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萬米高的海灣航空公司波音航班朝下望，一段蔚藍色的直線把原本聯在一起的歐亞大陸同非洲大陸一斬為二。儘管在1：1200萬的世界地圖上這段藍線長不足5毫米，可它使波濤滾滾的紅海由此北上，流入碧波萬頃的地中海。我這樣寫可能有人不同意。可我在蘇伊士運河游泳時，它的確由南向北湍急地奔騰著，以至我橫渡河口後竟被沖向下游200多米。茫茫大海上，成千上萬的艦船向此匯聚，熙熙攘攘如過江之鯽，井然有序地沿著狹長的水道挺進，這就是大名鼎鼎的蘇伊士運河。
在我任新華社中東地區攝影記者的三年裡，我已記不清多少次乘飛機從它上面飛過、乘巡邏艇沿河漂渡、駕大吉普拭搭輪渡橫跨運河上所有11個渡口、驅車穿越運河腹下的國際隧道，我還冒著遭紅海姥鯊襲擊之險，在寬廣的蘇伊士運河河口從非洲游到亞洲……
對我來說，“蘇伊士”不僅僅是世界上最繁忙的一條河，一個歷史悠久的古城，一個屍橫遍野、有數不清無名戰士墓地的戰場，一片焦黃乾涸滿目荒涼的熱帶沙漠，更是我有限生命最神奇的一部分。
通過運河
午夜，我隨一群埃及引水爬上一艘快艇，解纜起航，將籠罩在一片桔黃色燈光中的塞得港甩在腦後。大鬍子水手嘴角的大煙斗在夜海中忽明忽暗，無線電對講機中嘈雜的阿語問答一來一往。我們的小艇隨著起伏的黑浪一直駛向塞得港正北泊有上百條艦船的地中海錨地， 坐在我身旁的十幾位引水將各自分別帶領一艘方噸巨輪由地中海駛向燈火闌珊的運河河口。摩托艇靠上泊在錨地的“格蘭納”號，我隨引水哈利德攀階梯爬上這條排水3。8萬噸的挪威散裝貨船。 “格蘭納號”來自漢堡港，滿載鋼材前往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引水哈利德一直爬上“格蘭納”號駕駛台，與挪威船長並肩而立，指揮船員升起埃及國旗，引導著這座水上城市般的龐然大物開向運河河口。夜海中，摩托艇上其他埃及引水也已分別爬上餘下諸船各自的崗位。由二十幾艘萬噸巨輪組成的船隊燃亮桅燈、尾燈，排成一條直線對準位於蘇伊士運河北端河口的塞得港，左紅右綠的舷燈像一條彩練。
由於蘇伊士運河航道狹窄，運河管理局不得不實行單向通行規則，日通行能力為三支船隊共78艘貨輪。其中由北向南兩支船隊52艘，由南向北一支船隊26艘。位於伊斯梅利亞的運河管理局中央調度室，根據當日情況靈活調配每天通過運河的艦船。
我們的“格蘭納”號夾在一支由北向南的船隊中緩緩行進，右舷開始出現一座燈光燦爛的城市，正是剛才我們逗留的塞得港，這座始建於1869年運河正式啟用之日的小城，已經發展成擁有50多萬人口的現代自由港。現在，埃及政府已將其闢為免稅區，街頭商品五光十色，從索尼彩電到Cartier時裝；從Ro1ex手錶到Heineken啤酒，還有中國的清涼油、小五金， 應有盡有。此時，第二程引水爬上船來替換了引水哈利德，船隊開始進入河口。
新登船的引水將一台中繼無線收發報機固定在“格蘭納”駕駛台上，據說這樣可以把通過運河船隻的航速、位置及與其他船隻的間距隨時通知位於蘇伊士運河中游伊斯梅利亞運河管理局的電腦中心。快艇載著哈利德等完成使命的引水返回塞得港，以下至伊斯梅利亞的航程由這位光下巴的小伙子擔任引水。
清晨，自塞得港由北向南航行了98。5公里的船隊緩緩駛過埃及最美麗清潔的小城--伊斯梅利亞。這裡，精緻的總統別墅依山傍水，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與以色列總理拉賓多次在此會晤。此時，冉冉升起的沙漠旭日透過晨霧，陽光越過總統別墅直射到蘇伊士運河管理局13 層辦公大廈的頂端的控制塔上。控制塔是整個運河的神經中樞，現代化的計算機系統控制著整條運河及其出海口，向所有通過運河的艦船發號施令。
