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兄：你好！
今年的美國大選終於臨近了。我想最後給你談談會有一些什麼樣的因素，影響美國的民眾選擇。之所以我直到最後一刻才提這個，顯然是因為這個話題很吃力。
你一定記得，去年我試圖給你介紹美國的時候，一開始就介紹了美國的移民大背景，以及來自全世界的人們共同在一起生活，是多麼的洋洋大觀。
美國人有著不同的膚色髮色和“眼色”，有著不同的語言，文化背景甚至與國籍無關的故土認同。同時，他們又生活在一個除了遵從法律，不要求任何思想統一的國家。在這樣一個地方要搞競選，要琢磨出選民們會以哪一個指標作為首要考慮的因素，真可以說是一門大學問了。不要說我看著這樣的話題感到吃力，就連總統候選人和他的競選專家們，有時都會不知如何下手為好。
比如說，我去年向你談到過的我們的一個修士朋友弗蘭西斯。在今年大選的時候，我們問到他投票的情況。他告訴我們，在他的那個修道院裡，除了他之外，所有的人都是投共和黨候選人杜爾的票的。為什麼呢？理由完全是因為共和黨主張反墮胎，而他們這個修道院是屬於天主教系統的，這些虔誠的天主教徒又都是堅決反對墮胎的。就是這麼簡單。
在他們面前，克林頓總統所有在經濟上的努力，在各個重大內政外交上的政策方針，統統化為烏有，他們只有一個簡單的宗教信仰的出發點。然而，他們手裡也人人各有一票。
那麼，弗蘭西斯為什麼投了克林頓的票呢？這是因為在美國，一般的教會對自己的信徒並沒有什麼控制。他們出於共同的信仰聚到一起，教堂向他們宣講該教派的教義，但是，並不強迫和控制信徒。教堂是社區民眾的社教場所，在社區生活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即使在天主教的修道院裡，到了該投票選總統的時候，還是大家根據自己的選擇去投票站投票。事先都不對修士們作任何選舉的勸導。他們完全可以自行其事。弗蘭西斯從宗教信仰的角度，也反對墮胎，可是，他覺得選總統還是需要一個綜合權衡，所以他作出了選克林頓的選擇。有趣的是，其他的修士其實也知道弗蘭西斯是投克林頓一票的，卻並沒指責他違反教規，我們只看到跟他較要好的修士善意地拿他這個自由派修士開玩笑。儘管有他這樣一個修道院中的特例，我們還是看到，信仰的考慮對大多數教徒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你不要以為這是一個不尋常的情況。美國的教堂之眾，教徒之多，都是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的。據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統計，美國有1500個不同的宗教實體，360，000個教堂，清真寺，優太教堂或佛教廟宇。而且，教徒的多，還不僅是人數上的多，還有教派品種上的多。比如到處可見的基督教浸信會，大約有75個不同的派別，很少有人能弄清這中間的區別，但大部分人都知道有南方浸信會和北方浸信會的區分。根據六十年代初的調查，有90％的美國人宣稱他們信仰上帝，40％說他們每日崇拜上帝，63％的人是教堂的成員。經過六十年代的大變遷，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專家們說，宗教信仰的基本趨勢是社會因素中十分穩定的一種成分。估計大部分人仍然相信他們是有宗教信仰的，所不同的恐怕是宗教信仰更寬鬆更寬容了。宗教和迷信是兩碼子事，不可混為一談。據最近的研究，40％的美國科學家認為自己是信神的，而且這種信仰幫助了他們的科學生涯。我的朋友戴維的父親是浸信會教堂的神父，他卻不上教堂了，他說他跟他父親去教堂去得太多了。可當我問他是否是基督徒時，他沉吟片刻，清楚的給了我肯定的回答。我還有一些很自由派的青年朋友，他們卻也按照基督徒的規矩在就餐前禱告，只不過禱告的內容有了世界和平，保護地球，萬物昌盛之類的理想。很多美國人有自己在宗教或人生信仰上的一些思維定向，往往是這些信仰問題決定了他們的選總統的問題。
你也不要以為，墮胎問題在這裡僅僅是一個與天主教信仰有關的問題。墮胎問題在這裡，幾乎是一個人人關心的，構成一個人的基本立場重要部分的問題。而且在這裡，有關的討論是非常激動的，動感情的，甚至引起了過激行為。這絕對是美國的總統候選人不敢忽略的重大議題。
可是，在如此多樣化的一個美國，也有一些大的趨勢。這些大的趨勢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美國大選，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個國家。
首先我們看到，美國的大選，基本上選來選去，都在共和黨，民主黨這兩個大黨之間作選擇。窮其根底，美國的這兩個大黨實際上並不像有些國家的政敵那樣，存在“走什麼道路”這樣的重大分歧。美國的兩大政黨他們從根本上的理想是頗為接近的。因此，才會產生這樣的現象，就是大量的民眾在選舉的時候游離於兩黨的候選人之間，往往是某一點並不大的偏差，就使他們改變了投票的方向。就像我前面談到的那些修士們，他們認為，不論是克林頓還是杜爾當選，美國還會是他們所喜歡的那個美國，只是在墮胎的問題上，會有本質的差異。
