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趙忠祥老師第一次見面，是我剛剛入選《正大綜藝》的時候。當我知道我將和這位著名的播音員兼主持人在同一間辦公室上班時，那種神秘感和新奇感不亞於第一次出鏡頭。熒屏下的趙忠祥穿戴很平常：一條布褲子，一件半新的T恤衫——幾年後的現在，他還時常穿那件T恤衫，惹得同事們善意地笑他：“老趙，攢錢給兒子娶媳婦呀？”他憨憨地一笑：“你們年輕人，多打扮打扮。”因為他的寬厚善良，小輩們都稱他為“趙大叔”。
我當然極想給這位前輩留個好印象，但又不願冒昧地多言多語，讓人家反感，於是站起身，很恭敬地打了招呼。老趙也很客氣：“你就是新來的主持人嗎？”“是。請趙老師多指教。”“別客氣。該說的我會說的。好好乾吧，”說完，他走到自己的辦公桌前，開始整理已經堆成一摞的信件。
與趙老師的第一次接觸就這麼簡單，可以說完全是客套。我相信自己沒有給他留下任何印象：電視台天天進進出出的女孩子，實在太多了。再說自己嘴也不甜。
過了幾天，快下班的時候，我見趙老師似乎沒有什麼要緊事在做，就鼓足勇氣徵求他對我主持的意見。大概見我誠懇，趙老師直截了當地說：“中國人嘛，首先要講禮貌，幾千年的禮儀之邦嘛。你一個年輕的女孩子，怎麼可以在節目中對年長的來賓直呼其名呢？”其實我有自己的苦衷：當時製片人明確告訴我不要用“先生”、“小姐”之類的稱呼。遇到陳強、田華等老前輩，稱他們“同志”吧，似乎有點過於嚴肅，不太適合綜藝節目的氛圍；“先生”、“女士”又不許用；叫“老師”吧，我又不是學表演的，哪兒來的師生關係？總不能叫“叔叔”、“阿姨”吧。情急之下，就只好直呼其名了，自己也非常彆扭。但沒想到這回趙老師一點也不客套，當著辦公室同事們的面指出這一點。我的臉騰地紅了，用很低的聲音把理由說了。沒想到趙老師一點也不同情：“別人讓你別叫你就不叫了？損壞的是你自己的形象。
有很多事情，內情人可以原諒你，但觀眾不會，節目是最後的標準，你不能跟觀眾說：我的工作有多辛苦，多不容易。 '沒有功勞有苦勞'的說法，在電視這行行不通。 ”
《正大綜藝》往往是集中錄像，通常是一周錄十幾集，最多達到八天錄了二十四集。這意味著一個缺憾會在電視上呆上幾個月。就拿稱呼的問題來說吧，雖然在節目開播後的第三個星期，趙老師就指出了這一點，但在這以後的十週內，觀眾還是看到我在電視上沒大沒小的。每週看《正大綜藝》，都成了我的一種負擔，真想變成鴕鳥，把頭埋到沙子裡去。這樣的錄像方式對我這個新手，的確是很不利的，很難及時發現問題及時糾正。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也鍛煉了我。那些缺點被重複得越多，給我的教訓就越深刻。等到下一次錄像，我真會使出全身解數，恨不得脫胎換骨。
這樣高強度的集中錄像，到了最後幾天，簡直就成了疲勞戰。特別是主持人每天早晨八點鐘要開始化妝，晚上還要討論第二天的稿子，一天五六個小時站在強光下，要保持亢奮的狀態，還要隨時準備臨場發揮，體力上腦力上的負擔都很重。有時想不出什麼好點子，似乎總有一個聲音在說：“算了吧，這集就湊合吧。”但是劇組的同事們不甘心這樣，我也不甘心這樣，因為“沒有功勞有苦勞”的說法，在電視這本字典裡是不存在的。我們一時的馬虎，到了觀眾那兒，就是幾億人的失望。
