例外地要奔官場、走仕途，所以這種悲劇也具有特殊性。西方作家與此不同。而中西文人在這個層面的對比研究似乎不多見。

古代文人奔官場是既定的格局，有趣的是，像杜甫這樣的“詩聖”在長安求官求得那麼曲折艱難，給權貴寫詩獻賦的，其內心深處的價值觀卻始終不變。究竟是什麼東西在支撐著杜甫的“不變”？ 類似的發問，可以針對很多文人。 文人是堅持個性、堅持為美政的理想在先，失意倒霉在後。古代文人幾乎是失意的代名詞。不堅持就沒有失意。辨析這個綿延兩千五百多年的歷史現象，不能倒果為因。 前面提過，孔聖人也是到處碰壁的。 只有老莊這樣的東方大哲，才不跟歷史的進程正面接觸。他們生活在別處，彷彿輕鬆瀟灑地指點著華夏文明的進程。 老莊的智慧迄今是華夏文明進程中的頂級智慧之一。這樣的智慧讓時間的流逝變得無關緊要。誰能測量它的終點呢？有人怎麼也想不通，乾脆把老子說成外星人……

唐宋以來的古代傑出文人，其運思，無不在儒釋道的框架之內進行。這個卓越的、能穿越歷史的文化結構支撐著詩文的不朽，也為今天的哲學性思考提供具有民族特徵的全球視野。 沒有哲思就沒有文學。 尤其在當下，贏得具有民族性的全球視野乃是當務之急。 古代文人的“生存悖論”在於：他在堅持個性與政治理想的同時，也失掉了許多歷史性的契機。比如王安石、司馬光、蘇東坡，三個正人君子、傑出的政壇人物，卻不能抱團形成合力，各唱各的調。王安石變法，司馬光寧願離開汴京到洛陽寫他的。如果他留在中樞，以自己的某些妥協換來王安石的妥協，那麼，熙寧新法的成功面會增大，趙宋的國運或許能好一些。在今天看，王安石的“驟行新法”和司馬光的“盡廢新法”，都含有文人意氣的成分，與現代的政治智慧是有距離的。荊公綽號牛相公，溫公綽號司馬牛，兩條牛狠狠斗在了一塊兒，誰也拉不開。而“一肚子不合時宜”的蘇東坡在朝廷的坦率、坦蕩，“性不忍事”，既令人欽佩，又令人嘆息。

老謀深算的政壇人物，哪能由著性子鋒芒畢露。 而傑出的政治家是既有鋒芒又能內斂，其戰略性眼光和戰術性的步驟高度合拍。 古代文人的意氣用事，北宋政壇可見一斑。意氣用事是說：意氣有用事的空間。而文人的意氣用事對民族心理會產生難以測量的影響。情感、情緒的邏輯暢行時，理性便縮小了地盤。 這當然與“人治”有關。政治理性與製度的構建是同步進行的，古代官員不可能做到這一步。當文人越來越像個文人的時候，他離他想要追求的理想政治就越來越遙遠了。 儘管如此，儒家文化的擔當天下、以民為本，文人為官的高風亮節、博大胸懷、廣闊視野，仍然是非常寶貴的民族遺產。蘇東坡這樣的官員，放在任何時代都是好官的楷模。 古代文人的不言利，在今天看也有問題。我不知道聖人的心裡究竟是怎麼想的，反正聖人之言，是容易教人把“利”與小人相連，將“義”和君子相連。君子固窮也罷了，他還要視富貴如浮雲。聖人為了防範人性惡講了很多格言警句，卻顯然妨礙了人性的自由伸展。竊以為，對人性是有遮蔽的，擋住了後來的思想家們投向慾望的視線。漢儒、宋儒、明清諸帝又強化這個遮蔽。慾望未能受到辨認和追問，反而導至一輪又一輪的慾望氾濫。 孔子輕視女人，設男女之大防，影響惡劣而深遠。即使在唐朝，即使是名流顯貴的老婆也很難留下她們的姓名。直到曹雪芹，才發出一聲驚破千年的棒喝：女兒是水做的，鐘山川之靈氣，鬚眉男子是濁物！曹公筆下的奼紫嫣紅的金陵裙釵，照亮幾千年。 李澤厚老先生的《論語今讀》，我反复看，受益非淺。不過，利和慾兩個層面，孔子的言論就擺在那兒，憑老先生怎麼強為之辨也顯得難圓其說。 仁義道德的宏大敘事，長期壓制慾望和功利，而文人幾乎都是儒者，自己受影響，又去影響更多的人，擴大統治者的意識形態的覆蓋面。宋代，商品經濟發達了，市民社會興起了，但文人重義輕利的意識還是很頑固。士大夫中的傑出分子，確實能做到君子固窮。司馬光王安石，兩位名相，都不提倡消費的。當然，他們有針對性：針對官僚階層的驕奢淫逸。辛棄疾這樣的豪放人物，北方漢子，對南方大城市的商品貿易是頗有微詞的。蘇東坡則發出感慨：“處貧賤易，安富貴難。”東坡在富貴與貧賤之間反复折騰，將中國人的生命體驗從幾個方向推到極致，成為生命之絕響。文化大師們身體力行，始終保持向上的姿態，而影響卻是多方面的。在廣袤的民間，在從北到南的各類民風民俗中，錢、利、色這些字眼不能堂而皇之地說出來。最典型的是戲台上的文弱書生，一談錢他就羞羞答答，一近色他就縮手縮腳，一抬腳他就很像唐僧……漢唐宋文人的血性野性不見踪影，且不說先秦雄風。看來是明清御用文人做了民間藝術的手腳，以道德壓人性，以官僚階層的趣味鎖定大小戲台：從內容到形式。官僚們盡可放縱，卻要讓天下百姓活得中規中矩。 中國的國粹魚龍混雜…… 古代社會，對功利的嚴加防範可能是最大的遮蔽之一。這使中國人步入現代社會舉步維艱。對慾望的持續高壓使慾望扭曲變形，病態的人，病態的生活，在魯迅的作品中得到了揭示。不過歷史有慣性的。曾幾何時，我們經歷了大鍋飯和平均主義，狠批私字一閃念，農民賣幾根蔥子蒜苗都要東張西望、擔心市管會。及至國門洞開，經濟高速運行，綜合國力大幅度提升，舉世矚目。與此同時，良莠不分的洋觀念也蜂擁而來，令人一時難辨好壞。受到壓抑的慾望在短期內強勢反彈，功利二字在商品大潮中膨脹開來，又形成新的遮蔽：價值理性受到工具理性的威脅。更有甚者：連工具理性都避退三舍，讓位給非理性的慾望之舞。 慾望的收縮與膨脹，看來都不是好事。 我懷疑“現代”這樣的字眼，在其他國家的使用頻率不是這麼高的。 “現代”的呼聲分貝太高，“傳統”會鬱悶的。老嚷現代者，給人的印像是生怕傳統拖了他的後腿，必欲棄之而不顧。走極端的傢伙，則把數典忘祖當時髦…… 現代與傳統不應該呈現二元分割的局面。支撐著這種分割局面的，乃是形而上學的主客體分離的思維模式。 