在這裡，對很多人來說，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當政，雖然有所區別，但是，絕對不會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對於這兩個政黨來說，失去大選也並不意味著丟失了江山。他們之間根本不存在“你死我活”的鬥爭。這兩個政黨都認同憲法，都崇尚這個國家最根本的自由理念。因此，你可以看到千變萬化的美國表象，然而對絕大多數的美國人來講，儘管有些人他們在人生的半途才加入這個國家，這個國家建國時的基本精神始終還是他們追求的目標。
美國這兩個大黨的區別只是在於如何實現這樣一個目標。那麼，這兩個大黨的主張，也就基本上代表了民眾中的兩大思考方式的歸屬。這就是我們在美國時時可以聽到的所謂保守派和自由派。一般認為，美國的共和黨代表了民眾中保守派的趨勢，而民主黨則代表了自由派的趨勢。但是必須解釋的是，不論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從名稱上來說，都和我們在中國所通俗理解的“保守”和“自由”並不一樣。最關鍵的是，這兩種叫法在美國都沒有任何褒貶的含義在內。
既然有這樣的基本分野，為什麼還是令人困惑呢？因為這裡面還是十分複雜。就是同一個保守派，還有激進與不激進之分，激進的也有程度之分。更有大量的人，他們基本贊同某一派的觀點，但是又在一些問題上，贊同另一派。
儘管很難把這樣一個與人的思想方式有關的複雜問題徹底搞清楚，但是，對美國人天天掛在嘴上的保守派和自由派有一些基本了解，還是非常有助於對這個國家的了解和對美國人的思維方式的了解，也有助於對參加競選的美國兩大黨的了解。因為競選之爭說到底還是一個理念之爭。
我們在這裡待的時間長了之後，有時候開玩笑說起來，覺得自己在遇到一個美國人的時候，不用開口交談，都能基本上看得出來，這個人是傾向於保守派還是自由派的觀點。這兩種傾向幾乎在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會表現出來。
我們先找一個簡單的切入口，先談談我們剛剛提到的墮胎問題吧。我們已經說過，基本上保守派是反對墮胎的，而自由派是讚同墮胎的。這裡的墮胎指的都是自願墮胎，被動墮胎在這裡是根本不可能被任何一派考慮的一個問題。可是，一個自願墮胎問題在美國為什麼會成為引起兩黨之爭，民眾分野的大問題呢？
剛到這裡的時候，我們也非常不理解為什麼墮胎問題會在美國變得如此重大。我們是從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來的，在那里人口問題已經象槍管頂到了下巴上，十萬火急地等著要馬上拿出個高招來控制。根本談不上再穩穩地坐下來，討論它所的牽涉到人類本原的一系列理論問題。所以，在我們的印像中，好像這些問題已經不存在，或者從來就沒有存在過。我們所討論的，是一個具體操作的問題。怎麼做，將能更有效地做到控制人口，或者說，怎麼做，才能更合理地控制人口。
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傳統非常強的國家，當然很多人的態度與宗教態度有關，但是，美國人對待墮胎問題，即使是很多宗教信徒，他們也並不是簡單的“宗教追隨”，而是有自己非常哲理性的思考。這也是我們在和弗蘭西斯修士以及他的親友們的一次聚會上，才第一次真正認識到的。
我們以前一直知道弗蘭西斯的反墮胎立場，但是，我們雖然是好朋友，卻從來沒有深入去討論過這個問題。因為眾所周知，凡蒂岡教皇的立場是反墮胎的，天主教又都是跟隨凡蒂岡的。所以，我們把他的立場非常簡單地歸到了他的“宗教追隨”上面。
在弗蘭西斯修士的一次親友聚會上，大家自然地談到了這個人人都很關心的議題。他的親戚們基本上都是傾向於自由派的，也都是讚同墮胎的。弗蘭西斯在其他的觀點上，可以說也是相當自由派的，但是在墮胎問題上，他卻有著和大家不同的想法。結果，引起了一場十分激烈的爭論。
這時我們才發現，他的觀點可以說很能夠代表理性的保守派在墮胎問題上思考。要理解這樣的思考方式，還是必須回到在美國“獨立宣言”中所表達的美國人的基本理想，那就是“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力”。在美國的思維方式中，尊重每一個個人的生命，成為最基本的出發點。
這也是理解美國人對待戰俘問題的出發點。美國人從來認為，在戰爭中當軍官和士兵們已經盡力而為，並且陷入絕境，那麼繼續進行抵抗，只是無端地傷害士兵的生命，是不可取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投降是正確的選擇。沒有人認為這樣的投降和成為戰俘，是一件羞恥的事情。當一些美國人成為戰俘之後，所有的人都會為他的生命和處境擔憂，當戰俘回到祖國和家鄉，絕不會有灰溜溜的感覺，他毫無疑問會受到英雄式的歡迎，就和得勝回朝的將軍一樣。這些現像都是源於美國人對於尊重生命的基本看法。