在伊斯梅利亞，第三撥引水登船換下忙碌了一夜的上一撥引水，率領船隊繼續南下。進入寬廣的大苦湖後，船隊就地拋錨，等候當天早上從運河另一端蘇伊士城方向開來的北上船隊。午後，迎面而來由30多艘油輪組成的船隊終於交臂遠去，我們的船隊得以進入伊斯梅利亞以南的狹長河道，繼續南下。
在黃昏夕照裡，我們的船隊終於看到蘇伊士城河口清真寺高高的雙尖宣禮塔。第四撥引水在此登船接替第三撥引水繼續導航，一直將航行了一天一夜的船隊送出蘇伊士河口，通過蘇伊士灣，駛向紅海。我抬腕看了一下手錶，商船通過蘇伊士運河共用了近20小時。
運河滄桑
今天的蘇伊士運河南北全長161公里，加上延伸到大海中的水道共長195公里。其實遠在法老時代，蘇伊土地峽曾有過一條婉蜒的小河，但隨著時光流逝，沙漠的侵蝕使小河葬身在沙漠之中。 1859年，法國人勒塞普籌集資金發起“國際蘇伊士運河公司”，利用數十萬埃及廉價勞工開鑿運河。勒塞普出生於法國官宦世家，23歲時任法國駐亞歷山大外交官，其間偶然發現拿破崙的工程師佩爾勘測蘇伊土地峽的報告。勒塞普遂把這份報告交給了好友塞得· 帕夏，塞得·帕夏是土耳其駐埃總督穆罕默德·帕夏之子。 1854年，塞得·帕夏接任父位， 授權勒塞普開闢運河。 1859年4月25日，勒塞普組建的運河公司在以塞得命名的塞得港破土動工。當時埃及全國人口僅500萬，為開通運河，埃及每月動用6萬苦力輪流去工地。在開鑿運河的10年裡，共有12萬埃及苦力喪生。經過10年的挖掘，1869年11月17日，北起地中海塞得港，南至紅海蘇伊士城郊陶菲克港（PortTaufiq）的蘇伊士運河正式通航。
蘇伊士運河通航把利物浦到盂買的航程縮短了2萬公里，由科威特經運河到希臘，比繞好望角節省23天航程。
巨大商業利益使蘇伊士運河承擔了環球海運的1／10，此外，還有大量非商業艦船如軍艦等取道蘇伊士運河以提高效率。
1875年，英國乘埃及政府財政困難之機買下蘇伊士運河公司的44％股票，繼而在1882年佔領埃及。蘇伊士運河公司成了英國建在埃及的國中之國，擁有自己的密碼、旗幟。到1955 年，英國僅把全年運河收入3500萬埃鎊中的1000萬埃鎊交給埃及。
1956年7月26H，埃及總統納賽爾宣布運河收歸國有，推倒了立在塞得港運河河口的勒塞普像。英法聯合以色列出兵干涉，第二次中東戰爭即蘇伊士運河戰爭爆發。
由於中、蘇、美等國及世界人民的支持，埃及終於將運河收歸國有。
1967年6月5日清晨，以色列先發製人，一舉炸毀埃及的全部10個機場，第三次中東戰爭即“六日戰爭”爆發。
以色列僅用6天時間就佔領了西奈半島、約旦河西岸和戈蘭高地，蘇伊士運河由埃及內河變成了交戰的前線。無休止的空襲、砲戰、水雷和小規模突擊迫使運河關閉，埃及政府把運河兩岸的75萬居民撤至尼羅河沿岸，運河成了“死河”。
“六日戰爭”後，以色列43歲的巴列夫將軍取代拉賓繼任以軍參謀長，為能“以最小兵力取得最大防禦效果”，以色列在蘇伊士運河東岸構築了長160公里的“巴列夫防線”，蘇伊士運河被無限期地關閉了。
1973年10月6日，埃及、敘利亞、約旦、伊拉克、沙特、巴勒斯但聯合發起突襲，第四次中東戰爭即齋月戰爭（戰爭爆發之日恰逢以色列贖罪日，故亦稱贖罪日戰爭）爆發。埃軍用高壓水槍摧毀運河東岸的沙壘，在砲火支援下武裝強渡，埃及人僅用90分鐘就突破了防線， 再次控制了運河兩岸。
