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姐”二字，在漢語裡筆劃不多，且簡繁通用，但是其詞意之複雜，命運之坎坷，庶幾與今日社交稱謂上最流行之“老師”無異。
今之被稱為“小姐”者，主要包括以下幾類：
一，未婚女性；二，已婚女性但因種種原因而使對方覺得其尚屬未婚或不明其夫姓者以
及其夫姓不明者；三，服務行業的女性從業人員——只限前台工作者，以餐廳為例，凡知客、服務生、部長、收銀、啤酒推銷員，等等，後台工作者不在此例，例如女廚師、清潔工以及老闆娘，等等；四，風月或準風月場所的女性從業人員。例如坐檯、服務生、媽咪、伴舞、陪唱、按摩女、洗頭妹、等等。
風月場所雖然在產業上亦屬服務性行業，不過，它有一個特殊之處，即前台工作與後台工作之界線比較混淆。也就是說，當該等場所處於“正常”營業期間，它的絕大部份工作人員包括老闆娘，都屬於前台工作者，也就是說，在企業內部，雖然“小姐”和非小姐”(如媽咪)這兩種崗位還是有極其清晰的界定，不過原則上通常都可以被稱為“小姐”；營業一旦受到外界衝擊——例如“掃黃”運動，上述前台工作者會立即集體變身為“後台工作者”，也就是說，立即拒絕他人(主要是執法者)稱呼(準確地說應該是“認定”)自己為“小姐”。
綜上所述，顯而易見的是“小姐”已經從一個稱謂變成了一種職業或者一種職稱。糟糕的是，雖然無需評比，但是在主流的價值觀念裡，此種職業乃一種不正當的職業。報紙的新聞標題，有時干脆直接用“小姐” 替代了“娼妓”或者“雞”，而“找小姐”亦已成為招妓的代名詞。更糟糕的是，做為一個名詞，以大趨勢觀之，不正當的“小姐”正在或已經對正當的“小姐”形成大面積的覆蓋——如果是“顛覆”倒也罷了，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一筆寫不出兩個“小姐”，“覆蓋”至少在當前的社交生活上造成了一些可大可小的混淆。 “小姐”今天剩下的惟一可以安全通用幷且值得信賴的涵義，似乎就只有“女人”了。
“小姐”之貶值，人皆以感慨系之。其曰：世風日下，昔日之敬語竟成一非禮之詞。事實上，白話文裡的“小姐”二字，基本上是一個文明/西化的結果。其直接的出處，乃新文化運動對英語Miss的借用。有意思的是，古漢語中恰好就有一個“小姐”對應擺在那兒。洋為中用，裡應外合，拿來主義一舉成功。雖然被賦予了時代氣息，但由於“小姐”在字面上畢竟土氣未消，故當時亦有好事者嫌“小姐” 之國產化程度偏高，遂群起使用Miss之音譯——打開新文學運動至1949年之前的各種漢語文本，稱“密斯”者有之——“密斯週今天好時髦！”(張愛玲《五四遺事》)；呼“密司”者亦有之——“有一天，那個很漂亮的密司楊問我：'那高個兒，是你的什麼人？'”(丁玲)?；叫“蜜斯”者，兼而有之——“親愛的蜜斯蘇小姐，生的是不是相思病呀？”(錢鍾書)
張愛玲認為：“稱未嫁的女子為'密斯'也是時髦”。其實無論稱未嫁的女子為“密斯”、“密司”還是“蜜斯”，在當時也都是一樣時髦的。如果一定要評出個高下來，我認為以錢鍾書先生愛用的“蜜斯”為佳，因為除了“信、達”二字之外，還帶有味覺的“雅”。丁玲女士選用的“密斯”，則純屬音音譯，有點不知所云，有點偏男性化，甚至有可能令人誤解為此“密斯”乃“史密斯先生”之名。至於張愛玲以及大部份作者慣用用的“密司”，非但讀出不“甜蜜”，反而感覺到某種秘密機關的陰森。
然而，人雖受詞語的控制，但詞語的創造者始終還是人。我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經驗是，就是嚴格區分同一個名詞在詞性上的界線。比方說，不正當的“小姐”是一個集合名詞，正當的“小姐”乃專有名詞；不正當的“小姐”通常都是不可數名詞，而正當的“小姐”一般則是可數名詞。也就是說，當你要用“小姐”來稱呼一位正當的女姓時，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務必請在“小姐”之前冠之以姓——“王小姐”、“沈小姐”或“李小姐”。當然，如果你因為某種不可抗力而不幸置身於某風月場所，為了保住自己的晚節(幷非晚年的節操，而特指“晚上”的節操)，除了目不斜視坐懷不亂之外，也不妨嘗試先行請教小姐之尊姓或芳名(如果堅持不說，就自做主張給她安一個)，然後自始至終地將你身邊的做為集合名詞的“小姐”予以專有名詞化——“王小姐，我不會唱歌”；“沈小姐，我不會喝酒”，“李小姐，我連水果也不會吃”。
無論是“目中有小姐而心中小姐”還是“目中無小姐而心中有小姐”，最微妙的“小姐”永遠懸掛在口頭之上，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江湖險惡，大家各自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