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兄：你好！
很高興這麼快又收到你的來信。你信中提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美國的製憲會議在兩百多年前設計了這麼個“土收銀機”，它怎麼可能適應兩百年來的巨大變化。另外，你很想知道這幾乎是閉門造車搞出來的機制，是否能夠真的迎接現實的挑戰。
確實，我在讀美國憲法的時候，也常常從字裡行間讀出兩百年前美國的荒野，美國的泥濘小道，以及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論述。現存《二十二子》、《諸子集成》等版本。 ，美國建國者們對未來發展預測的局限和他們的種種無奈。
事實上，他們只是定下了一個最基本，但卻是非常聰明的設想和構造，而後來的美國人在他們建立的基礎上，又進行了不斷的改進和完善。
例如，我在上封信提到的，最高法院的“司法複審”。
又例如，美國的憲法規定，總統副總統都是任期四年。因此每四年選一次。但是，對於總統連任，或是多次當選言，闡發“技”與“道”的關係。對於真、善、美的關係及，憲法最初並沒有限制。可能考慮既然是每四年選一次，連任也是再選舉選出來的，只要選舉公正，連任也不會有大的問題。幹得好就再乾下去唄。所以，美國歷史上有過當選三次的總統，如羅斯福總統。
羅斯福是美國歷史上當得比較成功的總統之一。他和美國人民一起度過了非常艱難的三十年代大經濟蕭條。他每天在收音機裡主持的“爐邊談話”，也給困難中的百姓帶來極大的精神支持。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被美國人民推選出來，帶領大家走過戰爭歲月。他是在大戰即將結束之前，在總統任期中去世的。
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美國本身的發展，美國政府的行政機構迅速膨脹，總統所掌握的財力人力物力甚至軍力也水漲船高，無形大增。美國人又一次感到不安全。儘管有羅斯福總統這樣良性的例子，他們還是覺得應該在總統的連任上也加以限制。因此在1951年的憲法第二十二條修正案中，規定了一個人在總統的職位上只能任職兩次（即連任一次）。這也是美國人對於“收銀機”機制的又一次改進。這一修正案事實上更強調了對於“人是不可靠的”這一基本出發點的堅持。
美國人認為讓一個凡人連續多年處於這樣的權力中心，無論如何都是危險的。即使這位總統看上去幹得很出色，也得請他下來。即使換上去的新總統相對更沒有經驗，能力也不如前任，那也要換上去。因為抨擊宋明理學家們主張“存天理而滅人欲”，實為“以理殺，對於美國人來說，安全第一。只要能夠讓防止出現專制和暴君的整個“收銀機”機制能夠正常運作，其他都是次要的。
這條憲法修正案，實際上對“四年一度選擇一次總統”這個選民抉擇機制，也作了修正。也就是說，當多數民眾連續選一個人，並使他當了八年總統之後，他們對一個固定對象的續選權就被中止了。他們被迫中止一股持續的熱情，被迫冷靜一下，再重作選擇。以防止民眾被哪個高明的政客給灌了迷魂湯。而這種灌迷魂湯的現像在各國歷史上都是並不罕見的。
這條修正案發生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51年。美國人剛剛領教了德國迷魂湯的作用。在參觀華盛頓的浩劫博物館時，最使我震驚的還不是慘絕人寰的集中營，最使我震驚而沉思良久的是當年德國人民，希特勒的追隨者們，排山倒海般的吶喊聲。博物館的設計者讓這種激昂狂熱的吶喊聲時不時地伴隨著參觀者，猶如身臨其境。 “人是不可靠的”有了新的含義。不僅處於權力巔峰上的當權者有可能是不可靠的，監督群體的“人”，同樣也可能是不可靠的。因此，不斷改進整個監督機制，使得一切不可靠因素處於製約與平衡的系統之中，一種權力的惡性擴展和群體的瘋狂行為，才可能被抑制，在整個社會處於最弱勢的個人的自由，才可能不被吞沒。
