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13章保衛瀋陽，地下工作功在千秋

4月中旬的北方，寒冬已過，殘雪消融；揚柳吐綠，到處顯露著春意。 洞庭春飯店。二樓單間雅座，一位衣著樸素大方、風度不俗的青年婦女，靠窗坐著。她不時地向窗外眺望，似乎在等什麼人。 街上。一個頭戴大沿帽，身著筆挺軍服的國民黨軍官走過來。他年約40左右，戴一副金絲邊眼鏡，佩少將軍銜，文雅英武，邁著軍人特有的整齊而堅定的步伐，走向洞庭春飯店。在汀口回頭向周圍掃視了一眼，徑直走進飯店，走上二樓單間，走近端坐在雅座的青年婦女。 “您是富平女士？” “是的。您是許師長？” “許賡揚。讓你久等了。”“能和許師長見面，非常高興。” 二人握手寒喧，落坐，低聲交談起來。 這富平女士，是中共東北局的社會部派到瀋陽的地下工作者。許賡揚是瀋陽守軍國民黨新編第一軍暫編五十三師少將師長。

富平在瀋陽坤光女子中學讀書時，閻寶航是該校董事長。富平的丈夫王鳳起，遼寧昌圖人。是黃埔軍校十期畢業生，在東北軍工作期間受到張學良的重用。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被扣，王鳳起對蔣介石背信棄義非常憤慨，曾籌組國民黨青年將校團，密謀效法日本少壯軍人發動“二二六”事件，組織軍事政變推翻蔣介石，擁戴陳誠上台。 他的這一計劃曾暗中受到陳誠的支持，後因事機不密，被軍統特務偵知，於1943年10月下旬被捕，關押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館等處三年半之久。在押期間，他與黃顯聲(東北軍將領、五十三軍副軍長)、宋綺雲(楊虎城秘書)、韓子棟(中共黨員)等結識，受到地下黨的教育。黃、宋等勸他出獄後去東北解放區找高崇民、閻寶航聯繫，參加反蔣鬥爭，為人民做好事。

後經陳誠努力，1947年王鳳起被釋放，隨陳誠來東北任行轅高參。王鳳起曾攜同富平，由中共地下工作人員護送，潛入北滿解放區。在白城子見到遼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閻寶航。閻寶航介紹他們到哈爾濱見高崇民。高崇民對他們進行教育，將他們介紹給東北局社會部。社會部負責人鄒大鵬、陳鍾說服王鳳起放棄“建立第三戰線，成立反蔣聯合政府”的打算，動員他們做一些對革命有功的事情，如做原東北軍的工作，或搞些情報工作，從事解放瀋陽的策反工作。 經過教育，他們夫婦接受了中共東北局社會部的指示，表示願意到瀋陽對國民黨軍開展策反工作。 1948年2月中旬的一天，鄒大鵬、陳鍾在哈爾濱設便宴為他們夫妻餞行。席間，鄒、陳勉勵他們說：“你們要拋棄個人主義立場，重回蔣管區，為黨工作。你們到瀋陽後，哪怕能動員過來一個營，乃至一個連，那都會起很重要的作用，堡壘最易從內部攻破，共產黨不會忘記任何一個為人民立了功的人。”

3月17日，他們從哈爾濱動身赴瀋陽，同行人中還有程光烈、宋超等同志。程光烈任中共東北局社會部開原聯絡站站長。王鳳起、富平受程光烈領導。在開原停留期間，程光烈教會了富平用米湯書寫及復原情報的方法，具體給他們佈置了任務：一是搞軍事情報向外傳遞；二是做原東北軍的工作，爭取他們起義。 4月初，富平、王鳳起通過國民黨軍的封鎖線到了瀋陽。王鳳起住在好友秦祥徵(瀋陽市第二守備總隊總隊長)的家，富平住在有世交的李雨林家。不久，富平在李家遇到了國民黨新編第一軍暫編第五十三師一團團長韋人侶。韋亦係東北軍砲兵系統的老人。她抓住時機向韋分析局勢。談論“九一八”事變，特別是西安事變後，東北軍被國民黨歧視排擠的處境，宣傳了共產黨對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的政策。韋聽後頗為動容。

富平從韋人侶的口中得知暫編第五十三師師長許賡揚也是張學良將軍的舊部，與富平同鄉。經韋介紹，富平約許賡揚在洞庭春飯店會面。富平向許賡揚轉達了鄒大鵬、高崇民、閻寶航、呂正操等對許的熱切希望，要許掌握好部隊，不做對不起東北父老兄弟的事。 許賡揚出生於吉林省四平市的一個小手工業者家庭，17歲即投筆從戎，在軍旅奮鬥了二十幾個寒暑，雖說己任少將師長之職，其間也充滿坎坷。特別是“西安事變”之後，東北軍軍官在國民黨軍隊中倍受歧視，抬不起頭來。暫編第五十三師編入蔣介石嫡系新一軍後，因為是來自“雜牌部隊”仍然處處受到排擠，人事大權統由軍部控制。許賡揚手下的一些親信部屬被一一撤換。對蔣介石慣用的以抗日和內戰消滅雜牌軍的做法，許賡揚可謂飽嚐滋味，深惡痛絕。東北國民黨軍隊接連打敗仗，許賡揚深切地感到前途渺茫，要另尋出路。

