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次因為接受香港大學的名譽學位，作第一次的南游，在香港住了五天，在廣州住了兩天半，在廣西住了十四天。這些地方都是我多年想去而始終沒有去成的，這回得有暢遊的機會，使我很快慰。可惜南方的朋友待我太好了，叫我天天用嘴吃喝，天天用嘴說話，嘴太忙，所以用眼睛耳朵的機會太少了。前後二十多天之中，我竟沒有工夫記日記。後來在《大公報》和《國聞周報》上讀了胡政之先生的兩種兩粵遊記，我很感覺慚愧。他遊兩粵，恰在我之後，走的路也恰和我走的大致一樣；但他是一個有訓練的名記者，勤於記載每天的觀察，所以他的遊記很可供讀者的參考。我因為當時沒有日記，回家後又兩次患流行性感冒，前後在床上睡了十天，事隔日久，追憶起來更模糊了。但因為許多朋友的催逼，所以我決定寫出一些追憶的印象和事實，做我第一次南游的報告。
一、香港
我在元旦上午坐哈里生總統船南下，一月四日早晨到香港，住在香港大學副校長韓耐兒（SirWilliaxnHomel）的家裡。我在香港的日程，先已托香港大學文學院長佛斯脫先生（Dr．L．FOrster）代為排定。西洋人是能體諒人的，所以每天上午都留給我自由支配，一切宴會講演都從下午一點開始。所以我在港五天，比較很從容，玩了不少地方。
船到香港時，天還未明，我在船面上眺望，看那輕霧中的滿山燈光，真像一天繁星。韓校長的家在半山，港大也在半山，在山上望見海灣，望見遠近的島嶼，氣象比青島、大連更壯麗。香港的山雖不算很高，但見面都靠海，山和海水的接近，是這里風景的特色。有一天佛斯脫先生夫婦邀我去遊覽香港市的背面的山水，遍覽淺水灣，深水灣，香港仔，赤柱各地。陽曆的一月正是香港最好的天氣。滿山都是綠葉，到處可以看見很濃豔的鮮花；我們久居北方的人，到這裡真有“趕上春了” 的快樂。我們在山路上觀看海是，到聖土梯反學校小坐喝茶，看海上的斜陽，風景特別清麗。晚上到佛斯脫先生家去吃飯，坐電車上山，走上山頂（ThePeak），天已黑了，山頂上有輕霧，遠望下去，看那全市的燈火，氣象比紐約和舊金山的夜色還更壯麗。有個朋友走遍世界的，曾說，香港的夜景，只有南美洲巴西首都麗阿德耶內羅和澳洲的西德內（Sidsey）兩處可以相比。過了一天，有朋友邀我去遊九龍，因時間太晚，走的不遠，但大埔和水塘一帶的風景的美麗已夠使我們驚異了。
有一天，我在扶輪社午餐後演說，提到香港的風景之美，我說：香港應該產生詩人和畫家，用他們的藝術來讚頌這裡的海光山色。有些人聽了頗感覺詫異。他們看慣了，住膩了，終日只把這地方看作一個吃飯做買賣的商場，所以不能欣賞那山水的美景了。但二十天之後，我從廣西回到香港時，有人對我說，香港商會現在決定要編印一部小冊子，描寫香港的風景，他們準備印兩萬本，來宣傳香港的山水之美！
香港大學最有成績的是醫科與工科，這是外間人士所知道的。這裡的文科比較最弱，文科的教育可以說是完全和中國大陸的學術思想不發生關係。這是因為此地英國人士向來對於中國文史太隔膜了，此地的中國人士又太不注意港大文科的中文教學，所以中國文字的教授全在幾個舊式科第文人的手裡，大陸上的中文教學早已經過了很大的變動，而港大還完全在那變動大潮流之外。近年副校長韓君與文學院長佛君都很注意這個問題，他們兩人去年都曾到北方訪問考查；去年夏天港大曾請廣東學者陳受頤先生和客肇祖先生到這裡來研究港大的中文教學問題，請他們自由批評並指示改革的途徑。這種虛心的態度是很可以佩服的。我在香港時，很感覺港大當局確有改革文科中國文字教學的誠意，本地紳士如周壽臣、羅旭和請先生也都熱心贊助這件改革事業。但他們希望一個能主持這種改革計劃的人，這個人必須兼有四種資格：卜）須是一位高明的國學家，（二）須能通曉英文，能在大學會議席上為本系辯護，（三）須是一位有管理才幹的人，（四）最好須是一位廣東籍的學者。因為這樣的人才一時不易得，所以這件改革事業至今還不曾進行。
