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5年是藏歷木雞年，木雞年的正月初一和漢族農曆乙酉年的正月初一恰好是同一天，這樣的重合併不多見，而重合之年對我來說有著另一層含義，那就是我和我的朋友德吉才讓喇嘛約定的日子悄然來臨了。半年前德吉才讓就在電話裡對我說：“你們漢歷年和我們藏歷年重年的這一天是最最好的日子，是漢神和藏神聚會喝酒共同歡娛的時候。這一天你來我們塔爾寺，我給你點燈。”
於是我欣然前往。大年初一的塔爾寺不收門票，所有的殿堂門口僧寶隱退，佛寶出世，幽靜得就像最古老的歷史。德吉才讓喇嘛念著經替我在宗喀巴的法座前點了兩盞燈，我們獻了酥油和哈達，在靜默中享受了一會兒佛境的深寂與超然，然後就去踢足球。塔爾寺寺門內的廣場上，早就開始了一場不拘人數的喇嘛足球賽，我立刻加入其中，和幾十個紅袈裟的喇嘛糾纏在一起，正所謂“其樂也融融”。晚上，素宴之後，我們住在了德吉才讓的僧舍裡。聊到夜深人靜，我仍然沒有睡意，便打開電腦修改《敲響人頭鼓》。金剛鈴的聲音隨風入耳，值夜的喇嘛把經念成了神秘的悄悄話。我突然意識到，我的責任編輯周昌義是對的。他說：“莊嚴的宗教氣氛和作者的調侃是不協調的，尋鼓人自稱'七匹狼'的描寫應該淡化。”我立刻決定把調侃全部刪去，把“七匹狼”全部刪去。雖然不怎麼幽默了，卻少了許多“眼障”和“落差”。美就是和諧，雖然喇嘛是吃肉的，但正兒八經的素宴上，最好還是不要有葷菜。一個作家畢生要做的，大概就是把永遠的不和諧變成短暫的和諧，把真實的不和諧變成虛幻的和諧。
寫到這裡，我才發現，我這個人最不擅長的就是創造和諧，最擅長的就是在不和諧的兩極中掙扎。過去我習慣於在抒情與敘事之間掙扎，現在我又習慣於在真實與虛構之間掙扎，在表達與掩飾之間掙扎，在世俗與宗教之間掙扎。我是掙扎一次完成一部作品，所以我永遠不能耐著性子花幾年或者十幾年時間去醞釀琢磨一部作品，因為掙扎是一個急於解脫的過程，我怎麼可能讓一根繩子捆綁我那麼久呢？解脫了一根繩子，再去尋找另一根繩子，在自我綁縛和自我解脫中獲得最大的滿足與快樂，這大概就是我了。文學是戴著鐐銬跳舞，所有的作家都一樣。不同的是，別人一生只需要一種鐐銬，而我是希望一年換一種，這一種鐐銬舞還沒跳好，就又去跳別一種鐐銬舞了。好處在於我的經歷和體驗比別人豐富一些，不好之處在於也許所有的舞蹈我都跳不精道。 “十年磨一劍”是我對自己的勉勵，但我們都知道，一個人往往做不到什麼才會標榜什麼。比如，最清醒的人通常要把“難得糊塗”作為座右銘，最不能忍的人通常要把一個大大的“忍”字掛在家中最顯眼的地方。我大概就是這樣一個表裡不一的人，常常忍不住捫心問自己：“鐵棒自有鐵棒的用處，為什麼非要磨成劍呢？”一直關心著我的《當代》編輯希望我一把又一把地拿出寒光閃閃的寶劍來，可我總是辜負他們，拿出來的仍然是粗鐵。好在作家不似官員、演員和運動員，年齡對他們的限制不是太嚴格，他們任何時候都可以說：“我這才開始呢。”是的，我這才開始。夢是大家都可以做的，一根粗鐵夢想成為寶劍，這本身就是一個飽含激情的過程，是一次幸福快樂的旅行，而不是結果。還是食指說得好：“相信未來。”“相信未來”的重點在於“相信”，而不在於“未來”。未來是什麼，誰也不知道，也沒有必要知道。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就是那些知道的太多的人。我一無所知，所以我是幸運的。
《敲響人頭鼓》便是一次幸運的尋訪。我們藉用人頭鼓填補了我們的無知，卻暴露了我們更大的無知。說得形而上一點：這是一部橫穿青藏高原的書，橫穿是為了抵達，抵達彼岸。可是我們抵達了嗎？我們的追問是這樣的：深藏不露的人文源頭在哪裡？表達未來的神語真言在哪裡？靈異巫統的血脈、藏地文化的骨髓、古老宗教的密碼在哪裡？今天的人文平台是否能夠開演昨天的戲劇？當遼闊的原野和壯麗的雪山成為人文機密的避世空間時，我們的全部精神就是去聆聽已在萬山叢中被隱隱敲響了的人頭鼓。
人頭鼓正在敲響的雅魯藏布江一如既往地流淌著，喜馬拉雅山托起的天空上，那原始雲朵背襯著的已不再是無邊的混沌而是文明的湛藍了。而對苦苦尋訪人頭鼓的我們來說，這是一次生命歷險和激情出走，是一次肉體漂泊和靈魂放逐，在文化上是尋根，在精神上是尋夢。 ——流浪沒有盡頭，而回家的路就在身後。
至於《敲響人頭鼓》的寫作過程，就不想再囉唆什麼了，因為作品本身就足以說明一切。唯一想說的是，文中那九首用楷體和詩歌的形式排出來的歌詞，其實不是唱出來的，而是吟出來的，也就是說它們還沒有被作曲家譜成歌曲。我希望在這部作品出版之後，它們能夠成為真正的而不是虛擬的歌曲，進入我們的音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