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01章抗戰勝利蔣公耍兩面，李達急電崔劉鄧

整個晉東南陷入戰爭的危急之中！人們在焦灼中將目光投向國共兩黨的政治中心——重慶和延安。 重慶：上清寺蔣介石的官邸與街頭巷尾歡慶胜利的氣氛形成強烈反差，顯得十分抑鬱。 匆匆到來的抗戰勝利，使蔣介石有些措手不及。抗戰八年，他的幾百萬軍隊大部分撤到所謂“大後方”的西南一隅，而廣袤的日寇佔領區卻大部分處在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的包圍和進攻之中。此種形勢若不改變，那麼，日本人的投降只不過加速了中國的赤化進程，因為用不了多長時間，華北、東北、西北、華東，乃至整個中國都將成為共產黨的天下。 為了改變力不從心、鞭長莫及的現狀，早在8月11日他就接連下達了三道命令，命令的核心即是讓他的軍隊“積極推進，勿稍鬆懈”，搶占果實，而令共產黨的軍隊原地“駐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動”，目的就是爭取時間和空間上的主動。在空間上，他可以依賴美國的現代化運載工具，從地面、空中、海上齊頭並進，縮短大西南與全國各地的距離，而在爭取時間的問題上，他更是情急生智，擬就了一份發給毛澤東的電報：

萬急延安 毛澤東先生勳鑑：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臨電不勝迫切懸盼之至。 蔣中正未寒 他推測毛澤東是不敢應邀到重慶來的。不來當然最好，共產黨拒絕談判，破壞和平，那麼下面的文章他就好做了。即令毛澤東斗膽如約前來，那也很好，他正好藉談判之機調兵遣將，以緩兵之計爭取時間，讓各路大軍如期到達指定位置，搶占戰略要地，先將共軍分割包圍於狹小地域，待日後收拾起來也就易如小烹了。 為了這個一箭雙雕的高明之策，蔣介石神采飛揚，揮筆在日記中寫道：“惟有虔誠感謝上帝賜給我的偉大恩典和智慧。” 延安：從不相信上帝的毛澤東此刻正站在西北高原，站在這塊因孕育了人類而與上帝共處於同一等高線的黃土坡上，俯視和洞察著蔣介石的一言一行。他把抗戰勝利比作桃樹上結了桃子，那麼，桃子該由誰來摘呢？他一句話道出了再樸素不過的真理：這要問桃樹是誰栽的，是誰挑水澆的。蔣介石蹲在峨嵋山上一擔水也沒挑，卻把手伸得長長地要摘桃子，這自然是不行的。

早在蘇軍對日宣戰出兵中國東北的當天，毛澤東就在發表《對日寇最後一戰》的同時預言，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不僅不會讓人民取得勝利果實，而且會阻止人民軍隊受降，進而還會向人民軍隊進攻，對此，我們必須有足夠的準備。 果然，蔣介石“摘桃子”的文武鬧劇緊鑼密鼓，一幕幕地上演了。對此，毛澤東又以他那湖南漢子的辣椒性格回答了四個字——針鋒相對！他說：“蔣介石對人民是寸權必奪，寸利必得。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同時告誡全黨，“全國的內戰不論哪一天爆發，我們都要準備好。早一點，明天早上就打吧，我們也在準備著。” 針對蔣介石的三道“禁令”，毛澤東以朱德總司令的名義發布了受降及配合蘇軍作戰的一系列命令，要求八路軍、新四軍和全體人民武裝迅速前進，收繳敵人武器，接受日軍投降。針對國民黨軍隊的大規模進軍和挑釁，毛澤東號召各解放區軍民立即行動起來，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一切來犯者。而對於蔣介石接二連三發出的“談判邀請”，毛澤東權衡利弊之後，毅然應允，決定飛赴重慶，一則爭取全國民眾，揭露蔣介石的內戰陰謀，在國際國內輿論上贏得主動，二則盡一切可能延緩戰爭爆發，爭取實現和平。

