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電話號碼很好記，選得很好。在我小的時候，每年總是在特定日子裡有人打電話來騷擾，後來也習慣了。這一件小事，讓我家與“十信案”稍微扯上了那麼一點點的關係。
“十信案”為台灣史上最重大的經濟犯罪案件。 “十信”即“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信用合作社除了不能做外匯外，已經有點兒類似銀行的功能了。而十信長期以來都是由國泰集團的蔡萬春家族控制的。在1960年，蔡萬春因需大量資金投資土地，想從十信調集資金，故在十信發起“一元開戶”的方案，使得短短時間內台北十信存款就突破一億元，成為當時台灣數一數二的信用合作社。
早期的台灣人，習慣把賺的錢通通藏在家裡。改變這個觀念的重大原因是20世紀50年代末期的“八七水災”，這次颱風造成的水災使得中部災情慘重，到現在為止，都還算台灣史上最嚴重的水災。這次水災，使藏錢在家裡的百姓損失慘重，因此有了將錢存在金融機構的觀念。相較於銀行的高高在上，加入手續簡單的信用合作社就成為一般民眾存錢的首選。
到了20世紀80年代，蔡萬春的兒子蔡辰州當選“立法委員”，並開始將大量資金投入房地產事業。大家都知道，投資房地產總要打通許多關節，所以其中的內幕可想而知了。但後來，當局開始發現十信有不正常放款及庫存現金偏低的現象，經過多次警告，仍無改善。一直到後來，放款總額已經超過存款總額而終於一發不可收拾，導致崩潰。
“十信案”的爆發，嚴重傷害了台灣投資人的信心，弊案金額超過一百億元，數千存款戶一生的積蓄也血本無歸。這件事也導致一堆大小官員辭職或下台，牽扯到的人數達到兩百多人，最高的已經涉及當時的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蔡辰州本人被捕後，在判刑前夕也掛掉了。
“十信案”讓台灣民眾看清了國民黨與財政金融間盤根錯節的腐敗關係。蔣經國非常之震怒，在過去黨政不分的時代，蔣經國下屬的應該有三個秘書長：“總統府”，“中央黨部”，“國安會”。本來蔣經國都很放心將事情交給他們做的，“十信案”以後，蔣經國開始變得事必躬親，身體狀況也因此越來越差。
有人說，“陳文成案”、“江南案”讓蔣經國看清了情治單位的擺爛以及流氓心態，那麼，“十信案”讓蔣經國看到的就是整個國民黨權力核心以及中層黨工極度腐敗的真相。
蔣經國決定重振黨風，革新體制，組成嚴家淦領導的十二人小組研議政治革新問題，這十二人小組的成員在“十信案”中涉案成分最少。而且蔣經國也藉此機會安排李登輝和其他大佬們互動，在很多決策上，他會當面指示李登輝，以便於李在十二人會議上發揮影響力。而嚴家淦中風後，李登輝也就順理成章出任召集人。
李登輝在黨內的地位，從此又更上了一層樓。
至於我家的電話，當初是跟某位“十信案”的重要關係人買來的，而這個傢伙在“十信案”後就被暗殺了。所以每年一到他被幹掉那幾天，總是有騷擾電話打來，一直到好幾年後才慢慢消失。
離“解嚴”就只剩幾年了，一切都已蓄勢待發，就等衝破的那一刻。黨外人士也開始越來越有組織，雖然美麗島事件相關人物大部分都還在牢裡，但年輕一代的人已經紛紛投入這波浪潮之中。而蔣經國在晚年也已看得很清楚，蔣家接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未來國民黨的政權不可能重返大陸，所以必須為國民黨在台長久執政埋下基礎。打根基的步驟有二，其一為改造黨的體制，其二為拔擢台籍精英以及國民黨青壯的第三代，以本土化與反對分子對抗。
所以，不管是國民黨黨內還是黨外，青壯一代都陸續在這幾年出頭了。
1981年，大家最熟悉的陳水扁和謝長廷，在擔任“美麗島”辯護律師後，同時都當選了台北市議員，並且都是在同一選區。往後十幾年，從市議員一直到“立法委員”，他們兩人都一直在號稱全台第一戰區的台北市第一選區競選，每次兩人也都高票當選。也許第一選區正是因為有他們這兩位“巨星”，所以才特別令人矚目。
