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幼兒園中班的年紀，妹妹也跟著上小班了。她跟個拖油瓶一樣黏著我不放，害我都不能跟小朋友一起玩。一不小心把她給丟了，她又在那邊哇哇大哭。
我開始帶了一些小教材回家看，爸爸會幫我複習。有篇講蔣介石的小故事及文章，爸爸念給我聽，念著念著，他就叫我自己念了。我接著念，彷彿聽到爸爸嘴裡發出“哼”的一聲。
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這事。所以啦，那時候總是聽爸爸他們在討論政治，蔣介石來蔣經國去的。一天，我也突然說：“那個蔣介石……”爸爸一聽大驚：“小孩子不要亂學。”
1982年，影響台灣社會最巨大的不是政治事件，而是港劇《楚留香》的播放。這是第一部正式引進台灣電視台的港劇。在那個只有三個台的年代，這部劇居然創下70%的超高收視率。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每到《楚留香》播放的禮拜六晚上，街上的人都空了，店也都關了，出租車索性也不跑了，通通都回家看《楚留香》。
也難怪，當初台灣電視劇的水準實在太爛。以早期台灣的武打劇來說，拍攝非常粗糙，全是簡陋的棚內景。這還不算，比如插個幾根茅草，一個人蹲在草旁，追兵就看不到他（請自行想像舞台劇的風格）。好不容易要到武打的高潮了，但出手前，都邊互繞圈邊廢話一堆，講個十來分鐘後，真正交手僅花三秒鐘，真是讓人看了好心酸。所以《楚留香》一播出，大家簡直被那精美的製作、流暢的劇情所征服。之後，大量港劇被引進，只要有一個台播港劇，其他兩台收視一定慘兮兮。
《楚留香》影響到了各種層面。各種以“留香”、“無花”為名的餐飲茶藝館開了一堆，酒店小姐也多了一堆“蓉蓉”，酒店業者都抱怨週末晚上的生意很差，因為男人都要趕回家看《楚留香》。死小孩如我，雖然不會粵語，但一定都會唱主題曲的最後一句“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玩遊戲時最常用的招式變成了“彈指神功”，其實就是把鼻屎揉一揉彈出去而已。後來，那首“千山我獨行……”（老實說，我現在還是不知道歌名）也變成了出殯送葬一定會演奏的曲目。
後來許多台灣藝人群起抗議港劇的侵略，說是造成工作機會受到威脅。而政府也開始討論這些社會現象，甚至規定港劇只能播四個月。但你想，《楚留香》已經那麼轟動了，要是播到一半突然就沒有了，社會上恐怕會暴動吧！就因為這條例的限制，中視在播到一半之後，只好繼續將《楚留香》版權轉移給華視，真是太便宜華視了。
同時，因為港產武俠劇實在太轟動，因此當局又把它給禁掉。但當時，VHS規格及BETA規格的錄影帶開始流行起來，許多出租店也開始出租盜版的港劇，因此大家紛紛到出租店租港劇了。台灣有個年代電視台，當初就是以代理出版港劇錄影帶而起家的。
既然提到了《楚留香》，我就順便提一下被禁得很慘的金庸小說吧。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金庸小說被禁了好幾本，讀者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盜版書。就拿來說，當初在台灣叫《大漠英雄傳》，原因在於“射雕”兩字出自於毛澤東詩詞，所以就被迫改了。
據說更早以前，不是有“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嘛，問題就出自“東邪”，在東方的桃花島上，有暗喻台灣的意思，所以也被禁了。
在台灣，以前這種事件還不少。台灣有個作家叫陳映真，因為一些政治因素也被抄家。警總人員從他家裡搜出一堆馬克·吐溫的小說來，就說：“馬克·吐溫不是馬克思的弟弟嗎，你怎麼會有他的書？”所以，同理可證，當初很多馬克思·韋伯的書也都遭殃。