話說回來，我雖然從心裡感謝趙老師對我的批評，但也有點兒灰心：這下，這位趙老師對我的印象肯定壞透了。以後見到他，竟有些怕起來。
一九九○年八月，《正大綜藝》開播後的第五個月，我大學畢業後被正式分配到中央電視台國際部工作。我申請做編導而不是專職播音員。而我參與製作的第一個系列節目是《我們亞洲》。這是當時為配合亞運會製作的每集十五分鐘的紀錄短片，每天在《新聞聯播》後播出一集，內容是介紹一個亞洲國家的概況。組裡的編輯們信任我，讓我試著寫第一集《亞洲概述》的稿子。我採用了抒情散文的風格，借鑒了但丁《神曲》的開篇的意境。記得我寫的第一句話是：“蒼茫乾坤，日起東方。”當時，擔任這部系列片配音的是趙老師。他讀了這篇稿子後，很高興地走過來對我說：“這是你寫的稿子嗎？寫得不錯，孺子可教也。好！好！”事後，他對我說，主持人的語言功底至關重要，而語言功底的根本在於寫作。不少主持人請教他如何樹立電視形像等等，都是捨本求末的做法。一離開別人的稿子就說不出一句整齊的話來的主待人，是沒有前途的。
“你是塊幹主持人的料。”
趙老師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
一九九一年八月，面對前三個月兩班主持人馬並不成功的試用期，國際部決定請趙老師出馬，與我一起擔任《正大綜藝》的主持。老趙遲疑之下，終於答應了。大家都鬆了一口氣。而我將有這樣一位“大叔”作靠山，心裡也踏實了不少。一年多的主持經驗使我多少有了長進，觀眾也對我抱著肯定的態度，按電視圈中人的評價，我算是已經站住了腳跟。但如何進一步發展，我心裡沒底。 ”跟著趙老師學，一定沒錯。”我這麼想，於是在工作上也格外賣力氣。
對於主持，我一直抱著學生的態度：凡事查閱資料，力求全面準確，北京圖書館是我周末常去的地方。到了那兒，我才發現目前國內介紹海外的大眾型的資料常局限於人口、地理、歷史、宗教等枯燥的數字與史實，可讀性不強，在電視上說出來就更是味同嚼蠟。還好，我的英語背景派上了用場，圖書館有關世界各地的旅遊方面的英語參考書，我幾乎全看過，不同的百科全書也是我經常查閱的資料。觀眾反映我知識面比較寬，這其中固然有在學校打下的基礎，每次錄像前的資料收集更幫了不少忙，但這一番苦功也有負面作用：我總想把這些查找來的資料都用在節目裡，所謂“敝帚自珍”吧，以至於把串聯詞搞得很像檔案館。趙老師認為，這樣掉書袋會使節目缺乏活力，他力主多講個人經歷，多一些真情實感。
比如在河南錄製《正大綜藝》時，他大談與河南的淵源——原來這裡曾是他下乾校鍛煉的地方。當年他是連隊的養豬員。說起養豬起圈，他津津樂道：“那時候，豬是連隊的主要財產之一，把這份工作交給我，那是領導多大的信任哪！”老趙講得起勁兒，觀眾聽得入迷，這樣的主持，簡直就是與朋友聊天，真是一種享受。我服了：信息不僅是指硬性的數字，也包括感情的交流。感情所負載的信息量更直接，更能打動人心。我這個總想把凡事上升到理性的年輕人，在與趙老師的合作中知道了返璞歸真的魅力。今天的我閱歷淺薄，還做不到這一步，但起碼明白了這是一種目標和水準。