由於阿以沖突，從1967年～1975年運河關閉了8年之久，短短8年使世界貿易損失了140多億美元。戰爭炸毀了蘇伊士城85%的房屋，從大苦湖到陶菲克港，交戰雙方遺棄的各種重武器至今滯留在原地。俯首可拾的鏽蝕彈殼講述著悲壯的戰爭故事。
運河自1869通航至今，先後擴建了10次，水深已從當年的6。75米變為今天的16。15米。運河橫斷面從304平方米增至3700平方米，增加了14倍。 1976字，運河重新開放後，蘇伊士運河管理局開始對運河全面整修，安裝大功率無線定位導航雷達網，運河管理局中央控制室存儲了全球近3萬艘船舶和近千名引水員的檔案資料。與此同時，運河河道上至今保留著各種古老的視覺航標、直線導標和水界導標，甚至還有霧角等聲標，與現代化的電波航標配合使用。在狹窄而多霧的河段，還在沿岸修建供緊急泊船設立的繫纜樁，以防因巨大風浪而造成的船舶互撞。
已有130年曆史的蘇伊士運河歷盡滄桑，靜候著遠來的船隊。早在職1956年運河收歸國有之前，運河管理局高層職員中根本沒有埃及人，只有27名埃及人充任低級引水。
1992年，我作為隨同攝影師隨錢偉長訪問了蘇伊士運河管理局的龐大的運作機構和運河研究所。據局長介紹，今天的運河局已發展成擁有3萬多名員工的巨型企業，其成員全部為埃及人，其中1。4萬人為運河局正式僱員、另外一萬一千人在局屬公司從事與運河有關的第三產業，如修船、餐飲。運河局設有自己的研究所，從事有關課題開發；還擁有自己的拖輪、 挖掘船、修船廠和船塢等。 1956年運河國有化以前，僅能通行6萬噸級以下的貨輪，經過國有化後的幾次疏浚，已可以通行滿載排水量15萬噸、空載排水量50萬噸的巨輪。每條船經過運河的通行費在20萬美元上下不等、視噸位和載貨性質而定。收費標準以“船型”和“貨型” 綜合考慮而定。目前35％為油船，20％為集裝箱貨船。運河現在日平均收入550萬美元，全部歸埃及人所有。官方公佈，1991年運河過河費收益為17.7億美元，1992年為18。6億美元，1 993年超過20億美元。據介紹，運河局雖歸國有，但政府通過特殊政策給運河局獨立法人地位，使其以私營企業形式經營，運河公司總經理不受官僚程式限制，在法律範圍內享有絕對管理權。
賣河北段有泥、中段有沙、南段有石”，因此，運河局在使用的同時，還得不斷地維護運河清水長流。現在，有21個國家的挖泥船幫助埃及拓寬運河。
沿運河徜徉
駕吉普車沿運河徜徉是再愜意不過的事，從運河北端塞得港沿河南下，首先是一派熱帶沙漠景觀，滾燙的黃沙上連仙人掌都不長。薩姆導彈陣地旁四聯23毫米高炮和閃爍其間的穿土黃迷彩服的埃及士兵隨時提醒你這是軍事禁區。這一帶，一般車輛是禁止沿河行駛的，可我的大吉普卻擁有一張特別通行證。
1992年春，《人民日報》社長邵華澤率團訪問埃及，急需一名隨團攝影師，我和我的大吉普就這樣成了《人民日報》的隊伍。可頭一天就遇上了麻煩，東道主《金字塔》報的車隊在開羅街頭橫衝直撞，這家世界上最大的阿文報紙在中東比中央電視台在北京還要牛氣十倍，可緊跟車隊的我卻處處受阻，連“7。26”大街的停車場都進不去。在《金字塔報》為邵老總舉辦的接風宴上，一位自稱是給《金字塔》報老總開車的小伙子對我萬分同情，我忙不迭地告訴他，我是那個中國大人物的攝影師兼司機，小伙子兩手一拍：“瑪菲士穆士希勒（沒問題）。”說著伸開手掌問我要大吉普車的鑰匙，看著他那喝得像烤全羊一樣紫紅的臉，我弄不懂他要幹什麼。飯後，當我返回停車場時，只見我那位酒友正坐在我的大吉普中狠轟油門，我大吉普前風擋下面赫然多了張足有一尺長的巨幅通行證。