甚至連法國作家佐拉（大陸一般翻譯為左拉）也逃不了。明明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翹楚，只因為這位外國作家姓名發音接近“左”，被打入左派，也成了禁書。
很長一段時間裡，當局陷入了這種幼稚的“恐共”症裡。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會被放大，比如說會查人們是否使用簡體字或不使用“中華民國”的年號。或者說忌諱用葵花或葵花圖案，因為葵花“向太陽”。曾經有個報社排版工人，大概是眼花了還是怎樣，在檢鉛字時，因為央、共兩字是排在一起的，所以，排版工人不小心把“中央”兩個字檢成“中共”印了出去。這可非同小可呀，一路從記者、編輯、主編、印刷廠通通查下去。
現在這些事看起來都很匪夷所思又好笑，但在以前可是沒有人笑得出來，一不小心就會扯上“為匪宣傳罪”，吃不完兜著走了。所以說，當年“每個人心中都有個小警總”並不是誇張的說法，這長期的高壓統治讓人民心裡噤聲，並被逼著要自我檢查。
所以，更早一代的台灣人幾十年來已經對政治培養出高度的敏感性，但另一方面也是高度的壓抑性。從傳統台灣人的職業取向就可以發現這一點：為什麼醫生在台灣是受人尊重的行業，每年高考最高分一定都是醫學院呢？應該可以從日據時代說起，當時日本人不讓台灣人讀法政相關科系，因此精英們只能選擇醫科。到國民黨統治，“二二八”事件以後政治這種東西讓台灣本省人徹底感覺可怕與絕望，因此台籍第一流的人才還是繼續讀醫科，對政法避之唯恐不及。久而久之，一直到現在，醫生就變成一種崇高的受人尊敬的職業了。這種情況尤其在台南這個傳統文化氣氛最濃厚的地方為甚，台南人喜歡子弟當醫師，喜歡女兒嫁醫師。
而另一方面，在清代以前，所謂的地方士紳，指的就是退休的官員，或者是一些考過科舉的秀才及比較有學問的人，讓他們來帶領地方的發展。一直到了日據時代，因沒有科舉考試，所以地方士紳就變成了由有能力去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來擔任，如醫生、老師、農改人員之類的。早期台灣受尊敬的職業，除了醫生之外，還有老師。在比較早以前，如果你是男的，或者你是理科，你會被期待往醫生方向努力；如果你是女的，或是你是文科，你會被期待往老師方向發展。當然，老師及醫生的組合那簡直就是金童玉女了，這也符合過去家庭的價值觀。
所以，從這個歷史因素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當初黨外以及後來民進黨，有很大一部分的主要支持贊助者都是南部的醫界人士。
另一方面，傳統台灣人對法律、司法之類的職業就比較有負面態度了，因為台灣人傳統上多數不信任司法是夠客觀公正的——有錢判生，沒錢判死。而律師則被視為是一種不太有道德的職業，只會耍嘴皮子，為了混口飯吃，黑的也要講成是白的。就算你很有正義感，也有可能被對方在法庭外報復，因此老一輩的人會認為當律師有損陰德，不算是好職業。這些觀念其實都可以從歷史上找到原因。
小孩子等到一定的年紀，一定會問媽媽“我從哪裡來”這種問題，媽媽總是支吾其詞。有一次被我問煩了，她就答“爸爸給媽媽打針就有你了”，嗯……現在想想這樣的回答充滿了禪機，倒是挺有道理的。
我的家庭還算美滿，生活一切還都過得去，就跟許多台灣20世紀70年代組成的家庭一樣。父母都是中南部來的人，落在台北定居，父母間對話以及跟朋友們對話幾乎都是講閩南語。但因為環境的關係，我跟他們對話反而都是用國語，爸爸到現在還一直很後悔，說是他沒逼我好好學閩南語。
台灣可以說是一個移民社會，幾百年來不斷有人移入，主要有四個族群，閩南人（73.3%）、客家人（12.0%）、外省人（13.0%）與少數民族（1.7%）。
