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李贄《雜說》雲：“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此其初皆非有意於為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既已噴玉唾珠，昭回雲漢，為章於天矣。”
文學創作的發生過程，原來與吐痰類似。當然“為文”者乃知識份子的吐痰(以此類推，
偏愛在公眾場合隨地吐痰的，應屬於當前最搶手的“公共知識份子”)，在一般情形下，吐痰是一種公開發表的“痰話”——多數是些髒話。早就有“唾罵”一詞擺在前頭。 “唾”者，口水也，口水是疑似的痰，是未經醞釀的痰，痰是深思熟慮的口水，是口水的Hardcore形態。出口傷人，罵人是攻擊性的“話學武器”，善用者如裡的諸葛亮，只“皓首匹夫！蒼髯老賊！”，便把王朗生生罵死；相比之下，唾罵堪稱更下流、更超限戰的“化學武器”，跟韋小寶慣用的捏陰囊、鑽褲襠、拉辮子等伎倆一樣的下三濫。
另一方面，吐痰比罵人的更危險之處，在於它往往能繞過語言在意義上的分泌而直接傷人肉體。我注意到，雖然武俠小說以寫打架為已任，但是金庸比古龍更愛寫痰。做為一門暗器，老少皆宜。老的，有“倚天”裡的華山長老高老者，小的，有被陳友諒誇張為“魔教中一流高手”的韓林兒。至於歐陽鋒，更是“將痰涎唾沫也當作了攻敵利器，夾在拳招之中使用，令人眼花繚亂，心意煩躁。”還有里練就了五斗米神功“歸去來兮”的五指山赤焰洞端木洞主，一口濃痰射出後竟然會像聰明炸彈那樣在半空中拐彎，“託的一聲”，把個包不同打得“一陣頭暈，身子晃了幾晃。”
專家稱，日本國之所以能在亞洲的SARS疫情中獨善其身，與國民的愛乾淨，尤其是不隨地吐痰有關。其實，我懷疑日本人不愛隨地吐痰有可能與其不善罵人有關。與其說不善罵人，不如說缺乏罵人的語彙，除“八個雅鹿”外，日語中找不到更多罵人的狠詞髒字——當然，此事也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國民性格的壓抑以及排解壓力的一些特殊方式。
在我國，口腔活動一向都不比精神活動來得簡單。去年年底，我在千龍新聞網讀到一組報導，說申奧成功，北京市加大了整治不文明現象的力度，在政府的引導下，北京市民熱情高漲，出謀劃策， 將一些不文明行為歸結為“新八大傻”，“泡泡隨處落”乃其中第六大傻，所指包含亂扔垃圾口、亂扔瓜皮香糖，以及“亂扔”自己的痰。誰也不比誰傻。此“新八大傻”能否以段子的方式“在民間傳播流傳，用以譏諷和自省對推進首都文明建設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目前尚待觀察，不過，“新八大傻”裡倒有“五傻”與口腔活動有關。除吐痰外，還有第一大傻“請客吃龍蝦”，第二大傻“看戲叫喳喳”，第四大傻“開口說傻X”以及第八大傻“凡事爭高下”—指愛為小事爭執吵鬧。
說來說去，無非是為了說明控制吐痰和控制罵人一樣難。有一次在香港坐出租車，司機聊到了剛下車的當地某名嘴，敬佩之心頓如滔滔江水：“他剛才在車上一路講電話，粗口爆棚。令我五體投地的是，他講電話時那種控制不住的'生殖器插入'，平日一上電台講話卻可以滴水不漏，粗口被“拔”了個一乾二淨，嘴巴上就像安裝了Nican。”專業人士就是專業人士，業餘人士未經特殊訓練，很難仿效(大力發展互聯網，進一步降低網費，可能是遏制隨地吐痰的唯一途徑)。
不健康的唾罵既難控制，正義的“痰話”更加怒不可遏。岳墳前跪著的那四個白鐵佞人的裸體之上，常年佈滿了大方向正確的“義痰”。吐痰之外，更有人在此便溺(估計是一時吐不出痰的愛國者)。芥川龍之介在1921年寫道：“據說以往到這裡來參拜的人因為恨他們之姦，對於這些鐵像逐一澆尿。現在他們很幸運，沒有一個濕的。不過四周的土地上有幾隻蒼蠅，這對於我們遠來者暗示這裡還有些不夠乾淨。”儘管管理單位後來貼出禁止吐痰便溺的告示，並加了護欄，憑欄處，方才瀟瀟痰歇，但是不久前還是讀到某老作家新作稱“雖說有礙衛生，終究是大快人心的舉動……可見流芳百世和遺臭萬年，人民心中自有一桿秤，分毫不爽。”
這般說法，我從前那兩個曾在岳墳吐過痰的朋友讀後理應像王朗那樣“大叫一聲，撞死於馬下”：據二人酒後供稱，一個，係因當年在女朋友面前讀不出万俟氏的字，惱羞成怒頓做濃痰一口；另一人，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地方吐痰，當下便“呸”地一聲確保了四佞的遺臭萬年。吐痰也好罵人也罷，“人民心中自有一桿秤”，若許吐而不許隨地，豈非“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也。這就叫公道自在人心，道在屎溺，道在呃屁吐痰，至於我講的這些如果不能算是公理，就當它是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