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做預備軍官以後，分發以後，分到了國民黨的十七師，這是國民黨的嫡係部隊。十七師師長叫做汪敬煦，當時上校，後來這個人做了上將，做了台灣所謂國家安全局的局長。他就下達了一個指令，要殺掉我。大家知道嗎? 我的老師長要殺掉我。什麼原因呢？根據我的好朋友郭冠英探聽的消息，當時黑社會找到了安全局局長汪敬煦，就是我的老師長，他們說“台獨”利用本土幫會壯大，黑社會的竹聯幫，可為國家安全效力，不應該壓制。汪敬煦上將說可以考慮。後來陳啟禮他們追問見面的結果如何，沈野又去見汪敬煦。汪敬煦說：我是局長，怎麼能隨便與幫會人物見面? 他們就是這個幫會人物，真的愛國要做出些表現來再談。沈野問要怎麼做，要如何。汪局長說：去把李敖教訓教訓。他們的教訓就是把你作掉。沈野等就轉告了陳啟禮，陳啟禮說可以辦。就在這個時候，陳啟禮又因為導演白景瑞的關係認識了汪希苓，就是情報局局長，他叫汪希苓，安全局局長叫汪敬煦。這兩個姓汪的分別下達了指令。情報局局長汪希苓說，應該先乾掉江南，就是在美國寫《蔣經國傳》的這個江南。陳啟禮他們就到美國殺掉了江南，江南就這樣子被殺掉了。江南被殺掉以後，這個事情被鬧大了，因為被美國人破案，給破出來了，鬧大了，就是台灣怎麼可以派黑社會來殺我們美國的公民啊？這個事情鬧大了。從此台灣的治安單位才開始收斂，情報局局長才下台，我李敖才躲過了一劫，這是我另外一個好運氣。我承認：你去鬧事，你爭取什麼什麼自由會付代價，可有的時候也有特殊的好運氣，陰錯陽差有人替你死掉。
爭取言論自由，第一個特色就是：我要因反對而反對。有人說，你這個反對不理性，錯的。
美國大法官Homes，九個大法官之一，當一個大法官的解釋其他人都讚成，一致通過的時候，他一定投反對票，變成八比一。法理上面他知道應該通過，可是他說他要反對。為什麼要反對？他說：要給我們的同胞了解到，就是不可以在最高法院有眾口一聲、全票通過的這種現象，要有一個表達反對的精神。所以，反對的精神比贊成更重要。所以我認為，爭取言論自由，像我們這種人，本身就是為反對而反對。
我蠻喜歡一幅漫畫，就是這幅漫畫，一個畫家他一定打倒(down with)。打倒什麼？為什麼呢？他為打倒而打倒。為什麼為打倒而打倒呢？因為這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的一個方向——為打倒而打倒。我跟大家談過懸崖理論，這就懸崖對不對，看到沒有這個懸崖？看這懸崖，就是說你不敢到邊上來，因為你怕掉下去。可是，我跟大家舉過例，有本領的人就可以在懸崖邊上而不掉下去，什麼原因呢？因為那些控制言論自由的，注意，他不算是我們的敵人，而是他們有的時候跟我們的看法不一樣。他們口口聲聲認為違反法律的規定，我告訴大家甚麼是法律的規定，我舉個例子給大家看。法律上規定——按照德國的標準，是法律上不可以的以外都可以；按照法國的標準，法律上可以的以外其他都不可以；按照意大利的標準，法律上不管可不可以都可以；按照蘇聯的標準，法律上不管可不可以都不可以；按照台灣的國民黨的標準就是，法律上規定的不管可以也好，不可以也好，都可以，也都不可以。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變化呢？就是法律上給它的彈性的解釋。拿破崙曾經自豪地說，他的本領不在東征西討做了法國的皇帝，征服了歐洲，他的本領是開創了一部《拿破崙法典》。可是他附加地說了一句，如果什麼人解釋這個法典，我的法典就完蛋了。這法律怕解釋。剛才我舉了德國、法國、意大利、蘇聯跟台灣的國民黨偽政權，他們這種對法律的解釋都不一樣。這就告訴我們，言論自由可以不可以，這裡面有很大的彈性，就是我說你可以你就可以，我說你不可以就不可以，這就是彈性。我們要摸索出來這個彈性。
我再講一遍，干涉言論自由的人和單位，他們不是我們的敵人，可是他們的觀念，他們的血壓，他們的情緒，他們的打牌輸贏，他們跟老婆吵不吵架，都會影響到這個言論自由的標準，都會決定他要不要查扣你，要不要在電視節目裡面用廣告給你蓋台，把你給擋住，把你節目過濾掉，都有關係。我再講一遍，他們不是敵人，可是有的時候他們腦筋跟不上，這個時候呢，我們就要不斷地推推推，不斷地磨合磨合磨合，不斷地爭取爭取爭取，為什麼呢？要得到一個機會，把真理講出來的機會，換句話說，這都屬於懸崖旁邊的活動，在這懸崖邊緣去活動。這時候我們談一句英文給大家看，說： Those who go tiger hunting(他去打老虎的人)，should remember that(他就記得)， there are tigers and tigers。打老虎的人應該記得這裡啊——tigers and tigers。什麼意思啊?不是“老虎啊老虎”，不是這個意思，不是說“很多老虎”，也不是這個意思。這個英文什麼意思啊?tigers and tigers，是“有的老虎是容易打到的，有的老虎是很難打的”，叫tigers and tigers。
在言論自由上這些干涉我們、控制我們的人，有的是很容易跟他們講通的，有的是不容易講通的。能講通的就講通，不能講通的我們要磨合，最後要講通為止。所以，像台灣就發現這一現象，真正查禁我書的人宋楚瑜到我家裡來，覺得當年查禁我書查禁錯了，不查禁，所謂國家也不會亡。當年查禁我書的台灣的“國防部總政部主任”許歷農上將也是(這樣)啊，當年查禁我那麼多書，後來在公開場合向我道歉，說對不起我。他們發現這些書查禁了，他們的政府也會亡，他們想通了。當然，他們大部分在下台以後，才惡夢初醒。可是，總算想通了，是一樁好事。這就是我所說的：他們不是我們的敵人，可是，他們的腦筋要改頭換面。要洗面革新需要我們幫忙啊，推他一把啊，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你看到沒有，最近大陸的海關在缺乏明確的界定之下，用走私違禁品(印刷品)的理由去查扣書，看到沒有？結果香港的《亞洲周刊》被查禁，《亞洲周刊》的總編輯，我的好朋友邱立本啊，他們由江迅、王健民出面去告，去告查禁這個行為對不對。怎麼鬥的呢？書被沒收告海關，他們打贏了官司。這證明了中國大陸法律不是不可以試驗的，原來這法律會保護我們的言論自由。所以，看到沒有，朱元濤一審敗訴，他再向北京高級法院提出上訴，結果呢，北京高等法院在今年8月宣判，撤銷中級法院判決及海關處罰。朱元濤認為勝訴標誌著大陸法制建設向前邁步。打官司打贏了，那海關亂查扣我的書啊，我就告你，怎麼樣? 告贏了。所以我說，我們努力的結果，其實不是白費的，言論自由要靠爭取才能夠得到，並且我們真的可以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