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要初中畢業的時候，我才知道，原來有人家裡是不打麻將的。
這話聽起來很誇張，但實際上我就有這麼無知。
我念的那所私立學校，有很多學生的家庭背景很相像，在家裡有牌局，是很普通的事。
所以就算我跑到同學家裡去玩，也經常看到在家裡打麻將的“相關設施”，比方說，一間方方正正的“麻將間”，房間正中央放著一張麻將桌，桌邊四張椅子、兩張茶几。
有趣的是，這“麻將間”經常是那個家庭的“書房”，四壁多多少少有些書、掛了些畫。相反的，要是發現別人家不是這樣，反倒覺得怪怪的，覺得他們家“還沒完工”。
還有一件比“麻將間”更普通的事情，就是“家里大人都出去'應酬'了”，以致我們到了同學家裡，常常遇到兩種情形。一種就是大人都不在，到晚上都不在；另一種就是大人都在，可是都“關在神秘的麻將間”裡打牌，只有吃晚飯時，才“轟”然出現在飯廳。
什麼叫做“出去應酬”？
當然就是出去打牌去了。但顯然直接這樣講很粗魯（那時候似乎也很“違法”，雖然很多人在打），於是我從小就听慣了在家裡幫忙的管家，或者幫爸爸打理雜物的“老陳”在接電話時，很制式的回答：
“蔡律師和太太都出去應酬了。”
這個“說法”，在我腦子裡根深蒂固，導致我一直到念完研究所，接到找爸爸的電話時，還會說：“他出去'應酬'了。”
“應酬”兩個字，在我的字典裡，就是“去別人家打麻將、加上吃晚飯，吃完晚飯再繼續打麻將”。
如果只是出去吃晚飯，或者吃喜酒，照我們家這種邏輯，就會很明確的在電話裡直接說：“他們出去吃飯了。”雖然吃飯、吃喜酒，也都是“應酬”，但只要不包括“打麻將”在內，我就不動用“應酬”兩個字。這成為我多年來可笑的“術語”之一，就像我從小聽“老陳”接起電話來，一定說“蔡公館”，造成我的答錄機到現在都還沿用這三個字：“……這是'蔡公館'的電話錄音……”常被打電話來的朋友嘲笑。
“麻將間”雖然有麻將桌，可是麻將牌和麻將燈，卻總是被收在儲藏室裡，只在牌局開始前一小時，才被佈置出來。
這也很奇怪，因為麻將間從來就沒有被拿來做過其他用途，照我懶惰的想法，就讓麻將牌一直攤在桌上，豈不是方便得多？
但顯然我們家還是很“士大夫”的，不大願意把“玩物”公開陳列。這可能跟當時的法令有些關係，但我更相信是爸爸媽媽的教育，不願意讓我們這些小孩把麻將當成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這一點，一直執行得很成功。我跟姊姊從小就不准摸麻將牌、不准看大人打牌、不准幫著收牌盒。
於是麻將很清楚的，成為“大人的事”，成為需要一番佈置籌備，才能順利進行的“儀式”。我和姊姊都只有放學到家後，才能短暫的瞥見桌上的麻將牌。
這使得我在大學以前，都沒有搞清楚過麻將要怎麼打。
諷刺的是，我雖然完全不懂牌理、完全沒觀摩過一輪牌局，我卻“聽”了無數的牌經。
家裡那時候打麻將，下午四點半一定會送點心進麻將間去。
點心的變化不大，但各家所擅長的不同，當然就各顯神通。我們家通常是湖州爛肉棕、肉餛飩湯、紅燒肉味煨麵，或者有時候是買來的素包子。
等到七點半吃晚飯了，麻將間的門就打開，煙霧漫出，男客們嘻嘻哈哈，揖讓入席，另一桌女客則嘰嘰喳喳，通常先往廁所去補妝，補好才上飯桌。
有時候有人“連莊”，設定好的“七點半”開飯時間，當然就被迫延後，這是場面就很有趣，如果是女客那桌有人連莊，已離牌桌準備吃飯的四位男客，就會踱到這四位女客的身後，吸著雪茄，審查一下自己伴侶的牌技如何。 （家裡若請兩桌客人，通常是邀請四對夫妻。當然這夫妻是“廣義”的，男客通常依照與這家人相熟的程度，來決定攜帶的是正房、是其他房、或者是女朋友。）
但如果是男客這桌連莊，則女客們絕少會踱進來看牌，都趕緊趁這個空擋，補妝上廁所去了，以免泛了油的花容月貌，被眾男士瞧見。
等到眾家賓客在飯桌邊坐定，我們小孩也就會被要求上桌一起吃。所以家裡飯廳的吃飯圓桌，向來是“載客”十二人以上的。
這一頓飯吃下來，我起碼要聽十幾遍的“雙龍抱”、“清一色”、“海底撈”，各家牌客把剛才牌桌上的驚險畫面，一一口頭重播，你笑我、我虧你，聽得姊姊跟我一頭霧水、七葷八素，雖不能領會他們的興奮和惋惜，但確實知道麻將牌事關重大，非同小可。
離開家以後，越來越長看見各種因陋就簡、窮凶惡急的打麻將法，有的直接把叫來的便當拿上牌桌，邊吃邊當邊吃牌。我在北京還見到一副黑底熒光字的麻將，是專供“停電”時繼續摸黑夜戰的。看見麻將牌這麼赤裸裸的融入了民間疾苦，我們家以前那種手續繁複的“揖讓而上桌”牌局，反而變荒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