香港大學創始於愛里鸚爵士（SirCharlesEliot） ，此君是一位博學的學者，精通梵文和巴利（Pah）文，著有《印度教與佛教》三矩冊；晚年曾任駐日本大使，退休後即寄居奈良，專研究日本的佛教，想著一部專書。書稿本成，他因重病回國，死在印度洋的船上。一九二七年五月，我從美國回來，過日本奈良，曾在奈良旅館裡見著他。那一天同餐的，有法國的勒衛先生（SyboteVi），瑞士（現改法國籍）的戴彌微先生（Demieville），日本的高桶順次郎先生和法隆寺的佐伯方丈，五國的研究佛教的學人聚在一堂，可稱盛會。於今不過八年，那幾個人都雲散了，而當日餐會的主人已葬在海底了！
愛里鸚校長是最初推薦鋼和泰先生給北京大學的人。鋼先生從此留在北京，研究佛教，教授梵文和藏文，至今十五六年了。香港大學對中國學術上的貢獻，大概要算這件事為最大。可惜愛里鸚以後，這樣的學術上的交通就不曾繼續了。
香港的教育問題，不僅是港大的中文教學問題。我在香港曾和巢坤霖先生、羅仁伯先生細談，才知道中小學的中文教學問題更是一個急待救濟的問題。香港的人口，當然絕大數是中國人。他們的兒童入學，處處感覺困難，最大的困難是那絕大多數的華文學校和那少數的英文中學不能相銜接，華文學校是依中國新學制的六六製辦的，小學六年，中學也六年。英文中學卻有八年。依年齡的分配，在理論上，一個兒童讀了四年小學，應該可以接上英文中學的最低級（第八級）。事實上卻不然，華人子弟往往要等到初中二三年（即第八九年）方才能考英文中學。其間除了英文之外，其錢的他種學科都是學過了還須重習的。這樣的不相銜接，往往使兒童枉費去三年至五年的光陰。所以這是一個最嚴重的問題。香港與九龍的華文學校約有八百所，其中六百校是完全私立的，二百校是稍有政府津貼的。英文中學校之中，私立的約有一百校，其餘最好的三十校又分三種：一種是它立的，一種是政府補助的，一種是英國教會辦的。因為全港受英國統治與商業的支配，教學生的升學當然大家傾向那三十所設備最好的英文中學。無力升學的學生，也因為工商業都需要英文與英語，也都有輕視其他學科的傾向，還有一些人家，因為香港生活程度太高，學費太貴，往往把子弟送往內地去求學；近年中國學校不能收未立案的學校的學生，所以叫香港兒童如想在內地升學，必須早入中國的立案學校。所以香港的中小學的教學問題最複雜。家長大都希望子弟能早學英文，又都希望他們能多學一點中國文字，同時廣東人的守舊風氣又使他們迷戀中國古文，不肯徹底改用國語課本。結果是在絕大多數的中文學校裡，文言課本還是很佔勢力，師資既不易得，教學的成績自然不會好了。
羅仁伯先生是香港中文學校的視學員，他是很虛心考慮這個中文教學問題的，他也不反對白話文。但他所顧慮的是：白話文不是廣東人的口語，廣東兒童學白話未必比學文言更容易，也未必比學文言更有用。這不僅是他一個人的顧慮，廣東朋友往往有這種見解。其實這種意思是錯的。第一，今日的“國語”本是一種活的方言，因為流行最廣，又已有文學作品做材料，所以最容易教學；學了也最有用。廣東話也是一種活的方言，但流行比較不遠，又產生的文學材料太少，所以不適宜用作教學工具。廣東人雖不說國語，但他們看白話小說，新作白話文字，究竟比讀古書容易的多多了。第二，“廣東話”決不能解決華南一帶語言教學問題，因為華南的語言太複雜了，廣東話之外，還有客話，潮州話等等。因為華南的語言太複雜了，所以用國語作統一的語言實在比在華北、華中還更需要。第三，古文是不容易教的，越下去，越不容易得古文師資了。而國語師資比較容易培養。第四，國語實在比古文豐富的多，從國語入手，把一種活文字弄通順了，有志學古文的人將來讀古書也比較容易。第五，我想香港的小學中學著徹底改用國語課本，低級修業年限或可以縮短一二年。將來謀中文學校與英文中學的銜接與整理，這也許是很可能的一個救濟方法一一一一以我對於香港的教育家，很誠懇的希望他們一致的改用國語課本。