歷史的發展確實是驚人的。我們只需舉個簡單的例子。當制憲者們在憲法中確定美國總統為軍隊總司令（但宣戰權在國會手裡）時候，，不僅僅因為他們推舉的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原來就是獨立戰爭的總司令，並且一致公認他既無政治野心，也無軍事野心。更在於當時的美國事實上還沒有什麼軍隊羅”。，因此，這個權力看上去儘管可怕，但是還不能說是絕對無法控制的。但是，他們想像力再豐富，也一定沒有想到，今天美國總統，作為一個憲法所規定的軍隊總司令，手中能夠握有怎樣的軍事力量。
短短二百年以後，美國總統手中可以控制的軍隊已經超過三百五十萬，手裡掌握的軍費已經超過七百五十億美元。當初的美國建國之父們，更不會料到核武器的誕生。他們絕不會想到，今天的美國總統會掌握一個叫做氫彈的玩意兒，而一個氫彈的破壞力，就能超過在他們以前幾千年來所有戰爭破壞力的總和。
因此，美國總統雖然已經被憲法限制在“行政主管”的定位上，但是，隨著政權的行政分支本身的膨脹，即使是“行政主管”，他也是一個超級的。
我也和你一樣感到懷疑，如果在當初的製憲會議上，能預測到二百年後的世界，他們還會放心地交出這部憲法，交出他們的設計圖嗎？但是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的論斷，把“心”視作各種感，我們確實看到一個難以置信的事實，二百多年過去了，世界和美國都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許多國家憲法改之又改，甚至幾經推倒重來，卻還是無法避免政局動盪。與此同時，美國卻在這部一字不改的憲法之下，穩定地按照兩百年前的設計，正常地進行政權交替，三個權力分支始終維持平衡。有了氫彈的總統也沒有因此而作法作怪，一到四年，若是選不上，就會乖乖下台，把一切大權連同氫彈一起交給競選對手，然後搬出白宮，從哪裡來，回哪裡去。
話說回來，第一任“開國元勳”對於憲法和權力的態度還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他的頭上帶著一個特殊的桂冠，人們往往習慣於對他“另眼相看”。那麼美國的第一任總統華盛頓，是如何在美國的權力和平交接史上，走出他歷史性的第一步的呢？我們曾經提到過他在獨立戰爭之後的“解甲歸田”，那麼在他正式執掌了總統權力之後，他又是如何對待這份權力的呢？
如果華盛頓沉溺於權力之中，他有著最優越的雙重天然屏障。首先是他“開國元勳”的功績，其次是當時的憲法對總統任期沒有設限。但是，華盛頓在當選並出任了第一，第二兩任總統之後，堅決地謝絕了再一次作為總統候選提名人。他又一次回到了他靜靜的莊園之中，只帶回去了他在總統任期內的那個坐椅。這把坐椅如今還在華盛頓簡樸的故居里，兩百多年過去，已經十分陳舊了。
對於華盛頓的這一舉動，美國人並沒有對他作什麼很特別的讚譽，在這塊土地上，人們把這樣一個舉動看得很平常。但是，我卻不能不聯想到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開國元勳言理論。認為語言和實在是異質同構關係，語言是實在的圖，他們往往已經用盡了人民的“崇敬資源”，依然對手中的權力依依不捨，垂垂老矣仍然堅守崗位，使人嘆為觀止。
這當然並不是說，在二百多年來，這部美國憲法沒有遇到過具體的挑戰，四十幾屆總統恰恰都是恪守本分。在美國歷史上，向憲法作出最大挑戰的總統大概就是尼克鬆了。對於尼克松總統，我們都非常熟悉，他在中國幾乎是大家最熟悉的美國總統之一了。由於七十年代歷史性的中美建交，他對於中國有著非常特殊的意義。
此後不久，大洋彼岸傳來消息，大家都知道他因為“水門事件”下了台。當時，我和許多中國人一樣，對勞苦功高的尼克松總統，為了這麼一件區區小事就丟了總統寶座，感到頗不以為然。甚至，還有不少中國人在心裡暗忖，這傢伙該不是在權力暗鬥中喝了對手下的藥吧？當時在中國，幾乎很少有人想到，他的下台和美國憲法有什麼關係。