當時，中共七屆一中全會剛剛結束，各解放區的首腦和將領雲集延安。人們對時局的日趨緊張表示極大的憂慮，更對毛澤東親赴重慶的安全問題表示莫大的擔憂。許多人聽到消息後說：“心裡像壓了一塊石頭，點著了一把火，又沉重又焦急，通夜不能入睡。” 毛澤東笑著說：“蔣介石那樣熱情，一而再、再而三地邀我去做客，我若不去就會失掉人心，正中蔣介石的詭計。此去重慶，談成了對人民有利，對中國的和平建設有利。萬一談不成，蔣介石把我扣起來作人質，他堅持內戰的嘴臉便暴露無遺。最壞的情況無非像歷史上明英宗土木堡之變，如果真是那樣，大家就要像于謙那樣，針鋒相對，堅決鬥爭！” 對於晉東南上黨地區，由國民黨一手點燃的烽煙，毛澤東尤為關注，臨行前對劉伯承、鄧小平等人交待：“我們的原則是針鋒相對，或謂以談對談，以打對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閻錫山要佔上黨那個洗腳盆，那好麼，你們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擔心我的安全問題，你們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談得也越好。”

1945年11月19日，郭沫若、沈鈞儒等發起舉行反內戰大會，成立陪都各界反內戰聯合會。圖為抗戰勝利後郭沫若在重慶。於是，在和談的煙幕下，一道道進軍的命令從重慶的上清寺發出。 於是，為了保衛人民的勝利果實，一封封自衛反擊的電報從延安的棗園飛向各解放區。 一場空前規模的調兵遣將開始了。 決定中國前途和命運的人民解放戰爭，就在晉冀魯豫解放區，在那個被毛澤東戲稱為“洗腳盆”的上黨地區拉開了序幕。 上黨，東臨太行，西倚太岳，南眺中岳，北望繫舟、五台，群山環抱，峰巒排空，與天同黨，故謂之為上黨。自殷商至秦王置郡，上黨轄地幾經變遷，時而包括整個晉東南地區，時而只轄部分縣鎮，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屬地擴大為長治周圍的十六個縣。十六個縣珠落玉盤般地遍布在崇山峻嶺之間的盆地裡，水土肥美，物產豐富，交通便利，成為重要的經濟貿易中心和兵家必爭之地。

“七七”事變之後，人稱“山西王”的閻錫山一步步退至黃河以西，上黨便成了八路軍堅守抗戰的地區。劉伯承、鄧小平率領一二九師東渡黃河，在這裡浴血奮戰，建立了以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四個抗日根據地為中心，西起同蒲路，東抵津浦路，北接正太、石德路，南至黃河的晉冀魯豫解放區。抗戰勝利時，晉冀魯豫解放區已控制城市80多座，擁有人口2400萬，軍隊近30萬，民兵40萬，成為全國七大解放區之一。僅1945年春、夏兩季對日攻勢作戰，晉冀魯豫部隊就進行了大小戰鬥2300餘次，攻克日偽據點2800多個，收復縣城28座，殲敵37800餘人…… “千百萬人的血是不能白流的！” 晉冀魯豫軍區參謀長李達的鼻尖上頂著豆大的汗珠，嘴角拱起紫亮的燎泡，一拳砸在晉東南三百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上。

地圖上，一個個箭頭蛇信般地吐向以長治為中心的上黨地區。短短的幾天，抗戰八年日軍多次出兵未能全部佔領的上黨，一個又一個的縣城卻在舉國歡慶抗戰勝利的日子裡，被閻軍強佔。 面對突發的事變和嚴峻的現實，李達五內俱焚，眼裡竄著火苗。這位自一二九師成立就跟隨劉伯承、鄧小平轉戰太行，於抗日烽火中創立了晉冀魯豫解放區的關東漢子，比熟悉他的老家還要熟悉晉東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能如數家珍一樣扳著手指道出那裡發生的每一次戰鬥，他能像種田的老把式講述如何犁地、如何播種、如何施肥一樣講述每一次戰鬥的謀略部署、組織實施和進展結果，也能像述說家譜一樣講出每一次戰鬥所付出的代價以及不少犧牲指戰員的姓名，至於那些戰鬥斃傷敵偽、繳獲武器的數字，他更是脫口而出，絕不會有半點出入；然而今天，一貫以縝密沉穩而著稱的李達卻有些把握不住方寸了。