而眼下，文化建設被提到了國家戰略性的高度。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為此歡呼。 綜合上述，有三點值得注意： 一是文人的智慧通政治智慧，所謂文治武功，文是首要的。文以載道，文道合一，道是意識形態和普適價值。從屈原到梁啟操，文人侍讀、做太傅、修國史、變法度，形成蔚為大觀的傳統。歷代高士、謀士、名相、名臣，都具備很好的人文素養。像張良，把兵家道家儒家的智慧高端融合；像諸葛亮，貫通了儒、法、兵、道、墨等源自先秦的諸子智慧，游刃於異質性的境域，諸學皆明亮：諸各亮。 二是古代文人的不言利在今天餘波未息，某些作家或學者，要么以媚俗的方式趨利，要么擺出大拒絕的姿態固守著象牙之塔。這趨利與拒絕，都是古人的不言利在當下的變式，前者易滑向低俗亂來怪叫，後者則可能趨於自說自話，讓驕傲變成驕傲本身，失去作家與世界之間的寶貴的張力區。豐富的內心總是指向世界的。所謂背向世界面向自己，弄得不好就流於孤芳自賞孤掌難鳴。 三是古代文人的奔官場情形比較複雜，文人有趨炎附勢；有清高，有脆弱：碰上小人庸人他就生氣了鬱悶了，轉身走掉，置事業於不顧。文人敏感，浪漫，情趣多，反正他有的是去處。官場污濁他就奔田園，人事混亂他就做隱士。所謂至情至性者，也常常是脆弱者，像歐陽修的易受傷，王安石的狷介不容人。文人活向真善美，活向政治理想主義，既創豐功偉績，又構築了“清高”這一道有著自保意味的心理防線，這兩方面的遺產都有待清理。清高，脆弱，發牢騷，撂挑子，耍嘴皮子……都有歷史慣性。 而歷代文人感天動地的，是他那擔當天下的超越性：超越他所屬的強勢階層，把深度關切的目光投向苦難蒼生。例子很多，值得專題研究。傑出文人都是百折不撓的血性漢子，不拿信念、原則與個性去做交易，他們是照出政客、小人、市儈嘴臉的明鏡。文人失意有前提。 “失意文人”這個流傳甚廣的詞組須重新考察。傑出文人的失意，倒是直接導至了生存境域的敞開、生命的強化、美感的橫呈。古代許多文人，如果他稍稍向君王或權貴讓步他就會得意的。然而他倔，流放、受刑、連累家族乃至身首異處血濺七尺，他不改其志。失意文人不失信念。歷史的長河中這是非常寶貴的品格。而古今官場，人文修養的缺席是不可想像的：齷齪之風將暢行無阻。 2 在審美的領域，古代文人的貢獻怎麼說都不過分。而這個“怎麼說”尚待深入和細化。在文化、文明大碰撞的世界性的格局中，我們的審美傳統需要再回首、再掂量。本文僅限於談一點感受。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 思，是民間的男女之思。孔子這個著名短語，為民間的東西定了調。後世文人幾乎都向民間借力，汲取民間的各類精華。屈原未必尊孔，可他的作品與荊楚大地息息相通，同樣對文人有多重指引。孔子，老子，莊子，屈子，以“文”的方式化育著後世文人，滔滔源頭流向南北東西，繪出華夏的人文地理。 這個人文地理，具有特殊性、唯一性。 漢字漢語多歧義，有彈性，“內存”難以測量，更能訴諸審美直覺。邏輯性思維的不夠發達，倒給審美直覺騰出了空間。 不過到了近現代，尤其到當代，中國人的邏輯思維也比較發達了。這表明：在漢語中長大的人也能學好數理化，能搞科研經濟。漢語一度自卑、受指責，為時僅有幾十年，只是歷史的一個瞬間。現在漢語的抬頭已是不爭的事實，全球的漢語熱不消細說。 漢語中所蘊涵的價值觀正以各種方式輸出國門去，價值觀的“貿易逆差”可望扭轉。 漢語藝術，是華夏文明的核心價值之一。 屈原不能為楚國效力，生命力就轉向語言藝術，行吟詩人，苦吟詩人，至死和語言藝術同在。杜甫半生苦難，顛沛流離，卻幾乎每天寫詩，牢牢棲身於漢語藝術。蘇軾出川，陸游入川，舟車長驅幾千里，也幾乎每天寫詩。寫作究竟是為了什麼？僅僅為了減壓、放下生命的重荷嗎？ 寫作的源始衝動中有減壓的成分，然而更多的，卻顯然是為生命增光添色。 藝術使人洞察人生。藝術把生存諸環節、人生各情態展示出來，為一切情緒賦形，為生存之境域、生活之境界賦形。 古今中外藝術家的本源性衝動高度一致。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 杜甫的長詩《北征》中這開頭幾句，一來就攝人心魄。蒼茫問家室，它帶出的境界雄渾壯闊，不讓陝地之黃土高原，什麼畫筆能描繪、什麼儀器能精確測量呢？畫筆或鏡頭庶幾能表現出幾分神韻，儀器卻派不上任何用場。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杜甫這是自況。他又描繪李白：“落筆驚風雨，下筆泣鬼神。” 宋人形容東坡的詩詞：“如天風海雨逼人。”形容柳永則是：“二八嬌娘執紅牙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 李煜的愛、恨、哀、愁，柳永的羈旅情愁，李清照的輕愁濃愁……相同的愁字，不同的微妙賦形，帶出各自的命運特徵。而這些都是人類的的基礎情緒，漢語詩人們為它們永久賦形，散發著強烈的華夏文明的氣息。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 “二月春風似剪刀。” “云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 “欲將西湖比西子，淡汝濃抹總相宜。” “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歸去無人管。” “花明月暗飛輕霧，今朝好向郎邊去，剗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 “林沖雪夜上樑山。” “意綿綿整日玉生香。” “颯爽英姿五尺槍，暑光初照演兵場。