到這里以後，我們發現有關尼克松事件在美國引起的震動，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大。它的意義也遠遠超出了一個“水門”。如果我想向你介紹美國憲法如何遇到一個權力分支的挑戰的話，尼克鬆的故事大概是最合適的了。
毛澤東一直把尼克松稱之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尼克松下台之後，他曾經在接見尼克鬆的女兒女婿時，向他們表示了非常中國式的對待老朋友的同情，支持，甚至抱不平。
在艾森豪威爾做總統的時候，尼克松曾經做過他的副總統，因此他們兩家也成了世交，並且兒女聯姻。所以，當時在場的有尼克松女婿，也是前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兒子。儘管尼克松是他的岳父，但是，作為一個美國年輕人，他無法理解毛澤東表示出來的“抱不平”的態度。於是他試圖向毛澤東解釋，尼克鬆的下台是美國的政治制度運作的結果。他剛一開口，就被熟讀“三國”的毛澤東一句擋回：“那是假的。”小艾克頓時啞口無言。
兩種文化彼此多麼難以理解和對話，由此也可見一斑。
去年，美國郵電部門按照慣例發行了尼克松總統的紀念郵票。大概總是為了防止個人崇拜之類愚蠢的把戲吧，美國有這樣的規定，對於任何一個曾經任職總統的人，只有在他去世一年之後，才能夠發行紀念他的郵票。所以，當我看到這張印有尼克松頭像的郵票時，不由感嘆，時間過得真快。到今天，尼克松離世都已經兩年了。確實，一場軒然大波已經過去，這裡的人們已經可以平靜地坐在火爐旁，翻閱一本本有關“水門案件”的史料了。
在美國的政治制度下，如果你想當一個政治家，那麼，你一生中消耗精力最多的是什麼事情呢？是競選。別說要想當總統了，就是想當一個小鎮的地方治安警官，都必須一次次地經歷競选和選舉。
每到選舉年，如果你漫步美國的城鎮居民區，或是鄉村角落，你會發現家家戶戶沿路的草地上，都低矮地“生長”著一塊塊色彩鮮豔的牌子。上面漂亮地印著“某某，治安警官”，“某某，參議員”，等等。有時上面還附有一張照片。這是他們自發地在為他們所支持的各種候選人在作宣傳。如果你留意找找，會發現總統候選人的牌子也混在其中，你會找到一張看上去差不多的牌子，只是上面印的是“克林頓，1996”。
相鄰的兩家人家，他們插的牌子完全可能是不同的，這表明了他們所支持的候選人是不同的，也說明了他們的政治態度也有可能是不同的。但是，他們完全可以是好朋友。他們誰也不會在意。我的好朋友傑米和達尼拉，他們夫婦二人從來就是一個選民主黨一個選共和黨的。兩百來年，美國人早就習慣這樣的一種和平的政治表達方式了。同時，他們也早已習慣，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和平相處，也必須包含著不同的政治態度的和平相處。
面對陽光下的這樣一片無聲的色彩斑斕的草地，任何一個美國政治家都不會，也不敢忽略這牌子後面的一個個平民。也許他是一個黑人，也許他是一個同性戀，也許她是昨天剛剛宣誓入籍的只會說西班牙語的新移民，也許他是在這裡生活了五代的虔誠的白人基督徒。美國的政治家的競選，確實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競選更為困難，因為牌子後面是一群可以任意表達自己見解的，五花八門還主意特大的分散的百姓。
因此，競選也就特別重要，哪怕你有天大的抱負，有扭轉乾坤的能力，你所做的第一件事，還必須是說服這些百姓，使他們的草地上自然地“長”出代表著你的一塊牌子來。所以美國的政治家也就必然都一個個都是演說家。 “公共演講”課也就成了美國的中學和大學都非常重要的課程。
尼克松和所有的美國政治家一樣。他一生中有大量的精力也是消耗在競選上的。他的政治生涯一開始可以說是相當順利的。但在他的競選歷程中，也不乏慘敗的經歷。我前面說過，他曾經當過艾森豪威爾的副總統，上任的時候他只有四十歲。艾森豪威爾在美國是一個相當受歡迎的總統，連任一次，一直做滿了八年的法定任期，尼克松也就因此“沾光”當了八年的副總統。從這個角度去看，確實是一個十分順當的開端。可是為什麼說他這個副總統是“沾光”的呢？這是美國的政治制度決定的。
