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翹課。
有的人翹得很靈巧，
有的人翹得很粗魯；
有的人為了翹課，讓自己早已過世的外祖母“一再病危”、每個月固定在生死邊緣徘徊。
我當然也翹課。
我靠的是“特權”。
特權如果來自於拍老師馬屁、打同學小報告這類不入流的行徑，那是很沒出息的。
但如果特權來自於“專業技能”的話，就不失為“有格調的”翹課之道。
什麼樣的“專業技能”呢？
像打球、演講、心算、彈琴這類的，當然都是很符合“當局利益”，很能製造翹課機會的。
至於染髮、飆車、用牙齒咬開酒瓶蓋、用舌頭把櫻桃梗打結這類的專業技能，就最好自行在民間發展，不太能指望用來翹課。
什麼樣的專業技能，可以得到學校最大的放縱，換來最多的翹課機會？
當然必須是這所學校的“顯學”。
如果你的學校最重視電腦，你就不要老是練習扯鈴；如果學校專在棒球上揚名，你的西班牙文造詣可能也就會受冷落。
那麼，我念的小學，當紅的“顯學”是什麼呢？
說出來，一定讓人覺得“深具時代意義”——
吾校之顯學，正是“唱平劇”！
“唱平劇”，實在是很冷門的課外活動，我後來情竇漸開，常常忍不住懊悔自己選了平劇——如果學拉小提琴，起碼可以用來對暗戀的對像下蠱，一邊拉出摧心的曲調，一邊緊鎖雙眉，做出痛苦又陶醉的迷人表情。或者起碼應該學素描，把對方聽課的側影畫下來，偷偷放在對方書包裡，在瀟灑的簽一個鬼也看不懂的簽名。
然而，我既沒學拉小提琴，也沒學素描。
我選了學平劇。有誰能靠唱一段平劇，而擄獲佳人芳心？
神經的小朋友還不只我一個。大概在那個年代，我們這類家庭看平劇的比例還是非常高的。
學校請來了余老師和孫老師，余老師是年華正茂的美艷名伶，帶著女生組學青衣花旦，孫老師是輩分很高的前輩師傅，帶著男生組學唱老生。
學校派下來的第一齣戲碼，正是鼎鼎大名，可是實在滿無聊的“四郎探母”。
為什麼第一出就學“四郎探母”？
大概是因為這是所有平劇當中，被表演次數最多的一出，就像在各國的哥劇院，蝴蝶夫人必須一再的自殺，卡門必須一再的被殺一樣，楊四郎也必須一再探望他的媽媽。探到他媽媽吐出來為止。
“四郎探母”這齣戲既沒有死半個人，也不會打半場仗，純粹是出“親情倫理大悲劇”。
一個中年男人，被迫放棄宋朝的公民身分，用假護照居留在番邦，為了生存，甚至犯下重婚罪，宋國有個太太，在番邦又娶一個太太，而且娶的還是番邦公主，不但娶了公主，還生了孩子！
結果老母親竟然代表大宋國，帶兵來攻打番邦，番邦當政的老太后當然起兵抵抗；是自己的老媽媽，來攻打自己的老岳母。
楊四郎的故事，聽起來就像每一個大時代造成的小悲劇一樣，有點殘忍的可笑。
可是，對我們這一群十歲不到的小孩來說，“四郎探母”實在不是一個令人躍躍欲試的故事。跟“孫悟空大鬧天宮”根本不能比嘛。
但總還是比上課有趣多了。
我們越玩越逼真，戲也學會了，角色也分派好了，竟然就要上台公演了。
一群十歲上下的小鬼，要公演“四郎探母”這樣的政治宮闈醜聞劇，實在是奇妙的安排。要是換了別家小學，大概校慶同樂會上亂七八糟瞎演一場也就夠了。
我念的這所小學，狀況不太一樣，校長是平劇的大行家、愛戴人士，她找記者來看彩排、拍劇照、印節目單，我們在容納千人的紀念館公演，面對滿場大人觀眾，然後第二天上各大報去出風頭。
我們這所私立小學，眾集了多少當時厲害人物的小孩呢？這個答案，可從“演出說明書”的“演員表”上得知——
這很可能是“四郎探母”演出有史以來，最古怪的一張演員表了。
演員表上，“楊四郎”有兩個，可是“候補楊四郎”有八個！
番邦那位“鐵鏡公主”有一個，可是“候補鐵鏡公主”也有八個！
這張演員表看起來真的很嚇人，簡直不像平劇演出的演員表，而是神風特攻隊的隊員名單，彷彿每五分鐘就會陣亡一名，需要馬上遞補的慘狀！