1947年秋，被我東北人民解放軍在長春俘虜後又釋放的原長春城防司令陳家珍、團長潘桂生來到瀋陽後，私下告訴許賡揚：共產黨才真正是為國為民謀利益的政黨，共產黨對國民黨官兵實行的寬大政策使他們口服心服。陳家珍還向許賡揚轉達了中共中央東北局社會部、以及高崇民、閻寶航等人要許“明辨是非利害，伺機起義，棄暗投明”。 1948年初，國民黨第五十六師師長王家善在營口起義，更是大大地觸動了許賡揚。 王家善同許賡揚是多年老友，一直關係密切。王家善率部起義後，還專門派人到瀋陽，告訴許賡揚，共產黨對其起義真誠相待，要許賡揚認清形勢，相機率部起義，投向光明。許賡揚深有同感。所以，當他在洞庭春飯店與中共派來的地下工作者富平會面時，不勝感慨地說：“自西安事變後，自己以孤臣孽子的地位服務於軍旅，寄人籬下，仰人鼻息，瞻顧前程，十分傷感。”富平對他說：“許大哥對形勢的認識很透徹，您可千萬要留個心眼，找個安身立命之地。這一師人可要把握住啊。”許會意地微笑點頭。

以後，許賡揚來瀋陽市時，富平又去他家，轉達高崇民、閻寶航對他的問候，向他宣傳共產黨對起義投誠人員的政策，啟發他認清形勢，相機率部起義。 經過與許、韋的幾次見面，富平便隻身去開原向程光烈匯報了情況。程指示富平，讓許賡揚或韋人侶派人到開原直接與他聯繫。富平回到瀋陽後，向韋人侶轉達了程光烈的意思，韋答應向許反映，並探聽許的意圖。韋當時表示一定爭取起義，並說原東北軍的人無第二條路可走。 王鳳起和國民黨第五十三軍(屬第八兵團)的參謀處長夏時是好朋友，又是陸大同學。王回瀋陽後，即向夏時說明情況，打算著手做五十三軍的工作。 夏時是第五縱隊司令員萬毅的同學，又是國民黨第八兵團司令兼五十三軍軍長周福成的連襟。夏時深知周福成非常頑固，不易爭取，答應時機一到，可以同中共方面聯繫，並希望能得到萬毅一信，以昭信守。程光烈請萬毅寫了信，滿足了他的要求。

瀋陽是擁有180萬餘人口的大城市，東北工業中心。爭取瀋陽和平解放，對於減輕戰爭對城市的破壞，保護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為此，中共東北局及東北民主聯軍對此非常重視。通過地下黨組織和各種渠道早就對瀋陽國民黨守軍做了大量的政治爭取工作。這對敦促大部分國民黨守軍起義、投誠，實現瀋陽的盡快解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對瀋陽守軍的政治爭取工作，是從多方面進行的。 中共東北黨、政、軍領導同志呂正操(東北民主聯軍副司令員)、高崇民(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閻寶航(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張學思(遼寧省人民政府主席)和萬毅(第五縱隊司令員)等，利用與原國民黨東北軍舊部屬、同學、同鄉的關係，直接給國民黨瀋陽守軍主力第五十三軍(原東北軍部隊)諸將領寫信，向他們講清形勢，曉以大義，勸其把握時機，採取行動，率部起義。

這裡，要特別介紹一下東北元老高崇民與閻寶航。 高崇民是遼寧省開原人，青年時先後畢業於奉天省立農林學堂和日本東京明治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1925年參加國民黨，曾任張學良秘書。 “九一八”事變後，他化裝離開瀋陽，隨著逃難的人群流亡北平。一路上，他看到家鄉被侵占、同胞姐妹遭蹂躪的慘狀，心中憤慨，到北平後就當面質問張學良。這時他才明白，丟掉東北原來是張學良執行蔣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結果。於是他決心不做官，不經商，專門為救國奔走，致力於抗日復土的鬥爭。 1931年9月27日，高崇民和閻寶航、杜重遠、盧廣績、王化一、王卓然等在北平奉起建立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高崇民擔任常務委員兼總務部副部長。他與盧廣績一起，利用張學良和其他東北各界上層人物的關係，多方奔走，籌辦錢款和物資，大力支援關外義勇軍的抗日武裝鬥爭。

