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話本八種》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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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曾的《也是園書目》的戲曲部有《宋人詞話》十二種，其目為：
燈花婆婆風吹轎兒
馮玉梅團圓種瓜張老
錯斬崔寧簡帖和尚
紫羅蓋頭小亭兒
李煥生五陣雨女報冤
西湖三塔小金錢
這十二種書很少人見過，見過的人也瞧不起這種書，故《也是園》以後竟不見於記載了。
王國維先生作《戲曲考原》初稿（載《國粹週報》第五十期，與《晨風閣叢書》內的定本不同），提及這十二種書，他說：……其書雖不存，然雲“詞”，則有曲；雲“話”，則有白。其題目或似套數，或似雜劇。
要之，必與董解元弦索《西廂》相似。
後來王先生修改舊稿，分出一部分作為《曲錄》（《晨風閣》本），也引這十二種詞話，他有跋云：右十二種，錢曾《也是園書目》編入戲曲部，題曰“宋人詞話”。遵王（錢曾）藏曲甚富，其言當有所據。且其題目與元劇體例不同，而大似宋人官本雜劇段數，及陶宗儀《輟耕錄》所載金人院本名目，則其為南宋人作無疑矣。 （《曲錄》一）
民國十年（1921），我作《水滸傳後考》，因為百二十回本有一條發凡雲：
古本有羅氏致語，相傳“燈花婆婆”等事，既不可複見。
所以，我疑心王國維先生的假設有錯誤。我說：《燈花婆婆》既是古本《水滸》的“致語”，大概未必有“曲”。錢曾把這些作品歸在“宋人詞話”。 “宋人”一層自然是錯的了，“詞話”的詞字大概是平話一類的書詞，未必是曲。
故我以為這十二種詞話大概多是說書的引子，與詞曲無關。後來明朝的小說，如，每篇正文之前往往用一件別的事作一個引子，大概這種散文的引子又是那《燈花婆婆》一類的致語的進化了。 （《胡適文存》初排本卷三）
我這段話也有得有失：（1）我不認這些詞話為宋人作品，我錯了；（2）我說“詞話”的詞字大概是平話一類的書詞，這是對的；（3）我又以為這些詞話多是說書的引子，我又錯了。 ——當日我說這番話，也只是一種假設，全待後來的證據。但證據不久也就出來了。
第一是《燈花婆婆》的發現。民國十二年二月，我尋得龍子猶（即馮猶龍的假名）改本的《平妖傳》，卷首的引子即是“燈花婆婆”的故事。我恍然大悟，百二十回本的發凡所說“古本有羅氏致語，相傳燈花婆婆等事”乃是一時記憶的錯誤。 “燈花婆婆”的故事曾作《平妖傳》的致語，而楊定見誤記為古本的致語。相傳《平妖傳》也是羅貫中作的，故楊氏有此誤記。 （謝無量先生在他的《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裡也提及這篇引子，但謝先生的結論是錯誤的。）而後來周亮工《書影》說的“故老傳聞，羅氏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冠其首”，又是根據楊氏百二十回發凡之說，因一誤而再誤。多年的疑團到此方才得著解決。
用作《平妖傳》的引子的，不是《燈花婆婆》的全文，只是一個大要。
全文既不可得見，這個節本的故事也值得保存，故我把它抄在這篇序的後面，作個附錄。
最重要的證據是《京本通俗小說》的出現。此事是繆荃孫先生（江東老蟫）的大功，在中國文學史上要算一件大事。
民國十一年的舊曆元宵，我在北京火神廟買得《煙畫東堂小品》，始見其中的《京本通俗小說》七種。其中《錯斬崔寧》與《馮玉梅團圓》兩種，見於《也是園書目》。原刻有江東老蟫乙卯（民國四年）的短跋，其中記發
