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那麼大歲數幹嘛呀？六十歲就夠本兒了。”——說這話的大多數是青年人。
我的爺爺今年九十三歲了，他年輕時脾氣剛烈，老了倒成了慢性子。什麼事都不著急。每天捧一杯茶，看一份報紙，或雙手拄杖，垂眉閉目，打坐人定，真像一位老神仙。最近他竟長出新牙，大家都說他返老還童了。但我清楚地記得他八十多歲時曾生過一場大病，臥床不起。當我去看望他的時候，他吃力地欠起身，一雙瘦骨嶙峋的手緊緊握住我的手，眼中落下淚來，似乎對我說，又似乎是自言自語：“我想活下去，想活下去啊！”那神情，像是一位迷路的幼童，張皇不安，孤單無助，心中充滿恐懼。在那一時刻，我突然明白人類對於生的留戀，對於死的畏懼是多麼根深蒂固。凡是輕言生死的人，除非他經歷過死亡的考驗，不然都是草率而不可信的。
有人說，老年的來臨之所以可怕，便是因為它與死亡的距離太近，讓人沒了退路。也有人說，比生理的死亡更為可怕的，是力不從心的煩惱和不再被需要的沮喪，精神的空虛與孤獨無異於慢性的自殺。年輕人不願自尋煩惱，不願設想六十歲以後的麻煩事，全不顧中國的平均壽命已經達到七十歲左右。
然而時間並不搭理我們。它不緊不慢地向前走，讓我們每個人最終嚐到它的厲害。它也將把中國帶人老齡化的下個世紀。如果老年生活從根本上是讓人擔心和煩惱的，那麼我們這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不是會變成一個不快樂的人群嗎？
有人寄希望於在養老金方面為老年人提供經濟保障，有人呼籲在醫療護理上為老年人設立系統的服務。我認為，社會固然承擔著無可推卸的責任，但老年人自身的精神健康才是他們獲得幸福的關鍵。
我所認識的高壽老人幾乎都很豁達樂觀，比如我的外婆。今年八十五歲的她依然耳聰目明，每天親自去市場買菜，打掃房間，還要照顧近九十歲的外公，好像不服老似的。她的座右銘是：“人要勞動，心要放寬。”她幼年喪父，家裡窮得只能吃蠶豆。她整夜地和母親在昏暗的油燈下納鞋底，勉強過活。年輕時的她和外公從浙江紹興老家來到上海，勤儉持家，撐起一個小小的五金店，漸漸殷實起來。家中前前後後住過十幾位前來投靠的窮親戚，有的一住就是幾年。她一視同仁，資助不少遠親的孩子成家立業。 “文革”時，她和外公被劃為“資本家”，家業被抄。一生積蓄，化為烏有。她的退休金也被取消，一時家境非常困難。原來受恩於她的親朋好友竟有人以怨報德。沒聽她怨恨過誰。她說：“多做好事，自己心裡踏實。”“文革”結束，政府發還了幾千元錢，這當然不抵當年被抄去的財產，但她揮揮手說：“身外之物，沒什麼了不起的，我們一輩子靠自己的勞動吃飯。現在政府給我恢復了退休金，又有了勞保，就可以了。”她雖然沒有受過什麼正規教育，但在我看來，她對“施恩莫念，受惠莫忘”的參悟，遠遠高於許多“知識分子”。
簡單的“知足長樂”並不是幸福老年的全部秘密。德行的修養，智慧的錘煉，更代表了老年生活中積極主動的一面。
古羅馬著名演說家西塞羅曾與友人細述老年之道。他說：“凡是靠自身不能過美好、幸福生活的人，無論什麼年紀都會使他們煩惱；凡是力求從自身尋求各種美好的東西的人，按自然規律必然產主的一切事物都不會使他們覺得可厭。在這類事物中首先要數老年。人都希望能活到老年，卻又抱怨它的降臨。愚蠢使人變得如此反复無常！”當時有人對西塞羅說：“您對老年的降臨如此灑脫，乃是因為您既有名望又有財富的緣故。”西塞羅回答說：“這不假。極度的貧窮中，聰明的人也會一籌莫展；但是愚蠢的人，即使給他大福大貴，他也還是會感到百無聊賴。”
我見過戎馬一生的將軍，晚年無法忍受侍花養草的生活，整日在對金戈鐵馬、縱橫東西的往事中黯然神傷；也見過平凡一生的看門老漢，在迎來送往的忙碌中，在信件報紙的傳遞中，自得其樂，對世事的變遷一通百通。人的精神寄託，實在不能以世俗的功敗來評價權衡啊！