1931年11月，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決定組織流亡北平的東北青年和學生由高崇民等率領，參加平、津兩地學生請願隊伍。赴南京向國民黨中央黨部請願。蔣介石在刺刀、機槍的簇擁下，被迫在國民黨中央軍校接見請願群眾，說什麼：“中央沒有對不起東北人民的地方……”。站在請願團隊伍最前列的高崇民激憤不已，當場質問蔣介石：“東北人民對促成統一、保衛國土所作的努力，對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敵寇入侵以來，不發一兵，不作明確表態，一味依賴國聯，使敵寇得寸進尺，侵略無止境，中央何以對得起東北人民？”這番義正詞嚴、激切沉痛的斥責，使蔣介石啞口無言。 高崇民為人剛正不阿，敢於直言，寧折不彎。在一次會上，國民黨特務頭子賀衷寒聽到高崇民主張抗日又批評蔣介石，極為不滿地威脅說：“我們應以領袖的意志為意志，個人不能有主張，我們服從領袖應像迷信神一樣，絲毫不能動搖。否則怎能算擁護領袖呢？主張抗日簡直是狗屁！”高崇民立即反駁說：“我擁護領袖是為了抗日，我們的口號根本是擁護中央收復東北，因為他有抗日的力量。”賀衷寒不等他把話說完就插上問：“那麼領袖無力量你就不擁護嗎？”高崇民立即沉下臉來回答說：“那是當然，否則我們怎不擁護街上站崗的警察呢？領袖畢竟是人而不是神，只有混蛋才迷信神。”說得賀衷寒悻悻而退。

西安事變中，高崇民與周恩來、葉劍英、李克農等的工作接觸，使得他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更深刻了。 1937年6月，高參加中共領導的東北抗日救亡總會，並任領導工作。 1938年8月，高崇民來到延安，見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副主席，提出請中共中央重視東北，建立東北幹部支隊，挺進敵後和東北的意見。中共中央很重視高崇民的意見，於1939年夏正式建立東北幹部隊，挺進敵後冀中，為解放東北做了準備。在延安，高崇民還向周恩來、陳雲誠懇地提出入黨申請。陳雲和他商量說，你是東北知名人士，又在國民黨統治區搞抗戰工作，是否不入黨比入黨更便於工作呢？高崇民服從了黨的安排。 1941年春，高崇民想去新疆營救杜重遠，不料被戴笠騙到重慶，實際上被軟禁。高崇民在重慶主持“東總”，並接辦《反攻》半月刊。周恩來和董必武曾多次強調，要堅持“東總”這個陣地，說：“只要東北救亡總會的牌子、(反攻)的牌子存在，蔣介石就很難出賣東北，以這樣的團體和刊物跟蔣介石作鬥爭”。 在高崇民住所嘉陵江南岸貓兒石，經常有三五個特務輪流監視。他氣憤不過，給戴笠寫信說：“餘一寒土，流亡無依，有何可畏，防之若敵？”戴雖復函矢口否認，但此後特務監視減少了。 1945年10月的一天，周恩來到閻寶航家，召開了東北民主政治協會在重慶的最後一次會議。會上，周恩來向大家說：“日本帝國主義現在是投降了，可是我們今後的任務還是很艱鉅的，希望大家能爭取盡快地回東北去——或到東北解放區，或仍留在蔣管區繼續從事反對內戰、爭取和平統一的民主運動。” 按周恩來的指示，高崇民找白振鐸、陳彥之、杜弘如和吳一凡等說：“我們已決定有二十一人，要分別採取各種辦法，爭取盡快地離開重慶回到東北去，其中有我、閻寶航、陳先舟、車向忱先到東北解放區；你們仍投向東北的蔣管區，從事地下工作和掩護工作，這是經周恩來先生同意的。”高崇民很興奮地說：“這是在重慶最後的會見，爭取在東北勝利會師吧？” 11月間，東北解放區已經任命高崇民為安東省主席。周恩來為高崇民潛回東北解放區作出周密的安排。 1945年11月21日晚，高崇民與老朋友張友漁的夫人、在美國新聞處工作的韓幽桐假扮夫婦，乘坐美國新聞處包租之民生公司大船，離開重慶去上海。美國新聞處包租船不受國民黨軍警檢查，甚為安全。高崇民潛離重慶後，國民黨特務機關發出通緝令，並在上海進行堵截而未獲。他在上海下船後停留七日，改乘招商局為國民黨往東北運軍火的輪船，假扮船上司賬員，先到北平。 在北平通過王化一得到了蔣介石秘密部署向解放區實行全面進攻的軍事計劃。當時國民黨正在重慶與我黨進行談判，搞和平欺騙，他立即將這份軍事計劃交給中共負責情報工作的李克農。李見到這個重要情報後說：“太好了，王化一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他的身家性命黨包了。”