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孩子，在十三年來慢慢長大，在十二個月裡快速的投射他的力量，使台灣文化界有一點小小的波瀾--這是我二十六年來所收割的一個"奇遇"。一些朋友對我這個"奇遇"感到興趣，我也願意在目前這種流言滿天下的時候做一次自剖，好教人知道一個十四歲的小孩子如何在台灣受教育、如何在製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如何在苦悶裡奮鬥掙扎、如何向他的讀者們呈露他自己的真面目。這是一個自傳性的故事，我最好從十三年前開始。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上海撤退前不久，我家搬到台灣。
那時候我十四歲。在戰亂中，小學畢業文憑都沒來得及領，卻進了兩次初一（最初在北平市立第四中學，只讀了一個多月，就逃難了；到了上海，改入市立緝規中學，讀了不滿一學期，又再逃難；到台灣後，我跳班考進省立台中第一中學初中二年級，讀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念了十幾天，就因痛惡中學教育制度的斲喪性靈，自願休學在家。我父親是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在北京大學畢業的，充分具備著北大那種"老子不管兒子"的自由精神，他隨我的便，輕鬆他說："好！你小子要休學，就休吧！"
我父親當時正是第一中學國文科主任，他跑到學校，向教務主任說："我那寶貝兒子不要唸書啦！你們給他辦休學手續吧！"
於是我蹲在家裡，在我那四面是書的兩個榻榻米大的書房兼臥室裡，痛痛快快地養了一年浩然之氣。
一九五四年暑假，我以同等學力的資格考進台灣大學法律系司法組，讀了不到一年，又不想念了，乃重施故技，自動休學。痛快了幾個月，然後考入台大歷史系。
歷史係是一個神秘的系，它可使狂者愈狂，捐者愈猖，笨者愈笨。在我沒進去以前，我聽說這系最好；等我進去了，我才發現它好的原因。原來它是台大那麼多個系中，最容易混的一個系：上上課，抄抄筆記，背一背，就是成績甲等學生；逃逃課，借抄筆記，背兩段，就是成績乙等學生；不上課，不抄筆記，不肯背，也不難及格，就是丙等丁等學生，李敖之流是也！
到了歷史系，我真的安定下來。除了每學期終了要硬著頭皮敷衍一陣考試外，其他時間，我就樂得自由自在自己讀書，或是跟一些好朋友遊山、玩水、喝酒、吵架、深更半夜坐在校園草地上，直談到天明。然後諸豪傑一一困了，由宣告不支者出面，掏出燒餅油條基金，大家再共襄盛舉，最後的早餐一畢，紛紛做鳥獸散，各夢周公去訖，或是留給潛意識去做烏托邦式的社會改革了。
歷史系畢業後，我開始做預備軍官。一年半的軍隊生活更凝固了我個人的思想與悍氣，我在野戰部隊中吃過一般預備軍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堅強。快退伍的時候，姚從吾老師正好做"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研究講座教授，問我願不願意給他做助理研究人員，我那時正愁走投無路，當然表示願意。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坐上回程的軍艦，九天以後，又回到了台大。
台大那時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我走回來，大有物是人非之感。過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飛遠揚。我徘徊了一陣，在學校附近找了一間小房，四個榻榻米大，矮得雙手不能向上舉，我訂名為"四席小屋"，頗得俯仰之樂。晚上從研究室走出來，整個的文學院大樓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負，忍不住要嘆一口氣。有時候，陳寶琛那兩句詩就從我嘴邊冒出來，正是：