副總統在美國就是一個輕鬆的角色，沒有什麼實權。根據美國的憲法規定，副總統是美國國會參議院的議長。但是這個規定，只是在立法和行政兩個分支之間，加上一點聯繫的意思，決不表示行政可以乾預立法。因此，憲法也規定，副總統平時在參議院中沒有投票權。只有當投票持平，一切陷入僵局的時候，副總統才可以投上一票，以打破僵局。而且，如果他不投這一票，票數持平則法案按照規定被否決，所以他如果想投一次反對票的話，投不投都一樣。只有他想投贊成票的時候，他這一票才顯得有點用。曾有個副總統自我嘲笑說，讓我投票的時候，我也只有半個投票權。儘管參議員按憲法規定是一州兩名，永遠都是雙數，但是，還是很少出現僵持局面，因此，副總統也就很少有機會對某項立法行使他的半個一票之權。
在美國，大家都知道，副總統的角色只是像徵性的，參與的活動也往往只是禮儀性的。在競選中，重頭戲也全在總統那一頭，而副總統只相當於一個“托兒”的作用。但是，任滿退下來之後，美國副總統的待遇也是非常好的。如果在政治上沒有非常大的抱負的話，能夠圓滿地做完副總統的任期，安於一個退休副總統的良好生活，寫寫回憶錄，或是繼續參與一些活動。也已經是一種非常理想的結局了。
但是，作為政治家，很多副總統都不滿足於這樣一種榮譽性的“功成身退”。他們總是覺得，自己距離總統這個真正的權力，已經只有一步之遙。更何況，在副總統的任期裡，他並不用擔當什麼大的責任，卻有充分的機會表現自己，在全國范圍內大大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如果在他任期之內，一切都“風調雨順”的話，他在副總統的任職期滿時，再順勢向前跨一步，接手競選總統，總會在各方面佔不少優勢。
所以許多副總統在他們任職期間，就像在做“見習總統”一樣，暗暗較著勁為自己政治生涯的最後衝刺作準備。比如現在的克林頓的副總統高爾，就是一個相當具有實力的未來的總統候選人。因此，野心勃勃的尼克松跟在一個極佳的“開路先鋒”艾森豪威爾後面做了八年副手，接來下就開始向巔峰攀登，誰也沒有感到意外。
只是，他競選沒有成功。他敗在著名的肯尼迪手裡。我們現在還可以在電視上看到他們當時的競選辯論，那個時候，他們可真是年輕。這是1960年，尼克松只有四十七歲，肯尼迪則更年輕，他那年只有四十三歲。應該說，當時票數差距不大，他只是一次“險敗”。但是，“險敗”也是失敗。
應該說，作為民主黨的肯尼迪的這次“險勝”，是有他的歷史必然性的。在六十年代美國的大變革前夜，肯尼迪的“開明”傾向很能順應一個變化中的歷史潮流。但是，當時美國的主導潮流還是保守的，尤其是在南方。於是，他又十分聰明地拉了一個來自南方的約翰遜充作他的副總統“托兒”。這樣，左右兩方都能夠接受。比起一向以極右著名的尼克松，就略高一籌。
肯尼迪的當選，實際上給美國六十年代的變革發出了一個預告的信息。
另外我想藉此說明一下的是，在美國，總統和副總統常常有類似肯尼迪和約翰遜這樣平衡的關係，而表現出親密關係的搭檔反而是少見的。
這次失敗給了一直比較順利的尼克松非常沉重的打擊。他退而求其次，又開始競選加利福尼亞州的州長一職。在美國實際上還有一次中期選舉，時間是在兩次聯邦總統選舉中間。在中期選舉中，各州必須依照憲法，改選全部眾議員和國會中三分之一的參議員。以保證權力中心不停地在那裡換人。這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政治家們老是在奔忙競選的原因。
各州選舉州長的時間不同，有的也在大選年，有的是在中期選舉時。州長的任期也是四年。加利福尼亞的州長換屆恰在中期選舉時，在總統選舉後只有兩年，所以尼克松幾乎是馬不停蹄就馬上投入了另一場競選。可是，1962年，他又一次競選失敗。新聞界那些對他競選不利的報導使他頗為沮喪，兩次失敗，似乎也已經宣告了他政治生涯的結束。他不無灰心地對記者說，這下好了，再也沒有一個尼克松可以給你們踢來踢去了。