李克農隨即將這份計劃送交黨中央。高崇民還通過張兆林轉告胡聖一設法打入蔣政權內部，搞內應工作。 1946年2月下旬，高崇民乘車回到瀋陽，秘密進入解放區。在撫順，見到彭真、林彪、林楓、呂正操、張學思、鄒大鵬等人，後途經本溪到安東，就任安東省主席職。同年7月，經張學思、劉瀾波介紹，高崇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高崇民抵東北解放區後，即在中共東北局社會部領導下，指導第二條戰線的情報工作和敵工工作。陳彥之到東北後，通過與國民黨遼寧省主席徐箴的師生關係，得到瀋陽市教育局長職務，即以此為基地做地下工作。白浩(即白振鐸)帶著他的愛人高凱，從解放區的哈爾濱來到瀋陽教育局，同陳彥之接上了工作關係，並告訴陳，他們的工作是直接由東北局社會部負責領導的，實際負責是社會部副部長鄒大鵬同志。 以後給他們書面通知，都是由高崇民和鄒大鵬二人聯合簽署的。陳彥之與張兆林等搞起的中美學會被特務搗毀後，工作受到挫折，感到在瀋陽繼續工作很困難，想去解放區。高崇民和鄒大鵬曾於1947年7月聯合寫來指示，告訴他們解放戰爭形勢大好，仍叫他們在瀋陽進行工作，並說，爭取存在就是勝利，一定能在1948年在瀋陽同他們勝利會師。 高崇民在東北局社會部領導下，通過陳彥之和胡聖一，分別在瀋陽市教育局和瀋陽市警察一分局建立地下交通據點，給黨的來往幹部提供許多保護。還協助李維民、白浩等在瀋陽工委直接領導下，促使王鳳起、許賡揚、秦祥徵等國民黨將領起義，為瀋陽解放做出重要貢獻。 閻寶航是遼寧海城人，奉天兩級師範學校畢業，曾任美國人辦的奉天基督教青年會幹事，創辦貧兒學校。 1925年由張學良支持公費入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社會學。 1928年在瀋陽與盧廣績、王化一等組織東北國民外交學會，任主席，從事反日愛國活動。 1929年秋，從張學良處獲悉“田中奏摺”內容，經張同意譯成英文，在太平洋國際學會上分發給與會各國代表，公諸於世，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華陰謀。 “九一八”事變後，與高崇民、杜重遠、王化一等在北平西單奉天會館成立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 1935年10月，與高崇民上書張學良，勸其停止剿共，一致抗日。 1937年6月參加中共領導的東北抗日救亡總會任常委。同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南京曾與周恩來徹夜長談。後隨“東總”遷武漢、再遷重慶，在周恩來領導下，以黨外人士身份在國民黨營壘中工作。在重慶閻寶航表面經商，實際做情報工作。其家經常掩護革命同志，有“閻家老店”美稱。 1946年6月，閻寶航與馬敘倫等10人作為上海人民團體代表赴南京請願，在下關遭特務圍攻受傷。國民黨特務要閻寶航跪下，閻寶航昂首挺立怒斥國民黨特務：“十四年來我沒給日寇下過跪。今天，在中國人面前，我更要給中國人保持體面，看你們哪個敢來！你們有槍開槍吧！想侮辱我，絕對辦不到！”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下關事件。 閻寶航受傷住院後，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郭沫若、沈鈞儒、邵力子、黃炎培、馮玉祥等各界人士都到醫院慰問。毛澤東、朱德也從延安發來慰問電。後閻寶航到天津和徐壽軒乘小船到大連，船小浪大，歷經風險，輾轉進入東北解放區，1946年8月任遼北省主席。此後，做了許多爭取原東北軍將領起義的工作，在領導恢復生產、支持前線工作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通過在瀋陽的社會名流，賢達人士和國民黨進步人士，做守軍的爭取工作。當時與共產黨有聯繫的進步知名人士有：國民黨立法委員、參政會參政員王化一，遼寧省保安司令部中將副司令趙毅，瀋陽市商會會長盧廣績，東北“剿總”軍糧採購委員會少將副主任胡聖一，東北“剿總”少將高參邱立崞，東北“剿總”中將總參議蘇炳文，以及上校軍官金之銑等人。這些人大多數是張學良的舊部，有的很早就與共產黨的一些領導同誌有聯繫。 王化一，遼寧省遼中縣人。