基於對同樣的人道精神的理解，美國人承認，人有害怕和恐懼的權利。這是自然的，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儘管誰都知道，美國人是最崇拜英雄的，美國電影裡充滿了英雄的形象，但是，他們並不認為產生害怕和恐懼，是一件可恥的事情。
我們曾經和美國人一起經歷過這樣一件事。一架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的美國飛機在波西尼亞執行任務時，被塞族擊落。雙方都知道有一名美國飛行員跳傘降落在叢林裡。塞族游擊隊在拼命地設法抓住他。這時，每天大家所關心的最大新聞就是這名飛行員的安危了。最後，在經歷幾天幾夜之後，僅僅根據士兵身上裝備的一個簡單的信號發生器，美國部隊從軍艦上派出直升飛機，追隨這個微弱的信號，幾乎是在塞族游擊隊的眼皮底下，把他從叢林中吊了出來。
消息傳來，我們看到美國人難以形容的激動。白宮是禁煙的，此刻，只見克林頓高興地走出白宮，在草坪上抽了一枝雪茄，輕鬆欣慰之情溢於言表。這名士兵回來之後，大家在電視裡看到他和總統一起穿過白宮的草坪進入白宮，克林頓特地請他在那裡吃了一頓飯。在晚上電視台黃金時段的萊利.金談論節目中，這名士兵和他的妹妹一起接受了採訪。
在整個採訪中，最使我們感到不尋常的，就是他毫不隱諱地談到事情發生之時他的害怕和恐懼。他談到自己躲在叢林裡，塞族游擊隊搜索的士兵多次就在他的身邊走過，他是多麼地驚恐萬狀，直想著自己這下是完了。他表達的只是人類真實的軟弱的一面，全美國的人卻一起在那裡感動得熱淚盈眶。美國人能夠使崇尚英雄和承認軟弱並存的這種思維方式，也是出於他們最基本的對於生命的看法。這種觀念已經非常深入人心，已經成了這裡絕大多數人能夠相處交往的基本依據。
我之所以先扯開了去，談了一些似乎是與墮胎無關的話題，只是想說明，“生命權”在美國是無處不在的一個重要概念，它已經溶化在人們的血液裡。美國人把關懷的極大比重放在兒童身上，實際上也是這種思維方式的一部分。因此，在美國，有的家庭會有意去領養一個殘疾兒童。這絕不是罕見現象，有相當數量的領養家庭是這樣做的。這在其他地方幾乎是無法理解和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他們認為，兒童是人的生命中最弱的一個階段，因此所有的人都應該有責任去幫助這樣一個柔弱的生命。而傷害兒童在美國是判得非常非常重的。
最近在美國就發生了一個很轟動的案件。就是一對高中的小戀人，都來自家教比較嚴的富裕家庭，兩人平時都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意外地懷孕之後，他們害怕家長的責備，一直瞞著雙方的家庭。正巧是他們進入大學一年級的當口，他們離家住校成功地躲過了父母。在大學裡，一個懷孕的女孩當然有自己的隱私權，自己不說什麼，別人是不會來過問的。在臨產的時候，他們住進了一家汽車旅館，自己生下了這個孩子。然後，根據他們的一念之差，把孩子扔進了垃圾捅。當有人發現這個孩子的時候，孩子已經死了。
現在，這對生活剛剛開始的年輕人，面臨死刑的起訴。我曾經告訴過你，在美國死刑是非常罕見的，但是，許多州的法律，對於殺害兒童的罪行就是判死刑。現在，大家看著報紙上這對年輕人的照片，尤其是認識他們的人，當然感到非常惋惜。但是，誰也救不了他們。他們犯的是一級謀殺罪，而且殺害的是一個兒童。
隨著這樣的思路一路尋來，你才會理解，牽涉到生命的墮胎問題，為什麼會在這裡如此普遍地引起人們的不安。現在，我們再來看美國保守派的觀點，就一點沒有什麼奇怪的了。
美國的保守派認為，胎兒本身已經是一個生命，墮胎就不僅是一個特別的“是否允許墮胎”的問題，而是“是否允許謀殺”這樣一個問題的一部分。我跑到這裡，第一次聽到人們居然把“墮胎”與“謀殺”等而論之，著實懷疑他們思路是不是出了什麼毛病。但是，很快我就開始理解他們思維的邏輯性和嚴肅性。
如果你質疑胎兒是不是一個與嬰兒同等的生命，那麼，他們確實有嚴格的科學證據。如果你說界限是在出生之前與出生之後，那麼，正像我以前告訴過你的，極端保守派的談論節目指責說，這等於是說，謀殺的合法性只有兩英寸距離的區別。他會問你，如果出生之後的嬰兒是不可謀殺的，那麼，憑什麼說，一個即將臨產的嬰兒就是可謀殺的呢？你確實必須承認這樣的事實，臨產前的嬰兒已經完全成熟，基本上和剛出生的沒有什麼大的區別。
如果你再把界限往前劃，劃在早期懷孕和晚期懷孕的區別。那麼，現代科學確實也已經可以把一個非常早期的胎兒在體外成功存活了。終有一天，科學可以使一個受精卵完全在體外培育成嬰兒，這時，胎兒和嬰兒之間的區別根本就不存在了。面對一個連續的生命體，你甚至再也找不出體內體外這樣兩英寸距離的藉口。他們的推論使你無法否認墮胎等同於扼殺一個生命，等同於謀殺嬰兒。
於是，問題是，到底是誰有權去扼殺一個像胎兒這樣的生命，扼殺一個比兒童，比出生後的嬰兒更為柔弱無助的生命呢？是這個生命的父母就應該有這樣的權利嗎？為什麼社會不允許謀殺出生後的嬰兒，卻能夠允許這樣的一種謀殺呢？
