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僅是因為金錢，還有原則問題。停車收費是對法國民族精神的一種公開玷污，必須予以抵制，哪怕是要繞城半個小時才能找個車位。畢竟時間不費錢。 山城舊事(1) 如果沒見過一個男人用高壓水槍洗內衣，你就永遠不會理解新舊大陸之間在文化方面有多大差異。 那是初冬時節，一個清冷、安靜的早晨，某種有節奏的聲響在整個村子的上空響起。那正是高壓水槍的聲音。 我悄悄地向聲音起處走去，透過花園的圍欄，看見一條晾衣繩上搭滿了各色各樣的男式內衣。另有一些衣服還在經歷洗禮，被水柱衝打得劇烈抖動著，就像射擊場裡懸浮的標靶。 洗衣服的男人站得遠遠的，因為那裡濺不到水珠。他戴著帽子和手套，腳蹬一雙幾乎包住踝骨的絨拖鞋，像戰場上的戰士那樣雄赳赳地屹立在那裡，雙腳叉開，水管經過胯下握在手中。強勁的水柱像冷酷無情的子彈一樣掃射出來，內衣紛紛中彈顫抖。

我和我的夫人回到普羅旺斯才幾天。我們離開這裡已經四年了，其間基本上是在美國度過的。那裡的語言環境令我們感到親切而舒適，非常容易適應，毫無拘束之感。雖然在運用上還不算渾然自如，但至少不用考慮什麼禮儀、性別方面的用詞等繁文縟節，也不用揣摩用“您”和“你”之間有什麼區別，不用翻遍字典去查從桃子到阿司匹林的每個詞是陰性還是陽性。即使我們的耳朵對那些曾經熟悉的事物感到了些陌生，即使有些新興的詞彙需要逐漸去適應，可我們終究說的是英語。 一位矮個兒朋友告訴我，沒有人再認為他身材矮小，而是認為他跟地面垂直方面有些問題；以前，一小時就是普普通通的六十分鐘，現在，卻跌宕起伏情趣倍增；沒人會琢磨你離開房間，而注意到的只是你在退出；經濟波動不定，就像一顆時常發作的智齒；靠直覺就能知道，天才的想像補充了偉大思想中的哪個部分；那些褒義詞變得越來越誇張，雖然這對人們有百益而無一害。大人物們煞費苦心，想用貌似莊重的籌劃包裝出自己的觀點。

許多法律術語在平時的聊天中被胡亂運用，體育界的訴訟案件在不斷增多，這些都是令人厭煩的。商品過剩也在那些可怕問題之列。我還注意到，那些具有影響力並老於世故的美國人——也就是傳媒中的那些熱點人物——他們不僅滿足於將事情完成，而更在乎實現某種結果。 於是我總是隱隱有一種憂慮，生怕這越來越糟的情緒甚至會感染那些餐館的服務員，因為我現在已能經常聽到那些自命不凡的傢伙這樣的問話：“你吃完沙拉了嗎？”（哦當然，這要在你看了一會兒菜單後，他才會說。） 我們這是頭一回遇到外人，儘管我們此前從未感到某種幸運的跡象。據說全神貫注已經是過時的習慣，注意力集中才是當今首選。具有衝擊力的新詞彙越來越多，但在這樣瞬息萬變的情境中，無論遭遇多麼別具一格的語言，我們似乎都應處亂不驚、心安理得。

可總是有些不對的地方，這當然不是因為不受歡迎，事實上，我們遇到的每個美國人，都沒有給熱情友好、慷慨寬容的美國人形象抹黑。 在長島（Long Island）盡頭東漢普頓（East Hampton）的一幢房子裡，我們曾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時光。這地方一年裡有九個月都非常安靜。我們陶醉在美國的便利、高效和數不清的機遇、挑戰以及選擇中，漸漸被當地的風俗習慣所同化。 我們開始品嚐加利福尼亞葡萄酒，採取電話購物，沒事悠閒地開車閒逛，只吃維生素含量高的食物，時不常地檢查一下自己的身體，緊張地關注著膽固醇的升降，觀看充滿肥皂劇的電視，在餐館裡絕不抽煙，只有到沒人的地方才過把癮…… 有一段時間，我們甚至嚴格按照生活小百科的建議，對每天的飲水進行定量。總之，我們盡了我們的全力去適應我們面對的一切。