在奉天兩級師範學校讀書期間參加反對張勛復辟等政治活動。畢業後參與閻寶航創辦的奉天貧兒學校工作。後得張學良的關照，於1926年入上海大夏大學學習。 1928年張學良主政東北後，他被選為遼寧省教育會副會長。 1931年，參加閻寶航等主持的國民外交協會，並被選為遼寧省教育界代表，赴南京參加國民會議。 “九一八”事變後，王化一潛赴北平，積極組織和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安排流亡學生的食宿和收容難民。又與高崇民、閻寶航等成立“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他被選為常務委員兼軍事部長，組織東北義勇軍，對日作戰。在此期間還兼任東北中學校長。 1933年承德失陷，他受張學良指派出任古北口警備司令，率部阻擊日軍。 “西安事變”後，東北愛國人士繼續堅持抗日，組織起“東北救亡總會”，王化一為主席團成員，並以他的名義出版發行《反攻》半月刊，對流亡到關內的東北同胞起著組織和領導的作用。 在全國抗戰初期，他曾任國民參政會第一、二屆參政員。抗戰勝利後，王化一在北平發動了東北難民回籍和救濟青年工作。 1947年陳誠任東北行轅主任時，任王化一為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但王化一一直堅持未就。 1948年王化一回到瀋陽。 王化一是高崇民的摯友，長期以來與中共合作，1945年後與中共建立聯繫並接受任務，多次掩護中共地下工作同志脫險。 盧廣績是閻寶航的同鄉、同學、同事，與閻寶航長期並肩從事愛國、抗日、救亡的進步工作。在西安事變時，週總理曾幾次和他會面，此後，盧廣績長期以合法身份在國統區工作。 邱立崞與呂正操是東北講武堂的同學，他同情共產黨“槍口對外不對內”，“東北軍打回老家去”的抗日主張，對蔣介石驅東北軍到西北剿共的借刀殺人的手段非常憤慨。邱很早就與東北抗日民主聯軍領導人之一的李兆麟將軍接過頭，他曾向李說：“我不回去了，跟共產黨幹行不行？我不想幹國民黨了。” 金之銑是呂正操的舊屬，呂在東北軍任中校宣傳隊長時，金是少尉宣傳隊員。 趙毅也是張學良的舊部，和高崇民是摯友。 這些進步知名人士與瀋陽國民黨守軍的一些將領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如王化一和第五十三軍暫編第三十師師長張儒彬、第一一六師師長劉德裕、第一三○師師長王理寰的關係都十分友好；劉德裕是王化一小學同學；王化一和王理寰在師範同學五年，友誼甚篤；王化一還與瀋陽市第二守備總隊總隊長秦祥徵因過去同在救國會而早有聯繫。東北新編騎兵司令部副司令王照塑與胡聖一早就相知，抗戰勝利回東北後又過從甚密。暫編第五十三師師長許賡揚是趙毅的舊部，許和趙久有默契，時機一到，便擬投向中共軍隊。 1947年夏天，胡聖一收到哈爾濱東北人民政府高崇民副主席的秘密來信，要其策動舊東北軍起義。這年冬季，中共在瀋陽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也轉來高崇民副主席給王化一和胡聖一的密信，切望轉達在瀋陽的進步朋友們，認清形勢，為和平解放瀋陽立功。呂正操也曾委託邱立崞、金之銑做瀋陽守軍的策反工作，並囑咐他們要多團結些老同學，如有願幹的，還可多組織一些人。他們在瀋陽開了個西藥舖作為聯繫據點，來回遞送文件和情報，並給解放區運送一些藥品。不久，呂正操又派地下工作人員闞福培(化名韓福)來瀋陽和他們一道工作。由這些知名人士去做瀋陽國民黨守軍的工作，在一定意義上講，比共產黨直接派人去做更為方便。 中共東北局和軍隊系統派地下工作者，直接做瀋陽國民黨軍的策反工作。 對瀋陽的派遣工作主要由中共中央東北局社會部負責。除社會部外，中共東北局城工部、中央軍委情報部、晉察冀中央局城工部東北工作委員會，都曾向東北地區和瀋陽派遣地下工作者。 東北局社會部在已解放的開原設立工作站，站長程光烈，領導派入瀋陽的地下工作者策反國民黨軍的工作。 前面講到的富平就是一個。 不久，又派來了李書城。 對瀋陽國民黨軍的爭取工作，重點是爭取第五十三軍。五十三軍系張學良的東北部隊。 1933年3月，改編為第五十三軍，軍長萬福麟。 1938年秋，原六師師長周福成接替萬福麟任軍長。五十三軍先後在熱河、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貴州、雲南等地參加抗日作戰。 