我想，換了別人，也許就從此打退堂鼓，享受退休副總統的好日子算了。可是，尼克松確實是一個極有韌性的政治家。六十年代中期，他又開始在政界活躍。 1968年，又一次鼓起勇氣參與總統競選。這次，他居然以微弱多數“險勝”，終於實現了他的總統夢。
儘管他勝利了，但是以往的競選經歷，使得“競選”二字永遠成了他的敏感點。尤其這一次，他不僅是險勝，而且，他知道自己的勝利是由一連串的偶然事件造成的。
當時，正是越南戰爭和反戰的高潮。第一個偶然就是肯尼迪的被暗殺。以致造成了第二個偶然，就是這位南方來的十分專注的約翰遜當了五年總統。如果肯尼迪不死，他很可能提前使美國人擺脫越戰，使民主黨贏得人心。而從保守的南方來的約翰遜，恰恰走了一個相反的方向，他似乎不懂“退一步天地寬”的道理，總是一廂情願地希望一個更光彩的結局，以致不斷戰爭升級，越陷越深，也使得民主黨大失人心。
於是，68年這一個大選年，當民主黨在芝加哥開大會的時候，反戰抗議的遊行隊伍與警察在會場之外發生嚴重衝突。會場內，也由於民主黨內部主戰與反戰兩派的激烈爭執而陷於混亂。這些事的發生，使得民主黨“談芝加哥色變”，近三十年不敢去芝加哥開大會。直到今年，民主黨大會終於第一次重返芝加哥，為他們拾回失落了二十八年的信心。這已經是後話了。
在這種情況下，尼克松仍然只是“險勝”。因此，與其說他圓了總統夢之後是更充滿自信了，還不如說他對自己的“競選”能力是更沒有信心了。這正是四年以後的“水門事件”的一個最初起因。
尼克鬆在當選以後的四年中，應該說，不論他作為一個美國政府處理日常事務的領導人，還是作為一個政治家，他都是十分出色的。尤其是他極其小心地處理在越戰問題上美國的“轉彎子”，這是一個處處都是陷井的艱難動作，但是，他還是做得盡可能得當。無可否認，這是需要相當高的政治技巧的。
同時，在外交上，他顯得十分老辣。我們最熟悉的當然就是他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對於美國人來講，還有更重要的外交交鋒，就是尼克鬆在美蘇冷戰的僵持階段，頑強地一步一步在談判桌上向前邁進，使得一系列限制軍備升級，降低雙方衝突危險的條約得以簽訂。這使得一直對於世界大戰非常恐懼的美國人民，看到了兩個對立的世界陣營之間和解與和平的曙光。
就在一個多事的年代，在非常緊張而忙碌的日子裡，尼克松度過了他第一個為期四年的總統任期。回顧這四年的政績，他是有理由對自己的競選連任持有信心的。但是，他是給過去的競選經驗弄怕了，他依然沒有信心，他總覺得競選的形勢變幻莫測，無從把握。
但是，他渴望著能夠得到這個連任，他已經走過了最困難的前四年，許多事情只做了一半。更何況，一些政績的效果是要通過時間才能充分錶現出來的。再說，作為一個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他有一個看上去有點虛榮，但是確實是非常輝煌的夢想，如果他能夠連任，他將有機會在1976年，作為美國總統，主持美利堅合眾國成立兩百週年的慶典。
這一個大選年是在1972年，但是，從一年以前，雙方的競選已經緊鑼密鼓地開場了。隨著競選的逐步展開，也隨著大選日的逼近，尼克松日益感到不安，他總覺得手下人沒有充分了解競選對手民主黨的動向，他希望在正常的競選活動之外，還能想辦法更多地掌握對方的一些動態，以便他能及時準備對策，增加“保險係數”。他的這種願望無形中就成了他周圍的一些人的壓力。於是，也就自會有人積極地去籌劃些什麼，而這種從“立意”開始就“不正”的動作，自然越演到下面就越離譜了。
於是，一個極為荒謬的夜晚就這樣悄悄逼近了。
著名的“水門”，原來只是幾幢普通辦公大樓的名字。這樣的辦公樓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可謂無數。在美國一般的機構和組織都不可能擁有自己的專用辦公大樓，而只能在一個普通的綜合樓裡租幾個辦公室，或者租下一層。一到下班時間，外面的大門鎖就調成只出不進的狀態。也就是從裡面可以打開，不論加班到多晚，都出得去。可是，想從外面進來的人就打不開門了。就這樣一個大門鎖，解決一幢大樓成百上千不同辦公室的夜晚安全問題。有些大樓晚上有一個值班的警衛。其他的很多大樓，晚上既沒有值班的，也沒有防盜警報系統。
