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蔣委員長也明白：日本人當初發動一號作戰，打通大陸交通線的戰略目的之一，就是要掃除中國領土上能夠直達日本本土的B-29機場。這一下前邊的還未掃除掉，後門的傢伙又支起來了。
對日本人來說，一號作戰是增強了陸軍，削弱了海軍。而陸軍的勝利還沒有得到任何實惠，海軍這邊的實力大減，已經支持不住了。而日本本土即將遭到大規模的轟炸所引起的恐慌心理，已遠遠超過了轟炸的本身的災難。這是日本人的一大天性，只能他轟炸別人、偷襲別人，而不能想像這種報復施加在自己頭上。日本人近代在極力掩蓋他們學習了中國文化，事事只說他們取法於歐美。的確，就學習而言，日本人不是優秀的學生，對中國深厚的文化傳統，日本人只取其皮毛，中國倫理的重要標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日本人可以說不但不學，而切反其道而行之。
本土不存，何論國外戰場。日本人的一號作戰本來是要聯繫和保存日本本土和海外戰場的聯繫，而美軍的箭頭卻直指日本本土。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一號作戰開始顯現出重大的戰略紕漏和淺薄見識。它似乎是為一種心理需求而殉葬的行為；一種美妙想像的光彩掩蓋了戰略思考上的大欠缺，集中地體現了小聰明之後的大愚蠢。這一常識性的偏差首先是在日本民族情感因素和性格因素的誘導下做出的。
日本人尋求進攻，尋求勝利的心理髮展到偏執。這個光環付出的代價就是日本海軍大失血，本來尚可勉強支撐的太平洋戰場出現了雪崩似的敗績。換句話說日本人把需要防禦美國人進攻的力量，全花在進攻中國人的防禦上面，這一反常的思維的確逃過了許多軍事專家的眼光。然而在盛讚美軍勝利的時候，誰也沒有想到對中國戰場遭受到的強大壓力多一些客觀的分析。起碼應當正式它內裡的勝利因素。大國的聲音為之所趨，當事者們的認識就這樣被歷史固定下來，而歷史真實的一面被深深掩埋起來。也許過了很多年以後，在一堆泛黃的捲宗中會嶄露一角，也許影響了歷史的某個關鍵環節會永遠為人輕視，不被人們所認可。我們有時就以為熟讀了歷史而恰恰忽視了對真實的判斷。在具體的認識上，豈不知“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日本人一號作戰的虛妄使國民黨上層人士先是漠視、不相信，繼而是驚恐。但衡陽守軍頂住了一號作戰狂潮，便又鬆懈下來，認為日本人的預定戰略必定會大大修改，會去守其本土。陳納德將軍空軍反复炸斷平漢線，打通的大陸交通線仍然常常陷於癱瘓。這又將使日本人清醒過來，只打通它卻缺乏控制整個戰區的能力，缺乏制空防空能力，交通線仍然是有名無實的廢物。這一切又使中國決策層對眼前所面臨的嚴重危機有了緩解的感覺與理由。對最緊迫的問題沒有相應的緊急措施去解決，衡陽守軍的危局擱置著，原策劃中的長沙會戰顯然被日軍初期的強勢所打破；移至衡陽舉行會戰的計劃下達卻沒有迅速付諸行動，作戰計劃的指導缺乏周密有力的調整。
第九戰區各部隊仍處在各自為戰的零亂抵抗的狀況中。雖然對日軍的進攻起到一定阻滯消耗作用，但卻未能凝聚起一定的戰略效應。第58軍、第72軍在醴陵、萍鄉一帶，第20軍、第26軍、第44軍則在衡陽東北方的安仁、蓮花、攸縣一帶與日軍周旋。這些部隊在戰鬥中逐步消耗，得不到補充與休整，沒有供他們恢復戰力的基地，他們已經不是完整的軍團和有明確戰鬥目的的部隊，而是依舊按軍事法則、按軍人的天職而被動地進行著戰鬥。第73軍、第79軍、第100軍併入第六戰區之第24集團軍，在衡陽西北面戰鬥，同樣沒有統一的指揮，沒有集結中的預備陣地，沒有補給和整訓的基地，沒有進行大會戰的周密部署和得力調遣，各軍的戰力和士氣在連日的疲戰中衰減下來。統帥部也沒有從其他戰區緊急調兵、投入新的軍團參加會戰，進行會戰所需要的部隊能力積蓄，糧彈儲備，士氣培養，地勢控制。這些必要的條件的具體聚集，看不到多少增長。
