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附錄二：古城史話

在歷史上的春秋、戰國和秦漢時代(公元前770～公元220年)，南京地區陸續出現了幾座規模不大的城池，但卻是今日南京城的前身。它們主要分佈在秦淮河流域。 出中華門，走過“外秦淮”上的長干橋，在今日雨花路西側的高地上，原有一座南京地區最古老的城池——“越城”。這就是越王勾踐滅吳以後，於公元前472年所建的城堡，也是南京地區有確切年代可考的最早的古城。我們一般所說南京城已有2400多年的歷史，就是從這座越城算起的。 那麼越王勾踐為什麼要在這塊地方建造城池呢？因為那時候從雨花台下到長干橋之間是一片高亢的地帶，名叫“長干裡”。該處前臨秦淮河，後倚雨花台，當年的長江就在西北不遠處流過，有了這座城池可以控制秦淮河的入江孔道，越王就用它作為攻打楚國的根據地之一。不過，越城本身的範圍是很小的，城周只有二里八十步。據南京大學歷史系文物室中所藏洛陽出土的東周銅尺，當時每尺只有23 1厘米，所以，每裡僅合415 8米，每步為138 6厘米。依此計算越城的城周942米多，還不到1公里。城中的面積，大約只有6萬平方米左右。據史書記載，越王勾踐的主要謀士范蠡，曾經率領越國軍隊在這座城裡駐守過一段時期。當時的工商業者和一般居民，都住在越城外面的秦淮河兩岸，從而形成了南京最早的市場。

自越城沿秦淮河南行20多公里，有一個大鎮名叫秣陵關。這就是秦漢時代南京地區的政治中心——秣陵縣城。當年，那裡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比較發達，人口稠密，水陸交通方便。所以，秦朝統一六國設立郡縣時，便把該處定為秣陵縣治。後來，漢武帝又封皇族劉纏為秣陵侯。直到三國初年，孫權才把政治中心遷到今南京市區。但是，秣陵關依然是建業都城南面的門戶和工商業的中心。 從秣陵關沿秦淮河東行10餘公里，可到另一個叫湖熟的大鎮。它是西漢胡孰縣和東漢湖熟縣的縣城所在，也作過劉姓王子的胡孰侯國。湖熟一帶，從新石器時代起就一直是人煙稠密的地方，秦淮河流域的經濟中心之一，又是軍事上的戰略要地。相傳湖熟鎮前舊有一座“周郎橋”，就是三國時代的名將周瑜協助孫氏平定江東時的一個遺跡。

再從秣陵關向東南行二十餘公里，可到今日江蘇和安徽兩省交界處的大鎮——“小丹陽”。它就是秦漢時代的丹陽縣和西漢時丹陽侯國的所在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東巡時，曾經到過這地方。小丹陽的東面有一座名山叫作“橫山”，古稱“衡山”。在2550年前(公元前570年)，楚國和吳國的軍隊曾經在此交戰，可以說是南京地區最早的古戰場。 下面簡單談談關於“丹陽”這一地名的變遷。我國古代史上最早出現的“丹陽”，是位於今湖北省境內的秭歸縣和宜都縣一帶，它是楚國早期的都城。秦漢時代的丹陽縣，就是今江寧縣的小丹陽。但是，由於漢代的丹陽郡城設在今安徽宣城縣，所以也有人把宣城縣稱作古丹陽。東漢末年因軍閥混戰，丹陽郡城屢次遷徙，曾經一度遷到曲阿縣(今江蘇丹陽縣)，這就是現在丹陽縣於唐朝時被命名的歷史淵源。到了三國初年，丹陽郡城也遷到了今南京城的東南，並且一直延續到隋代為止。因此，從六朝到隋末的四百年間，歷史上所說的“丹陽”，又是專指金陵地區而言。

秣陵、湖熟和丹陽這三座秦淮河流域的古城，與南京地區秦漢三國時代的歷史有著很密切的關係。前面說過，秦始皇東巡時曾途經小丹陽。據說，當時秦始皇聽信“望氣者”(風水先生)的話，鑿斷了方山的地脈，以洩掉“王氣”，從此秦淮河就改向南流。又傳說今城北的獅子山(古名盧龍山)和馬鞍山，本來是相連接的一座山，也被秦始皇下令鑿開，以洩“王氣”。南京地區既然有那麼多的有關秦始皇的傳說，今後很有可能會出土一些秦代的文物。 由於漢朝時在今秣陵關、湖熟鎮和小丹陽三地都設了縣城，並且分封給劉姓子弟作諸侯國，所以這三處地方在漢朝時候比較重要，現在都留下一些漢代的遺跡和遺物。例如湖熟鎮，現在還有一座叫作“城崗頭”的地方，可能是漢代縣城遺蹟的一部分，鎮的周圍也發現過好幾座漢代墓葬。我們認為在湖熟、秣陵關和小丹陽三地，說不定有一天還會發現漢代諸侯的大墓，並且出土一些象銀鏤玉衣或銅鏤玉衣那樣珍貴的文物呢！

