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上海電視台一位朋友的電話，他說十月九日是世界郵政日，"三色呼拉圈"節目和市郵政管理局共同搞一個紀念活動，要我也去談談關於"信"。他還說，你們作家的信件最多，一定有很多體會。我立刻推脫了，我不太願意到處去談話，像個社會活動家，何況，要把"信"和"作家"聯繫起來，似乎也有點勉強。那位朋友不甘心，讓我考慮考慮，晚上再來電話。我想，沒什麼好考慮的，談話和寫文章一樣，總得有感而發，還要"發"得精彩，但關於"信"，我心裡好像沒有非要說點什麼的衝動和感觸。可一放下電話，我眼前突然湧來一片白茫茫的霧，把一切都遮掩了，那濃濃的霧如飄來紛紛揚揚的大雪。不，不是霧，就是雪。
我呆呆地坐在沙發上，一些久遠的記憶被翻捲的雪花攪動，像五鏵犁正破開著沉睡的土地滾出了一道黑油油的泥浪和一張黑黝黝的臉龐。那張黑黝黝的臉，是刻骨銘心的，那麼年輕，那麼熱情，那麼漂亮，但她消失了，而她的消失就是為"信"——我永遠忘不了北大荒的那個冬天，棉絮似的大雪下個不停，整整一星期，滿山遍野都被積雪封住，斷了電話，斷了交通，送信的郵遞員也來不了。不通車不通信不通電話的日子，是多麼寂寞，尤其是在這麼遙遠偏僻的邊疆。我感到好像被拋棄在孤島上望眼欲穿地想看到海面上有船影出現。有兩天夜裡，我睡不著了，想家想媽媽想同學，想著在縣城的郵局裡一定有我好幾封信。離開家遠走高飛了，我才體會到"家書抵千金"這詩句的含義，千真萬確的。我甚至想過，只要雪下得小一點，只要趟雪能邁步，我就鼓動幾個人結伴去縣城取信。真的，大家都有點熬不下去了，被封閉得心慌神躁。好在，第八天清早，雪終於停了，連隊要派車去縣城採購食品用品什麼的。一聽說有車去縣城，大夥兒不約而同又爭先恐後想跟車去縣城的郵局拿信。連長說，這輛車還要到縣招待所接人，駕駛室坐不下，讓我們再耐心等一兩天，郵遞員肯定會把信和報紙送來的。還要等一兩天？真的沒耐心了，沒有人能夠等了。我說，我去，我可以坐在車廂裡，就是冷一點，反正冷慣了，夜裡去北大河拉沙子，我們都坐在車廂裡的。連長猶豫了。這時，她從我背後竄出，衝到連長面前，仰起她那張黑黝黝的生動活潑的臉請戰似地央求道："連長，我去，讓我去，我順便給食堂買作料。"她回頭瞥我一眼，笑了，"你是連隊文書，很忙的，我去吧。"我也會心地一笑。她去我去是一樣的。我們是好朋友，都是上海的知青，我們倆都喜歡寫寫畫畫，我們一起負責連隊的黑板報。她跟車去了縣城，是吃過早飯走的。而午飯以後，男宿舍和女宿舍幾乎都空了，大家都不由地聚到連部裡等待著她取信回來。等到兩點多鐘，遠遠地聽到車聲了，所有的人都跑出來，迎在大道上。車開得很慢，好像開累了開不動了。我拔腿朝車奔過去，心口突突地跳起來，跳得有點慌亂有點奇怪。是因為盼信盼得太急切了嗎？
車停住。沒有她興奮的叫聲也沒有她活潑的身影。駕駛員跨下車，臉色慘白。我的心跳加劇了，彷彿要跳出胸膛。我一把抓住駕駛員的胳膊，"她呢？"駕駛員從包裡掏出一打信，信封都有點潮濕，是因為沾了雪沫，雪沫又化了？ ……我身後圍起了層層疊疊的人，都感覺到什麼都沉默了。連長走到車前，駕駛員才結結巴巴他說，她坐在一堆化肥上，經過二道河時，路坑坑洼窪的，把她從車上顛了下來，她都沒叫出一聲，後輪就從她身上碾了過去。駕駛員嘴唇哆嗦，他說他一點不知道這情況，是風捲著信飄到駕駛室窗口，他才停車的……
我不相信這樣熱情這樣活潑的生命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被碾滅了！我捧著潮濕的一沓信，像捧著一大塊冰，手被冰硬了，心被凍僵了。我後悔極了：為什麼不能再耐心等等？只需等兩天郵遞員把信送來，一切就不會發生。我忘了我手裡的信是怎麼分發給大家的。我只記得另一位上海知青安慰我說：想早點看到信是大家的心願。在這樣的處境裡，信也是我們的命。
就是從那個時候，我真正體會到，郵筒郵箱為什麼是綠色的。綠色是生命的顏色呀！而直到現在，我無論處在怎樣的境地，只要有一片屋頂有一隻信箱，我就會感到我可以生活了並擁有了生活。晚上，電視台的朋友很準時地來電話。我回答他，我認真考慮了，我有話可講，我想講講北大荒的那個冬天那場大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