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飯局上，主人無限感慨地提議道：“乾杯吧，讓我們一起弄出世界上最好聽的聲音！”
這個建議無疑得到了全體食客的欣然同意，當然，如果她在舉杯時說的是“讓我們為某某人或某某事乾杯”、“歡迎各位賞光”或者是比較通用的那句“來來來，你乾杯，大家隨意”，我想她得到的效果也是一樣的，不過乾杯的感覺肯定不同，甚至連這杯酒的滋味也會發生微妙的變化。
飲酒為什麼要乾杯？關於這個問題，中外酒國人士都有過各種各樣的說法。比較流行的一種是：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以毒藥為首的陰謀常常藉飲酒流通，因此，為了防止自己成為陰謀的犧牲品，舉杯飲酒之前雙方會碰一碰杯，目的是為了讓各自的酒藉著酒杯的碰撞而完成一次互相交換，達到你杯中有我我杯中有你的安全境界，對於毒藥和陰謀的戒備遂告解除，於是酒始得飲，敵友始得辨。
即使有一千種不同的解釋，我還是相信以上這種毛骨悚然的版本更容易使人接受，因為人類已經無數次自我證明了他們是一個天生傾向於接受“陰謀論”的物種。除此之外，這種“你杯中有我我杯中有你”的邏輯至今仍然被運用於一般性的安全防務之上。為什麼我們會耐心地等待一個在辦理登機手續時托運了一件行李卻沒有登機的旅客？這並不是出於航空公司對誤機旅客的關愛，而是我們大家都一直相信這個人違反了一項人際交往的基本禮儀：與全體乘客和全體機組人員以及全體飛機零部件“乾杯”之後，甚至連“舔一舔”也不敢就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置身於和平年代的餐桌之前，還是讓我們把乾杯之目的想像得美好一些吧。對於我個人來說，乾杯的目的最好不是為了要同時灌醉自己和對方，也不是為了履行那約定俗成的禮儀，完全是為了弄出這“世界上最好聽的聲音”來盡聲色之娛的——若玻璃之間不發生碰撞，則滿桌的色香味在滿足著我們的感官之際，卻不能稱其為“俱全”，猶如五官科醫院獨缺了耳科一門。
雖然中國人和老外都愛喝酒，不過乾杯是一種西禮；雖然中國人和老外都會乾杯，但是只有中國人說的干杯才是真正的干杯。
“浮一大白”是中國固有的飲酒傳統，不過，現在的酒桌上除了拍古裝戲，誰要是舉著個杯子臉紅脖子粗地來上這樣一句，很可能被視為有病。目前已內化為我們飲食生活的一部分的“乾杯”，卻係由英文cheers泊來。事實上，cheers只是互相敬酒的用語，而沒有“喝乾”之意。這個詞之所以被我們大膽假設、一飲而盡地譯成“乾杯”，估計是因為中國酒一定要“乾杯”才好喝的緣故。想當年，我用我的中國眼睛追美國肥皂劇《Cheers！ 》（港譯《飲勝》）的時候，每一次都在心裡咒罵那可惡的電視台為什麼不在一夜間一口氣播完，想起來也是同樣道理。
日本人在好酒度上不僅不輸中國，而且也把“cheers”等同於“乾杯”，但是，日語的“乾杯”（讀kampai）卻不包含一飲而盡的意思，再轉譯成中文，恐怕還是更近於“隨意”——當然，不管是“乾杯”也好，“隨意”也罷，酒館在打烊之後往街上輸送的依然是相當數量的醉鬼。
說句心裡話，我討厭醉鬼，卻酷愛觀賞乾杯。換言之，我恨這件事情的果卻愛它的因，這其實與俗人們對待情愛的態度很相似。而乾杯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把對方搞醉或者自己搞醉，並且盡可能的快，當然，若能在盡可能快的時間內使雙方共同達到醉的高潮則更合乎快樂和道德原則。因此，乾杯具有一種極其豪氣甚至近乎悲壯的精神和氣概，你去看那些乾杯的人，舉杯仰首的那一刻大多神色肅穆，很少有嬉皮笑臉的。
國人雖然以善於“乾杯”及敢於“乾杯”稱霸於世，不過，要讓一個人中國人把杯子裡的酒一口喝乾，口頭上往往也先得做一系列耐心細緻的思想動員工作。
思想動員工作的說辭汗牛充棟，且各地有各地的語式和風格。即使像我這樣極少出席“乾杯”場合而且說不干就不干的厚顏無恥之徒，也知道“感情深，一口悶；感情淺，舔一舔”的厲害。除此之外，“乾杯”還有形形色色的不容置喙的理由，例如遲到先罰喝三杯、講錯話自罰一杯、表示敬意先乾一杯，至於酒令猜拳打通關之類，更是令人難以抗拒。
我覺得，北方人通常比南方人善飲，除了天賦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北方方言能把“乾杯”二字說得鏗鏘有力，義正詞嚴，事實上，“杯”字是常常被省略的，嘴巴里吐出來的只有咬牙切齒的一個字——“幹”！比較起來，如果讓南方人來發這個音，就婉約得有點可笑了。