當東漢末年封建軍閥混戰的時候，江東丹陽郡地區也是他們反复爭奪的對象。漢獻帝初年，大軍閥袁術派孫權的舅父吳景攻占丹陽郡，吳景就以曲阿縣為中心當了丹陽太守。這時，孫權的父親破虜將軍孫堅被荊州刺史劉表的部將黃祖射死，孫權一家就依靠舅父住在曲阿。不久，吳景被揚州刺史劉繇趕跑，退守江北的重鎮歷陽(今安徽和縣)。秣陵地區也被徐州來的兩個小軍閥——笮融和薛禮所佔有。笮融這個人非常殘暴好殺，但卻深信佛教，他曾經在徐州和廣陵(今揚州市)一帶大造佛塔，招攬信徒。這些塔的下部是重樓閣道，可容三千多人課讀佛經，還鑄有銅佛像，遍體塗以黃金，披著錦采的袈裟。因此，也可以設想金陵一帶的佛教是由笮融最早傳來的。 孫堅死後，孫權的大哥孫策向袁術討回了其父的餘兵千餘人，帶到歷陽與舅父吳景會合，準備恢復江東。公元195年（漢獻帝興平二年)，二十一歲的孫策在周瑜、程普和黃蓋等人的協助下，從歷陽渡江而東。他的軍隊所向披靡，首先擊潰了劉繇的牛渚營(今當塗縣采石磯)，取得大量的軍糧和武器，接著就攻打秣陵縣城。但是，孫策在攻秣陵的戰役裡股部被弓箭射傷，被抬回牛渚營，當時秣陵城內盛傳，“孫郎被箭已死”的謠言。這樣，就造成了笮融軍隊的麻痺大意，孫策帶傷出戰，大敗笮融，先後攻下湖熟、江乘和襪陵這三座縣城，威名大振。不久，孫策又乘勝攻取了吳郡(今蘇州一帶)、會稽(今紹興一帶)、廬江(今安徽巢湖一帶)和豫章(今江西南昌一帶)四郡，從而奠定了東吳立國的基礎。可惜，孫策本人在三十六歲時就被人刺殺於丹徒(今鎮江市)，這時候孫權才十八歲。

在越城東北約兩公里的秦淮河南岸，還有—座丹陽郡城的遺址，它的大體位置在今城南武定橋的東南一帶。據史書記載，這城的面積為一頃(一百畝)，開有南、北、東三門，而無西門。這座丹陽郡城是東吳建國前一年(公元221年)創立的。最早在這裡擔任太守官職的是大將呂範，他還兼任揚州牧(相當於省一級的軍政長官)，負責留守建業(今南京市區)。當時孫權正以長江中游的湖北公安和武昌(今湖北鄂城縣)為政治中心，同劉備的大將關羽爭奪荊州(今湖北江陵一帶)的控制權。後來，兩晉和南朝也都繼續使用這座丹陽郡城。 從越城向西北行，渡過內、外秦淮河，大約五華里路程，就到了古冶城遺址，現在的地名叫朝天宮。朝天宮所在的山嶺古稱“冶城山”，相傳是春秋末年吳王夫差鑄造兵器的地方，據說在冶城山下還有一座與蘇州虎丘同樣的“劍池”。吳國素以出產鋒利的兵器而聞名。南京地區的銅礦資源較為豐富，西南郊的銅井鎮和銅山一帶很早就發現銅礦，也有少數錫礦和鉛礦，這些都是鑄造青銅兵器所不可缺少的原料。因此，我們認為這個傳說是有根據的。不過，它不一定是軍事防守性質的城池，而是一座規模較大的冶煉作坊罷了。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冶城是東吳時的官營冶煉作坊，不會早到春秋時期。其實，這兩種說法並不矛盾，很可能東吳的冶城是在春秋時吳國冶城的基礎上進行恢復和擴建而成的。

自朝天宮的古冶城向西北行，約三華里許到今漢中門，再從漢中門外沿城牆北行不遠，就到了古石頭城的西壁遺址。石頭城的歷史可以上溯到戰國中期楚國在此設置的金陵邑，這是公元前333年的事情。楚國的威王滅越後，盡佔吳國故地，就在今清涼山上修築了一座城邑。因為那時紫金山叫作金陵山，所以把此城命名為金陵邑。又傳說楚威王曾經在今獅子山以北的江邊(古稱“龍灣”)埋過黃金，以壓“王氣”，因而稱作“金陵”。由於當年的長江還在清涼山的西麓下流過，金陵邑臨江控淮(秦淮河)，形勢十分險要。它是南京地區年代僅次於越城的第二座古城，南京的古名金陵亦始於這時。 前面我們已經提到，東漢末年時，孫權在諸葛亮、劉備的先後建議下，於公元211年把政治中心從京口遷來秣陵，第二年在楚國金陵邑的基礎上修建石頭城的歷史。這座石頭城的大小約與清涼山的範圍相當，城周為七里一百步，相當於現在的六里左右。南面開有兩門，東面開一門，西北因緊臨大江，所以不設城門。城基都是利用清涼山的天然岩石，因為當時清涼山名叫石頭山，所以此城就稱為石頭城。又由於清涼山的主要岩石是一种红色的砂礫岩，尤以西部的峭壁暴露得最為明顯。該處因歷經江水沖刷，岩壁表面凹凸不平，有如獸面似地突出在江邊，因此又被人們稱為“鬼臉城”。這座山城在東吳及其後的東晉和南朝各代，都被用來作為水軍根據地和首都西面的軍事重鎮，這方面的情況我們還將在後面予以敘述。