在戰火硝煙中闖蕩了近20個春秋，打仗對於李達已是家常便飯。他不怕局勢的險惡，不怕敵情的嚴峻，眼下令他坐臥不安，急火攻心的是部隊的現狀。 李達（1905～1993），原名李德三，陝西眉縣人。 1925年入甘肅平涼第二軍官學校學習，畢業後任西北軍排長、連長。 1931年參加寧都起義，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連長，湘贛邊獨立一師參謀長、第三團團長，紅十七師參謀長兼十三團團長，紅六軍團參謀長，紅二軍團參謀長，紅二方面軍參謀長，援西軍參謀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九師參謀處處長、參謀長，太行軍區司令員，晉冀魯豫軍區參謀長。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原軍區參謀長，第二野戰軍參謀長兼特種兵縱隊司令員、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西南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兼雲南軍區司令員，中國人民志願軍參謀長，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總監部副部長兼計劃和監察部部長，國防部副部長，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副主任兼國防體育協會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中共中央軍委顧問。 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是第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十、十二屆中央委員。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一生大部分做參謀工作的李達，在劉鄧大軍中度過了15年生涯。這15年，是李達一生中最為光彩、輝煌的時期。李達經常告誡參謀人員：我們有義務和責任用鮮血和生命保衛首長的安全，否則便是失職。 1937年10月，八路軍一二九師在娘子關地區對日作戰。一次，八路軍一個團被日軍炮火打散。在遠處觀察敵情的劉伯承和李達未得到消息，被敵人便衣偷襲。李達帶領參謀人員奮不顧身地掩護劉伯承撤離險境，打退了敵人。劉伯承對李達在關鍵時刻，不惜自己生命，保護自己念念不忘。他對李達說：“是你救了我一命。” 李達任劉鄧的參謀長，善於在最短時間內製定令領導滿意的作戰方案，並用最快的速度佈置部隊實施。 一次，日軍的後方輜重部隊在測魚鎮宿營，劉伯承決定派兵襲擊日軍。李達連夜與參謀人員制定了作戰方案。劉伯承對方案很滿意，立即命令部隊搶占有利地形。日軍輜重部隊果然進入伏擊圈，不到兩個小時就被八路軍全部消滅。戰鬥結束後，劉伯承對李達說，敵人輜重被襲，缺少物資，沒有第二條路可走，我們要準備在這裡再襲擊敵人。李達立即遵照劉伯1945年8月25日，劉鄧等返回太行前線在延安機場。承的指示佈置第二次襲擊作戰方案，但並未機械照搬。他盤算著既然敵人已經吃了虧，這次一定會事先派出兵力保護運輸線路。為此，李達與陳賡派兵清掃戰場，佯裝勝利後全部撤離。幾天后，敵人以為八路軍已經轉移，派部隊試探性地收拾士兵屍體。八路軍按兵不動，不作任何反應。不久，日軍新的輜重部隊果然出動，並派出400多騎兵、步兵掩護。結果日軍再次進入我軍伏擊圈，輜重部隊大部被消滅。

長期的抗戰，特別是這年春夏兩季展開的大規模攻勢作戰，部隊消耗很大，一時來不及補充，不少戰士只有幾發子彈，有的甚至還在使用大刀長矛。當然，八年抗戰，共產黨的部隊就是唱著“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打敗日本鬼子的，他李達毫不懷疑蔣介石這個“運輸大隊長”的積極性，他相信國民黨會比日本人更積極地給他“送”來大批的武器裝備。 但目前真正讓李達感到焦心的是“孤獨”。面臨即將爆發的大戰，晉冀魯豫解放區的兩位統帥劉伯承、鄧小平遠在延安，薄一波、張際春等黨政領導遠在延安，陳賡、楊得志、陳錫聯、陳再道、王近山等一大批將領同樣遠在延安。留在太行前線的只有他一個“獨腳兒”，可怎麼唱好這一台“大戲”呢？ 一封封催著劉鄧速回太行指揮作戰的急電發往延安。遲遲沒有準確回音。