但不知為什麼，總覺得還是有什麼不對頭，這令我們茫然不解，悵然若失。 後來我們才明白，我們是在為遺失了在普羅旺斯的那種溫馨、清純的感覺而煩惱。從田野裡席香草的芬芳，到週日早市的繁華和嘈雜，這所有的喧囂和浮躁，都讓我非常懷念。沒有哪一個星期、沒有哪一天，我沒有經受思鄉的折磨。 對許多人來說，故地重遊，重溫那陳舊的生活，是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記憶就像一個編輯，帶有明顯的偏見和傾向，他只按自己的喜好來進行保留，對其他事情則不予理會。經過這番剪輯，往事便變得如玫瑰般的悅目，所有美好的時光像被注入了魔力般清晰，不快的日子卻日漸模糊，直至消失。最後留下來的，便只有一段光輝的日子，盛滿了我們的歡樂。難道真是這樣嗎？往日真能重現嗎？

哦，或許有一種辦法能找到它。 對從美國直接來到法國的人來說，首先碰到的頭痛事就是混亂的交通。一出機場，那萬舸爭流的景象就會映入眼簾，像一股迎面撲來的海浪。我們瞬間就會被捲入高速奔馳的漩渦之中，陷入汽車的重圍。隨處都可以看到車輛超速行駛，就像剛搶完銀行的罪犯正奪路而逃。很快有人就告訴我們，法國司機喜歡將他前面的每輛車都視作一個挑戰，他會奮起直追迎接這種挑戰，而不會注意到紅綠燈的存在，對路邊警示的路牌更視若無睹。高速公路每小時限速八十英里，這被視為對個人自由的無理約束，事實上它只能約束外來的旅遊者，而法國人卻絕不買賬。 如果人的反應更快一些，或車輛的性能更好一些，事情也許不會令人如此不安。但當一輛雷諾轎車幾乎是飛行而過時，你肯定又有這種疑問：幹嗎不把小汽車設計成能突破安全障礙的？要是你再看那開車人的姿勢，那就該更震驚了。要知道，法國人有個很奇怪的習慣，就是兩隻手臂不交叉在一起，就不會說話。他們表示強調時，手指會不停上下擺動；表達沮喪時，胳膊就會抬得高高的，這是這個民族的語言的伴奏。你要是在酒吧里，看到兩個人爭論時那手舞足蹈的樣子，倒是蠻有趣的。但如果在高速公路上，而且是一輛車速為每小時九十英里的小車司機，他要將手臂交叉抱在胸前開車的話，我想你的心臟說不定會突然停止跳動。

所以，你應能理解我此時的感受。我喜歡在偏僻的道路上，像開拖拉機一樣緩慢地開車，經常地停下來欣賞一下周圍迷人的景色，這才愜意。從我第一次來到普羅旺斯，我就愛上了那些畫在陳舊糧倉和孤零零的石砌小屋上的褪色廣告。那是些早已無名的開胃酒、巧克力或出賣肥料的廣告。七八十年裡，經過多少個夏日強烈陽光的照射，那些天藍、深褐和奶黃色都已褪得淡淡地發白，有些地方的油漆已經脫落，越發顯得斑駁質樸。 這些年來，各種奇異的新式廣告已越來越多，讓這些陳舊簡陋的鄉村廣告黯然失色。在這裡，城鎮和村莊現在一般都有兩個名字，一個是原來的普羅旺斯拼法，一個是新的，比如，Menerbes寫成Menerbo，Avignon寫成Avignoun，Aix寫成Aix-en-Prouvenco。而這一切，可能僅僅是個開始。如果普羅旺斯路標工人一直健在，也許有一天，我們能看到Frequent Radar Controls（繁忙的雷達控制台）或Low-Flying Aircraft（低空飛行的飛機），甚至能看到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爾（Frederic Mistral）用詩歌語言改編的《大麥克之家》（The Home of the Big Mac）。