由石頭城沿江向東北走，抵今下關以東一帶，就到了古江乘縣的轄境，這是一個從秦代起就開始設置的縣份。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東巡時，先經過丹陽(即今小丹陽)，至錢唐(今杭州市)，臨浙江(今錢塘江)，上會稽(今紹興會稽山)。歸途中經過吳(今蘇州市)，並從江乘渡江北返，而江乘縣就是這個時候設立的。關於江乘縣城的所在地，過去一般都說是在句容縣北六十里。我們認為其具體位置應在今南京棲霞山附近，因據明代南京地方志記載，古江乘縣在當時的長寧鄉，而長寧鄉正是位於棲霞山一帶。它的對面是六合縣的瓜埠鎮(古代稱瓜步)，也是歷史上有名的長江渡口和軍事要地。 此外，在今長江北岸的大廠鎮一帶，過去稱為“卸甲甸”。相傳該處就是楚霸王項羽在“垓下之戰”失敗以後，向江東撤退途中卸甲休息的地方。據說，項羽離開卸甲甸後，沿著長江北岸退到今安徽和縣境內，最後終於自刎於烏江(今和縣烏江鎮)。

在今日南京市屬六合縣城的西北，還有一座東周和秦漢時代的棠邑故城。棠邑在春秋前期是楚國的領土，名將伍子胥的哥哥伍尚曾經作過棠邑的大夫。春秋末期吳國強大後，棠邑為吳國所有。考古工作者曾在六合縣程橋鎮附近的古墓中，發掘出與傳世的吳王夫差劍完全相同但無銘文的寶劍。棠邑在秦朝時屬東海郡，秦始皇東巡從江乘渡江返北時，很可能到過棠邑。到了漢代，棠邑先後屬於臨淮郡和廣陵郡，由於礦產資源豐富，漢朝政府在此設有“鐵官”來管理開采和冶鑄。西漢初年，秣陵和棠邑都位於吳王劉濞的封地範圍內。歷史記載說，劉濞大量冶銅鑄錢，煮海水為鹽，他的財富可以同漢朝皇帝相比。因此，可以認為在西漢時代，今南京市屬的大江南北的鋼鐵資源就已有了相當規模的開發。

——東吳的首都建業 “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這是三國時代東吳流行於今南京一帶的民謠。它反映出以建業為中心的長江下游人民，不願用大量的人力和物資，逆流而上供應武昌(今湖北鄂城縣)的東吳朝廷，同時說明作為東吳政權支柱的江東大族，如吳郡的顧氏、陸氏、朱氏和張氏，陽羨(今宜興縣)的周氏，吳興(今湖州市)的沈氏等，也不願離開他們的勢力範圍過遠。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孫權雖然於公元220年決定建都於“鄂”，改稱為“武昌”，並且於公元229年在那裡稱帝，但仍然在江東大族的強烈要求下還都建業。同樣，東吳後主孫皓於公元265年又一次執意遷都武昌，結果也遭到舉國上下更強烈的反對，不得不再次還都建業。這一情況表明，到了東吳時期，建業地區已經成為眾所公認的江南中心。東吳以後，東晉和宋、齊、梁、陳等王朝都相繼在這裡建都，歷史上稱為“六朝”(公元229—589年)。

孫權於公元229年的秋天，將首都從武昌搬回建業。他自己仍然住在今珠江路西口，魚市街一帶的原“討逆將軍”孫策的府第裡，取名為“太初宮”。接著，在周圍築起宮牆，以加強防衛。直到公元247年，孫權才在群臣的建議下改建太初宮，把舊的將軍府全部拆掉。孫權本人也搬出舊宮，臨時住到今珠江路南估衣廊一帶的“南宮”，這座南宮本來是由太子專用的。改建太初宮所用的建築材料，主要是利用拆除武昌宮殿的舊材，由長江順流而下，運抵建業。這次改建工程持續了一年多，於公元248年的農曆三月完工。改建後的太初宮周圍有五百丈，約合現在長度1200米，如果按正方形計算，那麼每邊就是300米，全宮的面積應為9萬平方米左右。我們估計太初宮的東界可能在今珠江路的蓮花橋到大石橋東口一線，利用進香河作為護城河；南界可能到今估衣廊北口一帶，利用今北門橋下的水道作為護城河，西面靠近今中山路，北面到今唱經樓一帶。太初宮的南面開有五個宮門，其中正門叫作公車門，可能在今估衣廊的北口附近，東、西、北三面各開一門，分別叫作蒼龍門、白虎門和玄武門。它的正殿稱為“神龍殿”，地點大約在今魚市街南口一帶。 在太初宮的東面和北面，是東吳的皇家花園和皇宮衛隊的營地，名叫“苑城”。皇家花園主要位於苑城的東部，所佔面積很大，據說可以容納三千多名貴族子弟同時在裡面騎馬操練。苑城的北部有一座苑倉，又稱倉城，是最重要的皇家倉庫，裡面儲藏著大量糧食和其他物資。這些物資都經由公元240年時開鑿的城內小運河——“運瀆”的水路運進。大概是為了增加運瀆水道的流量，後來又在倉城與後湖(今玄武湖)之間開闢了一條“潮溝”。由於當年玄武湖的湖面很大，而且有寬廣的水道直通長江，江潮可以直抵湖內，所以得“潮溝”之名。在太初宮的西面，還有一座專供皇太子用的花園，叫作“西苑”。它的位置，很可能就在今日廣州路北側南京大學的南園一帶，從前這一帶的池沼和湖塘很多。 東吳的實際創始人孫權在三國初期的統治者中享年最久。據說他的形貌奇偉，“廣額大口，目有精光”，並且“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孫策對他的評價是：“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孫權的身材較矮，留著紫黑色的長鬍子，膽略過人，善於騎馬射箭。