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六月，我在紐約採訪了沃爾特·克朗凱恃先生。他平易的態度恰與其簡樸而雅緻的書房相配，透著一股實在勁兒。這是一位鬚髮皆白的八十歲高齡的老人，五官中以大鼻子最有特點，年輕時曾因此被認為其貌不揚。不過，半個世紀以來，人們看慣了，反而覺得親切，於是親親熱熱地稱他為“沃爾特大叔”。
電視圈的人大致都聽說過他的名字。從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十九年的時間裡，他一直擔任CBS（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首席新聞主持人，主播晚間新聞和專題報導類節目，保持了近二十年的高收視率神話，可以說，同時代沒有其他任何一位電視主持人能與他相提並論。他的節目伴隨美國人度過最為動蕩的年代：從風起雲湧的黑人民權運動到席捲全美的女權運動，從瘋狂的搖滾音樂熱潮到目無一切的嬉皮士的一代，從越南戰爭到古巴導彈危機，從肯尼迪總統被刺到阿波羅飛船登月，美國固有的社會秩序、道德觀念在動搖、分化、瓦解，人們激動、煩躁、不安，對未來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而這時，克朗凱特，這位相貌平平，聲音低沉的大鼻子新聞主持人，卻以其正直的人格魅力和嚴謹客觀的職業素質贏得了人們的普遍愛戴，成為那個懷疑一切的時代中公眾可以信賴的人物。以至於當他從越南前線發回報導，稱越戰是一場打不贏的戰爭後，約翰遜總統黯然地嘆息道：“失去了克朗凱特，我就失去了整個美國。”
他的敬業精神也被廣為稱道。他曾成功地進行過數次阿波羅登月飛船的報導，最長的一次連續工作三十多小時。為了不說外行話，把艱深的宇航知識平實地介紹給普通電視觀眾，他大量研修了這方面的專業書籍。其深入淺出的報導使專家們對其準確性驚嘆不已。而當阿波羅11號在月球上著陸的那一刻終於來臨，他只說了這樣一句話：“哎喲，我的天哪！”而當時其他電視台的主持人則說了不少事先準備好的詩一樣的讚美語克朗凱特對所報導的內容作出的近乎學術性的鑽研和他樸素的平民化的情感，正是他的魅力所在，而這一切，他做得那麼自然，甚至從未加以“設計”。
面對這位比我年長五十多歲的，具有傳奇色彩的美國同行，我發問了：“如果在'主持人'和'記者'這兩個稱謂中選擇一個，您希望別人怎麼稱呼您？”
他毫不猶豫地回答：“記者。當然是記者。”
他接著說：“主持人是個很含糊的概念。其中有的人只是很好的播音員——當然，播音本身也是值得尊敬的職業，但卻沒有參加節目的採訪和製作。而'記者'，則比較明確地劃定了我的職業性質。”
當然，美國的一些大眾型節目的主持人並不面臨類似克朗凱特先生在職業稱謂上的選擇，以談話節目（也稱脫口秀）的頭牌主持人奧普拉·雯費瑞女士為例，雖然在初期她當過幾年記者，但是在她二十多年的電視生涯中，主要是在演播室中主持談話節目，可以說跟記者這一行是分道揚鑣了。美國的談話節目多達三十多個，大多每周播出五次，因此無論在節目的數量與質量上競爭都是非常激烈的。而奧普拉竟在二十年中獨占鰲頭，成為美國電視、文藝界中年收入最高者，以一九九五年為例，達一億七千萬美元。她的成功所憑藉的是什麼呢？是她的外貌嗎？她是一位四十多的黑人婦女，中等身材，相貌平常，體重曾達兩百磅（約九十公斤）；是她受過什麼主持人的專業訓練嗎？她僅在大學上了兩年戲劇專業，尚未畢業就開始了工作。我反复看了她的節目，覺得她成功的秘訣其實非常簡單，那就是與觀眾真誠的感情交流，既敞開自己的心扉，同時設身處地體會他人的苦樂。在一次關於美國少女被強姦一題討論時，她竟全盤托出自己十五歲時被摧殘的親身經歷。這樣坦率和真誠怎能不打動觀眾的心呢？她曾經把自己的成功經驗歸納為兩個字：“分享”。
在哥倫比亞大學期間我主修國際傳媒專業。
作為常青藤名校之一的哥倫比亞大學的藏書量不可謂不豐，我卻沒有查找出一本有關所謂主持人理論方面的書籍。有關主持人的著作除名人傳記外，只有一本名為《採訪的藝術》的書帶有一些理論色彩。作為一個電視大國和主持人這個詞的發源地，出現這種現像一開始讓我很詫異，問及指導老師，他反問道：“主持人藝術？沒聽過這樣的說法。”