我家剛好就是在第一選區，旁邊有間小學的操場及廣場，常常都是候選人發表政見的地方。從小，我就見識到這兩人十幾年來亦敵亦友、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說也奇怪，國民黨籍的候選人很少辦政見發表會，看到的都是黨外候選人，而黨外候選人的場子永遠都比國民黨的熱鬧，也許是國民黨人都已經習慣那種篤定當選的情況了，所以不太積極。常常都是晚飯吃飽後，全家扶老攜幼，到政見會場去聽演講，吃著民主香腸，逛逛小書攤。大人們都在前面聽，小朋友就在後面玩起來了，那種感覺反而讓人不覺得有什麼政治氣氛，像是種家常便飯後的娛樂活動一樣。
雖然陳水扁當選了市議員，但他的政治生涯也不是從此就一帆風順。到了1985年，陳水扁辭去議員職務，回台南故鄉代表黨外人士競選台南縣縣長，但是落選。他老婆吳淑珍在後來陪同謝票行程中，遭到車禍，並導致終身殘廢，到現在，這到底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一直都說不清。但也因為這一件事，陳水扁得到不少人的同情。
1986年，陳水扁擔任社長的《蓬萊島》雜誌社因報導國民黨籍“立法委員”馮滬祥論文抄襲他人著作，而被判刑一年。這件事有很明顯的政治力介入，為“蓬萊島案”。同一年，吳淑珍代夫出征當選“立法委員”。後來陳水扁出獄擔任她的助理，可是大家都知道實際上是陳水扁在出主意的，所以那時陳水扁有個綽號叫“影子立委”。
謝長廷的從政歷程跟陳水扁差不多，不過那幾年他都在台北市擔任市議員。跟陳水扁大刀闊斧的形像不同，謝長廷一直都給人細膩的形象，就是那種會把法案及弊案慢慢地、細細地一點一點切開，再慢慢地一點一點推翻的那種個性，一直就是給人細心又機智的形象。所以那幾年總有人說，陳水扁是把關刀，揭弊時一刀讓人斃命；謝長廷是把沙西米刀，可以慢慢解剖敵人。
他們兩個人不僅是同輩、同期，又在同一個選區出身的，要叫誰服誰，都不會服氣，但在後來為了大局，也常常會有自我犧牲的情況出現。
至於那時候剛開始崛起的國民黨新生代人物，大部分都是循“黨國體制”下的官僚升遷管道在進行，也就是可能在當局部門裡擔任過職務後，又在黨裡擔任一些職務，但大部分都是政務及黨主席同時擔任的。
如馬英九，他在留學回台後，因為家世清白，又是“忠黨愛國”世家，因此被推選為蔣經國的英文秘書，從事翻譯工作。當時小馬哥可真是年輕帥氣啊！每次蔣經國接見外賓，就見到馬英九坐在中間翻譯，新聞一放出來，不知道當時讓多少女人為之注目。這幾年間，馬英九也擔任國民黨內的第三副秘書長。國民黨設有好幾個副秘書長，各有不同的職務，而馬英九擔任的這個第三副秘書長，其實就是專門針對大陸的。接下來，他也通過了進入官僚系統的甲等特考，正式開始官員的生涯。
宋楚瑜的經歷也是差不多，但他比馬英九早了一個梯隊。他在20世紀70年代末從國外留學回來時，蔣經國還在擔任“行政院長”。他也是經過推薦擔任蔣的英文秘書，後來一路青雲直上，成為政治紅人的。後來他擔任新聞局局長，尤其在台灣當局與美國斷交時，他在記者會上宣布當局立場的“正氣凜然”之貌，一夕之間吸引了不少了女性Fans。到了1984年，他在國民黨中央擔任副秘書長，當時算是小馬哥的老闆。
他們兩位在二十幾年前都非常帥氣，又在黨內有非常光明的前途，誰都知道他們以後的仕途是一片大好。
至於連戰，他的經歷也跟上述兩位差不多。但當時他實在太過低調，大家也沒什麼拿來好說的了，只知道國民黨內有這麼一個普普通通的人物而已。
在這裡，我無意把現在所有在檯面上的人物拿出來點評一番。不過，這二十年來黨裡派系的分分合合、恩怨情仇，以及黨與黨之間的合縱連橫、亦敵亦友實在太過精彩，可說是直追，只不過武器從刀劍變成言語及宣傳策略，攻略從土地變成人心。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些資料，我在這裡說的只不過是我所看到的側面，一家之言而已。