他到吳郡山中射過猛虎，也曾輕騎陷入魏軍營中而靠駿馬脫險。還乘大船去江北觀察曹操的軍容，魏軍弓箭亂發，箭鏃集中在船的一側，孫權下令調轉船頭，再以另一側受箭，待箭勻船平後再安全駛回。所以，曹操也稱讚他說：“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按指原荊州刺史劉表)兒子若豚犬(即豬狗之意)耳！” 孫權不僅武略過人，而且又有一定的文采。據說他一有空閒就“博覽史籍”，領會其中的精華，而不像當時的一般書生那樣進行“尋章摘記”。他給曹操寫的短信中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說“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字數雖少，卻含意很深。曹操對他也特別看重；不敢輕易進攻江東。孫權還有一位善於書畫的夫人趙氏，據說她能夠繪製大幅的表現全國“江湖九州山岳之勢”的地圖供孫權參考。又能在白綢上用針繡成“五嶽列國”的地形，所以是一位著名的早期女畫家。孫權在晚年時，對人猜忌過甚，皇族和大臣被殺者很多，並且一再廢立太子，以致後繼無人，被西晉輕而易舉地消滅了。 東吳的後主孫皓是廢太子孫和的兒子，也是歷史上著名的一個窮奢極欲、凶頑殘暴的末代皇帝。他喜愛豪華的宮室，公元267年時在太初宮的東面建造了一座更為宏偉的“昭明宮”。為了建造這座新宮，孫皓命令中級以下官吏全部進山，督促民工採伐上等的木料。還縮小了皇室衛隊的營地，以擴大新宮面積。昭明宮包括大小殿堂幾十處，正殿叫作“赤烏殿”。每座殿堂都是雕樑畫棟，壁面上繪有以神仙和雲氣為內容的大幅壁畫。在殿堂之間壘土作山，在山上蓋起高聳的樓閣。這些樓閣均用珠玉作裝飾，四周點綴著許多奇山異石。為了使殿堂之間終年都有碧波綠水，孫皓下令在昭明宮後面開鑿一條“城北渠”，以引進後湖的激流。這座昭明宮的位置，大約在今成賢街的南段一帶，它的東界是珍珠河，西界是進香河，南面是珠江路浮橋下的水道。 太初宮，昭明宮和苑城組成了東吳的“宮城”。它位於建業都城的中間偏北部分，幾乎佔據都城四分之一的面積。當時都城的城周為二十里十九步，每邊長約五里左右，都是土牆“籬門”(用竹籬做成的門)。都城的正門叫“宣陽門”，約在今中山東路以南的淮海路一帶。從宣陽門到秦淮河岸的“朱雀門”(又名“大航門”)，正好是五里路。那裡有一座浮橋，叫作“朱雀航”(又名“大航”)，位置約在今中華門內鎮淮橋稍東。從宣陽門到朱雀門的五里長街被稱為“苑路”，也就是東吳的“御街”。苑路的中央部分是皇帝專用的馳道，路面平整，道旁植槐，路側有寬深的御溝，清澈的流水終年不絕。馳道兩旁是一般人員通行的大道，靠近馳道的一側都筑有高牆，以免皇帝的行止被人窺知。在大道的兩邊分佈有大小官署和駐軍的營房，它們星羅棋布地拱衛著苑路。從苑路的南端開始，就進入了秦淮河兩岸的商業區和居民區，並且沿著秦淮河向東、西、南三個方向延伸，其中最著名的是“橫塘”和“長干”兩個區域。 “橫塘”大概是指今“內秦淮”的中華門到水西門段的秦淮河兩岸，這裡是建業最繁華的商業區。當時最大的商業區——“大市”，就位於這個區域。 “長干”指今雨花台下到長干橋一帶，它既是商業區，又是高級官僚的住宅區。如東吳文官中的首領張昭就住在今長干橋南的偏西巷中，當時的地名叫“張侯橋”。據說，當張昭晚年的時候，孫權對他已經不大信任，他就負氣託病不出。孫權得知後大為惱怒，下令將張昭的宅門用土封掉，並放火焚燒。張昭的兒子們害怕起來，急忙扶著張昭上朝去謝罪，事情才算了結。東吳大將陸遜的兩個孫子——著名的文學家陸機和陸雲兄弟，也住在長千里的越城附近。陸機於吳亡後到了洛陽，曾著《懷舊賦》來懷念他的舊居。陸氏兄弟在建業時有一個出名的學生叫周處，他是吳郡陽羨豪族周魴的兒子。周處少年時為害鄉里，無惡不作，陽羨人民把他與蛟河裡的蛟龍和南山上的白額虎並稱為“三害”。後來周處幡然醒悟，改惡從善，先為鄉里除去蛟、虎兩害，然後跑到建業來拜陸氏兄弟為師，刻苦讀書。他的讀書處就在今城南雨花門附近的赤石磯，被後人稱為“周處讀書台”。 在建業的外圍，還有一系列的城堡拱衛著都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前面提到的石頭城。東吳在石頭城內設有“石頭倉”和“石頭庫”，用以儲存軍用的器械、糧食和其他物資。在石頭城西南的最高處設有烽火台，這是東吳境內的烽火總台。並由此沿上下游方向，在江岸險隘之地遍設烽火台。