委蛻大難求淨土，
傷心最是近高樓！
我的"四席小屋"地處要津，每天客人不斷，最多時候一天有十四個客人，附近環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孩子一大堆。我雖在陋巷，但自己卻先"不堪其擾"起來。熬了四個月，決定下鄉。選來選去，在新店選到了一間小房，背山面水，每月兩百元，於是我裝滿了一卡車的書，開始搬家。
新店鄉居是我二十六年來最淡泊、最寧靜的日子，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給了我深刻思考的機會，在青山里、在綠水邊、在吊橋上，我曾細想我該走哪一條路，怎麼走這條路。
我從小在北平長大，文化古城與幼時環境使我在智力上趨向早熟，我在六歲時已能背，十歲時已遍讀等舊小說，十一歲時已看過《黑奴魂》（《黑奴籲天錄》）等翻譯小說，小學六年級時我已有了私人的理化實驗室，並做了全校圖書館館長。
我從小就養成了重視課外書的習慣，也養成了買書藏書的癖好。一九四九年到台灣時，我的全部財產是五百多本藏書，（其中有許多東北史地的材料，因為那時候我不自量力，竟想著一部"東北志"！藏書中還有李玄伯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新研》，是我初一時買的，我萬萬沒想到在七年以後，我竟在李先生的課堂上，用這書做了教本！另外還有一冊鄭學稼先生的《東北的工業》，是我小學六年級時買的，我也萬萬沒想到在十四年後，我竟被這書的著者大罵，直罵到我的"令尊堂"！）這些早熟的成績，使我很早就對教科書以外的事務發生極大的興趣，使我很早就有了"優宗周之隕"的孤憤。
初二以後我就讀台中一中，我的大部分時間全部消耗在這個中學的圖書館裡。這個圖書館的藏書相當豐富，我以義務服務生的資格在書庫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對一般書籍有了不少的常識。最使管理員們驚訝的是，我甚至可以閉起眼睛，單用鼻子就可以鑑定一本書是上海哪個大書店印的，這是我在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門絕技。
在製式教育中，我慢慢長大，也慢慢對中學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觀環境來說，我總覺得我所經驗的中學教育趕不上我在北平時的殘餘記憶，在殘餘記憶裡，我認為北平的中學生不像台灣這樣呆板、膚淺、缺乏常識與性靈；就主觀感受來說，我讀的課外書愈多，我愈覺得中學教育不適合一般少年的個性發展，更不要提高IQ較高的學生了。中學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師資、課程分配等等都有著極嚴重的缺陷與流弊，我在十年前高一的時候就給《學生》雜誌寫過一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那篇文章裡，我曾對杜威那種"進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有著極強烈的憧憬，這種憧憬使我在有著強烈對比的中學裡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決心不想拿這張中學文憑。
以"在野"之身，我開始嚮往台大，嚮往大學教育會帶給我一點補償或安慰，一年以後我走進這個學校的校門，呼吸著遠比中學自由的空氣，我一度感到滿足。
可是，很快的，大學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謂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尤有過之，尤其是我身歷其境的文法學院，其荒謬、迂腐已經到了不成樣子的地步，六七個大學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師甚至搞不清William Saroyan是準；而法律系的一些師生，卻連Hugo La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
