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菌很細，肉眼不可見。相比之下，遮蔽口鼻等等漏洞的口罩就顯得巨大無比，不僅顯而易見，而且觸目驚心——戴還是不戴？近百日來，此事造成的內心煎熬，似已大於疫情本身。
困擾是來自多方面，多學科的。可歸類為社會學範疇的有：有病或沒有病。在公眾場合戴口罩可能被視為傳染病患者。因無病戴口罩而遭“公眾隔離”的前提條件只有一個：大多
數人相信，只有傳染病患者才戴口罩。這種共識的潛台詞是：大街上戴口罩的人越多，表明患傳染病的人越多。 “控制”尚未成功，故口罩在“患病”上的像徵意義已經超越了其防禦性的初衷，個人的“免於恐懼”變質為個人向公眾“傳播恐懼”。病菌很小，口罩很大，口罩就是放大並且外化了的病菌，至少，口罩“強調”了病菌，正如前巴斯德時代曾有歐洲教會認為便後洗手是一種猥褻行為，因為洗手公開“強調”瞭如廁的“不潔”。若暫不考慮有關法律規定，此種共識之下，一個戴著頭盔騎摩托車(或騎單車)的人，一個戴著安全帽進入工地的人，也不是沒有機會被視為“頭腦有病”或患有某種“思想問題”。
勇敢或怕死——此命題屬倫理學範疇。命題的成立同樣取決於大多數人(不管怕死還是不怕死)的一種共識：怕死是一種卑劣的品質。病菌當前，只有怕死的人才戴口罩。口罩一旦戴上，眼耳口鼻便不能以完整隊形來“ 直面慘淡的人生”，是懦夫，連假的猛士也不如。
這種共識並不一定兼容於“只有病人才戴口罩”，卻間接承認了戴口罩有助於自保。個別像我這樣傾向於將“怕死”視同為“自愛”的人，其實更願意相信伏爾泰的話：“自愛是我們所有感情和所有行動的基礎，這句話在印度、西班牙和所有有人居住的世界裡都是對的。”此說雖勉強可替“怕死”一罩，結論卻鬱悶至極，因為伏爾泰堅信自愛是不證自明的：“正如沒有人寫文章證明人有臉一樣，同樣沒有必要向人們證實他們有自愛。這種自愛是我們保存自己的手段，就像延續種族的手段一樣，對我們來說它是必需的、可貴的，它給予我們快樂，但必須掩飾它。”口罩一旦戴上，一切“必需的掩飾”頓成妄談，你在告訴所有的人：“都來看，我很自愛啊！。”真丟臉，更何況口罩已經使我們丟失了二分之一以上的臉面。
此刻，心裡的“擁戴派”再次跳出來強辯道：戴口罩不僅是為自己，也是關愛他人的表現。話音未落，“倒戴”陣營中一員大將拍馬殺到，一聲喝斷：“呀呀呸！說得好聽，全都是怕死的藉口！捫心自問，主觀為他人而戴口罩者，究竟能有幾個人？”竟無語凝噎。雖然在傳染病學上戴口罩對他人可能造成的傷害絕對比不戴的低，然而在未能如實回答上述問題之前，口罩還是捏在手裡，不急於戴上的好。 “防人之心不可無，害人之心不可有”——是的，你確實有可能在道德上傷害自我同時在功利和情感上傷害到他人——不戴口罩的人。
重彈“人人為自己，間接為大家”的老調子只會把我們向後引向潘曉，一夜回到改革開放前。它和“自愛”一樣，都必須掩飾。問題的尖銳性在於，即使你承認戴口罩只為自保，絲毫沒有替他人著想的意思，但是你那慘白的口罩仍舊會傷人：情感上，它表示對他人的懷疑、不尊重，甚至敵對，進一步隔絕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至少屬於社交上的不禮貌；功利上，更有可能誤導公眾對你所屬區域之疫情的判斷。想想那些穿著單衣在冬季的中國城市裡招搖過市的外國遊客，一，他們可能是“精神病患者”，二，們可能在某種意義上傷害了我們的感情；三，他們可能在室外氣溫的判斷上誤導了本地居民。
雖然我無法充份證明“方完全始終露出嘴臉有助於人際關係的和諧”，不過口罩確實無情地遮蔽了人的笑容(同時也掩蓋了其餘有助或有損於人際關係的表情)，奇怪的是，口罩在社會學、倫理學以及心理學之外為人帶來的最直接最形而下的生理困擾，即不舒服，捂得慌，不爽，卻一直是被討論的最少、甚至被忽略的部份。即使偶有人提到“自由的呼吸”，也多是用於哲學上的思辯。也許這也是不證自明的，因為飽受“戴還是不戴”之困擾的絕不限於嘴臉，一部份男性不愛使用安全套的理由與此相當接近：戴上，不爽；不戴，分分鐘搞出人命。
臉面上的層層把關難敵思想上的重重困擾，在金鐘罩鐵布衫尚未練成之前，我的解決方案是變“戴口罩”為“帶口罩”：隨身攜帶，戴不戴視情況而定，這種情況其實與病菌無關，主要指他人的態度和取向。他人就是地獄，他人也是天堂——這一點基本取決於他人的戴不戴口罩。耍猴。也就是說，人戴，我也戴；人不戴，我就不戴，除非有人肯像座山雕勸楊子榮那樣腆著笑臉勸我：“老九，來來來，戴上戴上，耍什么小孩子脾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