事實當然沒有這麼慘烈，楊四郎之所以會有兩個人演，是因為一位同學演前半段，我演後半段，至於“候補楊四郎”，“候補鐵鏡公主”，其實是為所有扮演“龍套”和“宮女”的同學所創出來的頭銜。
這些位演“龍套”和“宮女”的同學，他們的爸爸媽媽都大有來頭，不是大官、就是耆宿，不是富商、就是名流，為了得到他們的捧場，實在不宜逼他們承認自己的小孩在“四郎探母”裡演的是八個一組的龍套宮女，改說成是“候補楊四郎”和“候補鐵鏡公主”，當然皆大歡喜。
光是一張演員表，已經讓十歲的我，充分體會了娛樂界競爭的殘酷鐵律：“演員只有兩種，一種候補，一種等著被補”。當然也學會了社交界的生存法則：“你給別人面子，別人才會給你面子”。
“四郎探母”是一出充滿人情世故的戲。演“四郎探母”的過程，也是出充滿人情世故的戲。
“四郎探母”演完以後，我的“演藝生涯”並沒有跟著結束。
我開始擁有一些“高齡歌友”，有些老太太會送我糖果禮物，有陌生的老伯伯會跟踪我，等在校門口要找我說說話。
我也奉父母之命，沒事就要簽幾張“公關用簽名劇照”給各家親朋。
有時還得“應召出席”，在餐前酒後為來家的貴賓“清唱”一段。
當然，我們這幾個演公主、演太后、演四郎的小鬼，也都因為唱戲而得寵、而得到校內的高知名度、而得到不少“特權”。
這些特權包括“翹課合法化”，“經常進出校長府第”，“造型的空間增加”等等微不足道，但又很有搞頭的小事。
我在感受這些小小特權、小小知名度、小小樂趣的同時，漸漸不自覺的明了了這小小人類社會的奧妙——
大人老想把我們關在課本里，可是真正的樂子，都在課本外面，那個無邊無際的險惡世界裡。
當然我會了一些墮落的技巧——比方說，利用體制來擴張自己的權力，比反抗體制要方便得多了。
我在這所私立學校，待了將近十五年的時間，從幼兒園一再直升，一直念到高中畢業。我代表這個學校，參加無數的比賽——作文、演講、辯論，拿到的獎狀，足夠當壁紙；搬回學校的冠軍杯，足夠圓桌武士一人一個拿去吐痰。我也不間斷的當班長、當模範生、當學生會主席、當畢業生代表，可是，我自己心裡很明白——
對所有這些事、這些比賽、這些“公職”，我都沒有熱情。
我從來沒有把那些冠軍杯當成是光榮，我也從來不認為擔任那些“公職”是為了“服務人群”。
我只是憑叢林動物的本能知道，這些冠軍杯，這些公職頭銜，都可以讓我更任性、享受更多特權，也更方便的擺脫困頓的、愚蠢的、課本里的世界。
我很冷淡而有效率的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比賽，像個“個人工作室”那樣靠“接案子”來賺取我要的空間。
爸媽常常困惑，搞不懂我為什麼出去比賽得了冠軍，回到家卻絕口不提。
他們不曉得，我是以這些冠軍為恥的。
我的作文、演講、辯論，全部都充滿了我一點也不信的謊言，用盡了我覺得很廉價的表達技巧。我不得不引以為恥，因為這些跟光榮無關、跟熱情無關，只是為了換取更多不被控制的特權而已。
這是我在這家學校，從幼兒園到高中，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
高中的最後一年，我終於用行動唾棄了自己的特權，我編了叛逆的校刊，讓自己被記了大過，用驚險的成績畢業，離開這個學校。
我很喜歡這段“高度政治化”的少年歲月，我從中體會到的，不管是腐化的樂趣，還是反叛的快樂，都替後來的我省掉了很多時間，不會再耽溺在無聊的權力遊戲裡。
教育，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把你拋到空中，接近一下星星，再讓你跌進溝裡，聞聞自己的臭。
當然，接著你就會把自己洗乾淨，如果你運氣還不錯的話。
我的運氣，好像還不錯。
我聞得到我自己的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