我在學院裡生活，可是卻對學院的空氣感到十分不滿，大學教育帶給人們的不該是讀死書、死讀書，甚至讀書死，它應該真正培養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養出一些有骨頭、有判斷力、有廣博知識、同時又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但是，事實上，大學教育在這方面可說是失敗的。今天的大學生很少能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特立獨行。他們只會抄抄筆記、背背講義，然後走進教堂或舞會，在教堂裡，他們用膝蓋；在舞會裡，他們用腳跟，他們的神經系統已經下降，他們不會用腦筋！
帶著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學，進入軍隊。一年半從戎投筆的生涯在我的生命裡摻進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問遠離了學院、遠離了書卷、遠離了跟民間脫節的一群。在軍隊生活裡，我接觸到中國民間質樸純真的一面，而這些質樸與純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學府"裡，早已是教科書上的名詞。這段經驗使我愈來愈感到大學教育的失敗，在退伍歸來，我寫著：
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凍機，接近它的時間愈久，人就變成愈冷淡。大多的理智恰像泰戈爾形容的無柄刀子，也許很實際很有用，可是太不可愛了！
不論我怎麼苦惱，我畢竟是學院出身的人，學院的影響在我身上留下了巨大的烙印，使我的職業與方向不能有原則性的修改。所以在一年半的民間生活之後，我又回到學院裡，翻開了《大藏經》，攤開了《宋會要》，找出了《東方學報》（ACTAORIENTALIA），想用坐擁百城的丹鉛方法，掩埋我內心的波瀾與寂寞。
多少次，在太陽下山的時候，我坐在姚從吾先生的身邊，望著他那臉上的皺紋與稀疏的白髮，看著他編織成功的白首校書的圖畫，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該不跟他走那純學院的道路，但是每當我在天黑時鎖上研究室，望著他那遲緩的背影在黑暗裡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間我自己："也許有更適合我做的事，白首下書帷的事業對我還太早，寂寞投閣對我也不合適，我還年輕，我該沖沖看！"
於是，在寒氣襲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橋頭，天空是陰沉的，沒有月色，也沒有墾光，山邊是一片死寂、一片濃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像要壓到我的頭上來，在搖撼不定的吊橋上，我獨立、幻想，更帶給自己不安與疑慮。但是，一種聲音給了我勇敢的啟示，那是橋下的溪水，不停的、穩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著、望著，不知刊。麼時候，出現在我眼前的溪水已變成稿紙，於是我推開《竊憤錄》，移走《歸潛志》，拿起筆，寫成了投給《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是在去年十一月一號發表的，到現在為止，已經十三個月了。十三個月來，我給《文星》寫了十五篇文字，給《傳記文學》寫了一篇，總數雖不過十六萬字，風波倒惹了不少，不虞之譽和不虞之毀一直朝我頭上飛來，大有"折殺奴家"之概！