1943年2月編入抗日遠征軍。在中緬邊境地區對日作戰，吃苦耐勞，作戰勇敢，戰績頗佳。抗日戰爭勝利後，特命該軍赴越南接受日本投降，1946年6月回國投入內戰。 1947年7月，五十三軍由保定調來東北，駐鐵嶺。 1948年10月下旬，五十三軍軍部隨第八兵團司令部由鐵嶺撤到瀋陽市內，駐大北門朝陽街的魁畬祥商店。一三○師、暫三十師、一一六師(三四六團仍留駐鐵嶺)先後撤駐瀋陽。 五十三軍調駐東北後，中共方面針對該軍系東北軍舊部、非蔣介石嫡係部隊和東北籍軍官多等特點，做了許多政治爭取工作。特別是1948年初以來，策反工作更加深入。呂正操、高崇民、閻寶航、張學思和萬毅等，給五十三軍軍長周福成、副軍長趙國屏、一三○師師長王理寰、副師長夏時等高級軍官多次捎書信、傳口信，勸其早日率部起義投誠。重點是做趙國屏和王理寰的工作。 趙國屏是張學良的舊部，是東北軍中較有名的抗日將領，早在1936年就與陝北紅軍有來往。 1936年2月，中共中央派聯絡局局長李克農赴洛川同張學良會談聯合抗日要事時，受到當時任東北軍六十七軍參謀長的趙國屏熱情接待；1940年趙任五十三軍參謀長時，到重慶開會，也秘密與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聯繫過。調來東北後，趙不願反共打內戰，暗地同中共人員取得聯繫。 1948年2月，解放軍解放開原時俘虜了一批國民黨的軍官，拘押在縣公安局，其中有一個叫孫靖波的，曾任過國民黨副師長及安東保安第二支隊司令等職，他和趙國屏有點親屬關係。中共東北局社會部開原站站長程光烈就積極做孫靖波的工作，與孫談妥，將他釋放，由他到鐵嶺去找趙國屏，並同中共地下黨聯繫。不久，趙國屏帶來口信，表示在適當時機，可以同中共聯繫。 1948年6月，中共東北局社會部從哈爾濱派李書城(又名李述笥)，帶呂正操、於毅夫的親筆信來瀋陽與趙國屏會面。李書城的丈夫曾經為第三國際做過情報工作，她但任交通，後來她丈夫被捕犧牲。李書城和趙國屏是同鄉、同學，還有點親戚關係，是趙的表妹，沾親帶故。李自我介紹，她是中共派來專做趙的工作的，並出示於毅夫、呂正操的親筆信，信上勸趙把握時機，採取行動，率部起義。 趙國屏看到當時國民黨節節敗退，形勢危急，正急於想同中共取得聯繫。但和李書城初次見面，不免小心試探。他板著面孔說：“你怎麼敢來？不怕我把你扣押起來嗎？” 李書城嚴肅地說：“不怕！要怕我就不會來了。我們共產黨人以完成黨的任務為最大光榮，其他不計，但我們也估計到你不會那樣做。” 李書城以中共名義提出起義條件：保持原編制，保證官兵人身安全和個人財產不受侵犯，與解放軍平等待遇。作戰時，戰場上讓路，可以按起義看待。具體事宜，可派人與開原站聯繫。 趙國屏這時才真心告訴李說：“我早就有這樣的打算，你來得正好，不然我還想派人找你們呢！不過現在我還不是軍長，而是副軍長。第五十三軍4個師長，其中張儒林、毛芝荃兩師長都是我當師長時期的團長，平時相處甚好，跟我行動是沒有問題的；第一一六師師長劉德裕，雖然和周軍長是親戚，但他是看風頭的人，由於利害關切，爭取他也不會有多大問題，只有第一三○師師長王理寰，平日關係不甚好，沒有把握。 軍長周福成非常頑固，不易爭取。我雖然做不到全軍整體行動，但是爭取部分起義是沒有問題的。請你向各師直接打入，我在內部盡力而為。假如我當了軍長，立即開始行動。我們要不斷地保持聯繫，積極做好準備工作。但對於第五十三軍以外的其他部隊，素乏往來，關係不夠，無法提供情況。 ” 趙國屏還說：“起義，我早晚是要幹的，而且要整個乾，不零幹。” 李書城到開原站向程光烈匯報了趙國屏的情況，又回到瀋陽，住在鐵路宿舍，以便隨時與趙取得聯繫。 此時，在東北地區的國民黨軍主力8個軍10個新編師都遭重創，有的損失殆盡。在全國其他戰場的國民黨軍也同樣損失慘重，敗局已定。一些高級軍官都表示悲觀情緒。大家晤談時，都感到早晚必敗，沒有出路，問到從戰場歸來的將領情況如何時，多回答是“快完蛋了”。有一次第五十三軍開高干會議，會後趙國屏和張儒彬、毛芝荃、劉德裕幾位師長有意識地閒聊，趙說：“共軍優勢兵力指向錦州，這一著來得真厲害，錦州如不保，就形成了'關門打狗'之勢，我們腹背受敵，是非常嚴重的局面。作為一個將領，應當看清形勢，但不可亂講。” 毛芝荃師長說：“我的部隊都是新兵，打起來不頂事，要沾大家的光。”劉師長說：“這個仗沒法打，我們師的兵與羽鵬(毛芝荃別號)所說是一樣的。”張師長說：“咱們聽副座的吧！”