早期台灣無線電視台只有三台而已，三台編排的內容也都大同小異。早上，開始晨間的新聞節目。後來有一段時間為了鼓勵小朋友早起，早上起床時間也放些卡通影片。
到了中午，會有些小型綜藝節目和新聞。一般說來，中午新聞都是閩南語的，待播完後，電視節目就停止了，到了下午四點才又開始播。下午四點後可能就是些主婦節目或卡通影片（因為小朋友都下課了）；晚上七點則是新聞節目；新聞後是連續劇，從八點到十點這段時間稱為“黃金時段”，八點播出的連續劇則稱為“八點檔”；十點後則播一些音樂節目，比起現在，算是很早就收播了。
前面說過，三台分屬於黨（中視）、政（台視）、軍（華視），存在著一種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在某些特殊時刻也會進行聯播。在我們那個年代，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雙十節”三台主播十幾個人坐成好幾排，輪流播報新聞的盛況。當然，在早期只有三台，並且新聞只有早、中、晚各報一次的時代下，新聞中所呈現的台灣都是一幅國泰民安、公平正義的美麗畫卷。
但三台節目大同小異，又大多陳腔濫調，民眾看了也無聊。因此，20世紀70年代中期後，有些商人開始自行在大街小巷間拉有線電視線，播放一些不具版權的錄像帶節目，這樣，頻道一下就多了十幾個。當時這是不合法的，所以警察不定期都要來拆線一次。民眾稱這些節目為“第四台”，其實就是有線電視節目。
初期的“第四台”主要播放鄰近國家（尤其日本）的衛星節目，還有一些電影的錄像帶、股市信息、等，甚至還有色情節目，反正影像品質普遍都不怎麼好。後來有一段時間，第四台為了順應民意，還會放一些候選人的政見發表、“立法院”的開會過程、街頭運動實況等。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出生的人，都是在80年代初紛紛進入小學的。小學共分低、中、高三個年級，又各有兩個年級。一二年級的時候都覺得五六年級好大呀，心中充滿了敬畏感以及期待感。但現在來看，不管是一年級還是六年級，還不都是死小孩！
台灣小學教育的課程，以傳統又官方的說法，是“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因此，當時的課程設計，一學年分上、下兩學期，除了主科——國語、數學、社會、自然、生活與倫理以外，還有體育、唱遊、美勞、書法、珠算等課程，另外還有一個很有時代性的“保密防諜”教材。
我想大陸的朋友比較感興趣的是，那個年代台灣小朋友政治社會化的過程，而過去當局也一直將政治思想及意識形態在教材裡灌輸給我們，所以就簡單說一下吧！這些觀念主要是在國語、社會、生活倫理以及保密防諜課程裡出現。
在國語課本里，每一課都有些小文章，下面會有幾個生字讓大家練習。可能那一代小朋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蔣介石看小魚逆流而上的故事了：
蔣公從小就不怕勞苦。他每天都要灑水掃地，幫著母親到園裡去種菜。母親織布的時候，他就在旁邊讀書。
有一天，他到河邊去玩，看見河裡有許多小魚，向水的上游遊。因為水太急，幾次都被沖下來，但是小魚還是用力向上游。
蔣公看了，心裡想：“小魚都有這樣大的勇氣，我們做人，能不如小魚嗎？”
蔣公小的時候，不怕勞苦，又很有勇氣，所以長大了，能為國家做許多事。
（以上源自小學二年級上學期第十二課）
一般死小孩看到魚，大概就只會想抓來玩或吃掉吧。當年，老師們都喜歡拿這個故事來鼓勵小朋友要努力向上。聽到激動處，一些感性的小女生已經感動得稀里嘩啦。
這是很典型的關於蔣介石的小故事。而政治教育也體現在兒歌裡，以前有首大家都會唱的兒歌叫《哥哥爸爸真偉大》，是這樣寫的：
哥哥爸爸真偉大，名譽照我家，
為國去打仗，當兵笑哈哈，
走吧走吧哥哥爸爸，家事不用你牽掛，
只要我長大，只要我長大。