在那次聚會上，弗蘭西斯頗為激動地問大家，如果我們失去了對生命的尊重，我們承認了對生命的謀殺，那麼，既然我們同意父母有權謀殺一個胎兒，那麼父母是否也可以出於某種理由謀殺一個嬰兒呢？比如，他們生了一個他們不需要的女嬰，是否有權一生下來就把她給扔了呢？
當弗蘭西斯的姐夫舉出人口爆炸以後，有可能產生的普遍的生活質量下降的問題，有可能產生的大饑荒的問題，大饑荒也同樣要導致大量人口死亡的問題。
可是，弗蘭西斯說，從倫理上來說，如果你同意為了某一種理由，比如說，為了讓其他人有更多的食物和避免飢荒，類似的這樣一種非常實用的理由，就同意謀殺嬰兒，那麼大一些的孩子呢，甚至成人呢？是否都可以在一個非常實用的口實之下，把一部分人，例如有缺陷的人，被社會認定是壞人的人，都給謀殺了呢？是否就可以允許以謀殺的手段來解決其他人的類似飢餓一類的問題呢？又由誰來為哪些人應該生和哪些人應該死作一個判定呢？
在這樣一個邏輯的推導下，在不同程度上同意墮胎的各種美國自由派也很難在同一個邏輯下與之對抗，於是，一般來說，他們是從另一個角度去切入。比如說，這是婦女的個人自由，他人無權干涉。 “我的身體，我自己作主”是在讚成墮胎的遊行中經常高舉的口號。還有一些同意“有限墮胎”的自由派，提出至少一個被強奸的婦女有權不要由此導致的孩子。
在競選的時候，克林頓總統和副總統高爾在競選辯論的時候，就這樣繞開。他們說，決定是否要生下一個孩子，這應該是個人隱私範圍內的事情，如果一對夫妻，他們決定不生下這個孩子，我們怎麼能夠以政府立法的形式，一定要替他們作選擇，強迫他們生下來呢？更何況，有的患病的孕婦，生育會危及孕婦的生命，在這種情況下，又怎麼能置母親的生命於不顧，而不允許她墮胎呢？
所以，我感覺在這個問題上，美國的兩派一直不是正面交鋒。
再深入下去，我們的朋友弗蘭西斯認為，墮胎是鼓勵人類加速從大自然中異化出來的舉動。人類本來應該是自然的一部分，可是在發展的過程中，卻不斷地抗拒自然，人類的異化已經導致了許多物種的消失，現在居然發展到了要扼殺自己的孩子的地步，如果再不加以阻止，人類自身還會有什麼尊嚴呢？還會對什麼東西產生敬畏呢？他所擔心的，正是人類在一個倫理觀念的重大突破之後，在徹底失去對於生命的尊重和敬畏之後，會向著異化的道路速速奔去。這種異化的後果連人類自己都無法預測。
有關墮胎問題的爭論在美國至今還沒有結果。現在的法律則是允許墮胎的。自由派中較為激進的，贊成婦女有權為任何理由而墮胎，例如，她只是不想要這個孩子。這種觀點同時也和女權運動結合在一起。而自由派中比較溫和的，就只贊成有限墮胎，也部分接受保守派的觀點，他們只是覺得這個世界已經沒有兩全之策。
當然在保守派中，在這個問題上也有激進程度的不同。在美國，極端激進的保守派曾經幾次在墮胎的診所開槍，傷害甚至打死了墮胎醫生和前來墮胎的婦女。在我們沒有完全了解保守派觀點的時候，我們會對這樣的行為感到非常荒唐和不可理喻。既然你在提倡不傷害胎兒，為什麼倒反而會去殺死一個成人呢？
如果你了解了他們的出發點，再往極端的方向推一推，你就會發現這樣的行為也在他們的邏輯之內。因為他們認為這樣的墮胎診所無異於一個殺害嬰兒的屠宰場。而美國現行的法律卻不干涉這樣的“謀殺”。因此，只能由他們出來“替天行道”，懲罰兇手，阻止人類繼續扼殺胎兒的行為。但是，這樣極少數的過激行為，絕大多數的保守派都是不贊成的。當然法律也不會放過他們。
我們有時候開玩笑地和美國人說，你們真是幸運，至少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討論這樣的問題。確實，與其它人口眾多的國家相比，美國顯得空空蕩盪。還沒有被人口問題逼到死角上。但是回過頭來想想，大家都有過空間足夠的時候，只是沒有如此廣泛地在民眾中習慣於深入討論這樣與人類自身有關的最基本的哲學倫理問題。
我們無數次看到美國的普通老百姓這樣激烈的討論，也不知道討論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可是我想，大家都承認，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已經非常不協調，人類正在以無法預料的加速度從自然中異化出去，因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是有一個加速度的。科學技術發展之後，人類原來的基本倫理道德是可能被顛覆的。自然是可能在人類的某一個不小心的動作中，遭到無可修復的破壞的。在這個世界上，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夠對自身跨出的每一步認真思索甚至憂心忡忡，而不僅僅是對科學成果取完全急功近利喜出望外的態度，也許至少可以把人類異化的腳步拖住一些。
在環境保護的問題上，美國的兩大派也是有重大的意見分歧。為什麼呢？因為在美國環境保護和個人權利在一定的時候是衝突的。實際上和墮胎問題一樣，這都是時代發展以後出來的新問題。
