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以前坐人力車，現在坐三輪車或者汽車，當往來昭慶寺和井亭橋之間，駕駛車子的工人總是喜歡經過沿著浣紗溪的小路，不願意一直順著廣闊的馬路的。早先在北京，我也時常感覺到拉車工人的喜歡走小胡同，避開平直的大街，老是在小胡同里彎來彎去；在小胡同轉彎，兩輛車子難以並行，因此不時地要“站妝。當初我有點厭惡這種情況。後來感覺到了多轉幾個彎，原是為著縮短些路程，“折線大於直線”，一般駕駛車子的工人雖然沒有學過“幾何”，可是憑經驗，多轉一個彎，可以少花些力氣、節省點汽油。勞動人民善於精打細算，這樣做原是可感的。——在大街上按照交通規則要幾乎直角地轉彎；在胡同里轉彎就是不走三角形的兩腰，只走一條對角線。一個彎一個彎地累積起來，路程可以縮短不少。走三角形的對角線是最經濟的辦法，所以往來在斜街上的車子總是特別多，往來在昭慶寺和井亭橋之間的車子常要到沿浣紗溪的那條路上去行駛，原是要走“對角線”的緣故。
“走彎路”好像是要不得的；可是“彎路”，實在有著各種不同的性質。像上面說的，在胡同里行車，只要不弄錯方向，多轉幾個彎，是可以縮短路程的。記得孫中山先生曾經舉過這樣的例子：他守約要趕去出席會議，時間已經很局促；他告訴司機，汽車必須在幾分鐘內開到。那位司機的確把車子開得很快，可是所走的路線，出於孫中山先生的意料，是在遠道繞過去，就是走了彎路的。結果，車子開到剛好是要開會的時候。孫中山先生當初不則聲，到了以後才探問：為什麼要快，反而遠繞了路？那位司機回答說：因為走近路，路上車輛擁擠，不時地要停駛，時間算不准，不如遠繞些路一直可以開到的有把握。孫中山先生是信任司機的，不怕他“走彎路”，所以準時到了會場。不久以前我到城站去接外賓，先到六和塔接得一位教授同行，時間已經局促，我要司機走“二路車”的路線直達城站，司機卻要經過虎路寺從旗下轉往城站，理由是走二路車的路線在南星橋附近怕有火車經過被攔住，而且路面較壞，不如遠繞些路有把握。我因此記起來了孫中山先生的故事，佩服這位司機，結果也趕上了時刻。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來，許多傳統劇目上演，古典文學已為許多人注意，如今報章、雜誌和舞台上，按比例說，反映新生活的創作反而更少了；因此有人疑慮，害怕走了彎路。現在我們的確需要更多反映新生活的創作；可是新文化不能憑空產生。列寧說，“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官僚社會壓迫下所創造出來的知識總匯發展的必然結果。”魯迅先生說，“新的階級及其文化，並非突然從天而降，大抵是發達於舊支配者及其文化反抗中，亦即發達於和舊者的對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傳，於舊文化也仍然有所擇取。”他又說，“我們有藝術史，而且生在中國，即必須翻開中國的藝術史來。……恰如吃用牛羊，棄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養及發達新的生體。”
百花齊放——“翻開中國的藝術史來”。推陳出新——“棄去蹄毛，留其精粹。”百家爭鳴，這一方面可以集思廣益，另方面使得毫不保留地暴露思想，以便共同研究，互相幫助、糾正。問題在於能否“棄”、“留”“吸收”和“批評”。只要能夠這樣，何必怕走彎路？只要明白了新文化產生的過程，是不會怕走彎路的。如果怕走彎路而中止“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方針的貫徹執行，那就算地走了彎路了罷！
原載《人民日報》１９５７年２月１２日（署名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