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 嗬，真是美得！ 我不過是隨手舉例。蒼海一粟而已。 老外們咋能不學漢語？真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欣賞這些妙語妙境。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 美是精雕細琢。美是展示最微妙的人生情態的差異。差異的持存帶動社會生活的多元化。 審美的強度，就是生命的、生存的高度。 行文至此，我們似乎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古代文人越是到了窮途末路，越能“詩窮而後工。”生存的落差，往往導至生命力的強勁反彈。讀魯迅我們悟出：漂亮而堅硬的鑽石般的文字乃是長期受力的結晶。 古代大文人，幾乎全是生存落差的產物。 “落差”是在文人返身打量落差的時候顯現為落差的。而打量意味著：持久而深入地看，看人事，看自然，看鬼神。 “落差”是看出來的。 深入地看，於是有了超越性，有了向上的生命形態。而深入的前提是能夠深入，這裡修身是關鍵：修道德之身，修審美之身，修悲憫之身。以白居易為例：他在京城做著高官，卻能學杜甫細看普天下的受苦人，不惜得罪那麼多的權貴，寫出直接干政的《新樂府》、《秦中吟》。他投向那風雪中又冷又髒的賣炭翁的目光是多麼深入。 當古代文人寫出他們的生命體驗的時候，這體驗就通向了任何人，將生命的強度帶給任何人。而傑出藝術的獲得有個前提：活得投入。活得投入的人才“有”生存之落差。陸游對唐琬長達六十年的懷念堪稱範例。深切的懷念源自深度生存。 古今人傑，沒有一個是淺表性生存、活得嘻皮笑臉的。 順便提一句：眼下具有病毒特徵的、嚷著要“娛樂天下”的淺表性生存快餐式生存，正迅速消耗著自身。我們日後要做的，只是跟踪殘餘病毒的轉移。這情形如同西方的“後現代主義”趨於式微，“新歷史主義”登場。 康德說：“美是無利害的愉悅。” 看見一朵花一片雲，人就會高興。這高興與生計無關，與功利無關。 “清風明月不用買。” 傳向千萬年的藝術精品，均與功利無關。 唐詩之盛和唐朝的以詩取士是有關係的，宋詞之盛與宋朝的文人主政也有關係。但不能說李杜蘇辛寫詩詞是為了取悅君王。文學的自主性自律性至少從就開始了，經由楚辭、司馬遷、兩漢樂府、魏晉風骨而自成浩浩江河，“流”出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驚濤拍岸三千年。雖有拍馬文字擾亂視聽，卻不足以撼動江河。即使是李杜寫給權貴的那些“幹謁詩”，誰在欣賞或模仿呢？ 文學藝術的自主，就是審美的自主。 傑出的藝術，既不向權力場、也不向市場時尚尋求本質性的依據。中國古代文人，當他失意的時候他就得意了：得人性之意，得審美之意，得天地造化之意。 “文章憎命達。”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曹氏家族不敗，我們是讀不到的。 為什么生存的落差會產生經典的作品呢？簡單說來，可能是落差導至無窮的思索與激烈的感慨，強者在逆境中變得更為強大，理性感性野性，強力推進瞬間噴發，有如原子的裂變。曹雪芹那不可思議的感受力、感知力是在十幾年的創造性勞動中獲得的。曹雪芹在書寫中成為曹雪芹，重現了時光，重構了時光。紅樓殘稿吸引了多少續作者，而續作均以失敗告終。這大約是上帝拋給人世的一個隱喻吧？ 唯有精神的強悍者才有更多的精神記憶。曹雪芹是強悍者，惠及弱小者：中的吃和用，也瀰漫著揮之不去的精神記憶。而他究竟是如何重返、重現、重構時光的？至今無人能“解味”。 “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藝術形式的規律就是毫無規律，她像自然界一樣拒絕向人類知性給出她的本質。 “在自然背向技術之處，恰好隱藏著自然的本質。” 也許，在藝術背向意誌之處，恰好隱藏著藝術的本質。 而藝術和自然的本質就好比宇宙中的黑洞，只能靠環繞著黑洞的物質加以推測。黑洞本身不能觀察。 對人類的頂級藝術，我們只能抱著虔誠。當我們向杜甫、雨果、海明威或曹雪芹致敬的時候，會發現：這敬意無邊無際，怎麼“致”都不為過。於是我們說：哦，這便是虔誠了。 中國古代文人，是歷史給予我們的饋贈。三皇五帝早就沒了，唐宋帝國也灰飛煙滅，而傳統文化的甘露始終是甘露。今日誰能說：他比天仙李白、比地仙蘇軾活得更精彩更豐富呢？ 文豪們屹立天地間…… 審美藝術強化著感受力，提升著感知力。二者匯成思之力，使生命衝動朝著更高更強。前後《赤壁賦》是很典型的：蘇軾貶到黃州，一變而為蘇東坡，問宇宙，問山水，問歷史，問生死，問有限與無限……無窮的追問，問出千古名篇。這也是英國大詩人艾略特所講的“思想知覺化”。 藝術是生命衝動的表達，這表達又強化生命衝動。衝動無休止，藝術無止境。 尼采說：藝術是生命的興奮劑。 這話是說：藝術激發人感受生命的能力。不過興奮劑也可能變成麻醉劑，所以海德格爾決定性地往前跨了一步，在驚動全球幾十年的《藝術品的本源》中說：藝術是將真理設入自身。 思與詩天然接軌。藝術是對生命、生存的終極追問。 所有的藝術形式，本質上都是詩。 “充滿勞績，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 審美不是生命的點綴，審美是生命本身。 正是在這個維度上我們才得以理解：為什麼人是窮到極點也要美的。