美國的私人財產不可侵犯，是進入憲法的個人權利。這一點在美國的思維方式中，可以說已經根深蒂固了。在農業社會的時候，多少年來一直平安無事。可是在科學技術和大工業發展以後，人們終於有一天醒來，發現這個世界已經給人類糟蹋得不成樣子了。人們久已忘卻了世界應該有的模樣，已經麻木到了站在原來應該是一片森林的土地上，卻望著一片工廠的煙囪興高采烈，嘴裡還喃喃自語“發展了，發展了”。
因此在美國，當他們清醒過來的時候，一些環境保護法迅速相繼出籠。應該說，這是一件好事，但是，確實帶來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困惑。例如，土地的主人頓時失去了他們歷來所擁有的一些權利。比如說，在美國有一種稀有的紅杉，樹齡遠遠長於人類文明社會的歷史，要幾十個人才能抱得過來，割一棵就少一棵。但是自從技術發展到可以割下如此巨大的樹木，就沒有停止過採伐。直到美國人有了環境保護意識開始立法禁止。
一禁止，問題就出來了。許多這樣的樹木都是長在私人的土地上，按照歷來對於私人財產的絕對尊重，長在土地上的一切，土地的主人當然都擁有權利，別人是無權干涉的。這樣的樹割下一棵，木材就值上萬美元，割上幾棵就很富裕了。環境保護法一出來，樹的主人就只能望樹興嘆了。對於他來說，理由也十分充足，第一，政府侵犯了他的個人權利，再者，他每年要向政府交地產稅，政府卻不讓他靠變賣自己的財產致富。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的保守派是支持土地所有者的個人權利的。而自由派是主張政府立法干預環境保護的。在這裡，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政府的權力實際上是從個人手上切割出去的。在環境保護的問題上，激進的自由派也常常採取行動。去年有一個擁有紅杉樹的土地擁有者，以清林為理由，終於獲得許可，可以採伐兩棵紅杉樹。結果，引起自由派的憤怒，一些人衝進那塊土地，圍繞在樹下阻止切割，最終驚動警察。
這樣的衝突很多。又如美國有大量的沼澤地，為了同樣的保護生態的理由，美國政府禁止土地所有者改變濕地的現有狀態，但是在繳納地產稅的時候，給予一定的優惠。也就是說，如果你擁有一塊濕地，你就不能在這塊土地上開發和建設。既然這塊地只能看不能用，它的價值當然就大大地降低了，而且很難再找到買主。這樣，從另一個角度去看，當然損害了土地持有者的個人權利。
在美國，在私人土地上焚燒垃圾，除了受到火災因素的限制，同樣受到環境保護問題的限制。隨意焚燒是要受懲罰的。為此，保守派的談論節目憤怒不已。自由派認為焚燒國旗是人民表示不滿的一種形式，是一種自由表達的權利，是屬於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護的言論自由的範疇。保守派堅信這個國家是被自由派給毀了，居然國旗可以燒，而垃圾卻燒不得。順便提一句，總的來說，美國保守派在這裡是強烈的“愛國主義者”。
美國人的規矩是，既然立了法，違法者就必須嚴懲不怠。幾年前，有一個亞裔美國人買了一大塊土地，打算開闢成農場。誰知道，在清理樹木的時候，打死了一隻鼠類動物，而這隻小動物偏偏是立法明令保護的珍稀動物。結果，農場還沒有開成，先惹上了一場官司。而且還有巨額罰款。這樣的事情，當然都是環境保護法出來之前聞所未聞的。習慣了傳統生活的民眾對此不能接受也是非常自然的，因此保守派的憤怒也絕對不是沒有來由的。
雖然在我們眼裡，這裡的環境保護已經相當好了。包括我們在內的許多人，都有過開車與野鹿相撞的經歷。然而，這裡的自由派對於環境保護問題的關注，還是比我們想像的要敏感得多。大多數的年輕人都是如此，這和多年來的美國教育是有很大關係的。自從環境意識在這裡醒悟，在教育中就佔了極大的比重。有很長時間，我一直覺得這種教育和我們所看到的一些環境宣傳不太一樣，後來我才發現，他們對於環境保護的教育是從人與自然的親和力著手的。
我剛到這裡才幾天，就參加了當地公園舉辦的一個蛇節。在這個節日里，有許多家長帶著孩子參加。當然有關於毒蛇和非毒蛇的知識的介紹，有不同品種的蛇的展出，但是出乎我意外的是，在這個蛇節上，主辦人讓那些養蛇作為寵物的人，都把他們的寶貝帶來。
這些蛇的主人黑人白人亞裔的都有，也有女孩子。他們抱著他們的蛇，站在那里高興地回答大家的各種問題，家長們都鼓勵自己的孩子撫摸或者抱一抱蛇。鼓勵他們提出一些感興趣的問題。在草地上，還鋪了毯子，給孩子們發了蛇狀的帽子，讓他們不用手腳，匍匐扭動前行，體會一下做一條蛇的感覺。
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蛇對自己的主人也是有感情的。一個小女孩告訴我，每次餵養蛇的姐姐回家，他們的蛇都會前去迎接，還會跟著她的姐姐游動。之後，我在這里許多次遇到蛇，從來沒有人喊打的。年輕人會設法把蛇移到樹林等更安全的地方。更絕的是有一次，發現在我們工作的地方，門外的椅子上躺了一條蛇，結果一個數學系畢業的叫濟娜的美國女孩，一邊柔聲地和蛇打招呼，一邊一把捉住蛇輕輕提起，然後放進了樹林裡。然後說，這種方法是從學校裡學來的。