標牌像野草一樣隨處生長，標示著各種信息，有建議，有教誨，還有所有權等等。牌子有的釘在樹上，有的掛在田邊的柱子上，有的在柵欄上，有的在混凝土裡，大多是些葡萄酒吧、蜂蜜、薰香精和橄欖油、餐館和不動產代理的標牌，式樣新奇，光鮮耀眼。 也有提醒人們“當心野狗”的標牌。最令我喜愛，或者說最令我沮喪的是下面的這塊牌子。我在普羅旺斯山上看到的它，掛在野外的一棵樹幹上，上面寫著：Tout contrevenant sera abattu，les survivants poursuivis。意思是：擅入者將被打死，倖存者將被指控。我倒寧願相信寫標牌的人只是為了幽默一下。 山城舊事(2) 另一類獨特的警告，我想在法國以外絕不會見到。在聖特勞普的競技場中，這類警告隨處可見。那裡每週都有集市，警告一般寫在瓷牌子上，而瓷牌子釘在柵欄上。警告的文字風格狂放不羈，語氣嚴厲，不斷提醒每一位路人：嚴禁在附近大小便！

對於東漢普頓這樣一個以法紀嚴明而驕傲的城鎮，這種警告似乎是有點多餘了。但這種警告在法國是非常必要的，因為法國人有隨地即時小便的愛好。不管什麼時間、地點，只要生理上有要求，他們就會立即行動。 各個小鎮、城市有數不清的僻靜角落；鄉村里更是沃野千里，無數的灌木叢是天然的隱蔽方便之處。但法國人似乎無意進行選擇，因為隱蔽是他們最不關心的事情了。 他們有時站在突出的岩石上，在天空背景的襯托下，像海灣里的牡鹿。有時又緊靠路邊，你只好轉過頭去避開他。而他卻從容不迫地做著他需要做的事，毫無尷尬和不安。你走過他身邊時要是碰巧目光相遇，他還會禮貌地沖你點點頭。但大多數情況是，他兩眼朝天，悠哉悠哉地欣賞著天上的白雲。

幸好禁令佈告並不是大多數公共場所規範的打招呼樣本。 在法國，對陌生人表示禮貌是理所當然的。人們雖不見得非常友好，但總是彬彬有禮。早上出去辦事，每個停留地都會有小小的招呼令你愉快，表明注意到了你的存在。這在別的國家並不常見。 比如英國，許多店主就常表現得目中無人，也許因為你沒有被正式介紹過。而在美國，一塊極其忽略規則的土地上，卻常常會看到另一種極端：當面對有關身體狀況和生活細節的殷勤詢問，如果顧客對這些問題事先沒有想到，那麼接踵而來的就是一連串無微不至的關懷，包括痛陳利害，詳細地了解家世、衣著、生長發育和相貌等情況這一系列。 所以我以為，法國人在親疏關係上的尺度掌握，還是比較合適的。

有些問題則必須通過語言來表達，哪怕是最基本的小問題，也必須用恰當的語言來表達。不，先生，你吃飯一點也不像很饞的樣子，你只是經受了一場危機。那是角落裡的先生髮出的腸胃脹氣聲嗎？當然不是。它是窮人的鋼琴發出的雜音，窮人的鋼琴嘛。說到胃口，我們看襯衫鈕扣有被撐開的趨勢——好啦，只有女傭做的奶油蛋捲。上面的名稱配的是一部西部片的著名解說。牛仔：給我一點紅色素字幕：Un Dubonnet，s'il vous plait。毫無疑問，法語是近年來最得體、最動聽的語言了。 