後來長大了，才知道這首兒歌還有後面三段，一段比一段激昂，一段比一段殺紅了眼。到了最後一段已經是：
革命軍人真偉大，四海把名誇，
拼命去殺敵，犧牲為國家，
殺吧殺吧革命軍呀，我也要把姦匪殺，
只要我長大，只要我長大。
很兒童不宜吧！可能當時的教育工作者都還有點兒默契，覺得這最後一段兒童太難理解，索性不教了。
抗日歌曲的歌詞也是課本里面的內容之一，最具代表性的是《旗正飄飄》。而且，這一定是老師指定要背並默寫的課文之一，到現在我都還會背。 “旗正飄飄，馬正蕭蕭，槍在肩，刀在腰，熱血似狂潮……”
我上到五六年級的時候，隨著時代的開放，這些課程也慢慢地消失了。
至於生活與倫理，按照出版綱要，即介紹給小朋友做人做事的道理。那時，課本總是強調蔣介石如何在台灣復興中華文化，以中華文化教導小朋友學習做人做事的道理——因為，蔣介石繼承了中華文化的複興使命。不知道聽過多少老師陶醉地說，中國五百年出一次聖人，所以蔣介石繼承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朱熹……中山先生之中華文化五千年的道統，尤有甚者，一激動把蔣經國也給加進去了。
而保防教育，光是看名稱就知道是什麼內容，就一本小書，裡面有許多的小故事，不外乎受不了美色誘惑、食物誘惑或金錢誘惑就出賣了機密和情報等。小朋友哪懂得那麼多大人的世界啊！只有每次在保密防諜的演講比賽上，最後總是要加一句“小心匪諜（音拉長），就在你身邊（加重語氣）”，然後再重複一次。
社會課主要就是介紹簡單的社群及社會觀念，比較城市與鄉村的發展形態。到高一點兒的年級，就開始上些簡略的歷史及地理課程，以及台灣發展、社會現狀的介紹，裡面一切有關台灣社會的內容都是那麼和諧美好、欣欣向榮。
小學的一天
我以前讀小學時，早上七點半前要到校。不過可能是住得離學校太近，過於鬆懈，所以還是幾乎天天遲到。一遲到，校門口就會有許多糾察隊在登記班級名字，並報告老師，有時候還會罰站，再統一帶回教室。
早上到學校後就開始早自習，然後會分派打掃任務，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掃地區域。另外學校外圍環境也要出去打掃，只不過常常會順便出去買零食。
早上時間會有校內廣播節目，都是小朋友們自己錄製的，每天會有不同主題。有時候居然還會有“訪問台北市長”這種節目出現，不過這個“市長”也是小學生自己充當，所以也常常出現許多小學生一廂情願的問題及答案。
八點左右要升旗，在小學三四年級時幾乎是天天要到操場升旗，不過到了六年級後，就不是天天升旗了。到操場前，各班都會先在教室前面走廊排好隊，然後音樂聲響起，就一班班地慢慢走下樓，向操場方向前進。當時的台灣小學，以我在的都市區小學來說，一班幾乎都是五十幾個人，一學年約有十二三個班。所以學校操場比起大陸的小學，都大很多，足夠容納學校近四千個人聚集。
各班都走到定點後，台上的司儀就會統一喊整隊口令，待整完隊後就開始升旗。這時，樂隊又開始演奏音樂，四個小朋友各拿著旗子的一角高高舉起進場，走到升旗台上。升旗都會先唱歌，待唱完後，旗幟才會隨著歌聲緩緩升起。
升完旗就由校長、各室主任等人輪流上台講話，不過基本上小朋友不太會聽，都在下面偷偷聊天。朝會完後全校就會來一段“國民健康操”，台上總是有幾個同學在帶領做動作，小學時有被選上去做過一次，真是超丟臉的。每週一天是周會，就會請外面的講員或表演團體來校。週會比較講究，還要先讀“國父遺囑”及敬三鞠躬禮。不過週會時不用上課，坐在操場上就好了，台上講得口沫橫飛，下面聊得也不亦樂乎。
