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兄：你好！
今天我想給你講講六十年代黑人民權運動最後的故事。
我在前面已經說到，1964年，是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這是由肯尼迪總統生前提交到國會的民權法幾經周折，最終被參眾兩院通過的一年。 1964年民權法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明確地以聯邦法的形式禁止在社會公共生活各個領域裡的種族歧視，標誌著美國終於在法律上解決了從建國起就延續下來的種族問題。從此以後家，早期新康德主義的代表。以生理學唯心主義立場來論證，美國黑人在法律上擁有了和白人完全一樣的平等權利。
可是，儘管有了保障黑人平等權利的聯邦法律，卻並不意味著南方的黑人就立即就有能力和機會來實施這種平等權利。在極端南方的深處，從南北戰爭以前的奴隸制，到南北戰爭以後的種種歧視性的地方法律，甚至KKK暴民的私刑，使大量黑人還生活在社會底層。種族歧視最嚴重的幾個州，就是那幾個老牌的南方蓄奴州，佐治亞，阿拉巴馬，和密西西比州等，那兒的人口中有將近四分之一是黑人。
但是從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給予黑人以公民地位以後的近百年中，這些極端南方州的黑人卻一直沒有參與政治選舉，沒有擔任法庭的陪審員，甚至在有些地方還不能作為證人在法庭上作證，而這三項正是作為一個公民的最重要的權利。這種狀況的產生，有著不同的原因，主要原因當然是由當地的種族歧視的基調造成的。大多數具有種族偏見的白人早就把黑人參與選舉看作是對南方白人地位的最大威脅，一直用KKK式的恐怖和威脅把黑人阻止在選舉之外。另一方面，從歷史上，南方黑人大多比較貧困，分散，文化水平低而文盲多。這使得他們長期以來公民權利的意識比較淡薄。這種狀況不是一個簡單的聯邦民權法就能立即改變的，在法律確定之後，還有大量深入的工作要做。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美國的選票是非常複雜的，遠不是我們印像中一張印有幾個名字的小字片。除了選總統，州長，鎮長等等，還有大量的議員王夫之《張子正蒙注》為善。 ，地方治安警察等一系列的官員要選。更有大量的法案是民眾直接投票決定，而不是議會決定的。在每次選舉之前，當地的報紙都會有大量的協助公民選舉的閱讀資料，包括對即將公民投票的法案的解釋和介紹。今天的美國各地，在選舉之前，都有大量的人員投入，協助公民對於選舉的理解和完成。可是在當時，大量低教育的南方黑人甚至文盲還得不到這樣的協助。
因此，對於以馬丁·路德·金為首的黑人民權組織來說，在1964年，從法律保障上來說，民權運動已經勝利在握，而對於實質性地改變南方黑人的社會地位，也已經到了勝利在望的時刻。這時，黑人的民權組織已經面臨最後階段的工作，就是幫助南方各州的黑人站出來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特別是選舉的權利。此刻，他們首先要做的，是大量深入細緻進入南方黑人千家萬戶的工作。一個個地動員他們參與選舉和協助他們進行選民登記，教他們如何進行投票。同時，他們需要面對的，就是極端南方最封閉地區無所不在的對黑人民權運動的敵視，更為糟糕的是，這種敵視隨時可能被一些南方KKK極端分子演化成真正的危險。