我們剛來時，曾經有一次就在這樣一幢大樓辦事，由於乾得很晚，就成了這整幢樓裡最後的出門者。我們望著這幢燈火通明，空無一人，只剩下我們自己的大樓，十分驚奇。大樓裡有的是高級計算機之類的好東西，真奇怪那些辦公室的主人們晚上怎麼還睡得著覺。實際上，一幢大樓的安全，靠的當然不僅僅是一把只出不進的門鎖，主要還是依靠基本良好的社會治安。因為誰都知道，如果真的有什麼人想打主意的話，這麼一把門鎖實在是太好對付了。
“水門大樓”就是這樣普通的綜合辦公樓。美國民主黨總部就在它的六樓租了辦公室。我記得去年在信中已經向你提到過，美國的政黨組織是非常鬆散的，一個人同意一個政黨的觀點，就可以自我宣布“我是某某黨的”了，從沒聽說過要申請入黨和批准入黨這一說。哪一天他“改主意”了，也就“自動脫黨”，同樣沒有任何手續。絕對可稱作“聚散無常”。哪怕象“共和黨”“民主黨”這樣的大黨，也是如此。他們的總部，也就遠沒有我們所想像的那麼戒備森嚴。他們也就在普通的辦公大樓租用一部分。平時，也就和一般的公司，律師事務所差不多。
可是，誰會想到，這幢普通的水門大樓經民主黨這一租，就變得永遠“青史留名”了。
這幢大樓晚上有一個警衛，但是，還是有幾個被招買來的遊兵散勇，只用了一小塊簡單的膠帶輕輕一貼，就使得那個“聰明的門鎖”失效。他們溜進大樓，然後在民主黨總部的兩個電話機上安了竊聽器，然後順利撤退。他們指望此舉可以帶來大量有關民主黨競選時期的內部情況，以助於共和黨尼克鬆的競選，如果就此成功拉倒，也就沒有“水門事件”了。
問題就在於這是一幫非專業的遊兵散勇，他們的活兒看上去幹得非常“糙”。在此後的兩個多月裡，兩個竊聽器一個失靈，另一個質量也有問題，噪聲太大無法錄音，勉強竊聽了一大堆毫無價值的電話之後，他們只好承認失敗。如果他們能夠徹底認輸，也同樣不會再有“水門事件”。
不幸的是，他們有一個非常急功好利，被過度拔高之後完全忘乎所以的現場指揮。此人絕對不會輕言放棄。在他的指揮下，“水門事件”終於在一大堆“偶然”之中，必然地發生了。
那天，並不是一個月黑風高，看上去要出事兒的夜晚。公正地說，那是一個相當晴朗美好的晚上。也許，促使他們再一次行動的原因之一，正是那個太好對付的門鎖，似乎一小塊膠帶就足以解決。可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一次，恰恰是一小塊膠帶把他們給毀了。
這一次，他們可以說是輕車熟路了。還是原來的老一套，他們白天到這兒溜一圈，趁機用膠帶在門的側面貼住門鎖，使得他們天黑以後可以從外面打開。在樓里辦公的人們確實誰也沒有註意，他們走出大樓，總以為身後的大門會像往常一樣，“聰明”地拒絕進入者。他們都一個個放心地帶上門，就回家去了。
唯一的一個例外，是那天值夜班的警衛弗蘭克。這是一個年輕的黑人，也許是職業的關係，他比別人更仔細一些。總之，他發現了門鎖被人膠帶給貼住了。他順手撕去膠帶，按職責給他的上司打了一個電話。他得到的指示是再檢查一下其它的門。
當時，弗蘭克並不感到緊張。因為在樓裡上班的人那麼多，常常有人加夜班，他們都沒有大門鑰匙，他們也都知道，下班時間一過，出去之後就進不來了。所以，弗蘭克想，也許有人臨時要出去一下，怕進不來才採取了這麼個臨時措施。所以，他並沒有馬上去檢查。他出去買了點吃的，打算吃完以後再查。
就在這個時候，那幾個傢伙又出動了。這時已經是半夜了，他們胸有成竹地向已經貼好的門走去。那是一個從地下車庫進入樓梯間的門，直到他們伸手去開門，才出乎意外地發現，門是鎖上的。這一下，他們感到緊張了。
門鎖是他們親手貼上的，現在又鎖上了，說明那張貼上去的膠帶已經被人發現。大樓人多手雜，他們吃不准是下班的人發現後撕去的，還是專職的警衛人員發現了情況異常。如果是後者，他會不會已經報警？他們不敢輕舉妄動，先請示了坐在對面旅館裡的那個頭兒。