安徒生筆下那個劃火柴的憂傷的小女孩兒，用一根火柴照亮了全人類的童話世界。而喜兒手上的那根紅頭繩，其審美價值、帶給窮家女兒的愉悅感，顯然大於豪車帶給某些靚女的“短暫開心”，靚女她得了豪車轉眼就索要豪宅，她被“貪得無厭”這類生存情態鎖定，鎖死，因物化而固化，因算計型思維的濫用而反被這種思維所算計，她等於自尋晦氣，感受生活的能力不可逆轉地降到動物的水平上，生活質量也就無從談起。 “豪車靚女”的生存論闡釋，大約是這樣吧。 我們重溫康德名言：美是無利害的愉悅。 順便提一句，上海茅惠芳女士演繹的舞劇《白毛女》，我不知看了多少遍。那音樂般的雪花，那雪花般的音樂，那純美的注視，那憂傷，那憤怒，那深山的孤苦，那浸透了人類的“基礎情緒”——愛恨情仇——的激情舞蹈……美得叫人欲說還休。 如果美是精雕細琢的話，那麼美就是“慢”的產物。慢工出細活。量化無佳作。佳作有如佳人，可遇而不可求。藝術創作的領域，強化意志是要扼殺感覺的。 我估計李白這樣的天才詩人也不敢說：明天寫它兩首好詩…… 速度原本是個中性詞，眼下在時間的層面上趨於貶義詞。幾乎所有的人都在驚呼：時間過得真快呀，一晃就是三五年！為什麼會形成這種不約而同的“心理時間”呢？我想了很久才悟出：是因為生活的快速運行丟失了細節，丟失了過程。算計型思維將生活分割成幾大塊，一刀切下，一眼看穿，粗暴抹去生活中極珍貴的模糊邊界，令時間加速，使生命縮短。人陷入刺激與無聊的惡性循環，卻看不見這個循環；單憑一己之力他也無法改變這個循環。生活的緩慢感是由生活的豐富性來決定的，反之亦然。韻味兒這種東西，嚴格排斥心浮氣躁。 活向刺激就是活向空虛，這是鐵律。 緩慢才“生長”豐富性；無欲方呈現多姿多彩的“欲之舞”。 舉童年為例，我們這代人的小時候是很豐富的，戲耍的花樣無窮無盡，事物都具有“上手性”，細節無限多。童年少年因之而緩慢，好像過不完。不希望長大的孩子才是孩子，他有自足的孩子們的感覺世界、遊戲世界。哪有什麼提前敏感的錢、權、欲！哪有山一般沉重的書包，哪有章魚（烏賊）似的吸空靈魂的網癮：一顆顆小圓頭被釘在了方形的顯示屏前。 生活的虛擬化乃是生命的虛無化。 電子遊戲的畫面會互相抵消，會導致失憶：不復有鮮活的童年呈現於中年暮年。它的平均化又抹掉個性差異，催生千人一面。電子遊戲最終所抵消的，是生活中千差萬別的敏感性。它的根據維繫在小小的“癮頭”上。癮頭是吸走生命的癮頭，它的擴張就是生命的收縮。 仔細回想一下，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一個正常的小孩兒能同時敏感多少活生生的東西啊，意緒、印象、感覺，幾千種是保守數字。當時也沒人去數，去愚蠢，去消滅事物的“上手性”，去粗暴拆除日常生活的模糊邊界。 物種的多樣化，人的多樣化，生活方式的多樣化，決定性的字眼是“慢”，而不是快。 民間藝術，精英文化，生活意蘊，都是緩慢成形的，猶如自然界的所有奇觀。我們不能只見光速之快而忽視宇宙演變之慢。人類蹦蹦跳跳，也許上帝常發笑呢。 快與慢的辯證法，我們應當學著思考。 中國的審美傳統乃是幾千年點點滴滴積聚而成，她的價值是恆定的，永載教科書。現當代社會的一大功績，是讓這些珍貴的、不可替代的東西集中亮相。下一步，則是讓珍貴本身“顯現”出她的珍貴，她的驕傲與榮光；顯現出她對中國人的當下與未來的審美指引。 這個指引，是朝著傳統與現代的緩沖地帶，並最終消滅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分割。傳統在當下，贏得了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重新成為傳統的契機。 上述種種，或可歸納幾條。 一是：審美的高度即生命的高度。審美觀照就是生存觀照。古代文人，與其說他們是先有生命體驗然後才去謀求表達，不如說他們是在表達中抵達了生命體驗。比如李煜，如果他不寫那些詞，他是沒有相應的生命體驗的。體驗之為體驗，有兩個運動方向：強化和細化生命的感覺。類似李煜的遭遇的君王，像陳叔寶、孟昶、宋徽宗，他們之所以不能成為李煜，就因為他們不能抵達李煜的生命體驗。而李煜的“抵達”的唯一途徑，乃是傑出的漢語藝術。相似的遭遇，迥異的體驗。沒有漢語藝術對生命-生存運動的高度提純，就沒有李煜的具有唯一性的生命體驗。 “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秋風庭院蘚侵階，一行珠簾閒不捲，終日誰來？”沒人來，但是詞句向李煜蜂擁時，生命之體驗來了。體驗具有“上手性”，遭遇則是“現成在手”。狗之將屠也哀嚎，卻嚎不出“亡國之君哀以思”。杜甫李白李清照曹雪芹，誰不是這樣呢？海德格爾讓歐美思想界為之折服的短語：“生存達乎語言”，也許包涵了這層意思。中國古代文人，在生存中達乎漢語。語言高於生存。或者說，生存是在語言的彈性框架內展開著的生存。這個現象學式的顛倒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使“回到事物本身”成為可能，使語言藝術與生命體驗的二元分割有望消彌。 曹雪芹的生命體驗，是經由來抵達的。 “字字看來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辛苦的人多的是，為何曹雪芹的辛苦不尋常？因為他把他筆下的每個漢字都變成了血滴。不寫，哪有相應的生命體驗？沒有曹公持續而深入的回望，哪有那些多層次的、質感如此之強的紅樓生活場景？而回望是在語言藝術的層面上才得以展開。 中國人是漢語思維者的同義語。 竊以為，世界性的“現象學運動”將在漢語中覓得一塊理想的基地。 