我在香港講演過五次：三次用英文，兩次用國語。在香港用國語講演，不是容易的事。一月六日下午，我在香港華僑教育會向兩百多華文學校的教員演說了半點鐘，他們都說可以勉強聽官話，所以不用翻成廣東話。我說的很慢，自信是字字句句清楚的。因為我怕他們聽不明白，所以那篇演說裡沒有一句不是很淺近的話。第二天各華字報登出會場的筆記，我在《大光報》上讀了一遍，覺得大旨不錯，我很高興，因為這樣一篇有七八成正確的筆記使我相信香港的中小學教員聽國語的程度並不壞，這是最可樂觀的現象，在十年前這是決不可能的。後來廣州各報轉載的，更後來北方各報轉載的，大概都出於一個來源，都州大光報湘同。其中當然有一些聽錯的地方，和記述白話語氣不完全的地方。例如我提到教育部王部長的廣播演說，筆記先生好像不知道王世傑先生，所以記作汪清衛先生了。又如我是很知道廣州人對香港的感情的，所以我很小心的說“我希望香港的教育家接受新文化，用和平手段轉移守舊勢力，使香港成為南方的一個新文化中心”，我特別把“一個新文化中心”說的很清楚，但筆記先生好像不曾做慣白話文，他輕輕的把“一個”兩字丟掉了，後來引起了廣州人士不少的醋意！又如最後筆記先生記的有這樣一句話：
現在不同了。香港最高級教育當局也想改進中國的文化。
這當然是很錯誤的紀錄：我說的是香港最高教育當局現在也想改善大學裡的中國文學的教學了，所以我接著說港大最近訪兩位中國學者來計劃中文系的改革事業。凡有常識而無惡意的讀者，看了上下文，決不會在這一句上挑眼的，誰知這句句子後來在中山大學鄒校長的筆下竟截去了上下文，成了一句天下馳名的名句！
那篇演說，因為各地報紙都轉載了，並且除了上述各點小誤之外，記載的大體不錯，所以我不用轉載在這裡了。我的大意是勸告香港教育家充分利用香港的治安和財富，努力早日做到普及教育；同時希望他們接受中國大陸的新潮流，在思想文化上要向前走，不要向後倒退。可是我在後半段裡提到廣東當局反對白話文，提倡中小學讀經的政策。我說的很客氣，筆記先生記的是：
現在廣東很多人反對用語體文，主張用古文；不但古文，而且還提倡讀經書。我真不懂。因為廣州是革命策源地，為什麼別的地方已經風起雲湧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尚且守舊如此。
這段筆記除了“風起雲湧”四個字和“尚且”二字我決不會用的，此外的語氣大致不錯。我說的雖然很客氣，但讀經是陳濟棠先生的政策，並且曾經西南政務會議正式通令西南各省，我的公開反對是陳濟棠先生不肯輕輕放過的。於是我這篇最淺近的演說在一月八日廣州報紙上登出之後，就引起很嚴重的反對。我絲毫不知道這回事，八日的晚上，我上了“泰山”輪船，一覺醒來，就到了廣州。
羅文幹先生每每取笑我愛演說，說我“賣膏藥”。我不懂這句話的意思，直到那晚上了輪船，我才明白了。我在頭等艙裡望見一個女人在散艙里站著演說，我走過去看，聽不懂她說的是什麼問題，只覺得她侃侃而談，滔滔不絕，很像是一位有經驗的演說大家。後來問人，才知道她是賣膏藥的，在那邊演說她手裡的膏藥的神效。我忍不住暗笑了；明天早起，我也上省賣膏藥去！
二、廣州
一月九日早晨六點多，船到了廣州，因為大霧，直到七點，船才能靠碼頭。有一些新！日朋友到船上來接我，還有一些新聞記者圍住我要談話。有一位老朋友託人帶了一封信來，要我立時開看。我拆開信，中有云：“兄此次到粵，諸須謹慎。” 我不很了解，但我知道這位朋友說話是很可靠。那時和我同船從香港來的有嶺南大學教務長陳榮捷先生，到船上來歡迎的有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吳康先生，教授朱謙之先生，還有地方法院院長陳達材先生，他們還不知道廣州當局對我的態度。陳榮捷先生和吳康先生還在船上和我商量我的講演和宴會的日程。那日程確是可怕的！除了原定的中山大學和嶺南大學各演講兩次之外，還有第一女子中學，青年會，歐美同學會等，四天之中差不多有十次演講。上船來的朋友還告訴我：中山大學鄒魯校長出了佈告，全校學生停課兩天，使他們好去聽我的演講。又有人說：青年會昨天下午開始賣聽講券，一個下午賣出了兩千多張。