1964年夏天，黑人民權組織選擇了密西西比州這個南方深腹地最危險最困難的地區，作為他們教育和發動黑人民眾參與選舉的“夏季自由計劃”的地方。他們在北方的大學裡動員了成百上千的大學生，有白人也有黑人，經過訓練後，派往密西西比的城鎮，宣傳和教育黑人民眾。
為什麼要經過訓練呢？因為誰都知道，此去十分凶險。
這些南方的小城鎮，散落在大森林和沼澤地之間，地廣人稀，歷來十分封閉，而且一直是地方自治，可以說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現在想來，我們曾經簡單地以為，在那時，整個美國就是一個種族隔離的社會，美國到處都是一樣的，美國人也都是差不多的，這是一個多麼大的誤解。後來我們才逐步明白，這些問題只發生在美國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非常特殊的區域。對於這個區域，就連當時的大多數美國白人，都根本不願貿然前往。因為，在這些當時非常閉塞的南方小鎮上，對外來的人，尤其對操著與他們的南方話不同的標準美式英語的“北佬們”，都充滿不信任甚至敵意。
我們的白人朋友弗蘭西斯對我們說，在六十年代末，他是一個嬉皮士大學生。他有一次打算搭車去佛羅利達，但是，假如有一些可以搭到中途的車，他一定要搞清楚是停在哪一個州，向南方去，他只敢在弗吉尼亞，北卡羅萊那這樣的溫和南方州下車停留，在往南下車停留就不安全了。我問他為什麼，他說他留著嬉皮的長發，一看就是個“北佬”，這付打扮在那些極端南方州不挨揍才怪呢。
前幾天，我和我的朋友卡羅聊起這個話題，她說，她就是在那個年代，隨父母從密蘇里州搬到佐治亞州北部的一個這樣的小鎮上的。嚴格地說，密蘇里人並不算是“北佬”，她的一家也都是幾代土生土長的美國白人。可是，他們仍然不受歡迎。他們一搬來就遇到一系列麻煩，甚至家裡養的狗也不知被什麼人藥死。童年搬家的經歷對她幾乎就是一場惡夢。我奇怪地問她，你不也是白人嗎？卡羅對我說，你以為這些人僅僅是種族歧視，他們就是狹隘，狹隘了極點。不要說是“北佬”，就是從鄰縣來的外鄉人，他們都不喜歡。他們才不管你是白的紅的還是紫的藍的呢！
在這樣的一些區域，又是在南北戰爭以後經過一百年的較量終於攤牌的時候，一些極為狹隘的南方底層白人，既有從被打敗了的那一天就積累起來的敵意，仇視，屈辱，又有對眼看著黑人就要在政治地位上和他們平起平坐的恐懼。他們預感到，這種平起平坐，不僅意味著他們原來已經幾百年來已經習慣的封閉生活和秩序，將要被打破，甚至有可能在未來的某一天，黑人被當選為某個社區的領袖，黑人將會主宰他們生活其中的社區生活。這對當時生活在這些封閉南方區域的白人極端分子，是一個死也不願意看到的前景。可是，這個前景眼看著就被歷史的潮流推到面前，他們的緊張和恐懼也就隨之到了極限。
可想而知，在這個時候，帶著推動這個歷史轉變的任務而進入南方深腹地的民權工作者，有可能面臨什麼樣的危險。對於這些南方白人極端分子來說，這根本就是南北戰爭的最後一仗。他們中的一些人，在這個形勢下完全可能罔視法律，鋌而走險，以死相拼。
黑人民權組織中，有許多人生長在南方，來自南方，深知這些特殊區域的禀性，當然也就深知這些“深入虎穴”計劃的危險性。於是，他們提出要求聯邦政府對那些參加這個行動計劃的志願者們，加以保護。
這個時候，馬丁·路德·金等黑人民權領袖在美國已經有了極高的知名度和影響力。肯尼迪總統遇刺以後，以約翰遜總統為首的聯邦行政分支從一開始就相當重視這些年輕人的安危，但是聯邦行政分支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向這些被黑人民權組織的號召所吸引，志願參與行動的年輕人說明事實，希望能夠達到勸阻的目的。