前面已經說過，這位現場指揮完全是一個急於邀功請賞的人物，決不會輕言放棄。他孤注一擲地下令進入大樓。門已經鎖上了，他們花時間用一套特技開鎖。值得慶幸的是，開鎖的過程中居然沒人發現。也許，他們開鎖費了太大的事兒，好不容易打開了，就本能地想把它貼上，以免礙事。實際上，他們應該知道這鎖是“可出不可進”既然已經進了，這一貼完全就成了畫蛇添足之舉。這真是命中劫數。
待到警衛弗蘭克想起上司的關照，再一次檢查門鎖的時候，他站在又被貼住的門鎖前愣住了。他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剛剛被他撕去的膠帶居然又回來了！他不得不立即在出鬼和出賊之間作出一個理智的判斷。此時已經超過凌晨一點半，他再也不敢找任何理由安慰自己。他馬上在報告上司的同時，向警察局報了案。
再說這些闖進去的傢伙，就像任何千篇一律的電影情節一樣，他們自然也不會忘記在大門外面派一個望風的。這個傢伙覺得自己得了一個最輕巧的活兒，悠悠地待在那裡欣賞夜景。一點沒把漸漸駛近的一輛普通汽車放在眼裡。車裡下來兩個嬉皮士打扮的年輕人。那個望風的居然就沒想到他有必要向裡面的人通報一聲。
說句講故事的俗套話，這叫“無巧不成書”。偏偏這兩個“嬉皮士”就是便衣警察。原來警察局接到報案之後，立即通知在“水門大樓”附近當班的巡邏警車，可是巡邏警車正好汽油不足需要去加油。警察局值班的沒辦法，只好通知就近的便衣警察過去看個究竟。就這樣陰差陽錯，反而使得兩名“嬉皮警察”逃過瞭望風者的眼睛，不至於打草驚蛇。
兩名警察在和警衛通報情況之後，就先上到八樓的聯邦儲備委員會的辦公室。然後兵分兩路搜索過來。這時候，闖進來的那幾個，正因為打不開樓上民主黨辦公室的門鎖，正在那裡卸門呢。當他們進入辦公室的時候，便衣警察也循聲摸過來了。他們隱約看到一個黑影，舉槍大叫一聲“不許動”，只見辦公桌後舉起幾雙手。沒有格鬥，沒有任何精彩情節。幾個笨蛋乖乖地就給逮住了。
那個望風的傢伙，直到看見樓裡突然燈光大亮，警車尖叫著開來，才知道大事不好。他和里面的人已經聯繫不上，只能倉皇逃回他們作為據點的旅館房間。接下來就是據點裡亂作一團。
儘管他們明明知道根據美國的憲法，警察即使已經知道了這個據點，他們仍然必須取得法院許可的搜捕狀，才能前來搜捕。而這些手續辦妥，至少還需要十二個小時。但是，那個一直覺得自己是被委以重任忘乎所以的頭兒，此刻已經慌不擇路。否則，他們至少會銷毀帶走一些重要證據。
結果是，他們留在旅館裡的豈止是蛛絲馬跡，簡直就是罪證累累。他們的出逃狼狽到什麼地步，只需看看他們留下的東西就可以知道了。那裡有聯號的百元大鈔，連同文件的文件箱，電話號碼本（裡面有白宮的電話號碼），當然也少不了竊聽器材。等等，等等。
根據這些物證，調查人員立即就確定這個案子絕不是一般的橇竊案，這是一個與競選有關的政治案件，而且它有可能與白宮有某種牽連。
這就是“水門事件”發生的整個過程。我在中國的時候，一直以為是尼克松出於競選目的，指使手下的人闖入民主黨總部搞竊聽，責任難逃，才導致下台。但是，看了當事人的回憶錄等史料，發現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首先，當時的尼克松總統確實急於獲取競選對手的動向，可是，對於下面拿著雞毛當令箭，究竟蠢事幹到什麼地步，他是不知情的。也就是說，迄此為止，僅限於“水門事件”本身，並不能說尼克松本人犯了哪一條規。只能說是有一些與白宮有關係的人在外面觸犯了法律。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美國政治運作情況，這當然會給競選中的總統帶來麻煩，可是，決不至於就必然導致總統下台。 “水門事件”是在大選幾個月之前。事情出來以後，也立即成為競選中的大醜聞上了報紙的頭條，民主黨自然也不失時機地全力對競選對手的違規作業發動攻擊。但是，事實上，這並沒有影響尼克鬆在幾個月後以絕對優勢又一次連任總統。