還有烹飪語言。在一個人們經常因交通的混亂而錯過午飯或正餐時間的國家裡，你總是會希望看到這個民族有關美食的那些真實的證據。更多的精肉，更多的男人，從上頓吃到下頓。但事實並非如此，至少在普羅旺斯不是這樣。 當然也有這樣的人，他們是餐桌上的巨人，可這畢竟是少數。 我每天看到的大多數男男女女，真令人沮喪，他們比他們應該擁有的體形苗條許多。一些來自其他國家的人對這種狀況的解釋是，遺傳基因的某種良性合成物，或者說是過量的咖啡和法國政治引起的亢奮的新陳代謝導致的結果，但真正的答案則在於他們的飲食對像以及吃喝的方式。 法國人不吃快餐。他們總是隨手從長麵包一端撕下一塊（如果麵包剛剛出爐，那更是難以抗拒的誘惑），然後邊吃邊離開麵包房。 在法國街頭，你經常能看見這種飲食方式。如果把它跟美國公眾的食譜對照一下：比薩餅、熱狗、玉米片、煎玉米卷、小麵包、炸土豆片、三明治、五加侖咖啡和半加侖桶裝可樂（這還是節食者的量），天知道還有哪些該吃的東西。而法國人的這頓午餐，還經常被安排在去有氧健身課的路上。 但當一個法國人真正坐在了餐桌前，兩餐之間的虧損立刻就會被彌補，這是其他民族頗為不解的地方。就一般人而言，如果每天兩頓飯都吃得飽飽的，怎麼可能不發展成一個大肉球，或者因膽固醇食入過多導致動脈硬化而突然昏倒在地呢？ 當然，法國人的飯菜攝入量應該算是適中的，只是其中包含了許多令美國醫生恐懼的食物。比如加奶油的豬肉醬、配著阿馬尼亞克酒的肉末餅、包裹在黃油酥餡餅裡的蘑菇、肥鴨油烤的土豆，而這些還只是主食之前的開胃小點。當然，接下來還有奶酪，不過不會很多的，因為甜食還沒上來呢。 如果不是為了飢餓，誰會對那種連一兩瓶葡萄酒都沒有的午餐感興趣呢？幾年前，美食家們研究出了一個許多法國人多年前就堅信的結論，就是紅葡萄酒對人的身體非常有益。某些美食家們在鑽研一個被稱為是“法國悖論”的理念時，無意中發現法國人喝的葡萄酒比美國人多十倍。哦，這就對了！悖論有了更明確的解釋：是葡萄酒使法國人變得那麼健康苗條。 我真願意相信事情就這麼簡單，可其他的一些畢竟不能排除，這些原因對法國人的胃的強烈刺激相對小些。雖然沒有什麼科學的證據，但我相信，這裡的食物原料中被摻入的添加劑、防腐劑、顏料和化學新元素比美國要少得多。我也相信，好好坐在餐桌前吃的食物，要比趴在桌子上、站在櫃檯前或邊開車邊吃的食品營養要多一些。我還相信，不管在哪兒吃飯，狼吞虎咽、速戰速決對消化系統的影響絕不僅限於脂肪肝。 前些時候，紐約一些餐館興起了一種時尚，即努力將午飯時間壓縮在三十分鐘以內，以保證尊貴而忙碌的經理們能在一小時之內分別對兩批受害者下手。我敢打賭，如果那不是導致緊張和消化不良的原因的話，我就把自己的手機電池吃了。 是的，在普羅旺斯，時間不像世界其他地方那樣受到崇拜。向那些最終無法避免的事情低頭，摘下手錶將時間鎖在抽屜裡，這花了我一兩個星期的時間。單從準時上看，時間已沒有任何重要意義，而瞬間倒有了獨特的意味。 顯然，去餐館吃東西；在街上閒聊；玩玩滾球；挑一束鮮花；在咖啡館裡小坐；每個小小的快樂都讓人感到了收穫。在這裡看不到步履匆匆的人流，或許有時令人生惱，但大多數時候讓人感到愉快，這是種非常有魅力的狀態。 我進城辦事只需十五分鐘，然而來回卻用了兩個半小時。這事讓我意識到了，沒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值得我去做，倒是應該盡情享受每一分鐘的時間。 