我跟著一班朋友到了新亞酒店。已是八點多鐘了。我看廣州報紙，才知道昨天下午西南政務會議開會，就有人提起胡適在香港華僑教育會演說公然反對廣東讀經政策，但報紙上都沒有說明政務會議議決如何處置我的方法。一會兒，吳康先生送了一封信來，說：
適晤鄒海濱先生雲；此間黨部對先生在港言論不滿，擬勸先生今日快車離省，暫勿演講，以免發生糾紛。
鄒、吳兩君的好意是可感的，但我既來了，並且是第一次來觀光，頗不願意就走開。恰好陳達材先生問我要不要看看廣州當局，我說：林雲咳主席是舊交，我應該去看看他。達材就陪我去到省政府，見著林雲防先生，他大談廣東省政府的“三年建設計劃”。他問我要不要見見陳總司令，我說，很好。達材去打電話，一會兒他回來說：陳總司令本來今早要出發向派出剿匪的軍隊訓話，因為他要和我談話，特別改遲出發。總司令部就在省政府隔壁，可以從樓上穿過。我和達材走過去，在會客室里略坐，陳濟棠先生就進來了。
陳濟棠先生的廣東官話找差不多可以全懂。我們談了一點半鐘，大概他談了四十五分鐘，我也談了四十五分鐘。他說的話很不客氣；“讀經是我主張的，祖孔是我主張的，拜關、岳也是我主張的。我有我的理由。”他這樣說下去，滔滔不絕。他說：“我民國十五年到莫斯科去研究，我是預備回來做紅軍'總司令的。”但他後來覺得共產主義是錯的，所以他決心反共了。他繼續說他的兩大政綱；第一是生產建設，第二是做人。生產的政策就是那個“三年計劃”，包括那已設未設的二十幾個工廠，其中有那成立已久的水泥廠，有那前五六年才開工出糖的糖廠。他談完了他的生產建設，轉到“做人”，他的聲音更高了，好像是怕我聽不清似的。他說：生產建設可以盡量用外國機器，外國科學，甚至於不妨用外國工程師。但“做人” 必須有“本”，這個“本”必須要到本國古文化里去尋求。這就是他主張讀經把孔的理論。他演說這“生產”“做人'酒大股，足足說了半點多鐘。他的大旨和胡政之先生《粵桂寫影》所記的陳濟棠先生一小時半的談話相同，大概這段大議論是他時常說的。
我靜聽到他說完了，我才很客氣的答他，大意說：“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的主張和我的主張只有一點不同。我們都要那個'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 ， 我要的是'一本'。生產建設須要科學，做人須要讀經樁孔，這是'二本'之學。我個人的看法是：生產要用科學知識，做人也要用科學知識，這是'一本'之學。”
他很嚴厲的睜看兩眼，大聲說：“你們都是忘本！難道我們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嗎？”
我平心靜氣的對他說：“五千年的老祖宗，當然也有知道做人的。但就絕大多數的老祖宗說來，他們在許多方面實在夠不上做我們'做人'的榜樣。舉一類很淺的例子來說罷。女人裹小足，裹到骨頭折斷，這是全世界的野蠻民族都沒有的慘酷風俗。然而我們的老祖宗居然行了一千多年。大聖大賢，兩位程夫子沒有抗議過，采夫子也沒有抗議過，王陽明、文文山也沒有抗議過。這難道是做人的好榜樣？”
他似乎很生氣，但也不能反駁我。他只能罵現存中國的教育，說“都是亡國的教育”；他又說，現在中國人學的科學，都是皮毛，都沒有“本”，所以都學不到人家的科學精神，所以都不能創造。在這一點上，我不能不老實告訴他：他實在不知道中國這二十年中的科學工作。我告訴他：現在中國的科學家也有很能做有價值的貢獻的了，並且這些第一流的科學家又都有很高明的道德。他問，“有些什麼人？” 我隨口舉出了數學家的薑蔣佐，地質學家的翁文瀚。李四光，生物學家的秉志，— —都是他不認識的。
