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法術已消失，
我只剩身上這點力氣……
這一點點薄弱的力氣……
我既已恢復我原來的身分，
也已寬恕騙過我的人，
那就請別再逼我住在這荒島上，
請求大家好心些，將我釋放吧。
——莎劇《暴風雨》中，大魔法師的劇終獨白
凡有邊界的，皆是監獄——
人生是監獄。
很多人要被拉出去處決了，就大呼小叫，拼命扳住門框不放，搞得其它囚犯心情都變得很壞。當然也有微笑退場，也有發表激昂演說再赴刑的。
也有人，在大家的注視之下，悄無聲息的，越獄了。
留下大家在次日清晨，揉揉惺忪的睡眼，望著空空的牢房，納悶說：“人呢？怎麼不見了？”
張愛玲不見了。
越獄成功。
很多人悄無聲息的死了，很多人越獄成功。
可是張愛玲，是人生的重刑犯——
她從人生狠狠劈下幾塊黃金、犯下幾件巨案、再大大留下幾調線索，然後，飄然遠去。
“你知道張愛玲為什麼要拿著'金日成猝死'頭條的報紙拍下最後一張公開照片嗎？”聰明愛人考我。
“不會是討厭韓國人吧？”我答。
“當然不是！”聰明愛人提供解答：“張愛玲看見這條新聞的時候，心裡一定在冷笑——'哼哼哼，給金日成這樣子跑掉，就算得上是厲害了嗎？到時候瞧我的吧！'”
聰明愛人把張愛玲的心聲，用這麼江湖氣的腔調來表現，當然很可笑。不過,照張愛玲在那張最後照片裡的表情來看，恐怕不是離譜的猜測吧。
面對歡喜讚歎、溢於言表的愛人，我唯有取下架上的《暴風雨》，念一段劇終時，主角大魔法師偷偷代表莎士比亞，向觀眾道別的獨白——
“我的法術已消失，
“我只剩身上這點力氣……”
這位大魔法師，由於疲倦，也由於領悟，自行毀棄了人們眼中的大能、無上神奇的法術。
張愛玲的法術，一樣，早已消失不見。
文學，跟文學史無關。
我不會因為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去愛上乏味的史詩《羅蘭之歌》；就像我不會因為在動物進化史上的地位，去愛上鴨嘴獸一樣。
我入迷張愛玲，可從來沒有想過她和文學史有什麼關係。迷張愛玲的人，大都是貼身的迷、貼心的迷——
迷卡文克萊內褲的人，誰會想在博物館裡看到它？
我的張愛玲，是和文學史無關的張愛玲。
更何況，整個不成氣候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有什麼好稱霸的？
張愛玲的香火，供在每個入迷者胸中那一座任何宗教都有可能的神龕裡，不在琉璃黃瓦的大廟上。
有求必應的、隱密的張愛玲。
我讀張愛玲，從小就無意識的，用上海話讀。
我始終沒有意識到這件事，一直到有一天，焦姓朋友問我道：“餵，聽說你都用上海話念張愛玲的啊？”
“是啊。”我說：“不然要怎麼念？”
“用普通話念啊。”
“嘎?那你怎麼念'桂花蒸阿小悲秋'裡講的話？你怎麼念阿小的兒子呆看天空時，喃喃自語的'……月亮小來，星少來……'？”
對方就用國語念了一遍“月亮小來，星少來”。
我很詫異的聽著她念完，大吃一驚原來有人這樣念張愛玲的！
她倒過來要求我用上海話念了一遍“月亮少來，星少來”。我照辦了，她也大吃一驚：“原來有人這樣念張愛玲的！”
確實是，什麼異教徒都有。
上海人，像任何都市的人一樣，也多的是老土。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任何都市的人，拿來跟上海人並肩一放，很容易就會“略土一點”。不見得是外貌的土、見識上的土，多半時候，是一種面對人生的土。
我講的，自然是彼時的上海人。
拿所有三十年代作家來，放在張愛玲的身邊，立刻分曉；白話文有白話文的土、文藝腔有文藝腔的土、左派左派土、右派右派土，一個一個不是青筋暴露、就是灰頭土臉。
唯一不土的是錢鍾書，可他寫一寫又不寫了。
也有想把張愛玲圍起來不讓人家碰的，也有再怎麼招惹、也招惹不夠的。
我也不想招惹她。
我也不想窺探她。
如果想的話，在洛杉磯那幾年，埋伏在她必經的路邊，總能夠督見一眼兩眼的。可是這不是我想要她現身的樣子。
我唯一想要她現身的樣子，要像現代中文小說家裡面，唯一夠傳奇的天王巨星那樣，站在台中央，接受幾十萬張迷的歡呼跳叫，感知一下有多少人因為她的小說，嚐到了本來就囫圇錯過的人生滋味。
也許有人會端來一碗蝦爆鱔面，有人獻上一盤糯米糖藕，之類的事情。
反正不是諾貝爾獎那樣的玩意就是了。
然而，她不在乎。
有過、又沒有了的法術；有過、又沒有了的歡呼，她都不在乎。
她從人生，越獄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