電影界在這方面的教育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拍了大量的動物演員參加的電影，甚至是純動物演員拍的電影。同時，由於美國的自然保護工作做得比較好，孩子們接觸各類動物和植物的機會相對要多得多。使得美國的孩子與自然界的距離大大拉近。他們迷戀各種各樣的動物，連對待一般概念中不大能接受的蛇都是如此，更不用談其它動物了。從昆蟲類到哺乳類，包羅萬象，沒有什麼他們不喜歡的，都是他們的寶貝。
和一些年輕朋友在一起幹活時，常會有人在手掌裡捂了什麼東西，神秘兮兮地招呼大家去看，原來是一隻小青蛙或一條小蟲子，然後大家異口同聲地讚歎它的美麗可愛。他們能夠說出很多名堂。莉迪亞是文科碩士，卻是她告訴我有關蜘蛛的知識，蜘蛛網的輻射線是沒有粘性的，只有同心線才有黏性，蜘蛛絲不是從口中吐出來的，而是從後面排出以後用一條後腿勾起來再搭到其他絲上面。這時，為了向我作示範，只見活潑可愛的莉迪亞翹起自己的腳，一甩一甩地學著蜘蛛織網。我們當時打工常常是單調和勞累的，離開以後，當年打工的好朋友重又聚在一起的時候，回憶起來，一致同意大家一起看小蟲子小動物的時候，是打工生涯中最開心的時光。
這種教育和風氣超越了人類保護自然是為了保護自己這樣功利的宣教。那種宣教似乎使人覺得人類是超越自然的一種特殊力量，為了自己可以“征服自然”，也同樣是為了自己才需要“保護自然”。但是，美國對學生環境意識的培養方式是動之於情，使他們對動物和自然界產生很深的感情，使他們增強“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這樣的概念。這樣的教育已經持之以恆很長時間了，因此非常有效。這使得新一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根本就否認人類對於自然所具有的這種為所欲為的征服權利。
最容易獲得美國年輕一代捐款的，就是一些與環境保護有關的組織了。在這一點上，他們非常敏感和容易衝動。因此，在環境保護的問題上，美國的保守派確實很難取得年輕一代的讚同。相反，克林頓和副總統高爾，都是積極提倡保護環境的。高爾還出過一本環境保護方面的書。在這方面，他們就相當受年輕一代的歡迎。
環境問題確實在當今人類生活中已經非常突出。保守派也很難直接從正面與之對抗。以至於一些極端保守派在電台裡，有時干脆否認環境問題存在。他們在“談論節目”中說，那些所謂的大氣臭氧層空洞之類的“恐怖故事”，都是自由派為了剝奪土地持有者的權利，故意編造出來的。這裡還必須說明的是，在美國並不是保守派才持有土地。擁有房地產的比例，在這里高達百分之六十以上。
應該說，這裡絕大多數的美國人都熱愛大自然，也熱愛自己的土地，保守派的美國人也不例外。問題在於保守派不能接受這樣的結論，就是在環境保護法與個人權利衝突的時候，要個人權利完全讓路。自由派在理論和實踐上，也都沒有為更好解決二者的衝突開出良方。看上去也只是在迴避這個兩難問題。
克林頓在今年大選之前，又把美國的一大塊區域劃為自然保護區。當然，從自然保護的角度，從人類長遠利益的角度，無疑都是有益的。但是，肯定也影響了這個區域的大量民眾的生活。因為這麼一來，這個區域就不能再搞建設，會影響到許多人的私人經營。
這個決定一宣布，就遭到保守派的猛烈攻擊。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過，聯邦政府是沒有乾涉一個地區民眾生活的權利的。但是，自從一系列的環境保護法出來以後，“環境”壓倒一切。環境保護成了一個非常特殊的理由。對於保守派來說，環境問題已經成了自由派肆意擴大政府權利，干涉人民自由的一個巧妙藉口。
因此，對於保守派來說，這不是一部分人的生活受到影響的問題，這是捍衛美國憲法所保護的人民基本權利不受政府侵犯的大原則問題。他們不允許這個大原則出現一個突破口。
這樣的討論對於美國當然是必要的。因為在這裡，個人自由和環境保護一樣，也同樣是一個與生命同等重要的話題。在這個對話中，美國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也基本上是在從不同的角度探討，至今不能達成一致的看法。
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一切問題的可討論性，以及討論的激烈和深入的程度。持反對態度的一方，甚至可以以此作為他們政治綱領的一部分，以求民眾的支持。這樣，對於一切與民眾密切相關的問題，就可以在大家面前全方位地徹底攤開。各方面的利弊，有可能發生的前景，都使大家有一個清楚的認識，然後，請人們自己作一個選擇。選擇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去投票站投下自己的一票。