小學大概的課程前面有講過了，另外就是體育、美勞、唱遊等課。台灣的小學生，在體育課時最喜歡玩的大概就是躲避球，玩法簡單來說就是外圈的人拿球砸內圈的人，被砸到的就只好出場到外圈去。這樣，外圈的人越來越多，內圈的人越來越少，也越來越容易成為目標。後來幾年，日本以躲避球為主的卡通《鬥球兒彈平》大流行，我就看到一堆小孩子，玩躲避球時，當球一丟出去，總要喊些什麼力量球（或焰之球、龍捲旋風球、閃電球……）之類的，球上也被畫一些火焰之類的，然後學一些卡通里華麗的投球動作（雖然說那樣在力學上根本使不上力），結果亂投還打到自己人，真是笨蛋小學生。除了躲避球外，體育課比較特別的還有教扯鈴，但是我只會讓它轉動而已，每次看到其他同學做出一堆超華麗的動作，都會很羨慕。動作都是有名字的，比如螞蟻上樹、巴黎鐵塔什麼的，並且每次都會看到有人在比賽拋高。但是有一次自己試著拋高，掉下來打到了頭，很痛，就再也不敢玩了。
美勞課有專門的美術教室，教些簡單的素描、水彩、剪紙、雕刻等東西，大部分是一邊玩一邊做的。唱遊就是音樂課，低年級時老師會把風琴搬進教室裡，一邊彈琴，小朋友們一邊在教室裡唱唱跳跳的。唱遊課可能是當時最喜歡的課了。到了中年級後，有音樂教室。在台灣，小學幾乎都會教吹直笛，印象最深刻的是吹完一節課後，口水都會從直笛口流出。惡劣的死小孩們，還會拿笛子裡的口水去甩人。另外，音樂課裡必教的歌曲一定有“蔣公紀念歌”及“國父紀念歌”，不管唱到第幾冊，前面一定有這些歌。
上課時間，若不是級任導師（班主任）的課，他們八成是在辦公室裡的，可能批改作業簿或寫家庭聯絡簿。說起這家庭聯絡簿，就是老師跟家長聯絡的最好工具了。每天聯絡簿一發回來，總是忐忑不安地打開，看看老師有沒有寫今天在學校幹的壞事，如果不是什麼好事情，回家後還要再戰戰兢兢給媽媽看，這下，簡直就是兩個對付我一個了。
到了十二點，吃午飯，每一班都有蒸飯設備，早上拿進去蒸，中午就可以吃熱騰騰的便當了。不過像之前也說過，麥當勞這類的快餐業者也開始搶攻小學的外送市場，所以，每當中午麥當勞送餐的“大哥哥”出現在小學門口時，總是成為被包圍的對象，中午吃麥當勞的同學會成為大家羨慕的對象。此外，也有許多外送的便當可以訂購。雖然如此，大部分的人都還是自己帶便當蒸飯。不過不知道為什麼，我從小就不喜歡吃蒸過的飯菜，總是會吃剩飯，所以後來老師就派了三四個同學陪我一起吃，盯著我把便當吃完。
下午上課後，三點再掃一次地，四點就可以放學了。放學都有“路隊”，就是以家的位置作為一組，區分你在哪個路隊，算是一起走比較安全。高年級一點兒的小朋友每班輪流擔任交通隊，要負責交通安全指揮，帶個黃色塑膠盔及反光背心，別上一個“交通隊”的臂章，在早上及放學回家時在學校旁的路口，按著紅綠燈，拿著長長的交通桿阻止汽車通過。說也奇怪，從小學一到六年級就有遲到習慣的我，一參加這個交通隊居然一次都不遲到了。
放學後，回家的回家，上才藝班的去上才藝班，也有不少人流連在電動遊戲間。那時候有個流行的名詞叫“鑰匙兒”，即回家後，父母上班還沒回來，只好自己帶鑰匙打開家門。
上了小學五年級，學校也開始有社團了。不過小學時很單純，大部分就是圖書社、手工藝社、環保社等比較正常的社團。有個大陸朋友比較陌生的台灣學生社團叫“童子軍”，是個國際性組織，跟軍隊一樣有各種層級跟技能，還有專屬的製服，但是現在比較偏向服務性組織及社團。在小學時一些同學都參加了，沒參加的小朋友喜歡酸葡萄地說那是有錢人家小孩的遊戲，其實童子軍的配備一堆，還真的要家庭環境比較好的才能負擔得起。
台灣的小學裡還有一種特殊的活動，叫“自治市市長選舉”，簡單地說，就是小學是個自治市，要選出一個市長來。這是三年級以上限定的活動，就跟一般競選一樣，候選人要上台發表政見，於是好幾年都聽到“要建議學校蓋活動中心……”終於，這個政見在我小學畢業15年後實現了。然後在競選期間，由推出候選人的各班自己畫海報到其他班去宣傳，勇敢一點兒的也會“深入敵營”，這時就要老師出面來維持秩序了。當然也有如“大人的世界”一樣，總是會有些繪聲繪色的傳聞存在，什麼請吃糖果、請喝可樂啦，但總體說起來，小朋友還是比較單純。雖然選出來的“自治市市長”也是像徵大於實質意義，但在這種活動裡，也學會了什麼是投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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