趙國屏說：“軍部的辦法沒有什麼高妙，還不是根據大家的意圖來做。只要大家團結一致，認清局勢，會有前途的。” 當錦州戰況吃緊的時候，第五十三軍第一一六師撤回瀋陽。掩護全師撤退的丁贊堯團被解放軍包圍在鐵嶺，丁團長在電話上問趙國屏怎麼辦，趙告訴他“見機行事”，於是該團即在丁團長領導下全部投降。趙國屏又與李書城在瀋陽鐵路宿舍（李住處)見了面，商定要多接頭，以便研究進行辦法。 10月12日晚12時許，趙國屏忽接“剿總”副參謀長姜漢卿電話，叫他去有事面談。趙到姜那里後，說：“老頭子親自留條，讓你率領第五十三軍，歸第九兵團廖耀湘指揮，支持錦州戰役。這一來你就真當了軍長，周福成不能再兼了。”趙說：“為什麼軍隊行動不下命令？”姜說：“這是老頭子的新規定，為了加強保密。”並說最近某部一少校參謀去送命令，竟送給共軍了。趙問：“周知道這次行動嗎？”姜答：“不知道。”趙說：“頂頭上司不曉得，如何能通得過呢？”趙遂即到周福成住宅說明這一口頭命令的經過。週氣憤地說：“不能乾了，我就去找衛長官(衛立煌)。”等候一個多小時，週才回來，說衛也說不知道，看衛的樣子命令是不易改變的，但允明天向蔣轉達試試看。 趙國屏認為周福成的請求是不會生效的，聯想到中共方面的一些朋友們如於毅夫、王梓夫、於炳然、高崇民、呂正操等，都一再說讓他把握時機，這確實是機會到來。趙預謀到達新立屯附近，率部起義，並擬找李書城來研究此事。但後來蔣介石讓衛看著辦，居然又變更了原計劃，趙國屏懊喪得不知說什麼好，真是“煮熟的鴨子又飛了。”周福成卻高興地說，他向蔣要求時幾乎落下來；又說，蔣與杜聿明說話不讓別人接近，不知為什麼。繼之又談王家善師起義事。這使趙產生了一個錯覺，認為在強大的解放軍軍事壓力下，可能是周也有所動搖，遂產生了爭取周一同起義的念頭。 10月27日，李書城回去匯報瀋陽兵力部署，趙國屏提出解放軍停止前進，速派人來。臨行，趙在他名片上註明準持名片人往返通行，並簽字蓋章。凡出入第一線者，非有師長以上的許可證不能通過。隨後，又以吉普車送李出前沿陣地。為了保證暢行，趙給防守小橋的營長去電話立即放行，切莫遲滯，令隨從兵馬奎龍護送。趙向李叮嚀說：“停火派人，速去速來，良機易失不易得，稍縱即逝。” 10月28日上午9時，周福成率兵團參謀長蔣希斌、第五十三軍參謀長郭顯榮和趙國屏去東面第二○七師與暫編第五十三師兩師銜接處視察。在見兩師長時，聽到零星槍砲聲，趙暗地問了一下暫編第五十三師師長許賡揚：“這一任務怎樣？”許搖搖頭說：“吃不消。”周福成說了幾句打氣的話，讓他們好好守，並說什麼後續部隊多得很。在歸途中趙問周：“多得很是指哪些隊伍？”周說：“打氣嘛！”並說讓趙當總指揮，同他一起住在中國銀行，有事便於商量。 趙表示不同意，說：“我地位低不起作用，還是老將出馬，一個頂倆。五十三軍內部的事，讓我做什麼即做什麼，添上總指揮，無異破壞兵團的組織。”又說：“通信聯絡都架設了，還是不變較好。等兩天看看需要變再變，好在我住魁畬祥，離中國銀行不遠，隨時找隨時到。兵工廠是防禦重點，必要時可退到那裡。”週不愉快地說：“好吧！”這時期趙急需與李書城會晤，如與週住在一起，無異受他監視，諸多不便，萬一倆人決裂，那就無法逃避。 7月10日。 瀋陽市惠工廣場附近的一座四合院。這裡是國民黨第五十三軍一三○師師部。 少將師長王理寰放下電話，心中有些納悶。電話是他的老同學、老朋友王化一打來的，邀他中午到王家吃飯。朋友之間互相請吃飯是常事。奇怪的是王化一在電話裡最後頗為神秘的加了一句：“有位冷太太想見你。” 冷太太，王理寰想來想去，也想不出自己認識的人中有位冷太太。 這位冷太太到底是什麼人呢？還真有點神秘。 王理寰坐上一台嶄新的美製吉普車，直奔同澤街23號王化一家。王化一家裡是一幢二層小樓。一進客廳，王理寰就看見一位沉靜端莊的女客。王化一起身為二人作了介紹。 “冷太太，這就是王師長理寰大哥。” “理寰，這位是冷太太。冷太太從鄉間來，你不是願意知道家鄉情況嗎？咱們到樓上談談。” 王理寰和冷太太握手寒暄，三人到二樓小客廳坐下。冷太太首先說：“理寰大哥，你的老朋友鄒大鵬給你捎好來了。” 王理寰說：“我們小時同學，別開三十多年，他還好嗎？現在做什麼呢？” 王化一接著說：“大鵬在哈爾濱做買賣呢！” 王理寰問：“冷太太是從哈爾濱來嗎？那邊的秩序還好？” 冷太太說：“比瀋陽好得多。” 王化一說：“冷太太來時，高崇民、呂正操、張學思、閻寶航都帶信問好。” 談到此處，王理寰心裡明白了：這位冷太太是中共派到瀋陽工作來的。 