見此書的緣起雲：
餘避難滬上，索居無俚，聞親串中有舊鈔本書，類乎平話，假而得之。雜庋於《天雨花》、《鳳雙飛》之中，搜得四冊，破爛磨滅，的是影元人寫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說第幾卷”。通體皆減筆小寫，閱之令人失笑。三冊尚有錢遵王圖書，蓋即“也是園”中舊物。 《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二回見於書目。 ……
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兩卷，過於穢褻，未敢傳摹。
與《也是園》有合有不合，亦不知其故。
後來《金虜海陵王荒淫》也被葉德輝先生刻出來了。故先後所出，共有八種，其原有捲第如下：
第十卷碾玉觀音
第十一卷菩薩蠻
第十二卷西山一窟鬼
第十三卷志誠張主管
第十四卷拗相公
第十五卷錯斬崔寧
第十六卷馮玉梅團圓
第二十一卷金虜海陵王荒淫
看這卷第，我們可以想見當時這種小說的數量之多，但其餘的都不可見了。
江東老蟫的跋裡說“三冊尚有錢遵王圖書”。刻本只有《菩薩蠻》一篇卷首有“虞山錢曾遵王藏書”圖章。 《菩薩蠻》一篇也不見於《也是園書目》，可見這幾篇都是錢曾所藏，編書目時只有十二種，故其餘不見於書目。
我們看了這幾種小說，可以知道這些都是南宋的平話。 《馮玉梅》篇說“我宋建炎年間”；《錯斬崔寧》篇說“我朝元豐年間”；《菩薩蠻》篇說“大宋紹興年間”；《拗相公》篇說“先朝一個宰相”，又說“我宋元氣都為熙寧變法所壞”；這些都可證明這些小說產生的時代是在南宋。 《菩薩蠻》篇與《馮玉梅》篇都稱“高宗”，高宗死在一一八七年，已在十二世紀之末了，故知這些小說的年代在十三世紀。
《海陵王荒淫》也可考見年代。金主亮（後追廢為海陵王）死於一一六○年，但書中提及金世宗的諡法，又說“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世宗死於一一八九年，在宋高宗之後二年。又書中說：我朝端平皇帝破滅金國，直取三京。軍士回杭，帶得虜中書籍不少。
端平是宋理宗的年號（1234—1236）；其時宋人與蒙古約好了，同出兵伐金，遂滅金國。但四十年後，蒙古大舉南侵，南宋也遂亡了。此書之作在端平以後，已近十三世紀的中葉了。
但《海陵王荒淫》一篇中有一句話，初讀時，頗使我懷疑此書的年代。
書中貴哥說：
除了西洋國出的走盤珠，緬甸國出的緬鈴，只有人才是活寶。
這句話太像明朝人的口氣，使我很生疑心。緬甸不見於《宋史》外國諸傳，但這卻不能證明當時中國民間同緬甸沒有往來的商業貿易。 《元史》卷二百
十說：
世祖至元八年（1271）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遣奇塔特托音等使緬，招諭其王內附。
其時宋朝尚未滅亡。這可見十三世紀的中國人同緬甸應該可以有交通關係。
又《明史》卷三一五說：
宋寧宗時（1195—1224），緬甸、波斯等國進白象。緬甸通中國自此始。
此事不見於《宋史·寧宗本紀》。 《寧宗本紀》記開禧元年（1205）有真裡富國貢瑞象。但《宋史》卷四八九記此事在慶元六年（1200）。真裡富在真臘的西南，不知即是緬甸否。 《宋史》記外國事，詳於北宋，而略於南宋，故南宋一代同外國的交通多不可考了。若《明史》所記緬甸通中國的話是有根據的，那末，十三世紀中葉以後的小說提及緬甸，並不足奇怪。
又元世祖招諭緬甸之年（1271），即是意大利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