我是本性嘻嘻哈哈的一個人，嘻嘻哈哈的性格使我不太能用板著面孔的方法去做人處世寫文章。在認知上，我有相當的理智訓練，但這種訓練不太能駕馭我情緒上的自由自在，在情緒上，我是有宗教狂熱的人。表現這種狂熱的辦法在我有兩種：一種是強者的豪邁；一種是犬儒式（Cynic）的憤世嫉俗。在前者，我喜歡有幾分俠氣的人物，田光、侯贏、朱家、郭解、王五一流人，他們雖然不屬於這個時代，但他們的片羽吉光卻是我們這一代的最好營養；在後者，我喜歡第歐根尼（Diogenes）、喜歡伏爾泰（Voltaire）、喜歡斯威夫特（Swift）、喜歡蕭伯納（Bernard Shaw），喜歡他們的鋒利和那股表現鋒利的激情。
這種激情使我對傳統的倫理教育感到不耐，我們的傳統是"君子"式的"儒"，在這種傳統底下，為一般人所稱道的人格標準竟是態度顴預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逆來順受、知足安命、與世無爭、莫管閒事、別露鋒芒、別樹敵、別離經叛道。要敬老……這些標准上鑄造出來的人格是可以想像的。所以在中國社會中，我們看到最多的是三種人，第一是鄉愿，第二是好好先生，第三是和事老。至於等而下之的巧言令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小人、馬屁精、笑面虎，那又更不知道有多少。痛快的說，這些人絕對不能把咱們國家帶到現代化，咱們若要真的振作起來，非得先培養憤世嫉俗的氣概不可！憤世嫉俗並不是什麼要不得的事，尤其我們這個死氣沉沉的老大民族，我們怎麼配說憤世嫉俗要不得？社會給青年的教育，不該是先讓他們少年老成、聽話、做爛好人。應該放開羈絆，讓青年們盡量奔跑，與其流於激烈，不可流於委瑣；與其流於狂放，不可流於窩囊，老一輩的人自己做了"德之賊"，怎能再讓青年人做鄉愿？不讓生龍活虎的青年人去沖、去罵、去詛咒、去上當、去摔跤、去跌倒……試問我們哪裡去找朝氣？社會上不讓青年來做急進的、爽快的、大刀闊斧的言論與行動，試問哪個持盈保泰的老頭子還有這種勁兒？苟能使整個國家年輕活潑到處是朝氣，其中有一些青年發幾句狂言、道幾句壯語、做一點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這又算得了什麼？
在這種認識之下，我覺得上了年紀而又沒有朝氣的人，實在應該有鼓勵青年的雅量。我說這話，並不是建議他們紛紛走上日本傳說中的"姥棄山"，自殺以謝國人。我只是覺得他們大可不必大驚小怪神經兮兮，中國綿羊性格的青年人再狂妄，也可以使這一代的老不爭氣的人頤養天年的！老不爭氣的人實在應該痛感於他們的落伍與失敗，死心塌地的繳出棒子或收起老調，至少不要再想攔路，大模大樣的教訓人。何況在目前的現狀下，由於人浮於事粥少僧多，青年人施展抱負的機會實在受了很大的限制，十年代、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稍後的青年人，擺在他們眼前的道路與境界比較寬廣，一個學成還鄉有志教育的人，弄到個中學校長干幹並不是難事（我父親就是一例）。即使做中學教員，生活的優裕也遠非今天所能比，錢穆做中學教員時代的薪水，已不是今天的中學教員所能想像。在整天想盡辦法為衣食奔走的清苦主活裡，我們不能苛求為什麼今天的中學教員不能進修、程度低落。何況一個青年人，大學畢業出來，找個中學教員也非易事（我個人就是碰壁的一個），運氣或關係好的找到了，哪裡還敢不在"教學進度表"下誠惶誠恐的幫忙執行製式教育？哪裡還談到什麼學術研究？偶爾有力爭上游的人；能出境的要為一日三餐出賣廉價勞力，仰洋人鼻息、度苦悶歲月；不能出境的擠進高等學術機構，每月靜候救濟金式的補助，恭恭敬敬小小心心的在老前輩集體領導下做小學者，甚至參與"學界分贓"，逃避現實，等待升遷，可是他們能等到什麼時候？在老不倦勤的"照顧"之下，他們一點也沒有施展的法子！