也許是舒緩的生活節奏，塑造了當地人性格的一個重要方面——開朗、快樂。法國人並不以此而聞名，而是恰恰相反。許多外國人總是根據他們與巴黎侍者的初次接觸，來判斷法國人的性格，不知道那些侍者是否像對待自己的同胞，包括對待自己的妻子和貓那樣冷淡地對待遠方的來客。 但在南方，事情卻有了本質的變化，反差極為鮮明。儘管那裡也面臨著很多的困難：失業率一年高過一年，還有法國收入稅造成的經濟疲軟，但總有一種輕鬆偷快的氣氛在那裡飄蕩。 對這些難題的普遍反應是把它們拋在腦後，不去理睬。報紙上連篇累牘地登載著年輕的法國商人離開巴黎赴英國取經的長篇報導。即使普羅旺斯還存有涓埃的雄心壯志，也是日趨式微。大家都認為時代會更好，大家也希望時代會更好。同時，他們還善於運用“聳肩”哲學。 讓來訪者入鄉隨俗是個好主意，因為普羅旺斯的生活從不缺乏引人好奇的事物，善解難題的民族天才距此也不遠。可能某些地方通行著一些莫名其妙的邏輯，很多時候讓我們難以理解。就拿村子的廢料垃圾場來說吧，它處於一個不顯眼的位置，經常有人來清理，在沒有垃圾車的情況下用來堆放各種垃圾，坦率地說，這是個很好的設施。垃圾箱上顯著位置有一紙通知，上面寫著：大物件應在每月最後一周週三過後的兩天拋棄。 一天早上，我對這份通知進行了好一番認真研讀，開始我還以為誤解了它的意思，或者我的法語再次令人失望了。但並不是這樣。上面說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三過後的兩天。為什麼不說每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五呢？莫非有些什麼計劃——那肯定是布魯塞爾的官僚們的一些瘋話——已經開始啟動，準備變更星期五的名稱，使之更充滿活力、政治上更鼓動人心嗎？ 山城舊事(3) 我正琢磨這是否是給2000年的獻禮，一輛運貨車到了，司機下車也來看通知。他看看我，我望望他，隨後他又看看通知，搖了搖頭，聳了聳肩。 不久，通知就不見了。我被告知什麼時候想扔垃圾都行，別管是電冰箱、自行車，還是電視機，完全不必顧忌那個通知。法國人忽略招牌的快樂，能頂得上對招牌的熱愛。 如果把這個特點和另一個綜合起來考慮，也就是如何從你手裡拿錢那種特性，你就會理解停車的問題。 現在，普羅旺斯的每個城鎮都闢有停車位，這些位置還用符號清晰地標示出來，所以很容易找到，可人們總是視而不見。另一方面，街道上卻充滿想像力地擠滿了非法停泊的車輛。兩隻輪子架在人行道上，或擠進胡同里，每邊只餘下六英寸的空間，這都是很常見的。司機們倒車時顯露的良好車技，令人欽佩。不過也會發生一些爭吵，兩個人怒目而視，咆哮不止，喇叭也趁機長鳴——為什麼呢？就因為官方停車場過於貪婪，一小時就要收五法郎。 我的朋友瑪蒂娜讓我放心，她經常把車停在別人不敢停的位置。這不僅是因為金錢，還有原則問題。停車收費是對法國民族精神的一種公開玷污，必須予以抵制，哪怕是要繞城半個小時才能找個車位。畢竟時間不費錢。 拋開道德和經濟的原因，找到一個真正絕妙的位置還會有一種極大的成就感。我曾見過某人將車倒進新建的時裝店的院子裡。走出幾步後，他還頗為自得地回頭去欣賞他那輛寶馬整潔漂亮的外觀，將那裡想像成一個汽車展示窗，最後滿意地點點頭。