據說，只要石頭城一舉起烽火，半天之內就可以傳遍長江沿線，直抵東吳西界的“西陵”(今湖北宜昌附近)。如果在傍晚時分從西陵舉起烽火，那麼在次日天亮以前也可以傳到吳郡(今蘇州地區)。 由於東吳水軍的主力都在長江，因此石頭城很自然地成為水軍的總部。它是長江沿線最大的碼頭之一，經常停泊有上千艘船隻。當時，中等載重量的船可以運馬八十匹，大船可載軍士達三千人，有的船倉高達五層。這些船大部分都是福建的建安郡(今福州市和閩侯縣一帶)製造的。東吳時的航海規模已很可觀，能夠經常派出萬人以上的大艦隊航行於沿海島嶼和鄰國之間。海船上的水手，大部分是從閩、廣地區挑選來的。如公元230年時，孫權派將軍衛溫和諸葛直帶領兵士萬人航行到了夷州(今台灣省)，這是台灣與祖國大陸密切往來的最早的正式記錄。公元242年，孫權又派將軍聶友和校尉陸凱帶兵三萬人航行到海南島，密切了這個島嶼與祖國大陸的關係。東吳還經常派使者遠航遼東半島，有的使者曾到了今朝鮮半島北部的高句麗。又曾派康泰和朱應出使海南諸國，到了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部)和南洋群島等地，先後經歷了一百多國。海南諸國的特產如雜香、細葛、明珠、大貝、琉璃、玳瑁、翡翠、犀角、象牙和珍奇異果等，從此不斷地運到建業來。 康泰、朱應回國後，康泰著有《吳時外國傳》，朱應著有《扶南異物誌》，這兩部書是描寫這些國家的古代歷史、地理和風俗人情的重要著作。 東吳使者出訪以後，有些國家也遣使回訪。如公元243年，扶南國王範旃曾派使者送來一個樂隊。孫權專門在皇宮附近造了一座“扶南樂署”，請他們把扶南優美的歌舞教給東吳的宮女。這時，大秦國(即東羅馬)商人秦論也經由印度支那半島來到東吳，在建業住了七、八年後才回國。此外，西域的佛教徒康僧會曾在建業長期從事傳教活動，孫權於公元247年特地為他造了一座“建初寺”，地點就在最繁華的大市之後，所以也叫“大市寺”，這是江東地區有明確紀年的第一座佛寺。孫權又曾為著名的道教徒葛玄在方山建立了一座“洞玄觀”，這是江東最早的道教寺觀。 建業都城外圍的城堡除石頭城外，還有金城、白馬城、冶城和丹陽郡城等。金城大約在今江邊寶塔橋附近的金陵村一帶，相傳那裡就是楚威王埋金的地方。東吳後主孫皓在該處建立城堡，以迎接他父親故太子孫和的靈櫬，後來金城就成為北郊的一處軍事要塞。白馬城是東吳時建業江邊的另一處烽火台，可能在今燕子磯附近。冶城在東吳時仍作為官營的冶煉作坊，丹陽郡城也繼續使用，這兩座城分別是都城西南方和東南方的衛城。此外，為了加強南線的防禦，東吳時沿秦淮河的兩岸都樹有柵欄，稱為“柵塘”或“秦淮柵”。 屯田是三國時代的一項重要經濟活動。東吳的屯田規模很大，僅次於曹魏，主要用以解決軍民的糧食供應問題。在建業都城的內外，軍屯十分密集，孫權曾把為他拉車的八頭牛改作耕牛，以示提倡。東吳經常派出大將率領數以萬計的兵士渡江去淮南的皖城(今安徽潛山縣)屯田，有船隻六百多艘，開墾稻田40多萬畝。當時最大的民屯在毗陵(今江蘇武進縣)，也常從建業派出勞動力去擴大毗陵屯區的規模，屯田人數達數万口之多。另外，建業附近秦漢以來的一部分舊縣，如江乘縣、湖熟縣和溧陽縣等，這時都撤銷縣級行政機構，改由典農都尉管理，對農民實行軍事編制，使之固著在土地上，全力生產糧食。這些民屯中的農民稱為“屯田客”，雖然免除了服兵役的義務，但對他們的人身強制，卻比漢朝時更加重了。 發展農業離不開水利，東吳時江南的水利事業也相當發達。與建業密切有關的水利工程，主要是秦淮河水系的疏浚和擴大，並開鑿了赤山湖。公元245年，孫權派校尉陳勳帶領屯兵三萬修治秦淮河。為了溝通建業與太湖地區的內河交通，陳勳帶領這三萬人在寧鎮丘嶺地區開鑿了一條名叫“破崗瀆”的運河。這條運河的起點是秦淮河東源的句容，終點是今丹陽縣境內的雲陽西城，用以接通江南內河和太湖流域。為了調節水量，便利行船，從建業南郊的方山開始修築水壩和船閘，沿線共有十四座。每座壩閘附近都設立旅店和商棧，形成了一個集市。這條運河修成後，從建業到吳郡和會稽郡或更南面的地方，就無需再繞道京口(今鎮江市)，可以從建業直接乘船前往。太湖流域和錢塘江流域的各種物產，也可通過水道運抵建業，其中一些重要物資還可以直接運進皇宮旁的倉城。因此，這條破崗瀆對於東吳首都的物資供應和內外交通來說，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時，由於這條運河的開闢，方山一帶就成為都城南郊最主要的水陸碼頭。 