東遊之年。中國與“西洋”的交通正開始。不過當時所謂“西洋國”並不很“西”罷了。大概貴哥口中的“西洋”，不過是印度洋上的國家。
故我們可以不必懷疑這些小說的年代。這些小說的內部證據可以使我們推定它們產生的年代約在南宋末年，當十三世紀中期，或中期以後。其中也許有稍早的，但至早的不得在宋高宗崩年之前，最晚的也許遠在蒙古滅金（1234）以後。
這些小說都是南宋時代說話人的話本，這大概是無疑的了。 （參看魯迅《小說史略》第十二篇）據灌園耐得翁的《都城紀勝》和吳自牧的《夢粱錄》等書所記，南宋時代的說話人有四大派，各有話本：（1）小說。
（2）講史。
（3）傀儡。 “其話本或如雜劇，或如崖詞，大抵多虛少實。”
（4）影戲。 “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以上說“四家說話人”，與王國維先生和魯迅先生所分“四家”都不同。我另有專篇論這個問題）
大概“小說”一門包括最多，有下列的各種子目：（a）煙粉靈怪傳奇。
（b）說公案。 “皆有搏刀趕棒及發跡變態之事。”
（c）說鐵騎兒。 “謂士馬金鼓之事。”
（d）說經。 “謂演說佛書。”
（e）說參請。 “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
我們現有的這八種話本，大概是小說和講史兩家的話本。 《海陵王》和《拗相公》都該屬於“講史”一類。 《馮玉梅》一卷介於“說公案”和“鐵騎兒”之間。 《碾玉觀音》、《西山一窟鬼》、《志誠張主管》（和附錄的《燈花婆婆》），都是“靈怪傳奇”。 《錯斬崔寧》一卷是“公案”的一種，開後來許多偵探小說式的“公案”（《包公案》、《施公案》之類）的先路。
崔寧冤枉被殺，起於十五貫錢，後來“十五貫”也成了偵探小說的一個“母題”，如崑曲中有況太守的《十五貫》，便是一例。 《菩薩蠻》一卷雖不純粹是“說經”，卻是很進步的“演說佛書”的小說。 “說經”的初期只是用俗話來講經，例如敦煌殘卷中的《法華》俗文之類。後來稍進步了，便專趨重佛經裡一些最有小說趣味的幾件大故事，例如敦煌殘卷中的《八相成道記》，《目連》故事，《維摩詰》變文等。到了更進步的時期，便離開了佛書，直用俗世故事來演說佛教的義旨，《菩薩蠻》便是一例。
這幾篇小說又可以使我們想見當時“說話人”的神氣，和說話的情形。
陸放翁有“小舟游近村”的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
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
這是鄉村的說話人。京城裡的說話人便闊的多了。他們有“書會”，有“雄辯社”（均見周密的《武林舊事》）。至少他們有個固定的說書場。他們自稱為“說話的”（見《菩薩蠻》）。他們說一個故事，前面總有個引子，這個引子叫做“得勝頭回”。本書《錯斬崔寧》一卷說：這回書單說一個官人只因酒後一時戲笑之言，遂至殺身破家，陷了幾條性命。且先引下一個故事來，權做個“得勝頭回”。
魯迅先生說這種話本的體制：
什九先以閒話或他事，後乃綴合，以入正文。 ……大抵詩詞之外，亦用故實，或取相類，或取不同，而多為時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類者較有淺深，忽而相牽，轉入本事。故敘述方始，而主意已明。 ……凡其上半，謂之“得勝頭回”。頭回猶云前回；聽說話者多軍民，故冠以吉語曰得勝。