關於讀經的問題，我也很老實的對他說：我並不反對古經典的研究，但我不能贊成一班不懂得古書的人們假借經典來做復古的運動。 “這回我在中山大學的講演題目本來是兩天都講'儒與孔子'，這也是古經典的一種研究。昨天他們寫信到香港，要我一次講完，第二次另講一個文學的題目。我想讀經問題正是廣東人眼前最注意的問題，所以我告訴中山大學吳院長，第二題何不就改作'怎樣讀經？'我可以同這裡的少年人談談怎樣研究古經典的方法。'哦說這話時，陳濟棠先生回過頭去望著陳達材，臉上做出一種很難看的獰笑。我當作不看見，仍舊談下去。但我現在完全明白是誰不願意我在廣州“賣膏藥”了！
以上記的，是我那天談話的大概神情。旁聽的只有陳達材先生一位。出門的時候，達材說，陳伯南不是不能聽人忠告的，他相信我的話可以發生好影響。我是相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的，但對達材的樂觀我卻不免懷疑。這種久握大權的人，從來沒有人敢對他們說一句逆耳之言，天天只聽得先意承志的阿狹連媚，如何聽得進我的老實話呢？
在這裡我要更正一個很流行的傳說。在十天之後，我在廣西遇見一位從廣州去的朋友，他說，廣州盛傳胡適之對陳伯南說：“岳武穆曾說，'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我們此時應該倒過來說，'武官不要錢，文人不怕死；天下太平矣。”'——這句話確是我在香港對胡漢民先生說的。我在廣州，朋友問我見過胡展堂沒有，我總提到這段談話。那天見陳濟棠先生時，我是否曾提到這句話，我現在記不清了。大概廣州人的一般心理，覺得這句話是我應該對陳濟棠將軍說的，所以不久外間就有了這種傳說。
我們從總司令部出來，回到新亞酒店，羅鈞任先生，但怒剛先生，劉毅夫（沛泉）先生，羅努生先生，黃深微（騷）先生，陳榮捷先生，都在那裡。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吳康先生又送了一封信來，說：
鄙意留省以封演講為妙。黨部方面空氣不佳，發生糾紛，反為不妙，鄒先生雲；昨為黨部高級人員包圍，渠無法解釋。故中大演講只好佈告作罷。渠雲，個人極推重先生入前佈告學生停課出席聽先生講演。惟事已至此，只好向先生道歉，並勸先生離省，冀免發生糾紛。
一月九日午前十一時
鄒校長的為難，我當然能諒解。中山大學學生的兩天放假沒有成為事實，我卻可以得著四天的假期，豈不是意外的奇遇？所以我和陳榮捷先生商量，爽性把嶺南大學和其他幾處的講演都停止了，讓我痛痛快快的玩兩天。我本來買了來回船票，預備趕十六日的塔虎脫總統船北迴，所以只預備在廣州四天，在梧州一天。現在我和西南航空公司劉毅夫先生商量，決定在廣州只玩兩天，又把船期改到十八日的麥荊尼總統船，前後多出四天，坐飛機又可以省出三天，我有七天（十——十七）可以飛遊南寧和柳州、桂林了。羅鉤任先生本想遊覽桂林山水，他到了南寧，因為他的哥哥端甫先生（文莊）死了，他半途折回廣州。他和羅努生先生都願意陪我遊桂林，我先去梧州講演，鈞任等到十三日端甫開吊事完，飛到南寧會齊，同去遊柳州、桂林。我們商量定了，我很高興，就同陳榮捷先生坐小汽船過河到嶺南大學鍾榮光校長家吃午飯去了。
那天下午五點，我到嶺南大學的教職員條會。那天天氣很熱，茶會就在校中的一塊草地上，大家團坐喫茶點談天。嶺南的學生知道了，就有許多學生來旁觀。人越來越多，就把茶會的人包圍住了。起先他們只在外面看著，後來有一個學生走過來對我說：“胡先生肯不肯在我的小冊子上寫幾個字。'俄說可以，他就摸出一本小冊子來請我題字。這個端一開，外面的學生就擁進茶會的團坐圈子裡來了。人人都拿著小冊子和自來水筆，我寫的手都酸了。天漸黑下來了。草地上蚊子多的很，我的薄襪子抵擋不住，我一面寫字，一面運動兩隻腳，想趕開蚊子。後來陳榮捷先生把我拉走，我上車時，兩隻腳背都腫了好幾塊。
晚上黃深微先生和他的夫人邀我到他們家中去住，我因為旅館裡來客大多，就搬到東山，住在他們家裡。十點鐘以後，報館裡有人送來明天新聞的校樣，才知道中山大學鄒魯校長今天出了這樣一張佈告：