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東吳境內的手工業也發達起來了。東吳政權經常從各地徵調數以千計的熟練手工業工人到建業，充實官營的手工業作坊。孫權的趙夫人能夠親手用彩色線織成有龍鳳花紋的織錦，宮中還有上千名專門從事絲織的宮女。生絲都由浙江的諸暨(今諸暨縣)和永安(今德清縣永康鎮)兩地供應，這可以說是南京地區絲織業的最早開端。都城西南的冶城，仍是冶煉和鑄造銅鐵器的中心。當時曾經兩次鑄造“大泉五百”和“大泉當千”等大型的銅錢，其幣值相當於漢代“五銖錢”五百個或一千個，這表明三國時的物價較漢代大為提高，通貨膨脹的程度已很嚴重。在手工業方面，武昌和會稽是東吳的兩個中心。武昌的鋼鐵器和刀劍，以及會稽的銅鏡和青瓷器，都大量地運到建業來供應王公貴族們使用。 江南地區的經濟，經過東吳時期六十年左右的恢復和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生產都趕上或超過了東漢時期這一地區的最高水平。漢代江南的大城市只有吳、會稽和廣州等少數幾個，這時增加了建業和武昌兩座大城。吳、會稽、廣州、江陵和夏口(今漢口)等城市也有不同程度的發展。由於東吳大力招撫北方南來的人民，以及強制原來住在皖、贛、浙、閩山區的“山越”人民出山務農和當兵，再加上六十年來沒有經過大的戰爭破壞；人口增殖很快，耕地開闢較多。到吳亡時，南方的行政區域已經發展到四十三個郡(相當於今專區一級)，三百十三個縣，郡縣的數目比東漢時增加了一倍多。戶數有五十二萬三千，男女人口二百三十萬人，這還不包括隱藏在豪族武將家裡不屬於東吳政府控制的人口。 但是，東吳政權畢竟是建立在殘暴的封建統治基礎之上，它所依靠的主要是江東的世家豪族和父子相繼的武將；豪族和武將都擁有自己的私人武裝(又名“都曲”)和莊園，還有大量的僮僕為他們耕地、製造手工業產品和從事商業活動。這些私人武裝和僮僕實際上就是兵奴、農奴、工奴或商奴。所以，這些豪族和武將既是東吳政權的支持力量，也是它的破壞因素，使它不可能形成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同時，東吳的刑罰十分殘酷，後主孫皓甚至下令活剝人的面皮和鑿瞎人的眼睛，這要比同時的魏、蜀兩國兇暴得多。對於山越等少數民族，壓迫得也很厲害。先後對山越用兵近四十年，掠奪人口達一、二十萬，逼迫他們當兵奴或農奴。由於繁重的、連年不斷的修建宮室和城池等徭役，東吳境內人民的反抗活動非常激烈。如公元266年，吳郡永安就發生了以施但為首的農民起義。起義軍從烏程(今浙江吳興縣南)出發，沿途不斷擴大隊伍，打到建業郊區時已有一萬多人。東吳政權恐懼萬分，慌忙調遣大將進行堵擊，才把這支起義軍鎮壓下去。在東吳亡國的前一年(公元279年)，又發生了下級軍官郭馬為首的廣州兵民暴動。這些起義和暴動都預示著東吳政權的行將覆亡。 公元279年的冬天，早已滅蜀和建立起晉朝政權的司馬氏進行總動員，沿長江全線進攻東吳。前線的大都督是西晉武官的首腦太尉賈充，大將有王渾、週浚、王戎，胡奮、杜預、王濬和唐彬等八名。前六名大將分別進攻建業的外圍六合、當塗，以及長江中游的重鎮武昌、夏口(今漢口)和江陵等地，王濬和唐彬則率領滅蜀後所得的水軍，由四川順流東下。這時，東吳政權已經上下離心，無人再為末代皇帝效力。而孫皓所設計的江中鐵鎖，也阻擋不了西晉軍隊的前進。公元280年的農曆三月，王濬所率的舟師首先抵達石頭城下，孫皓無可奈何，只得叫人反綁了自己的雙手，抬著棺材到西晉軍門前去投降。正如唐代的詩人劉禹錫在他的一首名詩——《西塞山懷古》中所描寫的：“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古代八尺為一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東吳亡國以後，西晉著名的文學家左思曾經在他的名著——《三都賦》中，對吳都建業作了詳細的描述。他為了收集魏、蜀、吳三國都城狀況的素材，不僅博覽了群書，考核各種圖誌；而且採集了大量的民謠故事，積十年之久才完成此賦。他在描寫建業的“苑路”(御道)時說：“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亙以綠水。玄蔭耽耽，清流(同娓)。列寺七里，俠棟陽路。屯營櫛比，廨署棋布……”據說這部《三都賦》剛剛寫成，西晉首都洛陽的豪富之家立即爭相傳抄，以致市場上的紙價突然上漲數倍。這就是“洛陽紙貴”這一成語的由來。 朱務平 朱務平(1898～1932)化名朱大生、煥明、人和、大春等，安徽省宿縣人。 