閩南人及客家人大部分是幾百年來陸續遷入，這兩個族群幾百年來也是嫌隙不斷，過去還常有一些族群及村莊間“械鬥”的事情發生。不僅閩客之間會械鬥，閩南間的漳州人與泉州人也械鬥，慘烈的情況也令人髮指。早期台灣每個村莊都有所謂的“拳頭師”，就是有實戰經驗的武師，因為在械鬥中常常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因此這些武師練的也都是一些如白鶴拳之類實戰性攻擊性較強的拳法。他們還要負責帶領一些鄉勇練武保衛鄉里，所以現在台灣民間常有一些如宋江陣之類的民俗演出，基本上就是從過去械鬥中的作戰陣形中演化出來的活動。台灣鄉間還有許多的“有應公廟”，其實也就是拜那些以前械鬥而亡的無主孤魂。
所以啦，在台灣可以發現一個現象，少數民族大部分都是住在山上——其實他們本來是住在平地的，但漢人來了之後他們被趕走，只好往山上去。而漢人之間的閩南人與客家人又常械鬥，客家人因人口較少處於劣勢，也被趕離平地，所以在台灣的客家人到現在為止，還是聚集在半山腰地區為多。
自從日據時代後，閩客之間的衝突有意被壓制下來，到了現在，雖然相安無事，但一些習慣或經驗，仍可以看出彼此間的小情結，比如說傳統上認為嫁女兒千萬不要嫁給客家人，或者娶媳婦就要娶客家人之類的說法。因為很多人認為客家女人勤儉持家，吃苦耐勞；相對的，女兒如果嫁到客家人家裡，客家婆婆常認為閩南女人愛漂亮又懶，一定不會做很多家事，不會吃很多苦之類的。當然，這些觀念隨著時代的進步也越來越淡了。
1949年前後，約兩百萬人隨著國民黨來台，除了少數高官高級將領外，大部分都是乘船來台，而後國民黨當局將外省人安遷至台灣各地，因此，台灣各地皆有一定的外省人分佈。來台的外省人多集中居住在當局安置的地點，到了現在，其中台北市的外省族群最多（30%），再加上他們長期掌控了台北從上到下的資源，因此，也許可以說，跟我同一輩出生在台北市的小朋友，耳濡目染比起其他縣市，閩南語說得好的比例稍微低了一些。
來台的外省人多集中居住在當局安置的地點——在台灣形成特殊文化的眷村。眷村里可說是一個獨立於傳統台灣人社區的小聚落，裡面可能有自己的一切公共設施，有點兒類似大陸的大院，所以，外面的人看裡面神秘，裡面又視外面好像隨時要欺負他們，幾十年來小矛盾不斷，但也沒發生什麼大問題。
關於本省人與外省人，有著有趣的暱稱：“芋仔（外省人）”、“番薯（本省人）”。當初許多孤身隨軍來台的官兵，國民黨承諾等未來“反攻大陸”之時，每人可以分到一塊田耕作，配發了證件叫“戰士授田證”，但後來反攻無望，這根本也變成廢紙一張。他們許多人在台灣娶了媳婦，但台灣本省人因對國民黨印像不是很好，因此在娶媳婦過程中也不免引起許多家庭問題。若無家眷，許多人晚景都挺淒涼的，只能住到榮民之家去。在我的成長記憶當中，許多賣早餐豆漿油條的都是這些人；每到下午，也都有個山東口音的阿伯騎著破摩托車在家附近喊著賣大饅頭之類的話；或者，他們也只當大樓管理員、清潔工之類的基層工作。而說到這裡，不得不提的就是“川味紅燒牛肉麵”，這種以前根本沒有的東西，就是這些外省老伯在思鄉情的驅使下，湊合著台灣現有的食物材料做出來的。
另一個比較有名的例子是，高雄崗山最有名的特產就是明德辣豆瓣醬。原來崗山是空軍官校所在，國民黨當初從成都最後帶了一批人停留在此，形成一個眷村，這些退伍的老兵沒事幹，只好做自己家鄉特產來賣，沒想到還賣出個名堂來。
當然，這些“老芋仔”們不是個個都那麼幸運，悲劇其實更多，這是時代造成的。在20世紀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許多的電影及文學作品都在討論這個問題。隨後要說的“李師科銀行搶劫案”，不僅是震驚全台的台灣第一起銀行搶劫案，更因為主角就是這麼一個老兵而令人矚目。他這樣做的動機到底是什麼？這件事現在都一直被人當做案例提起。