在“夏季自由計劃”訓練的時候，聯邦調查局的官員就一再前往，希望這些年輕的志願者明白，由於美國憲法對於聯邦和州的雙重主權的劃分，聯邦是不能直接干預州和地方的治安的。這不僅因為維護治安是地方的權利，更因為，在這樣的製度下，在美國根本就沒有一個中央一級的警察機構。美國建國兩百年來，聯邦政府的職權已經有了驚人的擴大，但是從起草憲法開始，聯邦政府權利的擴展就是美國社會的一忌，每走一步都會引起強烈的反彈。 1964年民權法和其它聯邦法律一樣，基本上仍由各州自己實施，聯邦政府不到迫不得已，不會貿然用聯邦的名義到各州去強制實行聯邦法律。更何況，治安，特別是預防性的治安，按照法律完全是州政府的職權範圍。
這在我最初給你寫的信中就提到過了，美國民眾對於建立一個中央政府控制的警察機構，一向充滿警惕，雖然他們深知他們因此時時在付出安全的代價。
聯邦調查局的官員對這些執意前往的年輕人說，你們必須明白，如果你們一定要去，你們必須調整自己的行為，以免招致危險。因為你們只能向你們所要去的州和地方的警察尋求安全保護，“我們不能跟去保護你們”。其原因是，“美國實際上沒有一個聯邦的警察機構，許多人以為聯邦調查局是一個這樣的機構，可是，事實上並非如此”。聯邦調查局的官員向黑人民權組織再三解釋，聯邦調查局只是聯邦的一個調查機構。也就是說，在出現跨州的犯罪活動是的時候，聯邦調查局有權依法到各州進行調查以獲取證據，使得聯邦司法部可以用這些證據來進行起訴。但是當你們到南方城鎮去的時候，我們卻不能荷槍實彈地跟你們一起去保護你們，因為這樣就侵犯了州的權利。只有各州和地方上的警察有權管治安。
明確地說，就是假如犯罪行為發生了，假如有人被傷害甚至讓人給殺了的話，聯邦調查局有權來偵查犯罪活動；但是，這是一個調查機構，在犯罪行為沒有發生的時候，聯邦調查局也無能為力來進行跟踪保護。
誰都知道，在那個時候，密西西比州的州長和阿拉巴馬州的州長本人就是種族主義者。地方上的治安警官都是當地白人民眾選出來的，很多人也是白人種族主義的激進分子。我想特別向你指出的是，這些治安警官基本上都不是胡作非為的歹徒，他們大多恪守維護“法律和秩序”的職責，問題在於，他們中的很多人和選出他們的當地底層白人民眾一樣，是抱著強烈種族偏見的激進分子。在他們眼中，“他們的南方”是歷來“法律嚴謹，秩序井然”的。那些從北方跑來的民權工作者，才是“破壞南方的法律和秩序”的“罪犯”。因此，指望這些地方治安警官來有效地保護這些北方來的大學生，很可能是指望不上的。
所以，聯邦調查局的官員實際上更希望的是，這些被招募來的打消立即深入南方深腹地的念頭，在勸阻不成的時候，只能講明這裡包含的危險，勸他們“調整自己的行為”，盡量不要刺激當地潛在的危險分子。
在這個問題上，也很典型地反映了美國民間組織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在這裡，有著大量的類似於“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這樣的民間組織，少則三五個人，多則成千上萬個成員。其實連教堂這樣的宗教團體，也是這樣的民間組織。在黑人的民權運動中，教堂就擔當了一個最重要的角色。問題是，這些民間組織的行動，只要不犯法，政府是無權干涉的。他們的各項行動計劃也沒有通告政府的義務。例如這個“夏季自由計劃”，假如不是計劃的領導人自己對它的危險性感到不安，主動向聯邦調查局提出保護要求的話，美國的政府行政機構根本就不會知道。
