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瞿秋白在他的臨終絕筆《多餘的話》中這樣結尾道：
“告別了，這世界的一切！最後……俄國高爾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薩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羅亭》，托爾斯泰的《安娜·卡里寧娜》，中國魯迅的《阿Q正傳》，茅盾的《動搖》，曹雪芹的，都很可以再讀一讀。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永別了！”
四周後，瞿秋白在福建長汀中山公園涼亭前，高唱《國際歌》，從容就義。
除了之外，高爾基、屠格涅夫、托爾斯泰以及魯迅和矛盾，當時皆是非常革命的符號，但是豆腐，最終為什麼是豆腐？
作為一個“不幸捲入了歷史的糾葛”的職業革命家，瞿秋白當時的真實心態，我輩自然是難以捉摸，但是，作為一個半新半舊的中式文人，六十多年之後似乎仍可以容我就此說上幾句更多“多餘”的話，而且也僅限於豆腐。
除了瞿秋白的家鄉常州以出品“皮蛋豆腐”而出名之外，我至今無法考據出豆腐對於瞿秋白個人以及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間的中國革命局勢有什麼特殊意義，不過我一直認為，在中國的所有日常食品當中，唯豆腐獨具一種存在主義的性格。無論在中式的飲食還是中式的語境，豆腐都是一種家常、清貧、平淡和出世的符號，又因其為佛門所用，平常之外又平添了幾分禪機。
寫道：“看破有盡身軀，萬境之塵緣自息；悟入無壞境界，一輪之心月獨明。麥飯豆羹淡滋味，放箸處齒頰猶香。'鳥驚心''花濺淚'，懷此熱肝腸，如何領取得冷風月。”
還是豆腐。更不能想像的是，金聖嘆在被殺頭之前會說出“魚翅和鮑魚同吃，大有燕窩滋味”那樣的話來。
六十多年過去了，除了大概還有人在讀，剩下就是豆腐了。誰也不可能讀懂“中國豆腐，世界第一”的弦外之音，正如《多餘的話》之代序所嘆：“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還是且吃豆腐吧。
一般相信，豆腐之法，最早在戰國時代就已問世（見清代汪汲《事物原會》），不過有案可稽的，則是漢文帝時代（公元前一百六十年左右）淮南王劉安（劉邦的孫子）及其門客所編撰之《淮南子》。 “本草”亦說：“豆腐之法，始於淮南王劉安。”相傳，豆腐乃是劉安與方士們在今安徽壽縣八公山以黃豆、鹽滷等物煉丹之時，意外得到的一種副產品，因此，豆腐其實不應該被分類為“農副產品”或“副食品”，而應被稱為是“藥副產品”才對。
儘管豆腐在劉安之後迅速由“藥”字號演變為一種“健”字號的平民食品，不過仔細想來，在眾多的中國家常食品當中，豆腐其實是一種不很“中國”的，一種十分“化學”的妖裡妖氣之物。由於劉安及其“製藥集團”皆儒家之死敵，因此，雖不能據此而斷言豆腐的本性中有一種強烈的反儒家衝動，不過，古今祭祀儀式中卻有一條嚴格的規矩：即絕對不可使用豆腐。
除了豆腐本身在誕生過程中的濃厚的化學氛圍，其七十二般匪夷所思的變身之法，更是令人瞠目結舌。豆腐的製作過程，可謂步步驚心，首先，在石膏與豆汁做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真正的豆腐尚未成形之初，就有“豆腐腦”這一種美味搶險出世，而在熬煮白漿時表面形成的那一層薄薄的漿膜，可以成為完全面目全非的腐竹，將豆腐切成塊擺在竹籃裡凍上一夜然後再在太陽下曬乾，又可成其為凍豆腐，除此之外，水豆腐、干豆腐、油豆腐、黴豆腐、豆漿、豆干、豆腐乳、臭豆腐……凡此種種，不能不使人聯想到一個與吃喝無甚關聯的詞：妖術。
豆腐的好吃，除了其固有之潔、嫩、爽、滑之外，尤在於其原無形卻可行諸百形，本無味卻能吸納百味的這一高妙絕技。比如，清貧的豆腐總是被用來比附於肥美卻有俗不可耐的肉，或者說，總是被賦予一種曖昧的肉感。其實，只要想一想方塊豆腐的外形及其顫巍巍的姿態，就會相信意淫乃是不可避免的。所謂“白如純玉，細若凝脂”，所謂“滋味似雞豚，雞豚無此美”，不一而足。
對於素食者來說，豆腐以及種種豆製品乃肉類的最好替代品。素食中的素火腿，素鮑魚和素雞、素鴨之類，無不以豆腐製成。是故，要把一個吃豆腐吃膩了的素食者伺候好是相當考人的，難怪香港“功德林”的大廚潘義康曾經感慨地說：“煮素菜，最難是找些外形與肉類相似的材料。”真是經驗之談。
孫中山先生是一位革命家，也是一位醫師，畢生提倡茹素。 “孫文學說”一再說到素食的好處：“夫素食為延年益壽之妙術，已為今日科學家、衛生家、生理學家、醫學家所共認矣。中國素食者，必食豆腐。副豆腐者，實植物中之肉料也。此物有肉料之功，而無肉料之毒。 ”
孫中山的革命思想、醫學知識及其素食主義主張，很有可能都是從日本來的。自佛教盛行之後，歷代天皇皆頒令禁肉。直到明治五年，才解除天皇從德川家族手中繼承的持續了一千二百年之久的“肉食禁令”，原因是要辦洋務。我猜想，日本的豆腐也不僅異常發達，而且今天還可以來爭中國這豆腐老家的市場，大概跟歷史上長期的禁肉不無關聯。
除了肉感的“豆腐腦”之外，廣西梧州還有一道以豆腐渣製成的著名小吃“黴豆腐”，又稱“廣西豬肝”，我雖然沒吃過這種“豬肝”，不過說實在的，似乎已聞到了一種同性戀或雙性戀的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