二是：循序漸進環環相扣的審美傳統，對應著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生存姿態，互相影響，彼此融合。生活方式的形成，少則幾百年，多則上千年。社會生活的連續性，類似自然界的連續性。切斷這種連續性是不可能的，人類自斷根係等於自掘墳墓。欲摧毀傳統者只不過是小打小鬧，或不無價值，或純屬胡鬧。社會形態變了，價值體系卻會傳承，審美傳統會穿越所有的社會形態。古代文人將生存各環節、各情態淋漓盡致展示出來，深入我們的民族集體潛意識，影響知性與感性。而清理這個潛意識的巨大工程尚未全面開工。為什麼孔子莊子屈子唐宋詩詞讓我們感到如此親切？這樣的課題有待展開。蘇東坡若能沿時光隧道出現在杭州或北京的街頭，肯定會受到萬民鼓掌歡呼的，他就像所有人的親人。這究竟是咋回事兒呢？李白李煜在互聯網上的相關詞條有幾百萬…… 三是：中國歷代文人提升了民族的感知能力，為各種微妙的場景、情緒、情感賦形，為“看不見”的人生氣象、精神境界賦形。其抵達的廣度與深度，肯定是世界第一。哪個小山村沒有幾個讀書人呢？東坡貶海南辦起了學校，海南就破天荒出了進士姜唐佐……如今，凡是在漢語中長大的人，無論他走到南極北極，辨認另一個中國人是非常容易的：一說水滸紅樓三國西遊，很快就心意相通笑逐顏開了。漢語藝術攏集著炎黃子孫。由此可見，從屈原到魯迅的數以百計的傑出文人，也提升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這個豐功偉績，給我們留下了不可測量的闡釋空間。 末一層，是審美藝術的非功利性。古人寫詩文，主要是表達、提純體驗，使生存朝著更高，使生命朝著更強更豐富。如果藝術有一點規律的話，這可能就是規律。寫詩不是衝著官場的，毋寧說，詩人寫好詩反而有礙他的仕進。詩意自足，文學自律。自足與自律是慢慢形成的，根深導至葉茂，兩千年強勁伸展。司馬遷寫《史記》，是背著漢武帝幹的。陶淵明寫給誰看呢？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江西鄉下的一群素心人，年復一年樂此不疲。非功利才有藝術精品，再如曹雪芹，寫作使他全家受窮。支撐著曹公的，是不可遏止的生命衝動，審美衝動。詞語的運行就是生命衝動。 審美也包括審醜。既然是“審美觀照”，就得觀照世間萬物。 生存的巨大落差，反而使文豪們贏得審美之境。 近現代西方的科技進步，也是非功利的。第一流的科學家只對他的研究對象感興趣，他要窮盡這對象，僅此而已。他不會輕易離開自己的實驗室跑出去亂轉、腦子裡塞滿功利。這個有利於基礎研究的傳統一直延續到今天。 藝術，生活，感覺層面的東西是至關重要的。陳嘉映先生近年的隨筆集，書名叫《從感覺開始》。這裡邊饒有深意。現代人邏輯思維發達了，一個明顯的結果卻是：生活趨於概念化，世界趨於圖像化（圖像不是指影像），“可感”成了問題。從概念返回感覺的原發地帶是艱難的。這裡有雙重遺忘：對感覺豐富性的遺忘，和對這種遺忘本身的遺忘。 老實說，局面不容樂觀。 功利是意志層面的東西，而意志又有封殺感覺的功能。意志再變成強力意志、求意志的意志，感覺就會呈現一片蕭條。為什麼這些年重拍的幾十種影視經典全都比原作差了一大截呢？憑藉這個極端例子恰好可以展開我們的追問：對文化產業化的追問。 而古今的優秀作品都是能夠激活感覺的。古人的作品，由於經受住了時間的檢驗，倒比當下的許多作品更能抵達今天，直指明天。唐詩宋詞能傳一萬年嗎？我們不禁要問：為何能傳一萬年？能傳一萬年的“這種感覺”究竟有哪些原發之物？ 從感覺開始的一個有效渠道是：從好作品開始，慢慢找回感覺的豐富性。僅憑一位李太白，那裡有多少不可測量的偉大感覺啊。 感覺的豐富性永遠是生活的豐富性的前提。 中國人的二十一世紀，該是找回感覺的世紀吧。 3 文人與自然的話題，不可能是個輕鬆的話題。 包括老莊在內的古代文人，無一例外是要讚美自然的。古人畫山，山大人小，往往小到看不見；畫鳥獸魚虫，不見人影。 “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初度月黃昏。”詩中只有情緒，人是不露面的。人在不露中“露”著，露出他的謙遜，他的虔誠。詩人從來就不是“面對自然”，他在自然之中，是大自然的一個謙卑的成員。他讚美鮮花，讚美一條魚的游動、一灣水的流走，並由此生髮出許許多多。 “花退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 東坡這個名篇，眼下有些人偏往性的方向讀，一味猜想青杏小與王朝雲的性瓜葛，是頗能代表一部分人的閱讀心態的。 慾望太盛時，詩意要溜走。 花退殘紅、燕子飛、綠水人家繞，是“落實”到王朝雲青杏般的小乳房麼？如此解讀東坡，哪裡還有東坡。那些個掃來掃去的慾望之眼，看見的男人全是西門慶。 我寫曹雪芹的時候有個擔心：擔心大學校園裡的一些讀者，可能難以分辨賈寶玉和西門慶的巨大差異。金錢觀念入侵校園，慾望邏輯劫殺美感。賈寶玉的眼睛是豐富的，是審美之眼悲憫之眼憤怒之眼追問之眼，西門慶的眼睛則是標準的動物眼。動物是沒有“環境”和境界的，它的環境只不過是身體的延伸。審美的廣闊境域，乃是人類文明的結晶。一條狗它能欣賞大觀園裡的群芳諸艷嗎？ 審美之眼是說：放出去的目光呈輻射狀，多層次，多角度，深入而又細膩，有如春風吹拂，有如夏雲崢嶸，有如秋高氣爽，有如冬陽普照…… 這樣的眼睛當然是修煉而成。 曹雪芹對“鮮花之為鮮花”是十分敏感的，梅花、菊花、梨花、荷花、牡丹花、芙蓉花、海棠花……“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海棠詩社，菊花詩社，曹公筆下好詩如潮。 “一從陶令評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以清爽女兒的口吻寫詩，曹雪芹是能夠獨步古今的。以美好女性的紛呈對應百花爭艷，曹公做到了極致。於是才有花的凋零，才有女孩子的辛酸淚，才有命運的悲涼悲愴的曲線…… 自然與人事，在曹雪芹的眼中是高度融合的。 “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說不清這是鮮花的感受還是林黛玉的感受，能說的是：二者俱貼切。 將人事化入自然的無限律動，中國古代的文人獨步全球。 中國文人激活了中國山水，例子俯拾即是。李白的那雙亮晶晶的眼睛甚至激活了月球上的環形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李白的名字為環形山命名。西方大詩人無此殊榮。關於月亮，李白造詞之多也是全世界第一。 如果地球是個生命體的話，那麼月亮也是有生命的。只是地球月亮的“生命形態”，無限高於人類的理解力。人類是進化過程中的人類，不可能具備“終極理解力”。茫茫宇宙之中，連地球、連太陽係都是滄海一粟，何況是人類。人類既偉大又渺小。人類的偉大除了一系列的創造之外，還在於：他是既知偉大又懂得渺小，懂得人類在宇宙中永遠的微不足道。 對人類文明來說，月亮首先是月亮，然後才是月球。而後者的亙古荒涼的月貌倒指向宇宙的無窮神秘。美國有個宇航員，回到地球上就做了傳教士。眾所周知，霍金先生對宇宙大爆炸之後的勻稱佈局感到無比驚訝，他是傾向於相信上帝的。 人類已經為“宇宙式的傲慢”付出了沉重代價：災難性氣候頻發，地球對棲息在她身上的這個物種越來越“不耐煩”了。 而中國古代文人對自然的審美姿態，則越來越成為普適性價值。審美姿態是說：人並未將自然處理成可支配的對象，不將自然視為“存貨”。人與自然的這種和諧意味著：人不欺天，天不狂怒。天是幾十億年的那個天，人是幾千年走過來的這個人，天人合一，天在上人在下，天為尊人為卑。人幹蠢事兒，老天爺要懲罰的。 “自然”一詞深藏著祖先智慧：是她本來所是的那個樣子。是河流的天然彎曲使河流成為河流……自然有生命，這生命的法則掌握在她自己的手裡，她不能被支配，被掌控。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騰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 詩人的驚奇，詩人的意之所向，是永恆的自然之謎和時間之謎。並且，通過這一決定性的驚奇和意之所向，使人融入到自然與時間之中。驚奇的拋出與反彈是永恆的，如若不然，我們今天是領悟不到李白的驚奇的。 現象學的研究表明：對象之所是，取決於投向對象的目光。 古代文人投向自然的目光乃是謙卑的目光。他被神性與詩意所包裹，他對宇宙萬物及其美妙循環保持著他的“源始驚奇”。他傾聽，他環繞，他漫步，他打量，他欣賞，他驚嘆。 然後他書寫，為自然的千姿百態命名。如同他為人事心境之萬千曲折命名。 “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詩意不消耗能源。詩意是用之不竭的精神能源。 “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餘。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屈原在漢語中抵達了他和湘夫人的邂逅。他與荊楚大地之神靈同在。我們閱讀屈原，亦與神靈同在。 詩人是自然的溫柔情人，不會去算計她、粗暴地掠奪她。 “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 “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 細膩的描繪，雄渾的氣象，詩心乃是自然律動的同義語。這裡沒有主觀的感受，細膩或雄渾也不是客觀的東西。書寫者與他的書寫之物是融為一體的，沒有對象化思維，沒有主客觀對立。 “意識總是某物的意識…” 胡塞爾晚年致力於“生活世界”的研究，海德格爾力倡“詩意棲居”，旨在扭轉技術主義消費主義的氾濫對人類的嚴重傷害。西哲們的強勁之思，與中國文人的審美觀照是相通的。 改造自然是必要的，改變自然是愚蠢的、危險的。 希望經濟的全球化不要惹發災難的全球化…… 近日看央視國際新聞，美國某地的氣溫竟然在幾個小時內狂降二十八攝氏度。氣候要殺人。英國的科學家們向來是很關注氣候變化的，他們都暈頭轉向了，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可以確定的是自然的報復，難以確定是自然報復的方式、規模和速度。 今年中國南方的大雪災令人費思量。 我熟悉的川西壩子，曾經是河流清澈繁星滿天四季分明，眼下河也枯了水也髒了，星星也不大看得見了，隆冬就像陽春，蒼蠅蚊子亂飛……有時候想念一條兒時的“丁冬”小溪，想得心疼。而城裡的許多人年復一年變著花樣打牌吃飯，誰在仰望天空、俯察大地？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 “瓦屋寒堆春後雪，峨眉翠掃雨余天。” 一千年前的蘇軾是這麼描繪的。 我們崇拜著蘇軾，蘇軾崇拜著陶淵明。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陶淵明是中國的頭號鄉村詩人，他帶頭激活了中國的鄉村之美，杜甫、王維、蘇軾、陸游、楊萬里、江白石、辛棄疾…都是追隨他的。