當年的另一個引起市井小民興趣的話題是李師科案。這也是台灣治安史上第一件銀行搶劫案。
李師科是個1949年跟著國民黨當局來台的外省老兵，跟所有外省老兵一樣，打過抗戰，退伍後一樣沒什麼謀生技能，只能開出租車維生。
這樣一個很普通的人，也不缺小錢，幾乎沒有人會認為他是壞人，可他居然幹下了這麼驚天動地的事。他持槍搶銀行時留下一句名言：“錢是國家的，命是自己的，我只要一千萬！”
這句話被那個時候的小朋友玩警察抓小偷時爭相模仿，然後當警察的小朋友一定會說：“李師科！看你往哪裡跑！”不過如果在家自己亂喊，反而會被媽媽敲一下頭。這件事深入大家的心中，他的犯案動機也不斷被大家當做茶餘飯後的話題討論。而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一般民眾才去關心外省老兵的問題。所以越到後來，李師科反而在大家心目中留下一個“悲劇英雄”的形象。
李師科搶銀行真的是件轟動的新聞。在後來幾年，社會上還常常有種說法：從李師科那時候開始……搞得好像台灣的歷史可以劃分為“李師科前”和“李師科後”兩個時代似的，讓我想到尼采狂妄地自稱“人類的歷史可分為尼采前及尼采後”，原來李師科在民間的歷史地位已經那麼高了啊！
李師科案後來被拍成電影，一部是《大盜李師科》，另一部是《老科最後的春天》。兩部我都看過了，最後都是李師科在法庭上被拖走前大喊：“我還有話要說！”他到底還想說些什麼呢？這些老兵，尤其是下級的士官，幾乎都是典型的中國農民，就跟那些走在路上你連瞧都不會瞧的人一樣。在過去的台灣，很習慣用“忠黨愛國”、“絕對服從”等符號來定義這群老兵。他們在少年時經歷國亂、家貧、遠離家鄉，青春與戰爭相結合。但在背後，有多少渺小的個體在時代中呼喊著無奈。原本以為他們是國民黨的忠誠部隊所以才來台，後來隨著時代的慢慢開放，才知道有相當的部分並非真正有著“為國犧牲”的想法，只是被國民黨強拉入伍而已。
不管如何，在國民黨來台後的幾十年裡，他們陸續退伍，台灣稱他們為榮譽國民，簡稱“榮民”，開始散佈到民間各個角落。有些原“青年軍”，因加入部隊失學，退伍後繼續苦讀，等到四五十歲才拿到學位的大有人在。
也有很多榮民，跟著當局的開發政策“上山下海”，進行一些艱苦工程的建設。比如橫貫台灣東西，經過中央山脈的中橫公路，號稱是“完全用手工雕出來的”——因當時沒有重機具，只能靠著他們在與世隔絕的崇山峻嶺中，用人工慢慢鑿出。對這些轉戰過大江南北的退伍軍人來說，開這些路就跟打仗一樣，隨時有生命危險。在中橫公路有一個長春祠，即是紀念這些殉職人員的。中橫公路最險峻的景點太魯閣段，是一個大理石峽谷，一直是台灣的知名景點之一，若到過一次即知道當年施工的艱難。台灣有個公營的工程單位“榮民工程處”，簡稱“榮工處”，最早這個單位的業務就是把這些榮民組織起來，專門承包一些重大又艱難的工程，也算讓這些榮民用勞動換取酬勞。
而許多施工人員，等工程結束後也就留在山上，做些經濟作物的種植，一群群的老兵，可能幾十人或幾百人一夥，開設了農場。像台灣特別有名的在中橫路段的高山蔬菜，以及昂貴的梨山梨，這些東西的種植基礎就是他們立下的。
但更多的榮民，因為沒有謀生的技能，在退伍後或工程結束後，只能散佈到社會最基層，做些最不起眼，但也必須有人做的工作，比如清晨或深夜的街角點心小販、清潔隊隊員、出租車司機或保安工友等。
當初那些榮民參與的工程，最早的目的大部分還是軍事用途，但長遠看來還是對台灣的經濟發展產生了許多推動力，所以這些榮民對台灣建設的功勞可說是相當大。但是在台灣經濟進步的腳步中，他們仍然像是被犧牲的一群，大部分都晚景淒涼，少有人關注。 20世紀80年代的台灣文壇大量作品都是在討論外省老兵議題，這都是從李師科案後開始引發的思考。幾十年來他們的肉體雖然在台灣，但心靈仍然寄託在那遙遠的家鄉。雖然過了幾年開放大陸探親，但很多人已經等不到那時候，連魂都歸不了故土了。