《楊瀾視線》的選題之一是美國老年人的生活。為此我採訪了位於紐約市外斯坦頓島上的“安樂家”老人院。這是一家公益性質的養老院，人院標準是取得綠卡三年以上，個人存款在一千美金以下，那裡60％以上的居民是華裔老人。他們在養老院的吃住由美國政府負擔，另外每人每月可領取一百多美元的零花錢。我走進這家養老院時是上午十點左右。陽光透過寬大的玻璃窗射進一樓的活動大廳，這裡是老人們活動的主要場所。窗邊一排排的沙發上，坐著三三兩兩的老人，或念念有詞，或呆坐出神，互不搭理，對我們的攝像機也沒有任何興趣，連眼皮也不抬一下。陪同我們的楊女士解釋說，這些老人大多患有老年癡呆或輕度精神疾病，但尚未完全喪失生活自理能力。如果沒有醫護人員提醒，他們可以在這裡坐上一整天。在大廳的另一邊，有幾張大桌子，圍坐著一些老人，正用毛線、彩布一類的材料做著手工藝品，如提袋什麼的。他們偶爾彼此交談幾句，但聲音很輕。我看到其中一位七十歲左右的婦人，手工做得很巧，便上前攀談。她姓蔡，來自上海虹口區，做了一輩子家庭婦女。十幾年前丈夫就去世了，現在有兩個女兒在上海工作，一個兒子已在紐約成家立業。幾年前她來到美國，起初與兒子、兒媳、孫子同住，而現在則一個人生活在老人院裡，兒孫有時一個月也不打一個照面。
“想他們嗎？”我問。她沒作聲。過了一會兒，頭也不抬他說：“不想，想他們做什麼？！”
“你在來美國之前想過會住在老人院裡嗎？”
她搖了搖頭。
“想不想回到上海去？”
她又搖了搖頭，說：“回去沒有地方住了。”
“女兒們呢？”
“提她們做什麼？我不想她們。不想了。”老人眼角滲出了淚水。
記者的本能促使我再問下去，但我沒有，因為那樣分明會觸動她的傷心事，使一顆在彩色絨線中稍得安慰的心又傷痛起來。而一旦傷痛起來，我又如何安慰？她淚水後面的細節我無法了解，我也寧願不知道。當初她即將踏上異國土地的時候，該是非常興奮的吧？她的在上海的老姐妹們該是非常羨慕她的吧？她跨越太平洋，追求的幸福老年該是與現在的境遇有不少差別的吧？孩子曾是她一生的事業和寄託，如今她一貧如洗，言語不通，把歲月時光編織進一隻隻手袋中，才是她所能做的最有意義的事吧？
我默默地起身離去，又望見沙發上那些乖乖坐著的老年病人，其中有一、兩個正聚精會神地用手去抓在眼前光線中舞蹈的灰塵。對比蔡老太，他們顯得幸福多了。
就在採訪了這家老人院的當天下午，我在離住處不遠的理髮店裡遇到了一位名叫戴維的美國老人。當時，理髮師約瑟夫正在給他系圍脖兒，衝著鏡子對他說：“戴維，你現在越來越精神了，等我給你剃個漂亮的髮型，保你比年輕時還帥。”
“算了吧，我年輕時頭髮比現在密多了。對了，我還沒跟你算帳呢，這兩年我的頭髮越來越少，怎麼也不見你減價呀？”
一屋子的人都笑起來，我留意打量著這位風趣的老人。他花白的頭髮，紅通通的臉，挺直的腰板，充沛的底氣，真是位精神的老先生。老人生活的選題一直縈繞在我的腦際，我當下決定採訪他。
他爽快地答應了，但說當時正有個約會，不如傍晚在街心花園碰面，那是他每天散步的必經之地——原來我們還是鄰居。
當他如約出現在花園時，手裡已牽了兩隻棕色的鬈毛狗，老遠就跟我揮手致意，興高采烈地指著樹上的花蕾說：“紐約的春天總算來了，我還以為它今年要耍賴了呢。”
我們東拉西扯地聊起來。老人今年已近八十歲了。他出生在美國中部的一個農場裡，三代同堂，一大群孩子。 ”整天亂糟糟的，沒人能完整地說一句話。”他笑著說。後來，他不願意再過平淡的農場生活，隻身來到了紐約。當過餐廳侍從，雜貨店伙計，最後不甘寂寞，上了表演學校，做起了演員。他提了幾部電影的名字，我都沒聽說過，心想這下會使老人難堪，便連忙補充一句：“我才來美國兩年，很多老電影我沒看過。”