千百年來的中國田園之美，五柳先生居頭功。 是他向我們隨意指點：房前屋後皆風景，一草一木也關情。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心有多遠？ 心之遠在切近，在周遭：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陶淵明是將人事的曲折化入自然的典範。真，善，美，三位一體，縱情撲向自然的懷抱。 什麼“隱逸詩人之宗”，真是奇談！ 唐宋詩人這麼追隨他：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問君為何居此山，笑而不答身自閒…” “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 “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中國的鄉村佈局就是審美佈局。 而鄉村之為鄉村，乃是城市的參照。 鄉野，鄉土，鄉村，這些簡單的漢語詞彙向我們訴說著多少美妙。我們多姿多彩的審美傳統，穿越時光抵達今天，緊緊環繞著、包裹著這個“慧核”。城市有許多美好，創造著財富和榮耀，卻也製造慾望與無聊的大面積循環。城市製造慾望，鄉野消解慾望。英國的鄉村、法國的鄉村、德國的鄉村、俄羅斯的鄉村……歐洲的城鄉格局真令人心動。 這心動源於我們固有的審美內核：鄉野。 偉大的五柳先生，深深懂得動植物的“朦朧的欣悅”： “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 “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 辛棄疾則感嘆：“一丘一壑亦風流。” 小路、田埂、拱橋、竹籬、野花、飛鳥、黃昏、夕陽、雲彩、月亮、星星、炊煙、麥苗、稻浪、山巒、平原、草場、溪流、湖光、雨滴、霧靄、瑞雪、蛙聲、雞鳴、犬吠、人喧…… 哦，還有那漫山遍野的“嗡嗡嗡”的油菜花…… 所幸這些漢語中的美詞，尚未退出我們的視野。 而中國的城鎮化進程，顯然不是為了消滅這些美詞。 早在若干年前，費孝通先生就強烈呼籲：鄉土中國應當成為城市中國的參照！ 中國的鄉村不僅意味著十八億畝耕地，她更是一個巨大的審美符號，民風民俗的符號。她以其自然輝映城市，以其樸拙挑剔城市，以其廣闊的酥胸包容城市。 城市與鄉野，相異而相融。 曾幾何時相異凸顯，城市對鄉野翻著白眼斜眼。現在是到了再度融合的時候了，彼此青睞，城鄉共榮：指向高空的鋼筋水泥向遼闊而鬆軟的、生機勃勃的大地致敬。 每一個長居都市的中國人都有類似體驗：城裡樓裡待煩了，鄉下走一遭，瞧瞧風是怎麼吹的，草是怎麼綠的，山巒是怎麼起伏的，麥浪是如何翻滾的，鄉親是如何串門的…… “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鄉野之樸拙收縮慾望之膨脹。 慾海無邊，回頭是岸。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這一節就不用歸納了吧。 下面是本文的結束語。 古代文人有品讀前輩的傳統，歷朝歷代，閃爍著真知灼見。有三言兩語的，有長篇大論的。從孔子刪詩、王逸注《楚辭》，到《漢書.藝文志》，到《文選》、《詩品》、、《避暑錄話》、《苕溪漁隱叢話》、《香山詩話》、《六一詩話》、《東坡志林》、《容齋隨筆》、……曹雪芹有《廢藝齋存稿》，可惜已不存，而中有黛玉湘雲寶釵的精彩詩論。現當代的詩論、文論則更多更廣泛更系統。可見品讀文化先賢是延續華夏文脈的方式之一。 筆者品讀起於屈原迄於魯迅的十八位文豪級的先賢，內心始終惴惴不安。 我能直接瞄準中國文人的生命衝動麼？能提取他們的生命精華麼？能把活生生的傳統文化帶到當下麼？ 而帶到當下的前提是要辨認當下。 不知今焉知古？ 文化先賢們挺有意思，一個個活得十分帶勁。他們的生命形態、生存方式、生存向度值得研究。而用理性思維去把握生命衝動往往不得要領。也許非得動用直覺不可。直覺是理性感性未曾分割的混成態，具有原初性。直覺這東西難以捉摸，似乎只在它的投射之物中才顯現出來。猶如運動員的敏捷身手，離開運動場則不能展示。靜態的指標只能作參考。 人文領域，不宜作靜態分析。 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是什麼》一文中指出：“數學認識具有精確性之特徵，而這種精確性並不就是嚴格性。向歷史學提出精確性之要求，就會與精神科學的特殊嚴格性之觀念相抵牾。” 精神科學的特殊嚴格性，尚待我們思考。有一點是明確的：決不能向精神科學提出精確性之要求。提這樣的粗暴要求將導致精神科學的萎縮。 我有一些朋友常發疑問：為何活得那麼精彩的那麼多古人，到了課堂上就乾癟乏味了呢？歷史課，語文課，乏味太多。 課堂上的模式化標準化，妨礙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 而由於歷史的原因，古典文學的研究也存在著條條框框。 寫古代人物，如果沒有相似的價值取向或生命衝動，是要碰上故紙堆的。故紙堆它就像迷魂陣…… 歐美的傳記類作品是非常迷人的，幾百年興盛，為文化的傳播、為文明的連續性作出了一份特殊的貢獻。 我們尚須努力。漢語藝術為我們提供了精神家園，這家園中的寶物尚須清點。 冷靜思考。熱烈洞見。 