記得過去在國內曾看過不少主持人理論方面的文章和書籍，也曾被有意著書的人士採訪，談過電視主持的經驗和體會。 “主持人藝術”的概念堂而皇之地出現於電視評論界，也成為不少有志於做電視主持人的年輕人的理想追求。
而現在，我卻第一次對這個提法產生了根本的懷疑。
主持有藝術嗎？
如果說沒有，那麼怎麼解釋諸如鏡頭感、語言的分寸感、現場氣氛的調節，個人情緒的把握等等對主持人的要求呢？又怎麼解釋世界範圍內一位位卓越主持人的魅力呢？如果沒有藝術可言，電視主持人這一職業豈不顯得立足不穩？
慢。我似乎發現了問題：電視主持人——這個眼下時髦的職業，有嚴格的定義嗎？換句話說，這算得上是一種明確的職業嗎？
讓我們先到美國看一看那裡的電視主持人是如何產生的吧。四五十年代，美國電視發展的早期，電視中的主持人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以默羅為代表的記者出身的新聞主持人，被稱為“Anchor”。默羅不僅因為二戰時在倫敦大轟炸中的現場報導而成為戰時英雄，而且因為敢於面對面地與麥卡錫辯論及在感恩節時深入揭露外籍勞工在美國農場中的非人待遇等等成為正義的象徵。第二類主持人被稱為“Host”，負責的是歌舞、說笑等娛樂性節目。他們幾乎全是喜劇演員出身。一些好萊塢、百老匯明星也時常在這些節目中客串。到了五十年代末，遊戲、智力競賽類節目興盛一時，主持人以公正的形像出現，他們多是擁有良好社會形象和一定知識修養的中年演員。六十年代，談話節目出現，具有親和力的新聞記者，談吐幽默的演員成為這類節目的紅星。到了七十年代以後，電視節目已多如牛毛，其主持人的來源、層次，在節目中發揮的作用也參差不齊。一些王牌節目，如《六十分鐘》、《二十、二十》等依然採用資深老記者，但他們往往只負責重頭新聞報導，如總統競選，兩黨年會等。其他外景報導由年輕些的記者負責，串聯詞也往往由編輯寫好，送到手上。電視上大量的新聞快訊則由相貌出眾的“年輕”播音員承擔。而“年輕”的概念也是指年紀在三十歲以上。名人專訪類節目，突出主持人的明星效應。他們面對政界藝壇的風雲人物，不卑不亢，甚至針鋒相對，專門提富有挑戰性的尖銳問題，有時不惜吵個天翻地覆。他們的文稿雖然事先由創作集體擬定，但因為現場採訪，不容遲疑，所以要求這些主持人的思辨及語言功底都不同凡響。至於娛樂節目，脫口秀一類，則一般由電視台向私人製作公司購得。這些節目的主持人五花八門，難以概述，很多人根本離不開現場台詞提示器的幫助。可以說，在美國並不存在定義嚴格的“主持人”這一職業，幾乎所有的電視節目主持人都來自電視以外的職業背景。
國內電視主持人的稱呼當從趙忠祥先生在八十年代初主持中學生智力競賽開始，沈力女士又成為第一個擁有固定欄目——《為您服務》的主持人。現在，除新聞播音員外，幾乎所有在電視節目中露臉的，以節目主人身分出現的面孔，都被冠以主持人的稱號。
大概是因為我們的電視承擔著推廣標準普通話的職責，或許也因為我們首先想到在“圈內”尋找有經驗的人選，反正一大批電視節目主持人是播音員出身。但是國內電視主持人的評獎往往把新聞播音員排除在外，因為他們雖然字正腔圓，音亮質純，且傳達準確，但只是念稿而已。為此，不少播音員並不服氣：“大多數所謂'主持人'不也是背稿嗎？難道因為他們多加了些'那麼'、'嗯呀'之類的小零碎兒，或故意把標準普通話說得像南方化國語，就高人一等了？”
我認為播音員們的抱怨是有道理的。僅僅把嚴謹的書面語言“翻譯”成大白話，或把嚴肅的面孔換成一副笑臉，並不代表什麼水平的差別；在主持過程中即興來兩句俏皮話，鼓勵觀眾拍拍手之類，也與“藝術”大有差距。
近五六年來，電視主持人的另一大來源是大學生。他們年輕活潑，沒有太多的條條框框，且青春亮麗，口齒伶俐，屏幕形象招人喜歡。我們不難發現這樣的規律，從國家級到省市級，到鄉鎮廠礦的電視台，女性主持人普遍比男性多，而其中又以三十歲以下的年輕女主持人最為活躍。而那些年過三十的女主持人，幾乎都希望把自己往年輕時髦裡打扮，她們最大的苦惱就是面臨那些臉上沒有皺紋的年輕同行的挑戰。這些是不是告訴我們：從電視台到觀眾，都把“形象”當作評價主持人的首要標準。甚至有人說：“女演員年紀大了還可以演老太太，女主持人過了四十，還有什麼好看？”據我所知，一旦入了這行，找到了鏡頭感，不少主持人花在化妝上的時間遠比花在節目上的時間多。