幹起杯來連命都不要而且什麼酒都敢“幹”的台灣人，卻從不直接使用這個“幹”字，而是高喊“乎幹啦”，前後各加了一個助詞，我想，單一個“幹”之所以說不出口，可能是因為那樣聽起來簡直就是一句罵人的粗話。此外，台灣人還有一種逼人乾杯的婉轉說法，叫做“ 杯底毋通飼金魚”，意即閣下若不把酒一口“悶”掉，難道欲在酒杯之中飼養金魚乎？
廣東人也不太喜歡使用這個“幹”字，因為他們一向視水為財，“幹”字於水不利，故“豬肝”被改成“豬潤”，“乾杯”則被呼為“飲勝”。
不管怎麼說，勸人或逼人乾杯是一門語言的藝術，一項樂趣無窮的遊說工作，是男人與男人之間的調情。
我們幹起杯來的英雄主義氣概，絕對是可以嚇蠻的。這不僅是因為我們的酒量大，膽氣豪，更重要的是，我們敢於把老外們用三根手指拿捏著晃來晃去半晌也呷不上半口的洋酒“滋兒”一聲地喝它個底朝天。
白酒、黃酒之類的國酒就不用說了，它被從酒瓶裡倒出來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乾杯。當然，啤酒可干，威士忌可干，葡萄酒亦可干，至於最受我們歡迎的各種品牌的法國XO干邑，國人皆曰可干，誰叫你姓中帶個“幹”字？不干你幹誰？
這正是中國飲酒文化中最遭人詬病之處。換句話說，白酒、黃酒你要拿來幹，再不健康，再不文明，也還是屬於中國人的內部事務；進口的威士忌、葡萄酒你也要幹，其後果的嚴重性就難免會涉及到我們的國際形象了。
其實，任何一個對洋酒以及洋人飲酒習慣稍有認識的酒徒都會告訴你，除了俄國人的伏特加之外，絕大部分洋酒都是為了味覺而存在的。因而，需得耐心嗅之、含之、玩之，然後才是緩緩咽之，如此方能充分體驗到酒味的變化多端，是一個探索性的過程。與此同時，不同的酒往往還得於不同的菜餚相配合，以利於美味的交互式演繹。大口乾杯，暴殄天物，連酒也喝不好，還能奢談什麼品味呢？
洋酒到底是以深飲為好還是以淺酌為佳，並不涉及到品味這個駭人聽聞的問題，更多還是因對酒之功能的不同理解所致。在大部分中國飲者的心目中，酒其實是一種藥，或者說是一種藥性高於味覺之物，主治憂鬱及煩惱。與洋酒相比，中國酒大都聞起來很香，但是喝到嘴裡卻沒有更多的變化，往往是一把燒刀子一燒到底，因而更適宜用於乾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一口氣喝完有助於味覺的激發。乾杯的動作與服用湯藥實在很像，反過來說，從來也沒見過有人對藥去做什麼細細的品味。
作為一個不會喝酒的人，我其實沒有資格對旁人拿洋酒“乾杯”的行為說三道四，我不願意這樣做的另一個原因，則是因為我知道經常對這種行為作出猛烈抨擊的大多是不相干的人，而釀洋酒和賣洋酒的老外，其實是很贊同乾杯的。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廈門還不算是一個消費城市，距離賴昌星在該地設立他的銷金總窟還有些年頭，我認識一個駐在當地的洋酒代理商香港人Blues。一天晚上，有人在某個夜總會裡連乾了三瓶路易十三，還要再開兩瓶。於是Blues於夜半三更在床上接到了夜總會老闆請求送貨的電話。一向任勞任怨的Blues一邊安排人手送酒，一邊駕車前往辦公室給總公司起草一份報告，主題是“廈門的干邑市場前景看好”。
最近，我在上海的一份時髦報紙上讀到一篇報導，一家新加坡人開的紅酒廊，老闆娘和該報記者把酒大談紅酒的文化品味，依依惜別之際，老闆娘豪爽地提議乾杯，並且補充道：“是朋友就要乾杯！”
這些言行最初令我十分茫然，不過轉念一想，人家也有道理：你越乾杯，我的酒銷得越快，在乾杯一事上，幾乎沒有一家在中國有生意的洋酒公司提出過異議，“不提倡也不反對”就是他們最紳士的風度。
不過我還是相信，洋酒公司大班們對於拿洋酒干杯的行為，在心底里還是會有幾分惻隱，有幾分鬱悶的。只是在一個全球化的市場體制之下，鬱不鬱悶就由不得他們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很早就預見到資本主義是為一群未知的消費者提供產品的。消費者才是“乾杯”者唯一真實的身份，而且是“未知”的一群，所以，你幹你的杯，我賣我的酒，眼不見，心不煩。所以，乾杯吧，你們這些“已知”的托馬斯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