華夏文明的進程中，也許“哲學”這棵萬樹之樹長得不夠根深葉茂，未能繁衍出西方式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這可能是由漢語的特殊性所決定的。也許漢語更能訴諸直覺。也許漢語更能訴諸審美直覺。 孔孟之道統攝古代社會近兩千年，而道統的闡釋者傳播者實踐者都是廣義上的文人。儒學史學文學老莊之學，以及稍後的佛學，常常在一個文人的身上融為一體。文人之所謂修身，是集合了諸多元素的向上運動。儒道釋構成了文人-文官的完整的進退體系。用辯證的眼光看，退是進的退，包含諸多變式，比如以退為進（隱於江湖）或以進為退（吏隱）；比如淵明式的干淨利落的“退”，會在歷史的張力中亮出瀟灑。 文人都要去做官。做官的大都是文人。這恐怕在世界史上也十分罕見。這是華夏文明的特殊性。 古代社會的主流價值體係是由文人來提供的。這個體系的運行總的說來也是成功的，不然不會維繫兩千年之久。 “五四運動”以來，對這一體系的質疑與解構，在今天看，可能是以“反運動”的方式歸屬於這一運動。孔子與魯迅的對峙局面有望在更高的層面中得以融合。 差異構成歷史的張力。差異卻不是斷裂。 今日和諧社會、和諧文化的戰略指向乃是順應了歷史潮流。我們為此甚感欣慰。雖然前行之路從來就是坎坷不平。 我們的文化譜係是清晰的，清晰利於發力。我們的文化基因是優秀的，能反觀自身、能眺望並吸收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 “今天”贏得了歷史性的高度。 走向未來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在這個歷史性的高度上回歸了。這多麼值得歡慶。 回歸將是全方位的，到處能聽到傳統文化價值重估的聲音。我們的傳統價值觀正以各種形式輸出國門去，不卑不亢，“來而不往非禮也”。而這種不卑不亢的平和心態，真是來之不易。 現在我回想童年時代對科學家和文學家的嚮往，感到蠻有趣：“嚮往”猶如種子，開出了幾朵小花。我讀著“咱們的古代”並且想入非非，覺得張飛或宋江遠比眉山街頭的行人來得更實在。上高中我開始偏科，數理化常常很難及格。這使我的邏輯思維成了問題。當哲思以胡思亂想的開端黑洞般吸引我，我宿命般轉向了哲學，尤其是西方哲學，但是，讀得艱難。通常花幾年時間才靠近一本書。我領略了思想的密度、語言的密度。二十多年來我幾乎不間斷地爬著“西山”，老實說，這座“西哲之山”究竟有多高，我至今是不清楚的。更要命的是：我永遠也不會清楚。不過爬山爬了多年，總算對高度有一點感覺。點點滴滴的靠近與快步走近，究竟是不同的。而在“西山”之上，我驀然回首去打量“東山”，可能獲得了異質性的瞬間印象。由這印像生發開去，火花般的瞬間噴射得以在書寫中持存，顯現出“東山”上的諸多景觀。也許不乏新景觀。 時代也不同了。歷史形成的諸多遮蔽，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正云開霧散。這一層，是可作專題研究的。 對古代人物“原初地看”，在今天成為可能。 歷時一年半，我在編輯先生的高端催逼之下保持了強行軍的態勢。強行軍攏集了三十餘年的讀、寫、思。其實不用查太多資料：感覺和印象的緊急集合似乎更能撲向思索。這好比一場足球比賽，奔跑、迂迴、盤帶都是朝著臨門一腳。冷思考獲得了它的熱效應。而由於現象學-生存論的環環相扣的指引，我對事物的固化傾向盡可能地保持警覺。 思想與時間同構。時間與生活同構。 滯留於思想的原發地帶意味著始終保持生命的活力，這很難，這需要辨認形形色色的固化。生活之流，意識之流，固化乃是常態，連不識字的農夫農婦也很能固化呢。 思想是生髮思想的一種能力；思想的常態是“活蹦亂跳”…… 玄思就到此為止吧。 太陽升起，太陽落下；太陽每天都是新的，太陽又始終是那個太陽。古代人物能鮮活於當下，首先是因為他們都擁有巨大的生命力、能穿透歷史的生命力。他們與漢語同在，就等於和祖國山河同在，和歷史同在。如果文人是一種職業的話，那麼它也是一種關乎所有職業的職業。 “關乎……”為“超乎……”奠定基礎。這個涵蓋了哲、史、文的課題尚有待深入。 從孔子老子莊子屈子到魯迅先生，中國歷代文人實實在在是個百折不撓可歌可泣的群體，是傳承華夏文明的主力軍，是承受著家國苦難的勇士，是美的揭示者，是自然律動的傾聽者，是封建強權的反抗者，是生活世界的洞悉者——中國文人的生存姿態、生存向度，對當下的中國人明明白白是個精神指引。 而他們的歷史局限，則應當被同時納入視野。 人是不能活得鼠目寸光的。一味嚷嚷現實，直奔眼皮子底下，現實會產生位移，會收縮它的地平線。中國傳統文化特別講究虛能致實，無為而為。虛能致實是說：無形的東西規定著有形之物。語言的抽象規定著一切具象。語言是存在的家，“猶如雲是天上的雲。” 我們不可失掉我們的智慧祖先曾經有過的深邃目光，不可失掉這目光所抵達的廣闊的地平線。 價值的天空就像自然的天空一樣需要珍視。我們已經痛苦地發現：哪怕是修補一小塊價值的天空有多難。 “生活意義之網”若是拆成了碎片，每個人都會受傷。 小康社會，不僅是物質層面的。精神健全同樣是重中之重。 回行者能夠前瞻。回行幾千年能前瞻多少年呢？ 回行的足音將以何種形式踏響未來呢？ 歷史有慣性的，對文化先賢們的種種遮蔽今猶存焉。讓歷史之星空中閃耀著的恆星，去塵埃，明亮於當下，照耀著未來，尚有大量拓荒性的工作需要展開。 工作是嚴謹的，工程是浩大的，眾多勞動者的手共同聯接著千古文脈與血脈。 “品中國文人”這個系列，僅僅是一己之粗淺開端。 2008年2月21日元宵佳節，改定於四川眉山之忘言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