國立中山大學佈告第七十九號
為佈告事。前定本星期四五下午二時請胡適演講。業經佈告在案。現閱香港《華字日報》。胡適此次南來接受香港大學博士學位之後。在港華僑教育會所發表之言論。竟謂香港最高教育當局。也想改進中國的文化。又謂各位應該把他做成南方的文化個C。复謂廣東自古為中國的殖民地等語。此等言論。在中國國家立場言之。胡適為認人作父。在廣東人民地位言之。胡適竟以吾粵為生番蠻族。實失學者態度。應即停止其在本校演講。合行佈告。仰各學院各附校負生一體知照。屆時照常上課為要。此佈。
校長鄒魯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九日
這個佈告使我不能不佩服鄒魯先生的聰明過人。早晨的各報記載八日下午西南政務會議席上討論的胡適的罪過，明明是反對廣東的讀經政策。現在這一樁罪名完全不提起了，我的罪名變成了“認人作父”和“以吾粵為生番蠻族”兩項！廣州的當局大概也知道“反對讀經”的罪名是不夠引起廣東人的同情的，也許多數人的同情反在我的一邊。況且讀經是武人的主張，——這是陳濟棠先生親口告訴我的—— 如果用“反對讀經”做我的罪名，這就成了陳濟棠反對胡適了。所以奉行武人意旨的人們必須避免這個真罪名，必須向我的華僑教育會演說裡去另尋找我的罪名，恰好我的演說裡有這麼一段：
我覺得一個地方的文化傳到他的殖民地或邊境，本地方已經變了，而過境或殖民地仍是保留著老祖宗的遺物。廣東自古是中國的殖民地，中原的文化許多都變了，而在廣東尚留著。像現在的廣東音是最古的，我現在說的話才是新的。 （用各報筆記，大致無大錯誤。）
假使一個無知苦力聽了這話忽然大生氣，我一定不覺得奇怪。但是一位國立大學校長，或是一位國立大學的中國文學系主任居然聽不懂這一段話，居然大生氣，說我是罵他們“為生番蠻族”，這未免有點奇怪罷。
我自己當然很高興，因為我的反對讀經現在居然不算是我的罪狀了，這總算是一大進步。孟子說的好，“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都魯先生們受了讀經的訓練，硬要我學孔子的“做人”，要我“以微罪行”，我當然是很感謝的。
但九日的廣州各報記載是無法追改的，九日從廣州電傳到海內外各地的消息也是無法追改的。廣州造公終不甘心讓我蒙“反對讀經”的惡名，所以一月十四日的香港英文《南華晨報》上登出了中山大學教授兼廣州《民國日報》總主筆梁民志的一封英文來函，說：
我盼望能藉貴報轉告說英國話的公眾，胡適博士在廣州所受冷淡的待遇，並非因為（如貴報所記）他批評廣州政府恢復學校讀經課程，其實完全因為他在一個香港教員聚會席上說了一些對廣東人民很侮辱又“非中國的”批評。我確信任何人對於廣州政府的教育政策如提出積極的批評，廣州當局諸公總是很樂意聽受的。
我現在把梁教授這封信全譯在這裡，也許可以幫助廣州當局諸公多解除一點同樣的誤解。
我的膏藥賣不成了，我就充分利用那兩天半的時間去遊覽廣州的地方。黃花崗，觀音山，魚珠砲台，石牌的中山大學新校舍，彈宗六祖的六榕寺，六百年前的五層樓的鎮海樓，中山紀念塔，中山紀念大禮堂，都遊遍了。中山紀念塔是亡友呂彥直先生（康南爾大學同學）設計的，圖案簡單而雄渾，為彥直生平最成功的建築，遠勝於中山陵的圖案。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亡友繞可權先生）墓是二十年前的新建築，中西雜湊，全不諧和，墓項中間一個小小的自由神石像，全仿紐約港的自由神大像，尤木相襯。我們看了民元的黃花崗，再看呂彥直設計的中山紀念塔，可以知道這二十年中國新建築學的大進步了。