美國的移民背景，使得它的民間組織格外複雜。有些移民的民間團體，他們所關注的重心甚至是他們自己的母國。其中的一些比較激進的成員，還會對這些美國之外的他們所關心的地區頻頻“出擊”。一般凡是不理解美國社會體制運作方式的國家，往往會因此而遷怒於美國政府，懷疑這是美國政府的指使和派遣。事實上，美國政府根本無權干涉這些多如牛毛的民間組織。美國的結社自由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自己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只有當你的行為已經觸犯了美國法律的時候，才會被警察或是政府行政分支的檢察官找上門來。
因此，黑人民權運動的組織者，主動要求聯邦調查局保護一個民間組織行為的舉動，是極不尋常的。可是，對於聯邦調查局來說，依然有這樣的問題，就是這個制度限定了他們的職權範圍，不在他們範圍內的事情，他們只能作出勸告，說明情況，卻不能插手。
因此，當馬丁·路德·金告訴“夏季自由計劃”的參加者，你們要作好準備，要準備好遭到威脅，辱罵，毆打，逮捕。還有一句話，他沒有明確說，那就是要有犧牲生命的可能。
那麼，他們所接受的訓練是什麼內容呢？說來真叫人難以相信，訓練的主要內容就是“非暴力”主義的理念和細節。
雖然，以馬丁·路德·金為首的黑人民權運動組織此時已經達成相當的共識，黑人的“非暴力反抗”也在整個民權運動中得到美國民眾的普遍同情，已經成為他們手中最強有力的武器。然而，在今天回顧這個“夏季自由計劃”的時候，我始終不能完全以讚賞的態度看待這樣一個幫助南方黑人“最後解放”的大規模行動。
“非暴力”在今天已經成為一個被成熟運用的政治手段。它始於印度的“聖雄”甘地。之後，被不斷地研究發展，以致於今天都有專門研究“非暴力”的雜誌，以不同的角度探討“非暴力”的哲學和技術問題。 “非暴力”抗爭，相對於鼓吹暴力解決問題，有了本質性的進步。它的進步正是體現在對於人性的認識上的飛躍。但是，當“非暴力”被一個政治人物或者一個群眾運動領袖用於一場民眾運動的時候，這裡仍然有一個是否“適度”運用的問題。對於這個“度”的判斷標準只有一個，就是它是否真正建立在人道的基礎上。
甘地領導的“非暴力”抗爭，非常成功地達到了印度獨立的目的，這裡有一個常常被忽視的原因，就是當時在印度的英國殖民政府也在演變。它從以鐵腕政策統治殖民地開始，由於其自身的歷史進步和國內的壓力，逐漸走向一個講究基本遊戲規則的體制。甘地提出的非暴力，就是率先主動站到一個對自己不利的地位，要求對方共同進入遊戲規則。反過來說，這個體制的完善，也從一個側面成就了這個甘地領導的“非暴力”抗爭。在有了遊戲規則之後，至少甘地知道，他作為一個如此大規模的反對殖民政府的領袖，他可能因為在抵抗運動中因為違法而坐牢，但是，他會有機會經歷公開的審判，量刑是必須有法律依據的，他決不會一進牢門就被悄悄幹掉。所以，挑戰司法，上法庭，進行法庭辯論，坐牢，都成為“非暴力”抗爭的一種“技術”。在這樣的體制下，結果倒是英國殖民政府越來越不希望看到甘地坐牢，因為這反而會加速甘地的明星效應。 “非暴力”抗爭的理論和實踐，由這樣一個在英國讀出法律博士，對英國政治制度瞭如指掌的甘地提出，在由英國殖民政府統治的印度得到成功，決不是偶然的。
對這個體制的熟悉，是甘地領導“非暴力”運動成功的最大依據。因為，這個體制畢竟是有規律可循的。面對這個制度，甘地胸有成竹。然而，當甘地成功地點燃了他的同胞們高漲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激情，當看上去是如此無能的英國殖民政府完全認輸離去之後，甘地卻發現，他面對自己親愛的同胞們，卻完全束手無策。因為，這個時候，他發現，自己面前是完全非理性的一個群體，而且他們激情不減。
