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一月，我回到北京參加慶祝《正大綜藝》第三百期的特別節目，見到了久違的老搭檔姜昆、戴宗顯、趙忠祥三位老師，以及曾主持過或正在主持這個節目的方舒、方卉、程前、袁鳴、姜豐和王雪純，還意外地遇到了過去只在屏幕上相會的三位台灣“導遊小姐”：李秀媛、謝家勳、曲雁翎，真可謂故友新朋，濟濟一堂。個個伶牙俐齒，還怕不把個演播室吵翻了天！
導演特別安排我們這些前主持人與嘉賓們坐在一起，我欣喜地發現自己與喬羽先生相鄰。 “喬老爺”曾是《正大綜藝》第一期的嘉賓。當年，我一個初出茅廬的小姑娘，愣頭愣腦地在演播室里首次“曝光”，面對在座的學界、藝壇的泰斗型人物，心中還是有不少局促的，而當時，“喬老爺”笑瞇瞇地端坐在嘉賓席上，用一口濃重的山東口音和藹地問我：“你是哪兒選來的呀？第一次上電視，是不是？別怕，姜昆第一次上台時比你差遠了。你瞧他現在不是挺出息的嗎？”我樂了，緊張感頓時得到緩解。這時“喬老爺”湊過來，低聲問我：“剛才導演告訴了我一個答案，我怕她蒙我，你幫我看看，這答案對不對？”
事隔六年，今天的喬老依然慈眉善目，可親可敬，一口山東普通話也還是那麼地道。錄像間隙，他拍拍我的肩頭，不緊不慢地說：“楊瀾呀，你再不是從前那個毛丫頭了，而已經有了成熟女人的味道。我看，你主持的節目也應該成熟起來，要更有深度和品味，你完全做得到，我看好你。”
我大受感動。從告別《正大綜藝》起，我一直在摸索自己下一步該怎麼走。儘管思路時明時暗，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要跳出以往駕輕就熟的綜藝類節目，向社會、文化類的專題節目發展，從單純的主持向採訪、報導、評論，全方位地介人節目製作過渡。所以留美期間，我除了補充知識外，特別選擇了新聞專業，學了兩年新聞寫作、電視新聞、電視紀錄片等一系列課程，我自感收穫不小，不禁躍躍欲試，喬老的話更堅定了我的決心。其實當時我已開始與上海東方電視台共同籌劃製作一檔《楊瀾視線》，由東方電視台的節目部主任滕俊傑先生擔任導演，由我擔任撰稿及主持，利用我尚在美國留學的便利，介紹並評論近年美國藝壇、影壇的動態，進而把節目內容擴展到美國社會的各個方面。作為第一階段的節目內容，我把”視線”投向了百老匯歌舞劇及近期的美國電影，並為此購買了有關影片片斷的版權。由於我當時自畢業還有半年的時間，只能利用課餘時間製作節目，所以節目長度不宜過長，遂定為每週二十分鐘。
然而製作一檔二十分鐘的節目並不一定就比一檔半個小時乃至一個小時的節目省力，從拍攝的人員、費用、時間來計算，幾乎相差無幾.在編輯上甚至要花更大的功夫來精選鏡頭，突出節奏。
在好朋友費翔的幫助下，我很快選定了紐約一家並不太大的製作公司，那裡的導演和攝像師均有十幾年的電視製作經驗，而且有過與亞洲電視台合作的經歷，更重要的是他們很想得到這筆生意，態度友好而積極，沒有美國大製作公司中常見的傲慢和官僚作風。
這是我第一次全面負責選題、撰稿、採景、聯絡採訪對象、交通乃至工作用餐等細節的安排。紐約市各景點有嚴格的拍攝限制。林肯中心、世界貿易廣場等“名勝”都要求攝製組提前一至兩個星期提出書面申請，這就要求事先有周密的計劃。但百密也有一疏，在拍攝百老匯上演時間最長的歌舞劇“貓”時，我們就遇上了麻煩。當時，我與費翔需要在“貓”劇的巨型廣告前拍一段串聯，最佳的角度是在對街的一幢大辦公樓前。時值隆冬，又逢大風降溫，人站在室外，五分鐘後臉就凍僵了。也怪了，越是這種時候，越無法一氣呵成。不是攝像機出毛病，就是我們吃“螺螄”（指說錯台詞）。好不容易快完成了，突然橫裡竄出一個大樓警衛，擋在攝像機前，聲稱我們立足之處乃是私人用地，沒有主人准許，不可以進行拍攝。當時申請，已不可能，於是攝製組不得不移到樓側的一個街口上。這裡的取景尚可，但卻是個大風口，冷風迎面刮來，讓人眼睛都睜不開。我一邊詛咒著多事兒的紐約，一邊還要“熱情洋溢”地與鏡頭交談，滋味實在夠受的。而且臉和嘴部的肌肉都被凍得不聽使喚，有一些詞兒的音已很難咬準。萬不得已，只有躲進附近的商店暖和一下，然後衝出來再錄——而這時，攝像師的手指又凍僵了。
吃些皮肉之苦還是小事。乾電視這一行的人就是要吃苦，誰叫你喜歡呢？好在整個拍攝計劃得以準時完成，我心中還是頗有成就感的，這畢竟是我第一次做製片人。