1924年4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下半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上中學時，領導徐州培心中學學生進行反對美國傳教士的鬥爭。大革命時期，在宿縣從事農民運動的組織和領導工作，是宿縣中共組織的創建者之一。 1928年春，領導臨渙集1500名農民反對大惡霸袁三的鬥爭，並取得勝利。 8月，受中共江蘇省委派遣，籌建徐海蚌特委。不久，任特委委員兼鳳陽縣委書記。 1929年，出席中共江蘇省第二次代表大會。 1931年，任中共長淮特委書記。 1932年10月因叛徒出賣在蚌埠被捕，解往南京警備司令部關押。 1932年11月25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義。 鍾天樾 鍾天樾(1905～1927)原名正，字堯弼，四川永川人。 1924年考入南京東南大學。 “五卅”慘案發生後，他全力投入聲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愛國運動。 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共青團南京地區城北支部書記。同年10月，因散發響應北伐的傳單，遭軍閥逮捕，1927年3月24日北伐軍光復南京時出獄。以後任南京總工會執行委員。他和總工會其他工作人員一起分赴工廠幫助建立基層工會，並在江右軍的支持下查持了偽工會。 4月9日，南京總工會被國民黨右派指使南京勞工總會搗毀。 4月10日晚，在參加省市黨部和各團體黨的負責人會議時被捕，不久被殺害。 惲代英 惲代英(1895～1931）祖籍江蘇武進縣小河鄉石橋灣惲家村，生於湖北武昌，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早期著名的青年運動領導人之一。五四運動時，在武漢組織領導學生愛國運動，並創辦利群書社，團結教育青年，傳播革命思想。 1921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3年起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領導工作，曾任團中央宣傳部長及《中國青年》主編，上海大學教授。 1926年任黃埔軍官學校政治總教官。 1927年春主持武漢軍事政治學校工作，同年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大革命失敗後，參加八一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 1928年7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長，1929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 1930年在上海任滬東區行動委員會書記。同年5月6日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獄中遭殺害。遺著編有《惲代英文集》。 夏雨初 夏雨初（1903～1930）年安徽郎溪人。 1918年考入蕪湖萃文書院。在“五四”運動中，成為郎溪學運的中堅。 1923年，入北京中國大學，在校期間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5年暑假返鄉，發動皖南山區聲援“五卅”的運動。 1926年轉為中共黨員。 1927年3月，北伐軍第二軍進攻南京途經廣德時，他積極配合北伐軍行動，創立了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左派縣黨部，並積極領導農民運動，組織農民協會建立了一支500多人的農民自衛軍，1928年去上海，後任上海市滬西區負責人，領導和組織了日資內外棉紗廠工人同盟大罷工。 1930年7月15日，任南京市行動委員會委員，參與組織南京暴動。 7月29日被捕，不久遭敵人殺害。 吳肅 吳肅(1910～)四川遂寧縣人。 1938年參加新四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黃橋戰役。 