魯迅先生說引子的作用，最明白了；但他解釋“得勝頭回”，似不無可以討論之處。 《得勝令》乃是曲調之名。本來說書人開講之前，聽眾未到齊，必須打鼓開場，《得勝令》當是常用的鼓詞，《得勝令》又名《得勝回頭》，轉為《得勝頭回》。後來說書人開講時，往往因聽眾未齊，須慢慢地說到正文，故或用詩詞，或用故事，也“權做個得勝頭回”。 《碾玉觀音》用詩詞作引子，《西山一窟鬼》連用十五首詞作引子，但《錯斬崔寧》使用魏進士的故事作引子，《馮玉梅》便用徐信夫妻團圓的故事作引子，這都是開場的“得勝頭回”。
這個方法——用一個相同或相反的故事來引入一個要說的故事——後來差不多成了小說的公式。短篇的小說如、《醉醒石》等都常常保存這種方式。長篇的小說也往往有這樣的引子。 《平妖傳》的前面有《燈花婆婆》的一段；的前面有《洪太尉誤走妖魔》的一段。 《醒世姻緣》更怪了，先敘晁家的長故事，引入狄家的故事，而引入正文之後，晁家的故事依舊繼續說完。後來清朝學者創作的小說如，如，如，如，各有一篇引子。有時候，這種引子又叫做“楔子”，但這個名稱是不妥當的。元人的雜劇裡，往往在兩折之間插入一段，叫做“楔子”，像木楔子似的。元曲的“楔子”沒有放在篇首的。在篇首如何可用“楔”呢？
不但這個引子的體裁可以指示中國小說演變的痕跡，還有別的證據可以使我們明白“章回小說”是出於這種話本的。本書《西山一窟鬼》的引子說：自家今日也說一個士人，因來行在臨安府取選，變做十數回蹊蹺作怪的小說。
《西山一窟鬼》全篇不過六千字，那有“十數回”呢？大概當時說話的人隨時添枝添葉，把一個故事拉的很長，分做幾回說完，也有分做十數回的。 《西山一窟鬼》本是一片鬼話，添幾個鬼也不嫌多，減掉幾個也不算短，故可以拉長做“十數回”說完。但寫成話本時，許多添的枝節都被刪節了，故只剩得六千字了。
一“回”不是一章，只是一“次”，如明人小詩“高樓明月笙歌夜，此是人生第幾回”的“回”字。說書的人說到了一個最緊要的關頭，——一個好漢綁上了殺場，午時三刻到了，劊子手舉起刀來正要砍下；或者一個美貌佳人落在強暴之手，聳身正要跳下萬丈懸崖，——在這種時刻，聽的人聚精會神，瞪著眼發急，——在這個時候，那說書先生忽然敲著鼓，“鏜，鏜，鏜”，他站起來，念兩句收場詩，拱拱手說，“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他說了這句話，收了鼓，收了攤，搖頭去了。這便叫做“一回書”。
本書的《碾玉觀音》分上下兩回，上回之末說崔寧和秀秀逃到潭州同住，這一天崔寧到湘潭縣官宅里承攬了玉作生活，迴路歸家，正行間，只見一個漢子，頭上帶個竹絲笠兒，……挑著一個高肩擔兒，正面來，把崔寧看了一看。崔寧卻不見這漢面貌，這個人卻見崔寧，從後大踏步尾著崔寧來。正是：誰家稚子鳴榔板，驚起鴛鴦兩處飛！
這正是全書的吃緊關頭，但說話人說到這裡，念了兩句收場詩，忽然停止了。
“第一回”便完了。下回說話人卻遠遠地從劉兩府的一首詞說起，慢慢說到崔寧的東人郡王派了郭排軍送錢與劉兩府，路上遇著崔寧。這種分段法，和後來的小說分“回”完全相同。如第八回之末寫林沖被綁在樹上，薛霸便提起水火棒來，望著林沖腦袋上劈將來。可憐豪傑束手就死！正是：萬里黃泉無旅店，三魂今夜落誰家？
畢竟林沖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又如第三十回之末寫武松和庵里那個先生相鬥，兩個鬥到十數合，只聽得山嶺旁邊一聲響亮，兩個里倒了一個。但見：寒光影里人頭落，殺氣叢中血雨噴。
畢竟兩個里廝殺倒了一個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我們拿這兩條例子來比《碾玉觀音》的分段之處，很可以看出“章回小說”是從這些短篇話本里演變出來的了。
我有一天問汪原放先生道：“你看這幾篇小說之中，那一篇作得最好？”
原放說：“我看《拗相公》一篇最好。作者要罵王荊公的新法，要寫一位“拗相公”，便捏造出一個故事來，處處寫新法害民，處處寫出一種天怒人怨的空氣，同時處處寫一個執拗的王荊公，總算能達到作者的目的了，所以我說這篇最好。”