出國前，我在中央電視台的職稱是編導，一直參與節目的後期編輯，按理說不該算外行。但那時在台裡做節目，只要提前申請，編輯機房隨你用多少時間。所以我通常抱一堆素材帶進去，一邊看，一邊記，一邊想，一邊編，從沒有時間的緊迫感。可是這種方法在美國就很難行得通。紐約的普通編輯機房（非數字式的）每小時開價二百美元，按時收費那可是一點兒也不含糊的。第一天編了十個小時，節目完成了約十五分鐘，機房費卻花了兩千美元。我一算，這樣下去，一定會嚴重超預算。於是趕緊請教有關人士，才知道美國的工作方法是把所有的素材帶都翻到家庭錄像帶上，由編導帶回家反复研究之後，在紙上寫出編輯順序，其中所標的時碼要精確到秒，隨後拿著這份書面編輯稿進機房，以節省機房用時。
這一點一滴的經驗對於初試身手的我來說，都是非常寶貴的，雖然觀眾從屏幕上並看不出來。但這畢竟是我的第一次，有不少問題在事先沒有考慮周全，最大的問題出在兩地製作上。在分工上，我負責前期串聯詞的拍攝、粗編，滕導在上海負責最後合成。由於中、美兩國採用不同的電視制式（中國為PAL制，美國為NTSC制），所有在美國拍攝的素材一經轉制，色彩、清晰度都會受到不少影響（雖然我已選用了目前國際上最先進的數字式轉制機）。另外，我們完全依靠國際特快專遞來運送錄像帶，一去一回總要二至三週的時間。這樣一來，後期編輯時間就顯得十分緊張，特別是全國五十多家省市電視台也在播《楊瀾視線》，為保證播出，還要把國內郵寄錄像帶的時間考慮在內。結果，我失去了錄旁白的可能，虧得膝導經驗豐富，才勉強用各種特技和字幕把各段串聯詞和電影素材編在一起。但這畢竟是亡羊補牢，從專業角度來看，節目的完整性與深度都受到很大影響。
還有一點也是我沒有想到的，那就是前一段時間，國內市場上出現過不少盜版的外國影視節目，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們節目的新鮮感。
所有這些教訓，如果是單單做主持人就很難真正領會，我在懊悔之餘也感到學有所得。 《楊瀾視線》第二階段的拍攝和製作因此變得有的放矢。一九九六年五月底，滕導率東方電視台攝製組赴美，直接用PAL制錄像，省去轉制的圖像損耗；當時我已畢業，可以全副精力地投入工作；滕導親自擔任攝像（他本人是攝像師出身），對鏡頭的捕捉和把握更到位，而後期編輯薄古參加了前期拍攝的全過程，對素材的內容及順序更加心中有數。
而對於我來說，第二階段的工作更有挑戰性。這時的節目內容由影視評論轉向社會現實題材，如治安、戒毒、減肥等等，這就要求我更多的以記者的身分出現，查閱資料，擬定節目的結構，直接用英語採訪，並親自撰稿，工作量比前一階段增加了好幾倍。不過，兩年多來我學的就是這些，現在有了用武之地，心裡很痛快。
況且，電視本來就充滿了樂趣。
就在今年四月份，《紐約時報》和《新聞周刊》分別刊登了對我的採訪。由於這兩份報紙和雜誌在美國很具權威性和影響力，所以《楊瀾視線》在拍攝過程中得到了許多“特權”。比如，聞名於世的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歷來只允許美國電視台進入，而且只許拍新聞，不許逗留。而經過事先協商，他們破例允許給我們兩個小時的拍攝時間。
儘管如此，時間仍顯緊迫——僅僅是在博物館樓上樓下走上一圈，兩個小時也不夠啊。於是我們決定事先作為一般參觀者，進去“探探路”。這一“探”，就是一天。酷愛藝術的滕導和燈光師朱文琪在一幅幅世界名畫前流連忘返，大呼進行了一次藝術上的“暴飲暴食”。這樣“飽餐”一頓後，我們坐下來細細“消化”，一致認為：兩個小時的時間太緊張，只有捨“面”保“點”，重點放在大都會博物館收藏最豐富的歐洲繪畫館及埃及館，並確定了主要作品及藝術家。當夜，我翻出所有手頭的中英文資料，寫下了近二十段串聯詞。
第二天的拍攝簡直就是拚搶。不等陪同我們的館內公關部小姐多說什麼，我們就一馬當先，按預定計劃開始錄像。從文藝復興到巴洛克時代，從倫勃朗到米勒、梵高，我們的每個鏡頭都非常明確，介紹的內容也相當準確，使館內特別派來的中文解說員大感無用武之地，連說：“你們都知道了？我沒有什麼可補充的。”全組人馬的高效配合也使公關經理大為感嘆：“你們的每個鏡頭基本上拍第一遍就成功。我曾接待過美國國內的電視攝製組，他們的名牌主持人每段串聯詞都要錄十遍左右才能說對，我在一旁都能把他們的詞背下來了。”
但即使如此，兩個小時仍飛似地溜走了。埃及館還沒有拍呢。這時，我們只有露出最燦爛、最真誠的微笑，懇求公關經理讓我們再多拍一會兒（拍電視的，求人的時候多了！）也許是見我們態度懇切，也許是欣賞我們的工作作風，經理小姐猶豫了一下，同意了：“再給你們半個小時吧。”而且她還主動打開了當天關閉的“獅身人面像展室”，讓我們在裡面安安靜靜地拍了個夠。
後來，她又領我們去了亞洲館，後來，又到了博物館的露天展台..半個小時，又半個小時..