這時，人和車在一瞬間形成一種默契，好像他們共同贏得了一場重要的勝利。 對我來說，瞬間的感覺，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聽覺、視覺和嗅覺，幫助我認識了普羅旺斯的特色、歷史以及風景。如果問美國什麼最令我懷念，那就是鄉村集市。其實那兒沒什麼特別的東西，不過是從阿普特到絡曼尼的每個城鎮每週擺出來的貨攤。 這些市場看上去很誘人。色彩斑斕的花兒和蔬菜，手寫的招牌，貨攤擺在古老的懸鈴木樹陰下，有的靠著更古老的石牆。也許這般擺設是專為名信片攝影師安排的，充滿藝術氣息。這情景只會出現在旅遊旺季，那些貨攤夏天一過就會被拆掉，隨後被人遺忘。不過，在一月份和八月份，你會看到這樣的貨攤，因為那裡賣的麵包和黃油是當地居民自己製作的。旅遊者只不過是一團果醬，雖然非常受歡迎，但並不是必需的。 這種購物過程非常緩慢，攤主和顧客通常熟識，購物同時也是社交。 老讓·克洛德挑選奶酪時，臉上露出讓人羨慕的笑容。他剛裝了一副假牙，還拿不定哪種奶酪最合適自己。布里乾酪太軟，米姆賴特奶酪又太硬，也許波弗特奶酪比較適合，剩下的就等著新牙來適應了。 達爾馬佐太太站在番茄攤位旁邊，面帶疑惑。當地的番茄應該還沒成熟，而這些番茄來自哪裡呢？標籤上為什麼沒有產地？她看了一會兒，捏了捏番茄，然後摸摸鼻子，噘著嘴唇，最後決定拋開謹慎，先來半公斤嚐嚐。 一位留著小鬍子的男人在自己的攤位前踱著步，一隻手裡擎著杯玫瑰酒，另一隻手拿著一個嬰兒的奶瓶。那是用來餵他收養的一個野豬崽的。聞到奶香，豬崽的小黑鼻子貪婪地抽動著。 賣花的婦女把找好的零錢交給我妻子，然後就忙著探下身去，從她的攤位下面拿出兩個剛下的蛋，用報紙包裝出好看的樣子。 廣場另一邊，咖啡館外的桌子周圍都坐滿了人。來自蒙特卡羅（Monte Carlo）電台的聲音掩蓋了煮咖啡發出的嘶嘶聲，播音員正熱情洋溢地播報著本週的賽事。他們是從哪兒找到的這些從來不用休息的人呢？ 四個老年人並排坐在一堵低矮的石牆上面，等著收檔後打掃廣場，那時他們就能玩滾球遊戲了。 一條狗蹲在他們旁邊的牆上。若戴上頂無檐帽，它看上去就像一位頗具耐心、滿臉皺紋的老人。 攤販們開始收拾貨物，準備閉市，幾乎有種伸手可觸的預感。吃飯的時間快到了，今天陽光明媚，午餐可以設在室外。 在大西洋這邊，我們經常遇到兩個出乎我們意料的問題，而我們卻無法回答。第一個是，美國人常被看作萬事通，總是被問及發生在華盛頓和好萊塢的偶然事件（現在這幾乎是同一位置），好像我們非常了解政治家和電影明星。第二個是，認為我們在某種程度上，為傳播美國民族風俗習慣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所以，我們經常把法瑞苟勒先生的指責釘在恥辱柱上。 法瑞苟勒是一位退休的中學教師，自詡為法國文化和法語純潔性的捍衛者。他對從快餐到棒球的所有東西都深感焦慮，因為這些東西已開始影響那些頭腦簡單的法國人。但在這個特別的秋日，他的頭腦想的卻是更嚴肅的東西。當他從酒吧凳子上站起經過我身旁時，他的擔心更加明顯了。 “這事真令人憤慨。”他是這樣開場的，緊跟著就對環繞大西洋出口對法國人鄉村生活結構造成的危害，進行了一連串的輕蔑評論。 法瑞苟勒身材矮小，幾乎跟小人國的人差不多。說到激動之處，為了加強語氣，他不停地跳起，就像一隻憤怒的皮球。