這是為什麼呢？尼克松確實曾經在“水門事件”發生以後，做過這樣的表態。他表示自己也是從報紙上才讀到“水門事件”的，他當時認為報導十分荒唐，就把報紙扔在一邊，沒當回事。兩天以後，他才知道有一些共和黨競選總部的人涉案。總之，他要人們相信，他對此並不知情，他也譴責這種做法。那麼，他的優勢獲勝連任是不是說明，美國人民就很相信尼克鬆的這番話呢？甚至是不是說明他們對於尼克松本人就持絕對信任的態度呢？
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如何解釋尼克鬆的連任呢？
我想先談談究竟是什麼在決定美國人的選舉抉擇。當然，影響美國人選總統的因素確實是非常複雜的，這使得每一次選舉以前，候選人下面總有一大套班子在那里天天分析，其中不乏各種專家。競選之前，在各種地方發表分析的學者也不計其數。美國是一個那麼令人眼花繚亂的國家，一人一個主意，如果要投大家之所好，幾乎是做不到的。但是，我的感覺，這裡面也不是完全無規律可循。
美國人選總統，並不是在選一個完人，而是在選一個理念。也就是說，每個總統候選人對於美國和這個世界給出一種解釋，給出一個方向，也給出走向這個方向的一些具體路徑。與此同時，總統候選人的個人行為必須基本符合這樣的理念。否則，他也就無法說服老百姓，他確實會帶領大家向這樣一個方向去走。這也就是美國總統通常在競選時，都標榜自己有一個完美家庭的緣故。這並不意味著大家在選舉完人，而是意味著家庭價值至今還是美國人所重視的理念的一部分。
這也就是當年的尼克松連任的“秘密”。他在前四年的任職期間，他的內外政策所代表的理念得到了大多數美國人的認同。尤其是他對於和平所作的努力。這裡包括結束越戰和緩解冷戰。同時，國內也在逐步從六十年代的動盪中安定下來。
那麼，當時的美國人究竟如何看待競選中發生的“水門事件”呢？他們堅信其可靠的絕不是尼克松，他們是對美國的整個制度持有信心。在大的方向上，他們通過選舉，選擇了當時尼克松所提出理念。對於剛剛發生的競選丑聞，他們並不是不在乎，而是把它交給這個制度去繼續調查和處理。也許，一切如尼克松所說，這只是共和黨內的個別激進分子，在競選中自說自話採取的犯規違法行為。如果是這樣，在法律面前他們是咎由自取。如果有更高一層的人員介入，這個制度的運作也會逐步尋根問底，使他們繩之以法。
也就是說，“水門事件”出來的時候，在美國並不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大家也並不排除是個別激進分子所為的可能性。之所以大家相信有這種可能性，就是因為美國的這些政黨，從我們的眼睛裡看出去都可稱“烏合之眾”，他們對黨員既不審查又不控制，個人的行為是由自己負責的。任何一個政黨出一些行為出格的激進分子，都不是什麼稀罕的事情。
但是，人們也在拭目以待，等待進一步的調查結果。這一類的事情一出來，整個設計好的機制就會自動進入調查程序。美國人知道總統有可能撒謊，問題是，他們並不怕他撒謊。
不知你是否意識到，“水門案件”有一點是至關重要的，那就是這一事件與白宮的關係。因為，儘管尼克松總統是共和黨的人，然而，他已經是美國的總統。所謂的“白宮系統”，應該是美國的行政系統，而不是共和黨的什麼部門，更不是共和黨的競選機構。在今天的美國，儘管所有的總統都屬於某一黨派，但是，黨政之間的界限是必須劃得非常清楚的。競選屬於政黨範圍的事情，總統是無權利用國家行政機構的財力人力來搞競選的，哪怕是合法的競選活動都不可以，當然就更休談什麼非法的競選活動了。
我在上面已經介紹了，“水門事件”本身尼克松總統可能並不知情，他也不是一個策劃者。但是，這一事件到底是否和白宮有關係呢？究竟有多大的關係呢？這都牽涉到尼克松總統領導的行政系統是否違法的問題。當然，如果只是白宮的低級官員本身違法，總統雖然有責任，但是問題也並不是非常嚴重。你也許要問了，既然尼克鬆在“水門事件”中責任並不大，那麼，他究竟栽在哪一個“坑”裡呢？
等著我的下一封信再介紹吧。
祝
好！
林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