在整個趕走英國人的長達幾十年的印度獨立運動中，雙方都有過失控的情況，造成了約8000人的死亡。可是，在印度獨立之後立即陷入由於宗教，派別不同的一場場同胞之間的混戰，使得印度獨立之後僅短短一年，同胞自相殘殺造成的民眾死亡人數就高達五十萬。即使是“非暴力”的創始人甘地，也完全無能為力，無法使這些“暴力”平息。這個時候，他的任何理論都不起作用，他唯一的“殺手鐧”，只能是憑藉自己“聖雄”的神聖光環，以絕食自殺來平息同胞之間的野蠻廝殺。說穿了就是以非理性對付非理性。儘管這一招一開始還頻頻奏效，但是，這對於一個完全理智健全的英國法律博士，對於一個“非暴力”理論的創導者來說，真是莫大的悲哀。其悲劇性甚至遠遠超過甘地最終死於自己同胞的暴力暗殺這樣一個事實。
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的成功，也在於他對於美國體制的遊戲規則的熟悉。
然而，假如在一個完全不講遊戲規則的體制下，假如領導“非暴力”運動的領導人，已經明知他領導的“非暴力”運動必然導致對方完全血腥的暴力，在這種情況下，假如他仍然聽任事態的發展，甚至推動事態的發展，在可以避免暴力發生的時候不作任何努力，那麼，即使“暴力”的使用是對手一方，這樣的“非暴力”領袖的作為仍然是可疑的。一個真正的“非暴力”的，以公正和人道為口號的領袖人物，應該以一切手段避免無辜生命的不必要犧牲。
在1964年的這個“夏季自由計劃”裡，我總是疑惑有些黑人運動的領袖，已經有了更多的政治效果的考慮。一個原本呼籲公正人道的運動，在這個時候似乎忽視了人道的基礎。不僅在於，他們動員上千名熱情天真純潔的大學生投入其中的時候，並沒有給予他們年輕的生命以更多的關懷。他們應該知道，這個特定計劃面對的並不是一個體制，而是一些在鄉下暗處的有暴力傾向的南方極端分子。這比當初挑戰長途汽車種族隔離的志願者的遭遇更危險。因為他們當初有大量記者跟隨，雙方都是在明處。而在這個計劃裡，下去的大學生三三兩兩，他們對極端南方毫無感性認識，就這樣一頭扎進暗處，根本沒有任何保障。
使我感覺最不舒服的，是在製定這個計劃的時候，黑人民權組織甚至考慮到，一旦出現大學生髮生危險的時候，如果被害者是一個較上層家庭的孩子的話，就可以在社會上引起更大的影響，更有利於黑人民權運動的推進，更不利於極端南方的固守。於是，他們有意識地到北方的各個著名大學去招募志願者。因為在那些名校裡，有更多的中上層白人家庭的孩子在那裡讀書。他們這方面的考慮基本上是達到目的的。我下面故事裡提到的三個年輕大學生志願者中，不僅其中兩名是白人大學生，而且還有出生於富裕的猶太裔醫生家庭的孩子。
我總是在想，難道在那個年代，在黑人民權運動已經進入勝利的尾聲的時刻，就一定有必要讓這樣一些完全沒有南方生活經驗的大學生，以這樣的方式，立即深入到最危險的地方去嗎？在一個急功近利的計劃後面，隱藏著策劃者本身一些什麼樣的心理活動呢？
這是美國書寫歷史的方法。不論是南北戰爭也好，不論是一個正面的民權運動也好，任何一個歷史行為，總有各種人，從各個角度來對它進行揭示和評判，最終，你可以看到一個歷史事件的各個側面，你了解到的歷史是完整的。這個時候，你才可能有各個方面的思考和反思。人們也自此才可能說，真正地吸取了歷史教訓。人們在回顧歷史的時候，肯定一個歷史事件的時候，也可以同時指出它的問題。沒有一個完美的人物，也沒有一個完美的歷史運動。
我只能說，只有這些具有獻身精神的大學生們是完美的。他們繼承了這個國家的精神主流中最寶貴的東西。從他們身上，我們看到最早的那些一代代前赴後繼的反奴隸主義者的精神。他們超越了自己的種族歸屬，他們是具有人性反省和人道追求的真正的人。