如果他是狗，我想肯定是獵犬。 我問是什麼令他不安，卻突然發現自己的腦袋也開始隨著他的動作而左右搖擺。 “萬聖節，”他說，“我們需要這個嗎？這是一片產生過伏爾泰、拉辛、莫里哀的土地，我們把路易斯安娜白白送給了美國人的美國。可他們給了我們什麼回報？”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但從他的語調和下垂的嘴角觀察，這顯然是一場嚴重的災難，能和葡萄架上出現根瘤蚜或巴黎外的歐洲迪斯尼的到來不相上下。 “我倒不這麼看。”我說。 “你怎能視而無睹？到處都是——變了樣的南瓜——阿普特，卡瓦隆，到處都是。” 變了樣的南瓜說明了一件事，就像米老鼠和番茄醬在法國已經家喻戶曉一樣，萬聖節也來到了法國，這是文化的又一個催命符。 在略作解釋之後，我決定親身去阿普特看看。法瑞苟勒有些危言聳聽，這是他的一貫作風。不過，在普羅旺斯，萬聖節的飾品確實已經裝點了一兩個櫥窗。我想知道，在正式印發的年曆上，萬聖節是否也已經登堂入室，他們是否知道這是個什麼樣的節日。 在阿普特的大街上，我隨意問了幾個行人，他們一臉困惑。看來，南瓜只意味著南瓜湯。 將萬聖節移植到普羅旺斯，這到底是誰的主意？如果允許孩子們晚上在農莊外玩“不請吃就搗蛋”的遊戲，是否曾提醒他們要注意健康？他們肯定會被狗咬的。還算萬幸，地方報紙上沒發現有關流血事件的報導。我想至少在今年，萬聖節只能是一次無人出席的聚會了。 無論如何，法國已擁有很多自己的傳統節日，我們每月都有新發現。 五月初有一個公眾假日，接下來還有好幾個，似乎在為八月的節日做準備。那時全國都會休假，文件堆積如山，標誌著官僚機構的永久性節日。每個聖徒都有自己的節日，每個村莊都有各自村莊的節日。應大眾的要求，每星期都有普通人的節日，也就是周日的午餐。 週日是不同尋常的一天，是你即使沒一周都在辦公室裡度過，也會感到不同的日子。連周圍的聲音都變了，工作日里有的只是鳥叫和隆隆的拖拉機聲，週日早上，這一切卻變成了獵狗們的狂吠聲和遠處傳來的槍聲。普羅旺斯的獵人們喜歡行使他們保衛鄉村的權力，絕不容許野兔和畫眉的入侵。 今年，他們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嚴重挑戰，這來自於變異了的野豬。誰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只是野豬的數量卻越來越多。理論界目前的說法是，太過穩定的生活方式導致了野豬的迅速繁衍，它們每年固定會產一窩小野豬。野豬還一直與更為多產的家豬交配，它們的後代對葡萄園和果園造成了嚴重威脅。它們劣跡遍布：為了尋找食物，它們把土地挖得傷痕累累，菜園被踐踏得面目全非，甚至還撞歪了一些石頭牆。 山城舊事(4) 一個週日，我們房子附近的地區被封鎖起來，這是一場有組織的驅趕野豬的行動。沿著漫長而骯髒的土路，每隔一段就有獵人們守候在那裡，他們把自己的貨車停在灌木叢中。獵人們都穿著綠色迷彩服，手拿武器，耐心等待著。獵狗們圍著圈子，一個個氣勢洶洶，項圈上的鈴鐺丁當作響，因興奮發出的叫聲顯得很嘶啞。我覺得好像置身於一場大搜捕或者是戰爭之中。 在我走回房子時，出現了第一個傷員。一個獵人朝我走來，陽光從他的背後照過來，只能看到他的輪廓。依稀能辨認的，是他的肩上斜挎著來复槍的槍筒，胳膊上還抱著一個毛絨絨、長著腿的什麼東西。