我剛才曾經提到過，美國的保守派基本上都是“愛國主義者”。但是，需要說明的是，在美國，國家和政府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對於這一點，在美國的保守派這裡是最典型不過的了。在對待聯邦政府的態度上，美國的保守派基本上是反對“大政府”的。他們始終在要求聯邦政府縮小規模，不要對經濟過多干預，並呼籲聯邦政府“還權”給各個州，還權於民。極端保守派幾乎就是“愛國反政府”。去年在奧克拉荷馬市的聯邦政府大樓放置炸藥的兩個，就是極端保守派中的激進分子。
保守派的美國人確實非常愛國，他們特別喜歡用美國國旗作裝飾品。你到處可以看到國旗圖案的衣服，國旗的胸針，汽車上國旗圖案的粘貼標誌，等等。在家裡掛國旗的也特別多。就是剛才講的那兩個到聯邦政府機構放炸藥的激進分子，他也絕對不承認他不愛國。事實上，他們正是為了他們理想中的美國，才去放這車炸藥的。因為他們認為聯邦政府控制了美國的自由，正在毀滅美國。
聯邦政府權限和規模，是美國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重大分歧所在，也是美國兩大黨的爭執焦點。那麼，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分歧呢？
美國的兩大黨基本上是代表了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共和黨一向認為，必須始終給私營經濟以最好的發展空間和條件。不要對他們進行過多的干涉。這當然直接符合大企業主的利益。但是，他們同時相信，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整個經濟高度發展，社會上才會人人受益。限制太多，搞得經濟沒有活力了。對誰也沒有好處。而提倡高福利，只是民主黨看中普通人手裡的選票而搞的花招，因為企業經營者，尤其是大企業主總是少數，普通民眾總是多數。共和黨認為，高福利只是有毒的糖果，具有極大的欺騙性。看上去是關心窮人，但是從長遠來說，在損害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損害了窮人的利益。
而民主黨一向被稱為是窮人的黨。他們的具有代表性的理想就是我上封信已經提到過的羅斯福總統推行的“新政”。把聯邦政府推上了乾預經濟的舞台。也使得美國的福利制度被真正建立起來。極端的自由派主張有政府出面達到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幾乎就是社會主義者了。
這兩個黨的觀點向著兩個不同的方向扯，最終取得的是一個平衡。而這兩種觀點如果不偏激的話，實際上都有一定的道理，所需要的正是一個平衡點。因此，你很難說究竟是哪個黨更有道理。真理多走幾步，都會走進謬誤。這兩種觀點一旦走極端，都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因此，嚴格地說，並不是哪一個政黨給美國社會帶來了兩百年的穩定發展，而正是這兩大政黨不停地激烈爭執和互相攻擊，把美國向兩個方向“拔河”所形成的動態平衡，才造成了這樣的穩定發展。
從美國兩大黨所代表的經濟利益的話，可以基本上象前面這樣歸類。但是，他們的爭執基本上還是在於，究竟應該通過什麼樣的方式，可以使所有的美國人過得更好。同時，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墮胎和環境保護帶來的爭執，這兩大黨不僅在經濟政策上代表了不同社會階層，還在觀念上代表了美國社會不同的思維方式。
所以，美國民眾中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並不是說保守派都是富人而自由派的都是窮人。例如，那個在聯邦大樓放炸藥的保守派激進分子，就是一個生活並不富裕的平民。美國的這兩大派，基本上還是觀念上的差異。
持保守派觀點的美國人，一般來說生活比較穩定，行為方式比較中規中矩，穿著比較規整，上教堂的比例更高。他們比較習慣於六十年代以前的平穩的生活方式。他們對於近幾十年來生活方式發生的劇烈變化很難接受。
他們從感情上無法接受突如其來的如此之高的離婚率，如此之多的單親家庭，還有大量的同性戀，觸目的女權運動，震耳欲聾的搖滾樂，根本就不成畫的現代美術，不成體統的服裝，等等，等等。對於他們來說，這個世界彷彿一下子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妖魔鬼怪”都一起跑了出來。他們把這一切都歸之於自由派的罪惡，因此，尤其是極端保守派，提起自由派幾乎總是咬牙切齒，因為“好端端的美國就是毀在他們手裡”。
當然保守派美國人也是各式各樣的。他們幾乎包括了兩個極端，有富裕高雅的或生活安排得很好，似乎從老電影裡走出來的，非常迷戀老時光的一個階層，以及生活在鄉村傳統生活中，很難接受新事物的一個階層，他們中間包括有文化水平很低，甚至舉止十分粗魯的人。
他們中間很多人喜歡美國傳統的鄉村音樂。鄉村音樂很能夠代表美國以前平和穩定的生活。你也可以看到，他們的反墮胎，反對侵犯土地持有者的權利，這些也都在他們傳統的思維習慣範圍之內。