李師科效應在社會上的影響，使有陣子銀行搶劫案大增，估計也是受新聞影響，因此被關注了很久。老兵的話題，在那一陣子持續了很長的時間。
因為我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從有記憶起，每個禮拜天我就跟著父母到教會乖乖地做禮拜。但是年紀小怎麼坐得住呢？所以我總是會不停地問媽媽還有多久結束。
也許我從出生就逃脫不了教會的“魔掌”。我是在禮拜天出生的，出生的時候，我爸還正好在教會裡講道；緊接著12月，才剛滿月的我，又被借去演耶穌誕生里的小耶穌；而依長老教會的習慣，嬰兒就應該帶到教堂裡，接受牧師的嬰兒洗禮，所以等到我發現自己有記憶時，我已經坐在禮拜天的教堂硬椅上了。所以，我說我是個在教會里長大的人，一點兒也不為過。
後來，爸爸因為太熱心教會的事工了，索性就不做生意，專心跑去傳福音。所以我很自然地成為教會里大家矚目的對象，大家都認為像我這樣的小孩肯定會得到上帝的祝福，有前途。
所以呢，對於教會里大大小小的活動我簡直是無一不參加，舉凡唱歌、背誦、朗讀、畫圖比賽，或是母親節、復活節、聖誕節的合唱演戲表演，通通都有我的份兒。只要有這些活動，媽媽一定第一個幫我報名。結果有一年，我終於大暴走，在朗誦比賽及作文比賽里面開始大罵，抒發我的不滿，引起整個教會的軒然大波。
我能理解爸媽。他們兩人都是各自家裡第一個信基督教的，所以熱心，渴慕，虔誠。不過，這樣逼我，讓我越來越鬱悶，也越來越反叛。
忘了說，我所在的是全稱叫“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旗下的一個教會。是台灣眾多教會支派中的一個，這是一個以閩南語為主的教團。基督新教在台灣有許多教派，大部分都是國外不同教派教會的傳教士傳進來的，主要有長老教會、浸信會、衛理公會、門諾會等。其中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最大的，也是信徒數最多的一個派別，最早是一百多年前由加拿大及蘇格蘭的傳教士傳進台灣，藉由辦醫療及社會福利事業而慢慢將基督教傳開來，到現在長老教會已可說是台灣歷史的一部分。
說到台灣的民主運動，也不可不提到長老教會。因為這個教團經過一百多年，已經跟台灣社會緊密結合在一起了，簡直就是台灣歷史的一部分。而且，早期許多台籍精英人士都是長老教會出身。而長老教會這種加爾文（法國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學家）改革宗教的思想本身就有一定的自由意識，因此，當長老教會見到社會上有很多“不公義的現象”，就不斷地聲援黨外運動。這樣一個擁有大批信徒資產、好幾間學校及醫院的龐大教團，自然會成為國民黨的眼中釘。
所以國民黨當時也無所不用其極地來滲透、分化長老會內部，不停醜化長老教會——因為教會有海外背景，所以被扣上了“國際陰謀集團”這個高帽子。不過國民黨的一些手段，如燒毀羅馬字聖經及沒收教會通訊報紙的行為，也的確引起國際的關注，而不得不停手。
因為這些原因，那幾年長老教會流失的人也不少，留下的人除了老信徒外，年輕一點兒的多多少少都有點兒反骨性格。
我就是在這種教會裡成長的。當然啦，現在教會已經沒有當初那麼激情了。
1982年，令幼小年紀的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外星人ET的上映。那一句“ET要回家……”也幾乎成為那一年的流行語。後來約二十年後，ET數碼版上映，我又去看了一次，重溫舊夢。
也是在這一年，我第一次看了《星際大戰》（STAR WAR，大陸譯為《星球大戰》），第一次看到X戰機和鈦戰機在死星上的追逐，看得我目瞪口呆。兩部電影影響我愛上了科幻片。
