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parazzi，中譯“狗仔隊”。畢竟港式譯法，總覺不甚妥貼——“狗仔”二字雖然傳神地表現出Paparazzi那種以超靈敏嗅覺窮追不捨之專業精神，但以我個人所見之香港“狗仔隊”，雖然大都偏瘦，卻並不總是採取勞動密集型的作業方式，故一個單幹的獨行“狗仔隊”便不可以復數的“狗仔隊”稱之，同理，亦不可將一位隻身救火的孤膽英雄稱為“消防隊”，或者“朕即國家”。當然，也不可將“狗仔隊”一詞自行非團隊化為“我是狗仔”，這樣說未免流於自我“卡哇伊”美化，並且也很容易招惹愛狗人士的反感。
按照通行的解釋，意大利文Paparazzi出自費里尼1960年作品《甜蜜生活》。馬斯杜安尼飾演一名專做上流社會花邊新聞的記者，這種職業，電影裡叫paparazzo，為paparazzi的單數形式。一時也找不到更好的詞，故“狗仔隊”現已通用於華語世界。曾有人將Paparazzi音譯為“帕帕垃圾”，“垃圾”很精到，“帕帕”卻不知所云。以我之見，與其“帕帕垃圾”，不如“扒扒垃圾”：一來， 比較符合漢語的構詞習慣；二來，以在垃圾堆上“扒扒”之情狀，對“狗仔隊”一詞做了充份的觀照。
“垃圾”不難理解，關鍵在於“扒扒”這種姿態。垃圾本來是一大堆無價值的東西，一經“扒扒”，便有了另一堆垃圾中的垃圾，由“扒手”們親手撕給我們看，或者，看完了由我們自己來撕。如果你覺的“扒扒垃圾”也不夠好，我們還可以慢慢切磋，一名之立，旬月踟躅。但是，恐怕這一次不能等得太久——上個月，我在一份周刊讀到這樣的大字標題：“狗仔隊離我們有多遠？”感覺是一記當頭棒喝，份外警醒，大有“WTO離我們有多遠？”或者“藍牙離我們有多遠?”之意。眾所周知，在中文的媒體語境中，“離我們有多遠”經常就隱喻著“我們十分嚮往”或者“我們已經等不及了”。也就是說，中國現在也有了垃圾，並且也很值得去“扒扒”。
我們生活的世界，就像一個垃圾場？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的垃圾自有中國特色，中國味道以及中國扒法。我發現，與港台和外國同行相比，中國內地“扒扒垃圾”們在境界上來得個高：他們總是盤踞在一個事先搶占的道德高度之上，居高臨下地扒扒之。更有意思的是，無論是按照專業操守還是職業道德，本應隱身的“扒手”卻總是熱衷於把自己也“扒”成垃圾的一部份，令“扒扒垃圾”帶上了扒灰的色彩。 “記者暗訪”是目前最流行的中式“扒法”。充斥於報端的這類“暗訪”其實是有一個固定模式的：在進入某一“不道德交易平台”之前，記者一定是假裝得既單純木訥同時又表現出略帶邪惡的好奇心，進入交易程序之後，轉換成一付傻頭傻腦的樣子問東問西，一旦入港在即，便藉機開溜。謹借重慶某報的一則試析之：記者推開某茶樓大門“探頭朝里望”，突然，一“中年男子不由分說，抓住記者拖進茶樓。”此刻，傳說中的小姐出場了，“小姐突然抓住記者的手往其胸前拉，臉跟著貼了過來…………記者走出茶樓，小姐尾隨而至，(把記者)推進門外的一間賓館客房。'和我做愛！'小姐關門後脫口而出，並動手解褲子鈕扣。'你幹啥子？'記者喝斥，卻被她推倒在雙人床上。記者慌忙中，她已將長褲脫至膝蓋。”
說句老實話，每讀這類報導，我總是為那個從頭到尾都在表演著甘地式自我考驗的記者捏一把汗。正應了費里尼自道：“我渴望取悅於人，引人注目並教育他人。使自己成為一個預言者，一個目擊人，一個醒世的丑角。”相比之下，另一種純屬狗(仔隊)仗人勢的“扒法”，不但太不專業，而且明顯地把廣大垃圾消費者當成傻瓜。上海某電視台播出過一則新聞，只見記者在大批公安的簇擁之下“突然”闖入一家KTV，客人和小姐一個個都乖乖坐在原處接受記者的採訪，並且一路保持著被破門闖入之前的姿式和身段，記者把話筒伸向一個掩面坐在客人腿上的小姐：“請問你為什麼要坐在他的大腿上？”
“沒有啊，我只是想看他襯衣的牌子而已”。
去年聖誕，趙薇與吳大維在上海復興公園被香港狗仔隊拍到“躲在一個陰暗角落激吻”的照片。事後，趙的保姆解釋說激吻只是為了互相取暖而已——我絕無試圖把發生在上海的這兩件事做橫向聯繫之意，我想說的是，香港“狗仔隊”把“扒”的目標鎖定為名流，他們在內地的同行則偏愛去扒”些不入流的大眾化垃圾。做為八卦新聞的忠實讀者，我其實一直都環保地遵循著個人的垃圾分類法：後者不可回收，前者可以回收。我比較敬重的，是那些專扒可回收垃圾的“扒手”。唯有如此，“扒扒垃圾”才能完全不拘形式地由技能上升為精神。再說，Parazzi的本義其實是“追踪攝影隊”，雖不一定視美國的間諜衛星為“空間扒扒垃圾”，卻不妨尊《萬象》上最可讀的陳巨來先生為“文史狗仔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