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生而願有家——《陳雲棲》中三女性
《陳雲棲》一文，從男主人公真毓生出生時神秘的預言，到男女主人公合而又離、離而又合的傳奇經歷，有著濃郁的浪漫情調，但它真正打動人心的，是一種對普通人——尤其是普通的女性——的人生關懷。
從前，女性除了做泥偶與奴隸，她們的感情與願望，從來沒有得到肯定與尊重。雖然儒家出於對宗族延續的關注，承認“夫婦為人倫之始”，甚至將兩性關係提升到形而上的哲學高度，但一落實到個體的行為上，便是“淫”，何況出家人。尤其是女冠，女尼，一有了“淫”的思想與行動，更是十惡不赦。故而從唐傳奇《魚玄機》一直到三言二拍中的破戒僧尼，個個沒有好下場。偶有例外，又極力渲染色情，如中的《聞人生野戰翠浮庵，靜觀尼晝錦黃沙弄》筆墨猥褻，很難讓人對女主人公產生好感。
《陳雲棲》卻表達了對這些的妙齡女子的寬容與理解。她們不是雲端裡的菩薩與仙人，也不是該下地獄的“淫婦”。雖無“道德的完美”，卻有人性的光輝。
女主人公陳雲栖栖身的呂祖庵，實為一所變相的妓院（自唐以來，女冠就常有高級妓女的性質）。 “黃州四雲，少者無倫”，真毓生慕名前往，一見傾心，她卻謹慎的迴避了，其潔身自好，與雲深、雲棟形成對比。當真生好不容易擺脫白、梁糾纏，與之一見時，雲棲隔窗與語，先警告他“人皆以妾為餌釣君，頻來則身命殆矣”，接著表白自己“不能終守清規，亦不能遂乖廉恥，欲得如潘郎者事之”，在真生立誓之後，她仍堅持“桑中之約，所不能也”。她多情而又自持，大膽而又謹慎。她不打算以青春去殉所謂清規戒律，但也不願在這污濁的環境沉淪下去，她要的固然是“情”，更看重的卻是婚姻。無可否認，她的持重有那麼一點自高身價、待賈而沽的味道，但她幼喪父母，無依無靠，身處不堪之地，所有的僅是不牢靠的顏色而已，又怎能怪她小心翼翼？她的謹慎或許因為她曾有過受騙的慘痛經歷（她的性格其實很天真，否則不會因真生一句戲言而始終相信他姓潘，以致生出後來種種陰差陽錯）。她的立身並不高尚，她的願望也很普通，卻是那時代許多命運相似的女子共同心聲。
後來幾經離亂，她始終未忘情於真生，無意中竟來到他家中，真母不知她真實身份，有意將她許配給已為她相思成疾的兒子：“'亦知我同歸之意乎？'女笑曰：'妾已知之。但妾所以同歸之初志，母不知也。妾少字夷陵潘氏，音耗闊絕，必已另有良匹。果爾，則為母也婦，不爾則終為母也女——報母有日也'。”這裡又一次凸現其性情：重情義而又通達。她重情，但重的不是無望的情，她守義，但不守無謂的義。畢竟她不是大家閨秀，沒有那麼重的禮教觀念，何況她與真生所謂“婚約”，本就不合“禮”了，她的秀美可愛終於使真母打消了顧慮，娶她為媳。
如果說陳雲棲嫁給真生還有幾分是為了情的話，盛雲眠的遭際，就更耐人尋味。雲棲婚後偶遇流落江湖憔悴非昔的雲眠，相對酸辛，於是偽為姊妹，攜歸家中。雲眠“舉止大家；談笑間，練達世故”博得“既寡、苦寂”的真母歡心，雲棲主動提出“欲效英皇”，雲眠亦嫁真生。男子納妾總是引起我們的厭惡，但此處雲棲的行為不能以“封建道德”視之。她固是受到時代環境的暗示，男子有納妾的自由而女子沒有“妒”的權利。但文中一再強調兩個孤女自幼感情極深。雲棲既因自己不能理家而欲倚之為臂膀，更憐憫雲眠的遭遇，希望以此改變其命運（否則，沒有名分，雲眠勢不能久住真家），這是同病相憐，惺惺相惜，是雲棲的善良與胸襟。
雲眠嫁真生，不是出於愛情——
告曰：“昔在觀中共枕時，姊言：'但得一能親愛之人，我二人當共事之'，猶憶之否？”盛不覺雙眥熒熒，曰：“妾所謂親愛者，非他：如日日經營，曾無一人知其甘苦；數日來，但有微勞，即煩老母卹念，則中心冷暖頗殊矣。若不下逐客令，俾得長伴老母，於願斯足，亦不望前言之踐也。”
新婚之夜，她對真生坦言：“妾所以樂得良人者，非不能甘寂寥也，誠以閨閣之身，`然酬應如勾欄，所不堪耳……”她從來沒有得到“家”的溫暖，沒有得到“人”的身份，於是這一點關懷就讓她戀戀不去。杜麗娘的驚夢尋夢，乃是青春的覺醒，而對淪落無依的她，連青春的悲哀都太奢侈了。也許她太實際、太庸俗，但出身勾欄的微賤女子，如何能主宰自己命運，她已做了所能做的最大抗爭，在她身上，何嘗不閃爍著人格的尊嚴、人性的光輝。
明末小說《歡喜冤家·黃煥之慕色受官刑》的女主人公了凡，有幾首詩寫自己的心路歷程，其中有一首是這樣的：
旋蓄香雲學戴花，從今不著舊袈裟。
寧操井臼供甘旨，分理連枝棄法華。
越宿頓知鴛被暖，乍妝殊謂鳳釵奢。
禪心匪為春心膩，女子生而願有家。
可為雲棲雲眠二人作結。
說完了兩個年輕女性，不要忘了本篇的第三位女性，真生的寡母。她剛出場，小說就交待她“庭訓頗嚴”，她斷然拒絕兒子的求肯，一度成為兒子追求幸福的阻礙，似乎是個冷酷專制的家長。但戲劇般的，又是她親自將兒子的意中人送到他身邊。當她最終知道事情始末時。只是笑著說：“我初不欲為兒娶一道士，今竟得兩矣。”顯示出她在親情的溫暖之下變得慈愛有人情味了。小說將近結尾處特意交待：“夫人固善弈，自寡居，不暇為之。自得盛，經理井井，晝日無事，輒與女弈。挑燈瀹茗，聽兩婦彈琴，夜分始散。每與人言：'兒父在時，亦未能有此樂也。'”試想，除了蒲松齡，誰曾關注過一個盛年寡居的母親的情感世界？
她的境界也由此更高一層：真生科場落敗時，她說：“吾家雖不豐，薄田三百畝，幸得云眠經理，日益溫飽。兒但在膝下，率兩婦與老身共樂，不願汝求富貴也。”在禮教的觀念中，“家”不過是“國”的縮影，“孝”已經固化為一種行為的準則，幾曾見這般表現母子婆媳間濃濃的親情？
《陳雲棲》的浪漫無掩於它的現實性，它的現實性也沒有沖淡它的理想色彩。它體現了蒲松齡對人性深刻的洞察力，更體現了一個偉大作家所必備的對人類普遍的愛。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