儘管我的大吉普享有沿運河倘佯的特權，可我從未以此違法亂紀。在標有嚴禁攝影的區域，我總是將相機裝入攝影包內以免引起誤解。一次，我開車帶三位同事過運河，其中一位老兄硬要舉著“傻瓜”亂拍一氣，任我怎麼強調軍事林區可他還亂照不停，結果引來了一隊憲兵，非要沒收相機不可。事情危急，我忙掏出穆巴拉克總統攝影師的證件上去解圍，可面色鐵青的阿兵哥就是不肯寬容。萬般無奈我想起三天前在埃及第2機械化軍學來的罵人話，指著那個同事用阿語大罵：“真是個上面沒長腦袋、下面沒長那玩藝兒的笨蛋！”不料這句流行於大兵中的阿語竟逗得憲兵前仰後合，朝我連連揮手：“安拉寬恕這個什麼都沒有的廢人！”事後，我那位惹是生非的同事誠惶誠恐地問我對大兵說了什麼？我說：“我告訴他們你是上司，其餘的人是你的下屬。”我那位同事立即得意洋洋：“你看，人家就比你尊重領導！”
在塞得港南55。5公里處，就是著名的坎塔臘渡口，在這裡可以將吉普開上輪渡，直抵西奈。由渡口向東狂奔270公里就是阿里什，由阿里什直行50公里則是加沙地帶。我曾經幾十次往返於加沙至開羅間的沙漠公路，以至渡口的船工一見我的大吉普就高喊“西尼”（中國） 。在這裡過河我向來不用排隊，而我每次過河總是以雙喜煙、清涼油和圓珠筆作為對渡口船工的酬謝。
在塞得港南98。5公里處的伊斯梅利亞，有一家瀕大苦湖而建的咖啡館，有個令人迴腸蕩氣的名字--“漁人”。
這一帶是人口稠密的農業區，從尼羅河引來的甜水渠深入到農田阡陌之中，滋潤著椰棗、按樹、柑桔和草莓。這裡的男人騎在驢背上阿凡提般沿小徑匆匆而行，婦女則長袍垂地， 在芒果林掩映的泥屋下洗衣煮飯。我常將大吉普開到泥濘的屋簷下，在棕桐樹搭的茅棚下面河而坐。濃烈的阿拉伯香料與耳畔快節奏的阿拉伯音樂交織出迷幻的異國情調。坐在“漁人”咖啡館裡享受一份煮蠶豆、霍姆斯醬大餅。
烤魚、蔬菜沙拉、鮮檸檬汁外加抽一袋“希沙”（阿拉伯大煙）不過15埃鎊，而且全是正宗貨。魚是剛從運河中釣上來的，店主還親自抓一把只有胡桃大小的運河檸檬為顧客榨一杯原汁。店門口有一排裝滿涼水的陶罐，向過往行人免費提供解渴飲料。
每當我坐在“漁人”咖啡館的木凳上，望著煙雨迷濛中緩緩行進的運河船隊，總會沉浸在古道熱腸的感慨之中，直到船隊中導航的霧角一聲斷吼，才把我從斷斷續續的遐思中拉回到吉普車旁。在我清思悠悠的“漁人”咖啡館對岸，是伊斯梅利亞戰爭紀念館，紀念碑是一支巨大的AK步槍。在幾公里外就可以看見其突兀的槍刺直插藍天，彷彿正對空鳴槍以紀念四次中東戰爭阿以雙方戰死的無名烈士。
我先後17次前往那裡憑弔戰死的英靈，其中最後一次是陪同政協副主席吳學謙。那天我開著大吉普在前面帶路，由於車速太快，連保險槓跑丟了都未發現，想不到竟被緊隨其後的吳學謙的司機小陳撿了回來。就在我丟失保險槓的那段沙路上，埋葬著上萬名無名戰士。
隧道和航母
駕吉普繼續南下至運河143公里處，就是著名的“A·H隧道”。該隧道南距蘇伊士城17。 5公里，1982年通車。其名“AH”源於埃及工程兵司令艾哈麥德·哈姆迪少將的姓名字頭。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東戰爭中，哈姆迪少將親自帶人在蘇伊士運河上架起浮橋，使埃軍跨過運河，可自己卻在戰鬥中陣亡，留下寡妻和兩個孤兒。
AH隧道自西向東在運河下42米深處橫穿而過，長1640米，內有照明設備和通風設施，雙向車道寬7。5米，每小時通行能力為2000輛標準卡車或1000輛坦克。隧道靜悄悄地在河底連結起亞非大陸陸路交通，具有舉世罕見的戰略意義。
AH隧道是由非洲前往南西奈、蒂朗海峽、沙特、約旦亞洲的陸上捷徑，也是我在中東駕車往來穿梭採訪使用頻率最高的通道。 1993年底我駕吉普車由開羅前往約旦邊境，迎接海灣戰爭中結識的北大校友、中國駐伊拉克武官曹彭齡從巴格達調任埃及。往返僅三天，去時隧道費還是1埃鎊，可返回時隧道費己漲至1。25埃鎊。