他毫不介意，說：“別說是你，就是美國人也早把這些電影忘了。我當時演的只是些小角色，我自己都記不得了。不然，今天我坐在這兒，不是會有很多人圍過來找我簽名了嗎？”他頓了頓，挺得意地眨了眨眼睛，繼續說：“不過，我最驕傲的是：在競爭如此激烈的演藝圈裡，我一直都有工作，從來沒讓我太太孩子擔心過。我太太可漂亮了，可惜去年她過世了。現在，我跟它們過。”他說著，拍了拍身邊的鬈毛狗，兩隻小狗親熱地伸出舌頭，起勁兒地舔了舔他修理得很整齊的鬍鬚。
我問起他的孩子。他告訴我，他的兩個兒子現在都乾得不錯，在大公司裡做經理，也已生兒育女。前兩天過父親節，孫子、孫女們還給他寄來了賀卡。逢年過節，兒女們都來看他，他也時常去他們那兒串串門。
“但我不想跟他們住在一起。”他說，“我不想成為任何人的負擔，即使是親生兒子的負擔。我能自己照顧自己。再說，我有很多自己的事要做。我在學電腦，每天在電腦網絡上讀報紙雜誌；我還研究股票行情。不瞞你說，我早些時候買的股票，價格都已經上翻了好幾倍。”老人說到興奮處，手舞足蹈。顯然，能跟我這位小聽眾吹吹牛，他很開心。
“如果有一天您無法照料自己了該怎麼辦？”我不知趣地問。
“我早就買好了保險，到時候會有家庭護士上門服務的。當然，並不是每個老人都有這個條件。我是很幸運的一個，計劃得比較早。”
我被老人的自信感染了。早晨在養老院裡的壓抑心情稍稍舒緩了一些。
在美國的三年中，我發現文化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老年人對自身的看法。據美國官方統計，七十歲以上的華裔老人的自殺率是白人老人的十倍。我個人認為，這固然與華裔老人經濟狀況的相對貧困有關，但精神方面的因素恐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自殺與絕望相聯，絕望又是失望的積累。而失望呢，就會牽扯出原本的期望。不少華裔老人對自己晚年的期望往往依賴於子女對他們的態度，諸如是否與子女注在一起，子女是否孝順等等。在我們的傳統中有“養兒防老”的觀念。如果年紀大了，子女卻不在身邊照顧，豈不與孤老無異？住老人院更被不少老人認為是丟臉的事。而美國人的家庭似乎就是為兩個人準備的，兒女只是中間十幾年的過渡。兒女一旦成人，經濟上就與父母絕對分開，父母一般來說也不願像許多中國老人那樣承擔撫養第三代的“麻煩事”。樂得自己出外旅遊——累了一輩子，該清閒一下了。反過來，父母年邁體衰，子女雖然通常也會每週過來探訪一下，但親身服侍的並不多見，父母也並不因此責怪子女——因為他們年輕時也沒有照顧過自己的父母。每個人的晚年生活的質量幾乎全由自己負責。如果工作時沒有給自己預備下養老金，那可全怪自己，這包袱做子女的一般不會承擔。
兩種觀念，孰優孰劣，很難給以簡單的判斷。一方面，人是需要親情的動物，生老病死，總是希望有親人相伴，至於彼此不願遷就，難以和睦相處，而堅持與子女分居的想法，其中多少有無可奈何的成分。另一方面，一個人對自己的生活負完全責任，年輕時不依靠父母，年老時不依賴子女，在物質和精神上保持相對的獨立，又的確是一種比較積極的人生態度。我個人認為，前者可以更多地從子女方面得以改善，而後者呢，對於老人自身的精神修養，則是有借鑒意義的。
我的一位中年朋友，近來頗為憔悴。問其原因，才知道其父去世後，其母精神孤寂，無以排遣，不時拿女傭出氣。近來情況更趨惡化，一天幾個電話打到兒子單位，要求兒子晝夜陪伴，對兒媳又百般挑剔，弄得我這位朋友與妻子也產生了一些不和；稍有小恙，就疑是不治之症，定要住院治療，還時時衝醫生髮脾氣，說他們與兒子一起欺騙她：“你們就是希望我早點兒死。”兒子對這位母親毫無辦法，人被搞得精疲力竭，只有嘆氣搖頭的份兒。其母的處境固然讓人擔憂，兒子的煩惱也實在值得同情。各家的實際情況有很多獨特性，但一部分老人精神空虛，給自己和子女帶來很重的負擔，卻是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現象。