以上舉的例，只不過是青年人中在知識上智慧上比較優異的，而他們的前程就已如此膠著、如此晦暗，其他更廣大的一群的徬徨與苦悶，自然更別提了！
從我十四歲到台灣開始，我親身在這種世風、學風與文風里長大，並且親眼看到這一代的兒童、少年與青年如何在長大，在惡補化的小學教育裡、在模子化的中學教育裡、在毫無性靈的大學教育裡、在一窩蜂的留學考試裡，我依稀看到這是一個悲劇的起點，一個惡果的下種。這個悲劇和惡果也許必須在這一代"當家"的時候，才能明顯的看出來。我們的上一代承受了老祖宗們留給他們的悲劇的惡果，現在我們又要承受上一代，眼睜睜地靜候他們的導演和耕耘。十三年來，我對上一代的所作所為已經膚嘗身受，我要但白說，我失望透頂！
在《老年人和棒子》裡，我爆發了我的忍耐，對上一代，我提出了三點疑慮：
第一、從感覺上面說，老年人肯不肯支出這一棒？
第二、從技巧上面說，老年人會不會支出這一棒？
第三、從棒本身來說，老年人交出來的是一支什麼棒？我擔心的是，老年人不但不肯把棒支出來，反倒可能在青年人頭上打一棒！
這些疑慮對我說來，不但完全應驗，並且更有"親切感"--在我繼續寫文章的時候，各種號碼的棒子就紛紛朝我頭上打來！
第一號棒子打過來的是某國立大學文學院院長所聲言的："李敖罵我們不交棒子！其實李敖有什麼東西？我們要交，也不交給李敖！"這話由朋友轉述給我，我聽了，忍不住好笑，我說："交棒子的意思是上一輩退位，這一代抬頭，豈是狹義的給我李敖一杯羹？我李敖也許如他所說一無所有，如果有，那我唯一的東西就是證明他們的東西不是東西！也許我可以用莎士比亞Othello裡那句I am nothing if not critical來罵我自己吧！"
三個月後，我的一段話最能道出我這點微意。
我從來不敢說我的文章是"學術性"的，我也從來不敢說我講的是"中外君子標準的詞令"。我寫文章的目的之一是想告訴人們：那些有赫赫之名的"學術與政治之間"的人物和他們那些一洋洋就數万言的大文章，似乎也非學術性和君子級。他們只是使一些淺人們以為他們那樣的"文字"才是"學術"、他們那樣的"詞令"才是"君子"。從而屍居大專教席，把持君子標準，裝模做樣的教訓年輕人，這種偽善我看得大多了，也實在看不慣了。因此我要寫些文章去撕破他們的醜臉，告訴他們李敖因非似"學者"、"君子"，閣下亦不類"君子"、"學者"，還是請下台來，給學術寶座、君子神龕留塊淨土吧！
這段話看來雖然不太斯文，但卻真是實情。我最討厭裝模做樣，如果在"偽君子"和"真小人"之間必須選擇一個，我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後者。這種性格使我在許多事情上表現得"一馬當先"--當先去做"壞人"。最顯著的一個例子是我二十歲時父親的去世。我父親死後，按照傳統，要燒紙、誦經、拿哭喪棒彎下腰來裝孝子，可是我不肯這樣為"吊者大悅"去做"偽君子"，我的喪禮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場面前挨了臭罵，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可是，在咱們這個偽善的社會，做"真小人"也良非易事。在"偽君子"的眼中，"真小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他們覺得，這個"真小人"的人並不小，他後面一定有後台大老闆。於是，他們開始猜。
最先猜是胡適，後來覺得不像是胡適，乃是胡適的第二代，是胡適的學生姚從吾；後來又不是姚從吾，是姚從吾的學生殷海光，而殷海光就是《自由中國》雜誌上的反調分子！後來又覺得殷海光也不對；於是又拉出一個吳相湘，最後，吳相湘為流彈打著，躺在地上變成了"社會賢達"，他們好像有點抱歉了；於是，"禍首"轉移，又變成了陶希聖！
陶希聖是"現任"幕後主使人，看著吧！不久他還要被他們解職洗冤，另外替我換一個老闆！
我有這麼多的老闆，我真"抖"了！
這就是我所親自領教的上一代的君子們對我的可恥手段。這種手段，不管是"傳統派"的、"超越派"的，乃至"托洛斯基派"的，都是異曲同工的大合唱！