我在中山紀念塔下游覽時，忽然想起學海堂和廣雅書院，想去看看這兩個有名學府的遺跡。同遊的陳達材先生說，廣雅書院現在用作第一中學的校址，很容易去參觀。我們坐汽車到一中，門口的警察問我們要名片，達材給了他一張名片。我們走進去，路上遇著一中的校長，達材給我們介紹，校長就引我們去參觀。東邊有荷花池，池後有小亭，亭上有張之洞的浮雕石像，刻的報工致。我們正在賞玩，不知如何被校中學生知道了，那時正是十二點一刻，餐堂裡的學生紛紛跑出來看，一會兒荷花池的四圍都是學生了。我們過橋時，有個學生拿著照相機走過來問我：“胡先生可以讓我照相嗎？'俄笑著立定，讓他照了一張相。這時候，學生從各方面圍攏來，跟著我們走，有些學生跑到前面路上去等候我們走過。校長說：“這裡一千三百學生， 他們曉得胡先生來， 都要看著你。 '哦很想趕快離開此地。校長說： “這裡是東齋，因為老房屋有倒壞了的，所以全拆了重蓋新式齋舍。那邊是西帶，還保存著廣雅書院齋舍的原樣子，不可以不去看。“我只好跟他走，走到西齋，西齋的學生也知道我來了，也都跑來看我們。七八百個少年人圍著我們，跟著我們，大家都不說話，但他們臉上的神氣都很使我感動。校牆上有石刻的廣雅書院學規，我站住讀了幾條回頭看時，後面學生都紛紛擠上來圍著我們，我們幾乎走不開了。我們匆匆出來，許多學生跟著校長一直送我們到校門口。我們上了汽車，我對同遊的兩位朋友說：“廣州的殘人政客未免太笨了。我若在廣州演講，大家也許來看熱鬧，也許來看著胡適之是什麼樣子；我說的話，他們也許可以懂得五六成；人看見了，話聽完了，大家散了，也就完了。演講的影響不過如此。可是我的不演講，影響反大的多了。因為廣州的少年人都不能不想想為什麼胡適之在廣州不演講。我的最大辯才至多只能使他們想想一兩個問題，我不講演卻可以使他們想想無數的問題。陳伯南先生真是替胡適之宣傳他的'不言之教'了！”
我在廣州玩了兩天半， 一月十一日下午， 我和劉毅夫先生同坐西南航空公司“長庚”機離開廣州了。
我走後的第二天，廣州各報登出了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古直，鐘應梅，李滄萍三位先生的兩個'濱電”，全文如下：
一、廣州分進西南政務委員會，陳總司令，林主席，省黨部，林憲兵司令，何公安局長勳鑑，昔顏介度信，北陷虜廷，尚有鄉關之重，今胡適南履故土，反發盜憎之論，在道德為無處，在法律為亂賊矣，又況指廣東為殖民，置公等於何地，雖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誅少正卯可也，何乃令其逍遙法外，造謠惑眾，為侵掠主義張目哉，今聞尚未出境，請即電令截回，徑付執憲，庶幾亂臣賊子，稍知警像吳，否則老口北返，將笑廣東為無人也。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古直、教員李滄萍、鐘應梅，等叩，真辰。二、探送梧州南寧李總司令，白副總司令，黃主席，馬校長勳鑑（前段與上電同略），今聞將入貴境，請即電今所在截留，徑付執憲，庶幾亂臣賊予，稍知警體矣，否則公方剿滅共匪，明職教戰，而反客受劉豫、張邦昌一流人物以自越，天下其謂公何，。 C所謂危，不敢不告。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古直、教員李滄萍、鐘應梅叩，真午。
電文中列名的李滄萍先生，事前並未與聞，事後曾發表談話否認列名美電。所以一月十六日中山大學日報上登出帖直、鐘應梅啟事》，其文如次：
胡適出言侮辱宗國。侮辱廣東三千萬人。中山大學佈告驅之。定其罪名為認人作父。夫認人作父。此賊子也。刑罰不加。直等以為遺憾。真日代電。所以義形於色矣。李滄萍教授同此慷慨。是以分之以義。其實未嘗與聞。今知其為北大出身也。則直等過矣。嗚呼道真之拓。昔人所嘆。自今以往。吾猶敢高談教育救國平。先民有言。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特此相明。不欺其心。謹啟。
古直鐘應梅啟
這三篇很有趣的文字大可以做我的廣州雜憶的尾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