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廣銘（1907—1998）字恭三，山東臨邑人。歷史學家，公認的宋史泰斗。
鄧廣銘研究古代史，最早卻以新文學為人所知。 1932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之前，他曾就讀於輔仁大學，恰逢周作人來校講新文學。周作人自稱“既未編講義，也沒有寫出綱領來，只信口開河地說下去就完了”，誰知講完之後，“鄧恭三先生卻拿了一本筆記的草稿來叫我校閱，所記錄的不但絕少錯誤，而且把我所亂說的話整理得略有次序，這尤其使我佩服”。
結果這本筆記當年就以《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為名出版了。周作人將稿費送給鄧廣銘，他用這筆錢買了一部線裝二十四史。老友張中行後來感嘆，周作人講課北調攙和南腔，其中又有不少專業知識，頗不易記，鄧廣銘卻像是輕而易舉，不止記了，且接著就印成書，“一個初進大學之門的學生，才竟如此之高，學竟如此之富，簡直不可理解”。
陳寅恪在《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正〉序》中寫道：“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有“復振”的希望，所以“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應致力者”。然而，這一件工作卻並不容易做，因為《宋史》闕誤特多，而在諸正史中，卷帙最為繁多，故“數百年來，真能熟讀之者，實無幾人”。
由此可見，欲治宋史，必須有勇氣、有才學。鄧廣銘無疑就屬於這不多的“幾人”之列，史學大家週一良甚至認為他堪稱“20世紀海內外宋史第一人”。
鄧廣銘窮畢生之力研究宋史，而他早年讀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又萌發了寫中華民族英雄人物傳的念頭，於是以史筆為王安石、岳飛、辛棄疾、陳亮等立傳，為他們鉤沉、辯誣，對他們作出公允的評價。他寫王安石，寫的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卹”的三不足精神；寫陳亮，是寫“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的特立獨行氣概；寫岳飛，寫的是“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壯志。
他的《岳飛》被稱為名著，1945年抗戰勝利之際由重慶胜利出版社出版。 “這是一個巧合，出版正趕上那場民族戰爭的勝利。”鄧廣銘的女兒鄧小南告訴記者，“書是在抗戰中寫的，裡面寄託著他的慷慨報國之心。”上世紀80年代此書增訂再版，印數達到17萬餘冊，對於學術著作，這是少見的印數，可知此書受歡迎的程度。
鄧廣銘寫這些豪傑，同時也將此種情懷躬行於自己的人生實踐。長期隨伺父親左右的鄧小南對父親的印像是兩個詞，耿介和磊落。 “他們那一輩學人，經過那麼多曲折，很多人改變了，但他總體上還是磊落的。他自己在'運動'中有過違心的言行，這他從來都承認，承認得也很磊落。”
一些老朋友默認學界不良之風，鄧廣銘會毫不客氣地提出批評；他的學術商榷文章，總是直指根本，非常尖刻。家人勸他隨和一點兒，他卻斥之為“鄉愿”。鄧小南感嘆：“他這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學界風氣，那時的學者坦誠相見，大家習以為常。但現在，已經不是那個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