在與趙老師的交往中，我了解了更多的他的個人經歷。 “文革”中他一度成了審查對象，被終止了播音工作，不能與妻子團聚，幾乎隔離式地獨自伺弄著十幾頭豬。除了養好豬，還能有什麼其他更好的精神排解嗎？夜晚，望著星光閃爍的天空，自稱“雖非棟樑材，亦非尋常木”的他如何設想自己的未來，或者敢有什麼設想嗎？二十幾年後的今天，他成了公認的權威，受到全國觀眾的尊敬和信任。但他並不是人們傳說中的中央電視台的台長，甚至連組長都不是。有時，他似乎只是位普通的中年人：一絲不苟地工作，謹慎小心地處世。那是一代人的生存哲學，與他們年輕時所經歷的多種運動，特別是宣傳機關格外複雜的風風雨雨，緊密相關。我開始理解這位趙老師了：發這些直白的感嘆又有什麼意思？還是多談談生活中美好的一面，繼續講養豬的故事吧——那些豬長得真壯啊！
自嘲，是老趙和我特別喜歡的幽默方式。有一次，國際象棋冠軍謝軍來做嘉賓，介紹她時，我開玩笑說：“謝軍這麼聰明，大概是因為腦袋特別大，容量也就大，”轉身看到趙老師，我發現他的腦袋也不小。老趙嘿嘿一笑，說了一句：“腦袋大，裡面東西的質量可不一樣。”
趙老師為人寬厚，有時候我這個小輩開他幾句玩笑，他也不介意。一次去內蒙古拍外景，有一組他與我騎馬的鏡頭，他偷偷把自己的馬韁繩塞到我手中，說：“楊瀾，抓牢點兒。我太沉，這馬已經有點兒不太樂意了，萬一它走著走著突然撒開腿跑起來，我這把老骨頭豈不要被摔散了嗎？”這時攝像師已把鏡頭對準了我們，趙老師沒事兒人似的，神態自若地看看藍天、草原，指指點點，好像非常悠閒自得的樣子。我當時差點笑出聲來。於是，在演播室錄像時，我便故意開個玩笑，請他向現場觀眾談談騎馬的感受。趙老師也真誠實，老老實實地說：“我當時看見了這麼美的景色，想起馬玉濤唱過的'馬兒哎，你慢些走，慢些走'，我怕摔下來，所以心裡直央求那馬：'馬兒哎，你可要再慢些走，再慢些走啊'。”
減肥，是個時髦的話題，我們主持《正大綜藝》時也常提起它。每當這時，體型微胖的趙老師總少不了自我檢討兩句，說自己不常鍛煉，又經不起美食的誘惑等等。有一次，他給觀眾講了個故事，說的是有一個人終於下決心減肥，便向醫生請教方法。醫生說：“這個好辦，一天只吃兩片麵包就行了。”過了幾天，這個人又跑去找醫生，問：“您說的兩片麵包，是飯前吃，還是飯後吃啊？”我和觀眾們聽了這個故事，當場笑彎了腰，連攝像師們也合不攏嘴。我轉身看趙老師，他倒繃得住，一臉誠懇迷惑的神情，好像進入了角色。我不禁更加佩服這位搭檔，當下建議他以後可改說相聲。不過，他的冷面滑稽究竟誤導了一些觀眾。不久，趙老師收到了一封觀眾來信，那位觀眾一本正經地請教他：“您的故事還沒說完呢。那兩片麵包到底應該飯前吃，還是飯後吃啊？”——我們哭笑不得，不知道這位仁兄是真的沒有幽默感呢，還是藉這封信來使整個故事更幽默呢？
趙老師說起吃，總是津津樂道的，不過，在自嘲之外，他卻另有深意。他如數家珍般地道盡老北京的小吃，是想讓講究“美食文化”的人們別只把眼睛放在引進各式“洋餐”上，還要注意繼承、發揚民族的傳統食品，並推而廣之，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我記得一百九十九期《正大綜藝》是從趙老師抖空竹開場的。這木製的小玩藝兒，是他少年時代最喜愛的遊戲之一。當年，拋出長線，抖響空竹，是他與小伙伴們每年春天必行的“儀式”。現在的市場上已尋不見這樣的老式玩具，為了錄像需要，趙老師堅持要找一個空竹。他說：“不是我懷舊，而是想說明：好些民間的玩藝兒應該保留下去。