第10軍的浴血奮戰就是在等待著各軍集聚衡陽城下，打破日軍奇功奏凱的那一天。支撐困守孤城的將士們最強大的精神力量就是他們的戰鬥可以換來輝煌的勝利；第10軍部隊的士氣和決心就來自這最有希望有前途有價值的戰鬥。守城戰鬥已進行近20天，援軍卻時遠時近，希望似有若無，軍委會對第10軍的堅守命令是兩週。目前，軍委會和第九戰區也沒有明確的戰略策劃告訴第10軍。那麼，第10軍戰鬥的目的是什麼，前途是什麼，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正成為第10軍上至軍長、下到士兵最關切最焦灼的問題。
第一次總攻擊過去了，衡陽成為救星般的城市，廣受矚目，人們把過多的希望寄託在這座陷入孤立的圍城之中。一號作戰進攻的陰雲似乎被吹散了。的確，只要衡陽能堅守下來，第10軍成為屹立不動的鐵塔，那股狂風就會減弱下來。
第10軍將士們也被一時間蜂擁而來的讚譽和歌頌所擁戴、所迷醉。當然，遠在衡陽的第10軍只能憑著和彈藥一起空投下來的《中央日報》知道這些。第10軍是現實的，日軍在增兵，眼前的陣地一寸都馬虎不得，該修的修，該補的補，榮譽功勳是和流血聯繫在一起的；頌歌表揚也是與犧牲糾結於一塊的。圍城外的善良的人們希望衡陽永遠這樣釘在那裡，屹立不動，鐵塔一般矗立在那裡。衡陽成為中美關係、國內國際形勢的一個焦點，成為只能勝利不能失敗的一個像徵，成為一個民族精神、國家實力的標誌。
這一次，蔣介石有著異乎尋常的清醒，在愁悶孤獨中他的感覺敏銳，在中樞機關紀念週上，正值剛剛打退日寇的第一次總攻，中宣部長梁寒操說：“這個勝利給了日本人一個教訓，日本人不敢再進攻了。”何應欽給人們分析整個國際形勢後，說：“從全盤戰略上看，吾人實不憂敵人打通我平漢、粵漢兩線之蠢動！”
蔣委員長則說：“我們與日本人戰鬥了7年，難道還不懂得日本人？日本人還會打下去，衡陽的防衛一定要堅持到底，外圍的部隊一定要跟上！日本人的進攻不會停止。不信，可以看事態的發展。不管怎麼樣，諸位都要注意，你們是黨國的棟樑，在國家的危機時刻必須要服從——我要說的就是：半年內應作最艱苦奮鬥之準備！”
委座預感到最險惡最艱難的時刻正在迫近。一號作戰之外，還有中美關係、國共關係、政治經濟形勢的惡化。他和他的國民政府正經歷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史無前例的艱難和考驗。那就是日本人一邊在失敗，一邊要製造勝利的幻象，這個美麗的夢日本人一定要做到底的。
在第二天會上，王梵生拿出了有關日本國內的最新情報，說：“日本政局不穩，內部失和，國內各方面情況惡化，東條內閣可能將在10日內倒台。”
這也是對一號作戰有決定性影響的情報。 “沒有了東條的支持，還會有一號作戰嗎？”人們議論紛紛。
蔣介石打斷人們的議論，強調指出：“即使日本政局有改變，軍事進攻也可能被修改。但我仍然認為不是修改減弱，而是修改加強，是加強進攻。原因很簡單，除了這件事之外，日本人將無事可做。因此，他們會把這件事做到底的！
我們的委座雖然說對了，但卻沒有對下一步作戰如何應對，做出切實有力的安排。人本人對衡陽的進攻僅停頓了一周。一方面是在休整，琢磨新的打法；一方面是在等待新的補充與重火器的到來。
7月11日，日軍對衡陽的第二次總攻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