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1891—1962），安徽績溪人，中國近現代著名的學者、思想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 胡適素有“書癖”，一生愛逛書店、跑圖書館，愛買書、收藏書，尤愛蒐集古本、孤本、善本書。他的蒐集，不是單純的為了收藏，而是為了考證研究。 胡適一生看書，研究書，談書，寫書。他所談的書，方面廣，數量多。 這裡僅選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凡三十九篇，編為四輯：一、“前塵書影”十四篇，分別梳理若干古典文學作品的成書過程及版本源流，詩詞、小說、戲曲皆有涉獵；二、“文史小集”九篇，凡涉春秋、諸子、釋道，大抵為傳統讀書人關心的話題，亦屬文化承傳問題；三、“新知敘錄”十三篇，為同時代人之著作所寫的序言和書評，反映了作者對新思潮的高度敏感以及構建新文化的寬闊視野；四、“餘之書癖”三篇，關於覓書、讀書的經驗之談，書人之癖，可見自有一趣。各輯的輯名系編者所加。

胡適談書，形式多樣。有讀書的心得體會，有對書的考證，有新書評介，有應人之請為新版或重版的書作的序文。 胡適書話，具有專深研究和廣博知識的基礎，所以他的書話有些是資料翔實、論證嚴謹、見解獨到的學術論文，有些則是敘事清楚、說理透徹、清新活潑、別開生面的散文，具有很強的知識性、學術性和很好的可讀性。 胡適談中國傳統小說，側重於作者、版本的考證，以及歷史故事演變過程的追踪研究。他把一向被視為“小道”的傳統小說與傳統的經學、諸子學放在同等地位，做同樣研究，開創了以科學精神和考證方法來研究傳統小說的一代新風。他一生研究，談，創立了“新紅學”，使研究突破了穿鑿附會的模式，走上了近代實證科學的道路。同時，胡適也很重視藝術的賞析，這只要讀一讀他的《〈三俠五義〉序》、《〈老殘遊記〉序》、《〈兒女英雄傳〉序》、《〈海上花列傳〉序》、《〈官場現形記〉序》，即可明了。

胡適談新舊詩、詞、曲和劇本，處處從文學發展的大趨勢著眼，從白話文學、平民文學、活文學必然要取代古文文學、貴族文學、死文學為“正統文學”立論。他要人破除舊觀念，用科學的精神和方法來看待、《楚辭》。他高度讚揚花了大功夫蒐集整理出版的《宋金元人詞》、《宋人話本八種》和《綴白裘》，充分肯定那些新出版的詩集、小說和劇本為創立和發展新文學所作出的貢獻。 早年的胡適，立足於時代的前沿，以科學和民主精神來分析和評價圖書。 尤其是政治、哲學、史學、教育等方面的書。他為《吳虞文錄》作序，毫不含糊地說：“正因為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著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捶碎，燒去！”熱烈稱讚吳虞是“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清道夫”，是“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他以“疑古精神”和“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思想來看待一切古籍的整理和出版。他認為整理國故約有三條途徑：“一曰索引式整理；一曰總賬式整理；一曰專史式整理。”他很推重劉叔雅對《淮南子》一書作總賬式之整理，著成《〈淮南鴻烈〉集解》，說劉著此書“最精嚴有法”，“其成就獨多”。 胡適一生提倡寫傳記和回憶錄，以為將來研究歷史留下真實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因此他對張孝若為他父親寫的《張季直先生傳記》，十分讚賞，欣然為之作序，並說中國近代史上有不少人物，“都應該有寫生傳神的大手筆來記載他們的生平，用繡花針的細密功夫來搜求考證他們的事實，用大刀闊斧的遠大見識來評判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 總之，胡適書話，反映了那個時代對真善美的追求和價值取向。他對一些書籍的分析和評價，常常比作者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分析得更深更廣。

他常常以簡明的語言，把原作提綱挈領地陳述出來，使讀者在一片迷霧中一下子把握了頭緒，看清了全局。他或者把原作的深層意思，甚或連作者尚未意識到的意思很清楚地揭示出來，使讀者頓曉文中之意，甚至言外之意；或對原作中人物事理的歷史背景、文壇掌故、風俗民情，如數家珍地作出交代，使讀者在原作之外，又獲得許多寶貴的知識；或在對原書作一般介紹的同時，擷取其中最典型、最精彩的情節，加以巧妙的組合，使人從中直接感受到原作的精妙處；或對原作獨具匠心的選材、剪裁、結構，勾魂攝魄的描寫，出神入化的藝術語言，加以畫龍點睛的評析，使人覺得原來妙在如此！ 但胡適生平“對於社會濫用名字的行為，最為痛恨”①。因此，他一生無論是應邀為他人的書作序，或一般地寫書評文章，“立誓不徇情面，不說違心的應酬話”，也不說沒有研究的空話套話，更不願用自己的名字去參加“炒”什麼的。他對原作中的問題或缺點，向來是鮮明地提出自己的意見和批評。

他的批評是客觀冷靜的，但往往也是很嚴厲的。 作為中國現代新文化早期的一位領袖人物，胡適給後人留下了十分豐富和寶貴的文化遺產。對此，需要我們本著科學的態度和方法，去深入研究，這樣也才有利於我們對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學術文化發展，有一種合乎理性的認識。 曹伯言曹楊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日 ① 見1921 年5 月19 日日記。中華書局1985 年版《胡適的日記》（上）。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