1964年6月21日，兩個白人大學生施維納和古德曼，和一個黑人大學生恰尼，就這樣來到了密西西比州一個小鎮。這個南方小鎮雖然和著名的大城市“費城”同名，可是，這只是一個密林深處的雞毛小鎮，我還是把它叫作“費鎮”吧。這個小鎮是內秀巴縣的中心。三個北方來的大學生在附近訪問了黑人居住區，查看了被人放火燒毀了的黑人教堂，和黑人居民進行了交談。下午，當他們驅車來到小鎮附近的時候，他們一點不知道，自己已經給盯上了。四點多鐘的時候，副警官普萊斯以超速行車為由把他們攔截下來，然後要把他們帶往警察局。
這是很不正常的。一般來說，就是開車超速了，警察也就是開出一張罰單。更何況，一輛車總是只有一個駕駛員，從沒聽說過要連乘客一併帶走是問的。但是，普萊斯副警官堅持說要把其餘兩人也作為證人帶走。就這樣，他們被帶到了鎮上的警察局。在那裡，他們要求打電話與外界聯繫，這樣一個合法的要求，卻在這個小鎮警察局被斷然拒絕了。
晚上10點多鐘，普萊斯要他們交出20美元擔保費後，把他們放了。這幾個小時的所見所聞已經足以使他們嗅出周圍的危險氣氛。當他們在夜裡十點半走出警察局時，這三個大學生腦子裡唯一的念頭，就是趕快離開這個平靜的白人集居的小鎮了。
可是，人們再也沒有看見他們，他們失踪了。
由於他們沒有按照預定的計劃每天向民權組織報告行踪，所以他們的突然失踪很快就被民權組織發覺，並馬上報告聯邦調查局。他們要求聯邦調查局立即尋找這三個大學生。以探員沙利文為首的聯邦調查局調查小組來到這三個大學生最後被人看到的地方，密西西比州費鎮。然而，當他們來到這個小鎮的時候，只看到它就像南方所有的小鎮一樣，安靜得沒有一點兒動靜。所有的人，包括地方治安警官雷尼和副警官普萊斯，都說他們走了。
不過，聯邦探員們很快地還是在一片人跡難到的密林中發現了這三個大學生的汽車，車子被徹底地燒毀了，燒得只剩下一個外殼。三個年輕人卻踪跡全無。夏天的密西西比沼澤叢林到處是毒蛇，在這樣的叢林裡行走都很困難，他們能上那兒去呢？
被焚毀的汽車似乎無言地在暗示一個吉少兇多的結局。聯邦調查局立即調動了一百多個探員雲集小小的費鎮，將此案作為綁架案來調查。還有一天比一天多的來自全國各大新聞機構的新聞記者常駐費鎮。由於黑人民權組織的壓力和各界的關切，這個案子成為聯邦調查局的一個重頭案件，調查進展每天報告位於首都華盛頓的聯邦調查局總部，局長胡佛親自過問。他已經向總統保證一定查個水落石出。
隨後就是長達44天的調查。在這44天中，聯邦調查局訪問和約談了費鎮上和內秀巴縣的上千個居民，卻沒有得到一絲一毫的線索。聯邦調查局動員了大量人力和設備，包括美國軍隊使用的叢林裝備和潛水人員，對內秀巴縣的每一塊荒地，每一片叢林，每一個池塘湖泊，每一條沼澤河流，一寸一寸地探查，然而毫無結果。這三個年輕人的踪跡卻還是沒有發現一絲一毫的線索。
在這樣梳頭式的偵查中，他們甚至在通往密西西比河的沼澤河流的水底下發現了另一個無名黑人的屍體。顯然也是不知何時被謀殺的。這個謀殺案由於難以掌握證據，此後始終沒有被破案。可是這具黑人屍體的被發現，使得三名大學生的失踪案，使人們感覺更為凶險。
在此期間，三個大學生的家人和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曾來到這個小鎮，他們所感受到的是小鎮上對他們的明顯的敵意。馬丁·路德·金事後曾經說到，當他站在費鎮面對著周圍白人的無聲的敵視和仇恨目光時，是他一生中感到最恐懼的時候。
此案一度似乎是查不出來了。當地的白人民眾中卻放出了謠言，說這三個外來的“煽動者”根本就是故意跑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並且有意不露面的。這壓根兒就是馬丁·路德·金的組織設計出來，存心誣陷這個安靜的有法律有秩序的小鎮上的人民的。