原放的話頗有見地。這八種之中，《拗相公》一篇必是智識階級中人所作，章法很有條理，內容正代表元祐黨人的後輩的見解，但作者又很有點剪裁的能力，單寫王安石罷相南歸時途中親身經歷的事，使讀者深深地感覺一種天怒人怨的空氣。 《宣和遺事》裡也有罵王安石的一大段，但毫無文學意味，比起這篇來，真是天懸地隔了。我們在今日也許要替王安石打抱不平，為他辯護，但我們終不能否認南宋時代有這種反對他的輿論，也終不能否認這篇《拗相公》有點文學的趣味。罵人罵的巧妙，便成一種藝術。此篇中寫王安石踏月而行，在一個老嫗的茅屋內借宿。第二天——將次天明，老嫗起身，蓬著頭，同一赤腳蠢婢，趕二豬出門外。婢攜糠秕，老嫗取水，用木杓攪於木盆之中，口中呼“羅，羅，羅，拗相公來”！二豬聞呼，就盆吃食。婢又呼雞，“喌，喌，喌，王安石來”！群雞俱至。
江居和眾人看見，無不驚訝。荊公心愈不樂，因問老嫗道：“老人家何為呼雞豕之名如此？”
老嫗道：“官人難道不知王安石即當今之宰相？拗相公是他的諢名。自王安石做了相公，立新法以擾民，老妾二十年孀婦，子媳俱無，止與一婢同處，婦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錢。錢既出了，差役如故。老妾以桑麻為業，蠶未成眠，便預借絲錢用了；麻未上機，又藉布錢用了。桑麻失利，只得畜豬養雞，等候吏胥裡保來徵役錢，或準與他，或烹來款待他，自家不曾嚐一塊肉。故此民間怨恨新法入於骨髓，畜養雞豕都呼為拗相公：今世沒奈何他，後世得他變為異類，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
荊公暗暗垂淚，不敢開言。 ……
這個老嫗的政論固然是當日士大夫的議論，不見得一定代表民間的輿論，卻也未必完全出於捏造。王荊公在幾年之中施行了許多新法，用意也許都很好，但奉行的人未必都是好人：大臣可信，而小官未必可靠；縣官也許有好人，而吏胥裡保未必不擾民敲詐。在一個中古時代，想用乾涉主義來治理一個大帝國，其中必不免有許多小百姓受很大的苦痛。干涉的精神也許很好，但國家用的人未必都配干涉。不配干涉而偏要干涉，百姓自然吃苦了。故王安石的敢做敢為，自然可以欽敬；但當日一班正人君子的反對新法，也未必完全沒有事實上的根據。
《拗相公》一篇裡有許多誹謗王荊公的故事，都是南宋初年的元祐後輩捏造出來的，讀者不可深信。如蘇老泉的《辨姦論》全是後人的偽作，曾經李紱和蔡上翔證實了。又如荊公恍惚見兒子王雱在陰司受罪，如邵雍天津橋上聞杜宇而歎，如“誤吞魚餌”的故事，都是偽造的話。讀者若有興趣，當參考李紱的《穆堂初稿》（卷四十六），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此書原本不易得，有楊希閔刻《九家年譜》中的節本）及梁啟超的《王荊公》。
以小說的結構看來，《拗相公》一篇固然很好，但此篇只是一種巧妙的政治宣傳品，其實算不得“通俗小說”。從文學的觀點上看來，《錯斬崔寧》一篇要算八篇中的第一佳作。這一篇是純粹說故事的小說，並且說的很細膩，很有趣味，使人一氣讀下去，不肯放手；其中也沒有一點神鬼迷信的不自然的穿插，全靠故事的本身一氣貫注到底。其中關係全篇佈局的一段，寫的最好，記敘和對話都好：劉官人馱了錢一步一步挨到家中敲門，已是點燈時分。小娘子二姐獨自在家，沒一些事做，守得天黑，閉了門在燈下打瞌睡。劉官人打門，他那里便聽見？敲了半晌，方才知覺，答應一聲：“來了！”起身開了門。