今天的孩子們有各種昂貴的玩具，但孩提時代的快樂是花錢買不來的。我更希望孩子們在大好春光裡到戶外去，抖抖空竹，放放風箏，和大自然多親近親近，而不是躲在房間裡玩電子遊戲機。 ”最終，製片人在一個雜技團裡借到了一隻空竹，它已經裂開了一條大縫，大家只好用透明膠帶把它勉強“包紮”起來，並一再囑咐趙老師：“您可別抖得太狠了，不然就散架了。 ”趙老師痛惜地搖了搖頭，對我說：“再過幾年，恐怕連雜技團都沒有這樣的玩藝兒了。 ”
趙老師常對我說：“一個中國的主持人，如果不熱愛、不了解自己國家的文化，那是很可悲的。”
我非常欽佩趙老師的古文功底。唐詩宋詞，乃至《說文解字》中的一些段落，他可信手拈來，且用得恰到好處，而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一些思想也根深蒂固地植於他的生活之中。他曾抄錄給我寶光寺內一副對聯：“世外人法無定法，然後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實際上，寬厚待人，不恃才自傲，正是他的處世準則。
要知道，主持人這一行中，為爭出風頭，或為區區排名之類的小事，明爭暗鬥的不少。有經驗的主持人都分得清舞台上哪個位置的光線漂亮，哪個攝像機機位正，哪個麥克風混響好，而有些人專在這些事上動小腦筋。趙老師卻從不計較，而且不忘提攜我們這些小輩，帶動相互配合的團體精神。比如主持一些大型活動時，有的主持人聲音宏亮，而我沒有經過發聲訓練，如果一味地跟著別人一起“喊”，聲音就會很難聽，而且嗓子一會兒就會暗啞。每到這種時候，趙老師總是一邊請其他主持人略微把“調子”降下來一點兒，一邊糾正我的發音方法，還會關照音響師把個人的音量、音頻等加以協調。
在與趙老師搭檔主持《正大綜藝》兩年半的時間裡，我從這位“大叔”身上學到了不少東西。我明白了，要確立一個主持人的形象，相貌氣質固然重要，知識儲備、頭腦靈活固然關鍵，但最要緊的是內心的修養和人格的健全。
蔣子龍先生寫過一篇短文，說趙忠祥與我的組合開闢了“老少搭檔”的模式。說這樣的組合亦莊亦諧，相得益彰，保證了最大限度的觀眾群。我認為他說的很有道理。但有一點，他沒有提到，就是為什麼兩個經歷、形像上有很大反差的人能很快地達成默契與和諧呢？
說起來，也不神秘。我個人認為，原因在於我與趙老師在人生及處世上有許多不謀而合之處。比如，我們都相信生活應該是積極認真的，真善美終究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雖然社會中有不少陰暗面，但這不應成為我們懷疑一切、消極頹廢的理由；我們也相信，踏踏實實的努力才是成功的捷徑，投機取巧或許能換來一時的榮耀，但終究經不起時間的考驗。趙老師喜歡看武俠小說，帶動我也成了金庸迷。紮實穩健、厚積薄發的“少林、武當”型的正派功夫，常使我們嚮往，撒毒藥、放暗器之流的邪門法術，會讓我們皺眉。或許，這樣的喜惡之情，正是我們追求主持風格時所持的態度？
台上台下，我都稱趙忠祥為“趙老師”，這是極自然的稱呼。雖然如今“老師”的稱呼氾濫，幾乎成為電視中對長者的普遍尊稱，但在嚴格意義上，趙老師的確是我的師長，這是不容置疑的；不，應該說是良師益友才更準確。
此刻，趙老師在做什麼呢？是被請去籌劃新的節目，還是偷得片刻閒暇，在家鋪紙潑墨，畫他最拿手的小毛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