隨著他的走動，那條耷拉下來的腿也在晃動著。 他來到我面前停下來，我才看清楚那隻長著腿的東西原來是一隻黑色的獵犬。它朝我們的狗翻著眼睛，一臉陰鬱和哀傷，它的主人更是以一副悲痛的神情向我問早安。 我問他愛犬是怎麼傷的，莫非在灌木叢裡受到了一隻凶悍的野豬的攻擊？ “唉，”獵人嘆了口氣說，“它整個夏天都在養狗場待著，爪子不利了。所以今天稍微跑得遠了點，腳就受了傷。” 待到十一點半，道路上變得空無一人。大隊人馬撤回去休整了，需要進行重新組織，更換衣服和武器。迷彩服和槍支換成了乾淨的襯衣和刀叉，獵人們的下一個戰場將在餐桌上。 無論什麼時候，週日的午餐都是我最感興趣的。早上不會被工作困擾，午睡也不必內疚。我感到餐館周圍洋溢著一種輕鬆愉快的幽默氣氛，那幾乎近似於一種節日的情緒了。我想這時候廚師們工作起來一定更有激情，因為他們知道客人們今天是來享用廚藝而不是來談生意的。毫無疑問，週日的飯菜味道總會更好一些。 在我們住房周邊大約二十分鐘車程的範圍內，有十好幾家相當不錯的餐館。眾多的選擇寵壞了我們的胃口，我們認真挑選著，準備找一個這種天氣裡最適合的去處。 麥斯·托特倫餐館有寬大的院落，濃蔭蔽天，酒店還有各種不同的草帽供顧客挑選用以遮擋陽光，在這裡就餐，那感覺就像置身於九十度的高溫裡在天堂吃飯。 冬天有埃格布倫客棧，它簡直像一個戶外的火爐，寬敞明亮，掛著雪白的窗簾，甚至可以遠遠地欣賞到私人河谷的風景。 這兩家與當地其他餐館——當然還有大多數別的法國餐館——不同的是，廚師都是女人。傳統的分工模式是男人掌勺，女人負責針線。現在時代不同了，至少這兩家餐館是這樣，儘管他們的女廚師還沒有贏得像阿蘭·迪卡斯那樣的國際聲譽。阿蘭·迪卡斯確實不簡單，她得的勳章完全可以掛滿一整棵聖誕樹。法國婦女在醫藥、政治、法律等領域的地位，肯定要比在餐飲業高得多。這跟美國很不一樣，我感到大為費解，莫非這與大男子主義有關？我不得而知。 關於這個問題，要想有一個富有挑釁性的答案，那麼只有我的朋友羅傑斯能辦得到。其實，我一直就堅信他是法國精神的傑出代表。在烹飪和大男子主義方面他都非常出眾，而且也願意同整個世界分享他的觀點。因此，他對女廚師的激烈態度毫不令我意外。我問他法國為什麼沒有更多的女廚師，話音未落，他的回答已像出膛的子彈般飛出來。 “你必須明白，”他說，“在法國，有些事情由於太重要了，因而不會交給婦女們去做的。” 女醫生、女法官和女內閣成員雖然少見，但對羅傑斯來說，她們勉強還可以被接受。女廚師們和女餐飲總管則令他深感懷疑同時極不舒服。他認為，這些事情違反了事物的正常規律，專業化烹飪是男人的工作。 經過這個冬日埃格布倫客棧的周日午餐，我們想他應該有所改變了。一開始時，他對待瑞士牛肉奶汁的態度還相當謹慎，而對後來的燉羊肉則毫無戒心了，最後，他大刀闊斧地干掉了堆得像小山似的各色奶酪和一塊黑色三味巧克力。要知道所有這些都出自一位婦女之手。 走出餐館時，我想他該承認自己也許錯了。可什麼都沒有。他只是變通了一下他的大男子主義，用以化解此刻的尷尬。 “只有在法國，”他說，“你才能在這樣不知名的地方嚐到如此的烹調絕技。”他向綿延不絕的遠山和普照河谷的太陽揮了揮手臂，“回來真好，是吧？” 是的，回來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