聯邦調查局根據分析，可以相當有把握地認為，這是和當地的KKK有關的一件罪案，而且他們也有把握斷定，地方治安警官雷尼和他的副手普萊斯就是KKK的人。不論是綁架還是謀殺，三個活生生的年輕人的失踪不可能是單槍匹馬所能做到的。可是，聯邦調查局就是無法從當地居民中獲取任何線索。
美國總統向胡佛施加了更大的壓力，因為這顯然是對剛剛由國會通過，並立即由總統簽署的新的民權法的考驗。胡佛親自批准了聯邦調查局的策略，設法招募KKK的人員向聯邦調查局提供內情，通俗的說法叫收買線民。
對於有組織的犯罪活動，如果沒有線民提供內部情報，秘密活動是很難偵破的。即使偵破了，沒有線民在法庭上作證，按照美國的司法制度，也很難說服陪審團將被告定罪。
這一次，僵持在那兒的費鎮大學生失踪事件也使用了收買線民的做法。聯邦調查局的成百探員一面加大搜索力度，掘地三尺，同時也持續不斷地拜訪和約談KKK的成員，製造氣氛。然後宣布對任何提供三名大學生下落的人，獎勵五千至三萬美元。在這個事實上還頗為貧窮的密西西比小鎮上，當時這筆錢的數目已經是一個不小的誘惑。
這一個做法終於奏效。沙利文探員最後得到了一個人的情報。至於這個人是誰，沙利文和聯邦調查局長連司法部長問起時，都拒絕相告。因為保護線民的安全是聯邦調查局的職業規範。在密西西比州這樣一個KKK猖獗的封閉小鎮上，他們不得不擔心這個人的身份一旦暴露則會必死無疑。
從這個線民秘密提供的情報裡，沙利文探員終於得知，三個年輕的大學生就在眼前，他們被謀殺之後，又被深深地埋在一個水壩下面。
這是一個位於沼澤叢林深處的人工水壩，聯邦調查局出動直升飛機才找到位置。由於它在一塊私人土地上，聯邦調查局又用了四天時間才辦好動土的搜查許可，並答應業主賠償挖動水壩造成的損失，然後從外地調來了大型挖土機械。
這個真實的故事已經被拍成電影。雖然在看這個電影之前，我已經知道故事的結局，可是，我還是無法忘記自己看到挖土機犁出一條深豁，那南方特有的紅土中露出牛仔褲澄藍的一角時，自己難以抑制的悲憤心情。他們還年輕，不論是那個黑人學生，還是那兩個白人學生，他們本來都生活在北方，都已經得到了屬於自己的追求幸福的權利。只是一個“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使他們進入了這個他們並不十分了解的凶險之地，三個年輕真摯的生命就這樣永遠消失了。
三個大學生被埋在這個巨大水壩的底部。他們被槍殺了。特別那名黑人大學生，被槍殺前曾經遭到殘酷毆打。在檢查了從頭到腳的只有用鐵棍和鏈條才能造成的傷勢以後，見多識廣的驗屍官說，他從沒有在一起罪案中看到如此慘不忍睹的傷勢，只有在飛機失事的現場才有類似的情況。
消息傳出，全國震驚。
聯邦調查局終於查清了那天半夜裡發生的事。三個大學生從警察局出來以後就驅車往外走。一幫子十幾個KKK的暴民分乘著幾輛汽車，居然就是在地方治安警官雷尼和副警官普萊斯的帶領下，以閃著警燈的警車帶頭，在荒僻的鄉間公路上追逐和攔截了大學生的汽車。他們把大學生帶到預定的地點殺害，再把他們的汽車開到了另一個地方燒毀。
這是黑人民權運動上最著名的案例之一，在我們閱讀各種黑人民權運動歷史的時候，常常讀到這個案子。記得那是一個雨夜，我們住在北卡羅萊納大學附近的一個汽車旅館。外面是瓢潑大雨，我們在嘩嘩的雨聲中讀著又一本有關黑人民權運動的叫做“法律和南方秩序”的書。我們又一次與這個案子相遇。
雖然我們對此案的一些細節都已經相當熟悉，但是，在書中讀到，當三名大學生的屍體被找到，案子真相暴露的時候，費鎮和內秀巴縣的底層白人民眾的本能反應居然不是問“這是誰幹的？”而是問“這是誰說出去的？”看到這裡，我還是按捺不住，衝到外面，在大雨中打開車門去找隨車的公路地圖。我倒要看看這該死的費鎮到底在什麼地方，哪天我非要去看看這個鬼地方不可。怎麼會有這樣的地方養活了這麼一幫人。雖然我們去過密西西比，但是確實不知道這個費鎮在什麼地方。尋覓許久之後，我們終於在地圖上找到費鎮。