其實，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口流動性的加強，晚年與子女在一個屋簷下生活的可能性也正受到挑戰。於是，朋友在老年時期就會顯得格外重要。
我的一位朋友的父親，離休前曾是位副部級幹部，實權在握。當年，在家時門庭若市，出門時前呼後擁，風光無限。離休之後，老人心中一直耿耿不平，見人必談世態炎涼，其忿懣之情溢於言表。原來不少先前唯恐巴結不上的人一見他沒了實權，就不再來往了，甚至見面打招呼都少了幾份恭敬；原來生病上醫院，醫生護士全都殷勤周到，如今不僅臉色不好，而且用藥標準也不如從前。老人心想原先有人鞍前馬後地伺候，而現在卻連個說話的人都難尋，實在咽不下這口氣。
那天我去這位朋友家串門兒，與老人家閒聊起來。他又搬出一些新的佐證，說明人情的淺薄，天底下沒有真心的朋友。他的兒子忍不住了，數落了他幾：“老爸，那些人本來就不是你的朋友，人家來就是求你辦件事，如今他們依然要辦事，你又幫不上忙，為什麼還來求你？要怪只能怪你當時沒有花時間和精力去結交真的朋友。那時候你的架子大得嚇死人！換了我，也對你沒好印象，幹嘛還搭理你？”
老人猛喝一口茶，不作聲了。
一所舒適的住宅在於它的未被佔滿的空間，一顆睿智的心靈在於它的開闊與寬鬆。老年人，正因為與世事的喧囂拉開了一定的距離，才更應該有了某種超脫，對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見識。這種精神的陳釀，不僅是社會的財富，更是他們自身幸福的最好的保障。身體的衰老和精神的成熟，從社會中淡出和對社會更深刻的見地，這些奇妙的組合往往出現在老年，這是年輕人無以速成的本領。
再說說死亡，這個等待我們每一個人的結局吧。有一位日本的文學家說過：“在生活中有真正熱愛和留戀的人是不願死的，但唯有不斷積累真正熱愛和留戀的事物的人才能夠面對死亡。”這似乎是個悖論，卻有它難以抗拒的魅力，因為一個真正愛著和留戀著的人會在他所熱愛和留戀的事物中找到歸宿，找到永生。我的爺爺，當他拄著磨得光滑的手杖看著重孫們追逐嬉戲的時候，他是多麼滿足。有一次，鬚髮皆白的他翻開六十年前的照片，指著上面身著長衫、手持禮帽、瀟灑地笑著的自己，說：“時間過得真快！我們這一輩人，留不下什麼遺產給兒孫，只能傳個正派的家風吧。眼看你們都長大了，我很安心。即使有辦法返老還童，我也會拒絕，就像一個走了很長的路的人，快要到家了，怎麼也不會願意被拉到起點，再走一次。”我相信，經過一次死亡考驗的他，說的是不妄的話。在他那被皺紋壓迫的眼睛中，閃爍的是平和智慧的光芒。
人從萌芽開始，就駛上了一條沒有退路的航線。天災人禍、意外事端，死亡對於兒童、青年、老年幾乎是機會均等，隨時可能降臨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老年本身並不與死亡更親密。而每位老年人都應該在心裡存了感激，感激上天給了自己體驗完整人生的機會。沒有什麼比在老年時面臨死亡更自然的事了。每一個有著豐富回憶的人，當他們回首歷史往事，品嚐個中滋味的時候，就像是在高速攝影中觀察一棵果樹的生長，看到春夏秋冬，花開花落，果實由青變白，由白轉紅，如果這果實成熟落地，豈不是最自然的結局嗎？從容坦然，在我看來，是最優雅的心態。法國印象派畫家雷諾阿說過：“只要有進步，那就是進一步接近死亡..但我還是相信進步。”
當然，我在二十八歲的時候奢談老年，定有許多漏洞。但願我能活到老年，能以切身體驗證實以上的這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