再來看看國內常見的一些評價主持人的慣用詞彙吧：“高雅大方”、“端莊秀麗”、“親切溫柔”、“樸實無華”等等，幾乎全是形容外貌和氣質的。更難怪各種對主持人的採訪中常有這樣的問題出現：“您認為主持人與演員有什麼不同？”提這個問題本身就說明在一般人心中主持人與演員區別不大，反正都是靠形象吃飯的。
我個人認為即使主持人與演員之間的模糊界線得以澄清，單就電視主持本身而言，仍無法被冠以“藝術”之美譽。這是由其工作內容所決定的。大多數電視主持人的工作就是在節目中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沒有多少節目以主持人為中心，而大多數現任主持人的資歷與業務素質也還不足以承擔節目主導的任務。所以主持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編導提供的腳本的基礎上，把台詞化為自己的語言，以觀眾比較喜愛的方式說出來而已。隨著電視節奏的不斷加快，主持人在鏡頭前的每段話從十五秒到一分半不等。時間之短，容量之小，間隔之大，使語言不可能在深度和廣度上展開。這一切都似乎注定了主持人語言不太可能成為一門精深的藝術。
時下，有不少所謂“主持人訓練班”，所教授的內容包括播音化妝、即興講演、採訪等等。對此，我並不以為然。在我看來，“電視節目”是依靠一種播出的媒介——電視來劃定範圍的，“電視節目主持人”這個概念又因為不同的電視節目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既然沒有簡單劃一的“電視藝術”，也就談不上所謂“主持人藝術”。就像你不能把一位電視劇導演與一位新聞專題節目導演橫向比較一樣，一位綜藝節目主持人幾乎完全不能與一位新聞主播相提並論。電視只是一種載體，與內容毫不相干。其作用更接近於報紙、雜誌，而不是電影。誰聽過有人說“報紙藝術”或“雜誌記者藝術”嗎？
“主持藝術”的概念含糊在於它可以被分解成一些沒有多少聯繫的門類。比如新聞主持人的藝術往往可以被歸納成採訪的藝術；綜藝類節目或遊戲節目的主持人也許更需要一些表演的訓練，特別是喜劇表演的訓練，因為活躍氣氛往往要求主持人語言、表情的戲劇化，要求幽默詼諧的氣質；體育節目主持人的專業知識是其“藝術”的主要內容；兒童節目主持人則必須具備教育學、兒童心理學的基本修養等等。
如果說，不同節目的成功與主持人之間尚有規律可尋的話，我想，那就是人格的魅力了。趙忠祥老師如果只是掌握了關於旅遊和動、植物的大量知識，而沒有一顆熱愛大自然，善於感悟生命的心靈，那麼他主持的《正大綜藝》、《人與自然》等欄目，充其量只能成為世界知識或生物課的講堂而已，談什麼魅力呢？克朗凱特如果沒有勇氣冒槍林彈雨的危險，不敢承擔說真話的責任，又怎麼會在越戰的關鍵時刻，不推諉、不避讓，鮮明地表白自己的反戰立場呢？不過，話說回來，這樣的素質完全取決於個人的修行，當屬“功夫在主持外”了。所以，追求其實並不存在的大一統式的”主持藝術”，只能導致電視主持的工匠化；追求一種萬金油式的技巧性的熟練，只能把本來具備成功素質的年輕人引向歧途。
況且，電視屏幕帶來的虛假的“成功”和“權威”是多麼容易讓人沾沾自喜呀！這往往使主持人產生盲目的自大。
隨著中國電視的日臻成熟，對主持人的要求也必然越來越專業化。那種憑藉少量訓練便可獲得的“鏡頭感”不再神秘，對主持人的評價標準會更多地放在主持人本身的涵養素質與節目的相配性，大量的新聞專題類節目會直接起用記者作主持人（現在不少電視台已經開始這樣做了），社會類的節目會把一些擅長表達的專家請進演播室，主持人隊伍本身的年齡會趨於成熟化，性別分配將更為均衡。我們將很難再信任一個過於年輕的面孔分析中東局勢，也很難再容忍一個空虛的頭腦煞有介事地教訓觀眾，無論他們多麼上鏡。
我認為，一位電視主持人，只有認識到主持無藝術，才能放得下一些虛張聲勢的驕傲，也才能在與節目的真正融合中找到自己的價值，形成自己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