冷太太本名王佩青，丈夫名叫冷慶元，故稱冷太太，夫妻二人都是中共地下工作者。 王理寰是遼寧遼陽人，“九一八”事變前在瀋陽做過小學教師，事變後投軍從戎，從士兵當起，升到師長。第一三O師也是張學良東北軍舊部。因此，中共地下黨把他作為重點爭取的對象。 1948年5月初，在開原戰鬥中被解放軍俘虜的國民黨一一六師師長劉潤川、副師長張紹賢、第三九○團團長傅廣恩，經開原站程光烈做工作後由解放區釋放回到瀋陽與王理寰見了面。傅廣恩把呂正操同志的信給了王理寰。信中說： “近聞師次黃龍(開原古稱)，整軍銀州(鐵嶺古稱)，遙為欽佩。講武(東北講武堂)同學，星散各地，均乏聯繫。監督漢公(指張學良)身在囹圄，安危莫保；西安義舉，吾儕當不忘其苦衷。東北淪陷，家鄉塗炭，十幾年來無人挽救。日寇降後，方期重見天日。不料內戰又興，荼毒生靈。是非進止，早在洞鑑。兄舉足輕重，蹺希以待。 弟呂正操鞠躬X月X日 其他同學請代致意，又及。 ” 王看完這封信後，心中有所觸動，但恐被旁人窺見，當即焚毀。王雖有起義之心，但又感到此事不知從何做起？只有銘記在心，俟機穩準圖之。現在，中共地下工作者王佩青(冷太太)和他接上頭，進一步鼓勵了他投向光明的決心。他把呂正操來信情況大概說了一下，對王佩青說：“希望我們常常聯繫。事情須待機而動。”王佩青接著又說：“還有兩位我們的工作人員，一是冷慶元，一是王益(李維民化名)，他們在街上有不便處，請加照顧。”王理寰說：“胡聖一早就向我提過，他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從此，王佩青等在王理寰的掩護下做工作，王理寰也積極與第五十三軍各師聯絡。 有一次，王佩青提湯藥兩包，從瀋陽郊區的文官屯向解放軍送情報，被一三○師三八八團五連步哨扣留。王佩青沉著地對該連趙連長說：“我姓冷，家住朱耳屯，我丈夫病重，村中無藥，特到城里天益藥堂抓藥。連長不信，問問你們師長。他都知道。王師長是我表哥。”趙連長給王理寰打電話，問是否知道此事。王理寰在電話裡對趙連長說：“知道，冷太太是我表親，她家有病人，你把她送出去，晚間還叫她從你的哨位回來，省得到別處麻煩。”趙連長都一一照辦了。次日到王化一家見面，三人都開懷笑了起來。 在加緊派遣策反的同時，還加強了情報工作。 1948年2月，中共東北局社會部召開了第二次東北全區除奸保衛會議，強調“一切為了前線的勝利”，要求全面調動公開力量和秘密力量，在大力加強以鐵路沿線城市為重點的公安保衛工作的同時，把派遣工作進一步伸向敵區去，加強向長春、錦州特別是瀋陽的情報派遣，以便及時掌握敵人的軍事行動，配合遼沈戰役的勝利進行。 在敵占區，中共地下工作人員也按著新的部署要求，打入敵人心臟部門，勇敢機智地將情報一份接一份地送了出來。隱蔽在國民黨東北剿總司令部、空軍司令部和東北軍運指揮所等首腦部門的內線人員，相繼送出國民黨軍關於遼沈陸空作戰的計劃、命令、城防要圖、兵力配置以及密碼、口令、軍事運輸、糧食供應等重要情報。當時國民黨軍密碼不斷變換，但每次變換都為解放軍獲知，國民黨軍的通訊聯絡和一舉一動，基本上在解放軍掌握之中。 錦州地區作戰開始之前，中共內線人員就從錦州市政府軍事科复繪出錦州市城防工事圖，送到錦州前線指揮部。華北國民黨軍從葫蘆島馳援，他們剛剛登陸，中共內線人員就將其部隊番號、兵力編制、到達地點等情報送出。廖耀湘兵團出瀋陽西進之前，兵團的出動日期、行動路線和作戰意圖，就被中共內線人員獲知。這份情報立即送到中共開原情報站，通過駐在開原的第十縱隊司令部的電台，報給前線指揮部。 東北野戰軍司令部和中央社會部，對遼沈戰役中出色的情報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從不輕易誇讚別人的林彪，也說：“東北的情報工作足可以抵上一個主力縱隊。” 長春解放後，瀋陽守敵前無屏障，後無依靠，陷入孤立無援、走投無路的境地。敵軍內部也發生了分化、動搖。為了調動敵區內線力量，配合我軍進攻瀋陽，並保護這座工業集中、又有悠久歷史文化的古城不受或少受破壞，上級向瀋陽地下組織下達了三項緊急指示： （一）積極策動敵軍起義或放下武器，相機配合我軍解放瀋陽。 （二）組織地下關係和可靠群眾，保護工廠、倉庫、鐵路、機關和所有檔案、物資、防止破壞。 （三）打入敵人內部，繼續埋伏、不得暴露，以待我軍入城後配合進行除奸肅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