真是合唱！想當年胡秋原和徐復觀互罵，現在他們又眉來眼去了！鄭學稼和任卓宣鬥嘴，現在他們又眉目傳情了！他們這些同床異夢的人兒如今按捺住性子舉行"聯合戰線"，目的說破了，不過在打擊李敖和他們選定的背後靠山而已！我看他們帶了一批唆暖一窩蜂地寫文章、一窩蜂地下館子、一窩蜂地湧進司法大廈，我真忍不住竊笑！恍然大悟我活了二十六年，今天才知道什麼叫做"疑神疑鬼"！他們這樣子亂棒圍剿、惡言栽誣，我只覺得他們可憐。我在答吳心柳先生的信裡，曾這樣的批評他們說：
就是這些人，他們居然在三十年代的中國，扮演了一副角色，直到六十年代的今日，還在跑他們的龍套。這是何等可憐！又何等可悲！
他們代表上一輩中最好勇鬥狠言偽而辯的一群，也是既不擇手段又神經過敏的一群。以他們那種悲慘的身世與遭遇，他們已經無法了解什麼是獨立的人格，更無法想像真正的男子漢是一副什麼模樣？他們總以為一個六十年代的年輕人一寫文章，就一定有後台老闆的撐腰，他們自己靠大樹靠慣了，看到別人獨來獨往，他們就覺得彆扭了！
從某些角度看，這些愛舞文弄墨的上一世代的人兒還算是高明的，因為他們比起另外一批老頑固來還算不頑固。另外一批老頑固是義和團式的國粹派，這批人的迂腐與酸氣，簡直使人吃不消；與這些老頑固相映成趣的是一批新頑固，在新頑固的編織下，台灣變成了十足的"文化沙漠"，報紙上的陳腐輿論、文壇上的八股文藝、雜誌中的爛套掌故、學校裡的膚淺師表……到處被他們攪得烏煙瘴氣！
在這種世風、學風與文風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是可憐的！他們缺乏營養、缺乏氣魄。可是這不能怪他們，該怪的是環境與教育。充滿了失敗經驗的上一代人們沒有理由責備這一代，像鄭學稼先生所高調的：
今日台灣的同年齡的青年，不能想像〔有"浪子"氣質的〕那世代人所干的事。一個國家的青年，騎單車，以太保太妹的姿態馳騁於西門町和衡陽街，總不是這國家的需要！ （《文星》三十八號，《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鏡子》）
不錯，就算這一世代中的"太保大妹""不能想像那世代人所干的事"，但是我們卻知道"國家的需要"似乎也不是"那世代人"的盲動與亂來，那一世代的英雄們曾為國家亂播了一陣種子，如今他們雖然表面上以"浪子"回頭的姿態出現，並警告這一世代說："老子過去的事不准研究！研究就是幫助敵人，破壞團結！老子就要告你誹謗！"但是這一世代的青年人並不在乎。這些，他們知道，他們是清白的，他們沒為國家做過孽！他們今日的缺乏營養與氣魄，是戰亂流離的必然結果，這個責任，要由上一代來負！
什麼樣的環境與教育便會造出什麼樣的人才：在三十年代的知識分子中，我們已經找不到像十年代蔡元培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個蔡元培，我們便找不到第二個人能代替他；在四十年代的知識分子中，我們已經找不到像二十年代傅斯年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個傅斯年，我們便找不到第二個人能代替他；在六十年代的環境與教育中，我們不能苛求為什麼這一代青年竟表現得如此缺乏營養與氣魄，"太保太妹"這麼多！我們要追問："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
在上一代人的午夜夢迴們心自問的時候，他們不能想像他們一手造成的"文化沙漠"裡，竟會長出仙人掌。但是令他們吃驚的是，即使在這種風氣底下，一些仙人掌居然能掙扎出來，朝他們譏諷、向他們抗議。他們的感情上處心積慮的想把這些奇花異草壓抑、剷除，甚至"捉將官裡去"！但是在理智上，他們不得不納悶，納悶地尋思："這真是奇蹟！"
同樣感到是奇蹟的，是這一代青年人自己。他們沒想到在渾噩的環境中他們竟聰明；在催眠的教育中他們竟甦醒，他們從濃妝豔抹的上一代的手中拿到了脂粉，但他們卻不跟著老妖怪們學習美容，他們知道如何打扮自己、如何淡掃蛾眉！