在密西西比州龐大的面積上，這是一個小小的圓點。旁邊以很小的字注著：費鎮。從地圖上，當然看不出什麼。可是，做夢也沒有想到，幾分鐘之後，我們被同時期發生的另一個重要歷史案件的南方地名驚呆了----我們在同一本書上看到了我們自己居住的小鎮的名字！
差不多在密西西比大學生謀殺案的同一個時候，又有一個案子轟動全國。案子發生在佐治亞州的北部，距離1996年奧運會的亞特蘭大市只有一百多公里。
這次的受害者是一名叫做培尼的黑人。他住在北方，有著一份完全正常的生活。培尼是首都華盛頓地區公共學校負責成人教育和職業教育的地方官員，同時他還是美國陸軍預備役的中校。當然，他聽說過南方的黑人生活狀況，但是，作為一個習慣了正常社會的美國北方黑人，一定不可能想到，在民權運動的最後關頭，一些南方地區會在面臨社會變革的刺激下，變得如此凶險。
1964年夏天，培尼奉命在佐治亞州南部的屬於聯邦管轄的貝寧軍事要塞，接受了兩週的集訓，然後開車北上回家。 7月11日，他的車子經過了佐治亞州的雅典市。
雅典市是一個大學城，是佐治亞大學的所在地。今天，人們稱這個美麗的小城是佐治亞的智慧和靈魂。因為歷史長達兩百多年的佐治亞大學是一個綜合性大學，有著大量藝術和人文類的專業。這裡有著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對於南方來說，這是一個思想活躍，氣氛輕鬆的小城。這種輕鬆氣氛還可以從這個小城的音樂特色中看出來。這個只有八萬人的大學城今天有著近兩百個樂隊。在各種節日，你可以看到各種族裔的人們坐在草地上，欣賞著白人的鄉村音樂和黑人的藍調，並且隨著搖滾樂起舞，一片平和景象。 1996年奧運會的足球決賽就是在雅典市的佐治亞大學體育場裡舉行的。可是，誰會想到，1964年7月11日的一場悲劇，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只要離開雅典市小小的以校園為中心的市區，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那是佐治亞州典型的保守鄉村。在三十多年前，這種區別就更大了。就在密西西比案件發生的同一個夏天，雅典市附近的鄉村白人，特別是KKK的人，正在激地傳言說馬丁·路德·金即將派民權工作者前來鼓動黑人參與選舉，推動民權法在南方鄉鎮的實施。當地以蓋斯特為首的幾個KKK緊張到了這個地步，以致於他們僅僅因為在雅典市看到培尼是一個駕著外州牌照汽車的黑人，就認定他就是前來擾亂他們南方秩序的“煽動者”。
他們從雅典市開始尾隨著培尼的汽車，來到鄰近的麥迪遜縣的一座橋邊。那是森林茂密牧場曠然的鄉村，就是在今天，也很少有車輛經過。於是，光天化日之下，他們居然攔截槍殺了培尼。書上有培尼的汽車照片，車上到處是濃烈的鮮血。書中提到的案發地點，距離我們家只有十五英里。這個兩度審判，最終進入聯邦最高法院的案子，審判的法庭距離我們家不到三英里。我們驚訝地面面相噓：不知我們友好的鄰居傑米老頭和他和善的妻子埃維倫，會不會就是當年的陪審員？
我們之所以對陪審員的問題如此敏感，就是因為，這兩個案子的發生和破案，固然是黑人民權運動史中的兩個重大事件，這兩個案子的審理，更是美國司法史上的重要事件。
這封信夠長的了，關於這兩個案子的審理，我還是在下一封信再給你講下去吧。
祝
好！
林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