等到大汗淋漓的我們吐出一口長氣，說：“謝謝，我們大概可以結束了。”經理小姐才突然想起什麼，大呼：“唉呀，今天中午我的老闆約我開午餐會議，我已經遲到一個小時了！”——對不起，經理小姐，我們可不是有意的。
這一番緊張激烈帶來的是工作的快感和全組人由衷的相互敬佩。電視是項集體創作，越是成熟的電視製作，分工就越細。現在有些人一提起“主持人要採、編、播合一”就以為是主持人一個人甚麼都說了算，什麼都乾，其實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曾經有主持人在片尾字幕上用特大號字體給自己的名字冠以“策劃、製片、導演、編輯、解說、主題歌演唱”等一串頭銜，就差沒寫上自己是“攝像”了。也許有些人認為這樣才顯得主持人“名副其實”，多才多藝，其實這恰恰反映出製片的原始和粗糙。我認為，主持人只要在節目內容上積極參與，對其他工種粗通一下就可以了，完全沒有必要要求每個主持人都做“萬能膠”。即使是在西方以主持人為主導的製作集體裡，他的任務也只是調動各方能人的積極性，把握總的節目水準和藝術風格，而不是面面俱到，事必躬親。
在《楊瀾視線》的製作過程中，我就深深感到集體配合的重要。先說膝俊傑導演吧。我與他的相識是在一九九四年夏天，當時他率《飛越太平洋》劇組赴美拍攝，在哥倫比亞大學採訪了我。他拚命三郎式的工作作風和靈活多變的攝製風格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也促成了現在的合作。他是個完美主義者，對每個鏡頭，每段串聯都要求很高。有時串聯詞太長，我出點兒小錯，如一兩個字的發音沒有咬準等等，他都要求我重新來過。說實話，過去沒有一個導演對我要求如此嚴格。觀眾聽一遍就過去了，似乎也不必那麼認真。但我心裡知道他是對的，而且有這樣一絲不苟的導演把關，自己也更有信心了。遇到光線不理想，或背景不夠有特點，或構圖不美，他都會要求重拍。當觀眾對《楊瀾視線》第二階段的拍攝質量表示讚賞時，我認為頭一份功勞應該歸滕導。
從五月底到六月底的二十五天中，我們拍攝了二十集節目的內容。攝製組的未文琪，薄古，吳彬都在時差還沒有倒過來的情況下，就開始了無休止的每天十幾個小時的工作。白天扛著器材搶時間，晚上還要把當天幾個小時的素材帶檢查一遍，並做場記。在這近一個月的拍攝中，沒出過任何技術上的差錯。拍攝的順利進行也離不開前期周密的聯繫工作，我的先生吳征承擔了這份複雜而細緻的工作。特別是這次我們採訪的基辛格博士，美國電視主持人的元老級人物沃爾特·克朗凱特，現任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首席主持人丹·拉瑟，聯邦調查局紐約分局前局長等人都是不輕易接受采訪的，與他們打交道需要周到的文字材料和出色的社交能力。再比如我們採訪了美國最大的戒毒所之一——鳳凰屋戒毒所，那裡有規定，每個被攝入鏡頭的戒毒者都需要在事先簽署一份同意上電視的聲明，一個戒毒所幾百號人，每人簽一張，的確也夠管理人員麻煩的，所以他們遲遲沒有確定採訪日期，而吳征就有本事不厭其煩地打電話，發傳真去聯繫，終於使這次採訪獲得成功。
沒有全組人員的齊心協力，光憑我一個人，什麼也做不成。這不是什麼表面上的謙虛話，而是我內心真實的感受。
寫了這麼多，似乎該收筆了，但我的確還有不少感受無法一一鋪在紙上。 《楊瀾視線》是我作為一個主持人轉型的第一步，也是我在策劃和製作上的完整介入節目的開始。觀眾有褒有貶，我自己有得有失，這一切在這個過渡時期出現是完全正常的。人們還在評論是因為他們還在關心，搞電視的人最大悲哀恐怕就是沒人評論，沒人關心。為此，我感謝觀眾。
但是，當有些朋友還把評論停留在“楊瀾的發式如何如何”或“楊瀾是否比以前漂亮”之類的話題上，我想對他們說：“這些其實已不再那麼重要了，我的視線早已超越這些外在的形象，而投向節目本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