當然他們很警覺，他們知遣現在是一個帽子亂飛的時代！他們知道三十年代的文人陷害異己是不擇手段的--這種人最喜歡把自己戴過的帽子朝對方頭上戴。這一代的青年們對跟那些時代的泡沫們窮纏並沒有興趣，因為他們志不在此！他們有他們真正的遠景和抱負，有他們現代化中國的藍圖。他們只願意跳過這些時代的泡沫，希望這些大老爺們別來絆腳，如果大老爺們硬不識相，有時也必須在他們腦袋頂上拍一拍，好教他們清醒點，把路讓開！
在寬廣浩瀚的前程中，老不成器和老著臉皮的上一代們，都不是新時代知識分子的"敵人"，因為他們早該是舊時代枝頭的落花飛絮，早該凋謝、早該銷聲斂跡、早該躺在床上，背一句臭詩一一"看射猛虎終殘年！"
迷失一代的青年人必將回歸到憤怒的一代，他們之中，渾噩的終將聰明；沉睡的終將甦醒；缺乏營養與氣魄的終將茁壯。這些轉變的酵素不待外來，他們必須靠自己！
做為一個現時代知識分子的小角色，我自知我自己只不過是一個熱心的小人物，一顆滿天星斗的小星。能力與際遇的安排也許只能使我做一個吵吵鬧鬧打打前鋒的小戰士，在憤怒的青年人中，我深信會有大批的主將到來。如果我有點自知之明，我會知道我不是一個"勇士"。有多少次，在深更半夜，我笑著對自己說："我不是勇士！從某些觀點來看，也許我是懦夫。如果我不是懦夫，我不該向那些時代渣滓們消耗我的精力！在水深波浪闊的時代裡，我是多麼渺小！多麼無力！又多麼短暫！我只能在環境允許的極限下，赤手空拳杵一杵老頑固們的駝背，讓他們皺一下白眉、高一高血壓，大概這是我最大的能耐了！我還能怎樣呢？"
這低調，實在是我的基本態度。這種基本態度的形成對我來說是很當然的事。我在憂患里長大，精神上，我經歷過"太保太妹"們不太能經歷的苦痛。個人的理智訓練與宗教狂熱在我所經歷的環境底下，已被我濃縮或轉換成大多的消極與憤激，多少還夾雜著一點玩世和不恭。另一方面，生活的壓迫使我接二連三歷經著苦惱的副業--從寫蠟板到送報、從進當舖到案牘勞形……這些生活未節在無形中增力，我精神上與精力上的負擔，雖然起碼的堅韌使我不會倒下去，但是我也不太容易站起來，這大概也是我低調的一個來源。大概以我的能力與際遇，我一輩子也不會喊"後來居上"、"超越前進"的高調，這是非常不可救藥的！
但我的低調也有好處，這就是可以滿足一個小人物的自我清高。一個低調的人經常的表現是消極的不合作主義、杯葛主義、麝一般的自毀主義、寧為玉碎主義、不妥協主義、陶淵明主義。在亂世裡，這種低調而堅強的態度也未嘗不是既苟存性命又勉強做人的一法，有時候在我看來，這甚至是唯一的方法！可嘆的是，今日潔身自愛的知識分子中，連陶淵明那種可以，養廉"的"將蕪"之"田園"，都不可得了！
雖然是窮光蛋，可是也要窮得硬朗，老一世代的人們也該想到新一世代的青年人中，也會有"貧賤不移"、"風骨嶙峋"的硬漢，不要光是拿細人之心度人！只要老一世代的人不老眼昏花而死，他們總會看到這一代卓越知識分子的人格與風範。這些並不是他們身教的結果，這是他們的造化！
十三年來，我從兒童變成少年，從少年變成青年，困擾與苦難並沒有使我忽視這十三年來的眾生相，也沒有使我這低調人生觀高調一點點。我的消極是：自己不做鄉愿，中國少一鄉愿；我的"積極"是：打倒幾個"偽君子"，宣布幾個"偽君子"是鄉愿。如此而已。我深信的人生哲學很簡單：能少做一分懦夫，就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與覆巢同下，希望自己不是一個太狼狽的"壞蛋"；如果置身釜底，希望自己不做俎肉，而是一條活生生的遊魂！
由十三年來的沉思默察轉到十三月來的文壇爭戰，我已經飽受攻擊和低毀，不管流彈和棒子怎麼多，我還是要走上前去。兩句改譯的印度古伽拉德青年詩人的話經常在我的耳邊響起，那是一一
你已經吞了不少苦藥。
請再勇敢的喝了這杯毒酒吧！像一個賣藥遊方的孤客，我走到這社會裡來，十字街頭是那樣晦暗，我打開背囊，當眾吞下了不少苦藥。觀眾們說："恐怕藥太苦了！"我說："怕什麼呢？我吃給你看。我還有一杯毒酒！"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