至於自由派美國人，則是非常複雜，涵蓋面極廣，五花八門。大概從教育程度非常高的“雅皮”的一代，一直到大量的青年學生，藝術家音樂家，甚至流浪漢和街頭小混混大概都可以說有自由派的風格在裡面。他們並不是都認同同樣的東西，所以自由派是頗費琢磨的。
正因為如此，在比較保守的地區，你可以看到以“保守派”作為自己競選標誌的，但是，沒有一個實際上是偏向自由派風格的競選者，在自己的競選牌子上打出“自由派”的旗號。因為自由派的彈性太大了，這樣的標誌完全可能嚇走大量原來還可以爭取的選民。因為，誰也不知道你這個“自由派”的自由邊際在哪裡，是不是“自由無邊”。
但是，自由派畢竟不是“放浪形骸”的代名詞，自由派是一種新的思維方式。比如說，自由派提倡多元文化。那些自由派的年輕人會對世界各個國家的文化都非常感興趣，所以在宗教上也就會表現得很雜。他們會宣稱自己是信佛教，或者印度教，喇嘛教，等等。會在家裡掛上一幅佛像，但是你細細一問，會發現他還搞不清佛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正是有了自由派的美國人，日本茶道，花道，劍道，柔道，空手道，中國功夫，瑜伽，太極拳等等對於保守派美國人來講是怪裡怪氣的東西，才會在美國有一定程度的流行。在亞特蘭大一年一度的亞洲文化節上，你每年都可以看到金發碧眼的美國人一板一眼地跟著日本人學茶道，年年不拉下，一年比一年有長進。每年表演和講解古老的日本箭道的，則是清一色的白人，講起這種古老儀式的年代，起源，功能，規則，頭頭是道，恭恭敬敬。這個亞洲文化節規模不大，在美國各地無數文化節中名不見經傳，但是很多亞洲的東西，我這個亞洲人是在這個節日上才第一次得知的。你想想，你也喝了一輩子茶了吧，我們有幾個人知道點兒日本茶道的？我這一問一定讓愛國心切的人跳起來：“中國是茶的故鄉，幹嗎要去知道日本茶道？”這回答正在點子上，保守派美國人所持的就是這種態度。
如果你必須跟保守派就文化多元打交道，有時候就很沒勁。
然而，承認多元文化還不僅僅是對一些“新奇玩意兒”的好奇心，它包含了相當徹底的平等思想。尤其是對於種族問題，美國的自由派更多地表現了對其他民族的尊重。他們認為，沒有一種文化是更為優越的，只是價值體系的不同。就是說，在白人文化的價值體系內，也許認為黑人文化的一些東西在價值上是落後的，野蠻的。但是同樣，相對來說，在黑人文化的價值體系內，白人文化的一些部分也可能是無意義的，低能的。因此，他們得出結論，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價值體係是不可比的。它們各自有自己存在的價值，沒有什麼高低上下之分。
這樣一來，就從根本上剷除了種族歧視的基礎。儘管種族問題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情。在美國如此眾多的種族在一起發生相當密切的聯繫，各種衝突是難以避免的。尤其是，許多問題的產生是基於個人的經歷和生活的經驗。每一個民族生活在這裡，實際上都有入鄉隨俗和尊重他人，尊守一個多民族社會的公德這樣的問題。如果，人們來到“中國城”，總是發現非常髒亂和不講禮貌的情況，基於個人經驗，也就會產生對這個民族的偏見，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說責任是只是一方的。
例如，我們的鄰居傑米老頭，是個非常好心的保守派的美國老人。他們夫婦年齡很大了，但是對於我們這樣新搬來的亞洲人，還是竭力予以關心照顧。有一次，他特地關照我們：要盡量避免和黑人打交道，“他們很壞”。他這樣說絕對是善意的，怕我們遇到什麼麻煩。我們也相信，他的看法基本上來自他曾經有過和某些黑人打交道的不愉快經驗。
相對來說，我們遇到的一些自由派的年輕人就更為理性。他們受到根深蒂固的多元文化和平等思想的影響，因此他們竭力去超越自己的個人經驗，而堅持維護這樣一種理想。我們有個叫戴維的年輕朋友，他是個藝術家，畫得相當好。當我有一次和他談起種族問題的時候，他告訴我，他住在佛洛里達的時候，曾經有一次被四個黑人搶劫，他們用手槍頂著他，搶走了他身邊所有的錢，還拿走了他的衣服。總之，當時他感到極為驚恐，而且非常狼狽。此後，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他遇到黑人，幾乎是條件反射地感到害怕。
他作了很大努力讓自己恢復正常的心態，並且仍然說服自己並且堅持相信，這件事情的發生只能說明，搶劫的這幾個黑人，他們個人是罪犯，但是，與黑人這個種族並沒有關係。他還告訴我，有一次他被抽中成為一個黑人搶劫案件的陪審團候選人，在初選的時候，他在約談中被問到，他個人是否有被搶劫的經歷。他如實回答之後，司法部門沒有讓他進入陪審團，這是司法部門的通常做法，就是要避免有因為個人經歷而形成偏見的人進入陪審團，以免影響公平審判和損害被告人的公民權利。戴維對我說，實際上，他倒是個例外，如果讓他進入陪審團的話，他一定會保持公正，他堅信自己能夠做到這一點。我也很相信他。然而，他能夠這樣超越個人經歷而保持理性，確實非常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