但我有記憶以後第一部看的電影卻是《大白鯊》，而且看了好幾次。再加上那時電視播了《泰坦尼克號沉沒記》（大陸譯為《冰海沉船》），讓我對海產生了深深的恐懼，至今我到海邊玩都還不敢到超過肚子以上的地方。
這一年台灣電影界的最大變化就是，幾個年輕導演的新浪潮運動，影響了後來電影的發展。不過那時我年紀還小，要等到幾年後才知道它的意義。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爺爺去世了，全家都趕回雲林的老家，一整個大家族擠在那間日式榻榻米的房子裡。最初，全家只有爸爸信了基督教。後來爸爸又傳了福音（基督教一般叫傳教為傳福音）給爺爺，爺爺在老年也信了教。所以整個出殯前的晚上，整個家族還有一些爸爸的朋友，都擠在擺了爺爺棺材的房間裡，幾乎是爸爸主導了整個以基督教儀式守靈的過程。後來我才知道，在那個民間宗教信仰氣氛濃厚的鄉下，爸爸這樣做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去堅持的。
那時候我還很小，頑皮得坐不住，動不動就攀上去看爺爺的遺體。第一次如此面對死亡這件事，沒什麼概念，所以我也不覺得可怕。當晚，整家子就睡在那個房間裡。
第二天，整個殯葬的隊伍由樂隊前導，再來是靈車隊伍，一路浩浩蕩盪地到了教會。在鄉下，這樣的出殯儀式算是很常見的。說是樂隊，其實也就是幾個中老年人穿著不怎麼整齊筆挺的軍裝，吹著不怎麼樣的音樂。關於這種送葬樂隊，閩南語有個俗稱“西索米”，因為他們幾乎都是濫竽充數，大概也只會吹SiSoMi三個音而已。
而有些更重排場的家庭，在靈車隊伍後面還會請電子琴花車。這是一種台灣的特殊文化，即那輛車裝飾得華麗無比，後面有個小舞台，可能還會有艷舞女郎配合著電子琴聲一邊唱歌一邊跳舞。所以出殯隊伍常常前面是不整齊的樂隊聲，中間是請來的孝女哭聲，後面跟著而來的是熱熱鬧鬧的電子琴花車歌聲，最後面可能跟著一群看艷舞女郎的民眾。
總之，這場喪禮在教會舉行，稱為告別式。爸爸的兄弟姐妹們全部披麻戴孝，站在一旁，而年幼的我還是沒什麼概念，站在另一邊亂看。在教會告別式結束後，人馬又到了墓地。印像很深刻的是，爺爺的棺材被降到那個坑中，然後被沙石填了起來。
後來幾年，每逢跟著父母去掃墓，因為那墓地是如一個個水泥高台般葬著一個個人，所以我跟妹妹都喜歡在那些墓上跳來跳去，也免不了招來父母一陣罵。
雖然爸爸的兄弟姐妹不一定在同一時間回老家，也不一定會跟彼此說已經回去過，但只要在爺爺的墓上看到那裡的花新換過，就會因有人來過而感到安慰。我更大一點兒的時候，才了解那些花的意義。
以前小時候每當寒暑假，爸爸總把我跟妹妹帶到雲林鄉下去住幾天，過幾天再來，又帶我們繼續南下到台南的媽媽娘家住幾天，這幾乎是每年的例行功課。在台灣的雲林嘉義一帶是傳統的農業縣，散佈了幾個日據時代留下的糖廠。爺爺以前就是糖廠員工，所以這宅算是員工宿舍，以前是住日本員工的，後來換台灣員工住。
爺爺死後，那間房就只剩奶奶一個人住。她的兒女們幾乎都跑到台北來，只有她堅持不走，每天就在後院養些鴨子。後來她終於也來到台北，而過了十幾年後我再去看那間房子，已經幾乎是融化般被埋在荒煙蔓草間。
小的時候，牙齒也不斷在汰舊換新，等到新牙蠢蠢欲動要長出，舊牙搖搖欲墜時，就該拔牙了。不知道為什麼，拔牙的事情總是在過年回到這宅子時發生，於是，總是在眾親戚的鼓勵起哄下，爸爸就拿一條縫衣線，綁成一個圈套在牙齒上，然後喊“1，2，3！”手一用力拉，牙齒就這樣掉下來了。他還以為是牛仔在套牛啊？不過還挺有效的。
應該說，很多20世紀70年代在台北出生的年輕人，幾乎都有這樣寒、暑假回中南部鄉下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