李達猜想中央肯定在作重大決策，於是再擬電報表達急切的心情： ……組織大軍與指揮強大野戰軍，急需主要幹部，請帶陳錫聯等同志回太行。 8月24日，劉鄧的回電終於來了。電報說他們將於25日返回太行。望眼欲穿的李達收到電報，反倒不敢相信了。延安距太行千里之遙，一夜之間到達，豈不成了“天方夜譚”。 40多年後，當年二野的軍政處長楊國宇對筆者說：“這件事說出來，會嚇你一大跳，8月25日那天，劉鄧首長是乘一架美國軍用運輸機DC—9飛回太行的。同機到達太行的還有薄一波、陳毅、聶榮臻、林彪、陳賡、陳錫聯、陳再道、張際春、滕代遠、楊得志、肖勁光、鄧華、鄧克明、宋時輪、李天佑、王近山……幾乎近一半的中共將領乘坐這架飛機飛抵太行，而後轉赴華東、中原、華北、東北前線。美國人做夢也沒想到，他在為蔣介石運兵的同時，卻幫毛澤東遣了將。如果當年杜魯門總統知道了這件事，肯定會懊悔得抽自己的嘴巴。” 後來擔任晉冀魯豫野戰軍一縱司令員的楊得志就是乘這架飛機返回太行的，他的回憶更加詳細生動： “8月24日夜間，我接到第二天上午9點前到延安東關機場的命令。命令讓我只一個人去，參謀和警衛人員都不許帶。也不准其他同志去送行。 “延安的東關機場我是去過的，但坐飛機卻是有生以來的頭一次。到機場前，我不知道還有哪些同志一起去前線。到機場後，首先看到楊尚昆同志，還有黃華同志。不一會兒，看到劉帥來了，陳老總來了，鄧小平也來了……楊尚昆同志簡單介紹了一下情況，大家便開始登機。 “黃華同志告訴我們，這是一架美國的DC型飛機，又叫道格拉斯運輸機，是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每週六或半個月在西安和延安之間往返一次，為觀察組運送東西。這次是專供我們使用的。當然，這些美國人不知道乘坐這架飛機的都是些什麼人。也許以為我們這些'土八路'，搭他那架破飛機開開洋葷吧！ “飛機是綠色的，有兩個螺旋槳，艙門很矮。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飛機的大門關不嚴，起飛時螺旋槳還是靠人推動。 “在飛機上坐定後，我才看清了全部同機人員……看到在這樣一架極普通的飛機中，集結了我們黨這樣多的高級黨政領導和軍事指揮員，我的心情既興奮又有些緊張。這除了說明任務的急迫，也表現了黨中央非凡的膽略。 “若干年後黃華同志說：他事先不知道這次行動。因為他當時負責參加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聯絡工作，每次飛機抵離延安都要到機場去。那天到機場看到這麼多負責同志，心裡有些緊張，擔心飛行中萬一出現什麼情況，我們的負責同志與美軍駕駛員語言不通，無法對話，那是很危險的。他向楊尚昆同志提出隨機行動，楊尚昆同志批准後，他才登機隨行的。 “九點多鐘，飛機的螺旋槳轉動，開始在東關機場凹凸不平的跑道上滑行，不一會兒，大地下沉，飛機起飛了。 “飛行了大約四五個小時，發現地面有火把、煙霧。黃華同志說：'請首長們注意，很快就要降落了。' “飛機落地後，我才發現，這就是晉東南黎城縣的長凝臨時機場，我們已經從延安飛回了太行前線！” 李達得到劉鄧首長乘飛機回來的確切消息後，立即派出一個騎兵排到機場迎接。 所謂的長凝機場，其實就是一片天然的開闊地。一年前，美國援華飛行隊的B—26型飛機，被日軍擊傷墜落在附近的一個山溝裡，飛行員獲救後，由一二九師的騎兵排護送到師部。途中經過長凝附近的這片開闊地，他們驚訝地說：“啊！你們八路軍的根據地太偉大啦！竟然還有一個秘密機場！如果事先知道，我們的飛機迫降到這裡，就不會出事了。”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從此，李達就有意識地讓部隊在這片空地上出操、跑步，把它踏得平平的，打算一旦有了八路軍自己的飛機，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沒想到這太行山的第一個簡易機場，卻讓第一次坐飛機的劉鄧首長剪了彩，為解放戰爭第一仗的勝利立了第一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