在運河區，最刺激的莫過於拍攝航空母艦通過運河。
這類新聞由於屬絕對軍事機密，所以消息來源必須依賴美國記者。我在中東期間拍到了美國最大的“尼米茲”級核動力航母、“瓜達爾卡納爾”號直升機航母和“斯普魯恩斯”級導彈驅逐艦等尖端艦隻。
1993年6月28日夜，開羅工程師區我床頭的電話鈴聲然振響，聽筒中傳來《時代》周刊攝影記者巴利的公鴨嗓：“唐，你好嗎？'羅斯福'號已進入塞得港，對，第六艦隊，明天中午，老地方。”
蘇伊士城東有一座六層高的“紅海飯店”，它是蘇伊士城的最高建築，其頂層是面向運河河口的餐廳。瘸腿巴利說的“老地方”指的就是這裡。
6月29日中午，當我經過150公里的飛馳，風塵僕僕地開進紅海飯店停車場時，發現美聯社攝影記者納伯特的破吉普早已停在了那裡，我將車頭向外，佔據了正對路口的位置，這是一遇風吹草動便可飛速逃跑的車位。
在紅海飯店頂層面向運河的餐廳裡，美聯社的納伯特和CNN的攝影師已佔據了面向河口的桌子，各自要了一份西餐裝模作樣地吃。我亦要了一份有蔬菜沙拉、麵包黃油、西式湯和牛排的套餐，在靠窗的餐桌旁側身而坐，眼睛瞟向窗外靜靜的運河。功夫不大，瘸腿已利、法新社的曼徹爾和其他一大幫攝影記者亦魚貫而入，像一群溜邊的黃花魚爭相搶占靠近窗口的位置，每人要了一份套餐大嚼起來。桌面上，一色的西餐咖啡；桌下，攝像機、照相機全都大張著鏡頭，緊貼著各自主人的右腿。
下午2：10，隨著wTN攝影師法魯克一聲口哨，餐桌上所有的刀叉一齊落在盤子裡，所有的面孔同時甩向窗外的運河，所有的右手同時伸向桌下的攝影裝備。窗外，紅海飯店東北方向運河的盡頭，茫茫沙漠上已赫然出現一簇龐大的雷達天線，繼而是高高的艦橋。藍灰色艦體柵柵而來，上層建築上七八具大小不一、形態各異的碟狀天線旋轉不停。
幾十架疊起雙翼的F14、F18、EA-6B、與與E一2C鷹眼雷達預警飛機整齊地排列在甲板上。這就是“西奧多·羅斯福”號，“尼米茲”級航母中最新的一艘（尼米茲級核動力航母為最大軍艦，滿載排水量9。5萬噸，艦載高性能作戰飛機90架左右。已裝備海軍的為“尼米茲”號CVAN68，“艾森豪威爾”號cvAN69，“卡爾·文森”號cVAN70，“西奧多·羅斯福”號cVAN71）。此時，只有廣角鏡頭才能裝下她龐大的艦身。
遊出非洲
1993年12月3日，我最後一次將我的大吉普開進蘇伊士城南端的陶菲克港，這裡是蘇伊士運河在紅海的出海口。在這裡，我無數次面向大海呆坐凝思，追憶我早已逝去的無限空虛的青春。在我停車的位置，有非洲的青山，與其隔海相望的是亞洲西奈半島。再過兩個星期， 我就要結束三年的中東記者生涯，“走出非洲”。望著滔滔海水，我不禁產生一躍而入的渴望。
突發奇想的我不禁連躥帶蹦地扒掉衣褲，鎖好大吉普，縱身躍入滾滾紅海。
冰涼徹骨的海水撲面而來，河口浮游生物招來的沙丁魚象無數支銀箭從我身旁射過。右側，又一隊巨輪在海面上泊碇排列，準備過河，頭頂藍天上的片片白雲正飛快地從非洲滑向亞洲。萬噸輪螺旋槳推進器捲起的浮油粘在我的臉上，在眼鏡片上結成七彩的光。深海翻捲而來的冰冷暗流令我清醒，我能聽到自己骨節因為恐懼而發出的咋咋聲，也許一條覓食的姥鯊已經盯上了我，可我喜歡這感受。
我自知我不是勇敢的人，可我追求生命的質量，盼望有限一生能盡量體驗多種感受。持續的冒險使我飽嚐恐懼的悲哀，同時刺激我狂熱的工作激情。在與自我拼搏了40分鐘之後， 筋疲力盡的我終於爬上西奈半島。一種痛快的解脫感油然而生，我又有了新的體驗：我從非洲游到了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