劉官人進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劉官人接了錢，放在桌上，便問：“官人何處挪移這項錢來？卻是甚用？”那劉官人一來有了幾分酒；二來怪他開得門遲了；且戲言嚇他一嚇，便道：“說出來，又恐你見怪；不說時，又須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時無奈，沒計可施，只得把你典與一個客人。又因捨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貫錢。若是我有些好處，加利贖你回來；若是照前這般不順溜，只索罷了！”
那小娘子聽了，欲待不信，又見十五貫錢堆在面前；欲待信來，他平白與我沒半句言語，大娘子又過得好，怎麼便下得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決，只得再問道：“雖然如此，也須通知我爹娘一聲。”劉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斷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與你爹娘說通，他也須怪我不得。”
小娘子又問：“官人今日在何處吃酒來？”劉官人道：“便是把你典與人，寫了文書，吃他的酒才來的。”
小娘子又問：“大姐姐如何不來？”劉官人道：“他因不忍見你分離，待得你明日出了門才來。這也是我沒計奈何，一言為定。”說罷，暗地忍不住笑；不脫衣裳，睡在床上，不覺睡去了。那小娘子好生擺脫不下：“不知他賣我與甚色樣人家？我須先去爹娘家裡說知。就是他明日有人來要我，尋道我家，也須有個下落。”沉吟了一會，卻把這十五貫錢一垛兒堆在劉官人腳後邊。趁他酒醉，輕輕的收拾了隨身衣服，款款的開了門出去，拽上了門，卻去左邊的一個相熟的鄰舍，叫做朱三老兒家裡，與朱三媽借宿了一夜，說道：“丈夫今日無端賣我，我須先去與爹娘說知。煩你明日對他說一聲，既有了主顧，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來討個分曉，也須有個下落。”那鄰舍道：“小娘子說得有理。你只顧自去，我便與劉官人說知就理。”過了一宵，小娘子作別去了。
這樣細膩的描寫，漂亮的對話，便是白話散文文學正式成立的紀元。可以比上這一段的，還有《西山一窟鬼》中王婆說媒的一段，同《海陵王荒淫》中貴哥、定哥說風情的一大段。這三大段都代表那發達到了很高的地步的白話散文；《五代史平話》裡，《宣和遺事》裡，《唐三藏取經》裡，都沒有這樣發達完全的白話散文。
我從前曾很懷疑宋元兩代的白話文學發達的程度。在我的《水滸傳考證》裡，我曾說：元朝文學家的文學技術程度很幼稚，決不能產生我們現有的。
我又說：我從前也看錯了元人的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近年我研究元代的文學，才知道元人的文學程度實在很幼稚，才知道元代只是白話文學的草創時代，決不是白話文學的成人時代。
（《胡適文存》初排本卷三）
我在那時這樣懷疑元代的白話文學，自然更懷疑宋代的白話文學了。
但我現在看了這幾種南宋話本，不能不承認南宋晚年（十三世紀）的說話人已能用很發達的白話來做小說。他們的思想也許很幼稚（如《西山一窟鬼》），見解也許很錯誤（如《拗相公》），材料也許很雜亂（如《海陵王荒淫》，如《宣和遺事》），但他們的工具——活的語言——卻已用熟了，活文學的基礎已打好了，偉大的小說快產生了。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日夜
《胡適文存三集》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