1941年後歷任新四軍一師作戰科長，一師兼蘇中軍區參謀處長，蘇中軍區軍政幹校教育長，教導旅第二團團長，蘇浙公學教育長。解放戰爭期間，歷任華中野戰軍第十縱隊參謀長，華東野戰軍第四縱隊十二師副師長，第三野戰軍二十八軍參謀長，參加過蘇中、濟南、淮海、渡江戰役，建國後，歷任華東軍政大學訓練部部長，華東軍區公安部隊參謀長、空軍參謀長，中朝聯合空軍參謀長，中南軍區空軍參謀長，南京軍區戰史編輯室副主任，空軍學院副院長，南京軍區空軍顧問。 1965年前為少將軍銜，1982年離職休養。 文化震 文化震（1902～1927）字雨龍，貴州省貴陽市人。 1918年在貴陽模範中學讀書時就積極參加學生愛國運動。 1922年考取東南大學預料，受《響導》、《中國青年》等進步書刊影響，決心走改造社會之路，並先後參加過黨領導的反對“學閥”的鬥爭、國民會議運動、聲援“五卅”鬥爭等。 1925年底加入共青團，不久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曾先後擔任過中共南京地委委員、共青團南京地委書記、國民黨南京市部部長、南京總工會秘書主任兼總務主任等職。 1927年4月10日深夜，在參加中共南京地委緊急擴大會議時被捕，幾天后被敵人秘密殺害。 唐亮 唐亮(1910～1986)原名昌賢，湖南瀏陽人。 1927年參加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赤衛隊。 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三軍團連政治委員、團政委，師政治部主任。 1934年10月參加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三四四旅政治部副主任，冀魯豫軍區政治部主任、山東濱海軍區政委，參加創建山東抗日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任山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華東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戰軍政治部主任。參加了萊蕪、孟良崮、濟南、淮海、渡江等戰役。 1949年9月以後，歷任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中共南京市委第一副書記、書記，華東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南京軍區政委，國防委員會委員。 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是中共第八至第十一屆候補中央委員、第十一屆中央軍委委員、第十二屆中顧委委員。 1986年11月20日在北京病逝。 孫津川 孫津川（1895年～1928年）又名方淦，曾用名競川、繼生，安徽壽縣人。幼年隨父逃荒至南京。先後在金陵製造局、上海英商吳淞機廠做工。 1925年“五卅”運動中，當選為吳淞機廠鐵路工會籌備委員會委員。同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擔任“滬寧鐵路工人協進會”委員、中共吳淞機廠特別支部書記。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他帶領鐵路工人參加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先後任滬寧、滬杭兩路罷工委員會主任委員、滬寧、滬杭鐵路總工會委員長。 11月到南京任中共南京市委職工運動委員。 1928年3月，任南京市委書記。 7月，在黨的“六大”上當選為中央審查委員會委員。 1928年7月初，由於叛徒告密被捕。 10月6日，犧牲於雨花台。 宋教仁 宋教仁（1882～1913）字初，號漁父，湖南桃源人。 1904年與黃興等成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華興會，當年冬因起義事敗流亡日本，先後入日本法政大學、早稻田大學學習。 1905年任中國同盟會司法部檢事長。 1911年武昌起義後到武昌，為湖北軍政府擬定《鄂州臨時約法》。 1912年1月任南京臨時政府法制局局長。 8月，將同盟會與官僚政客組成的四個小政黨，合組為國民黨，主持國民黨在國會議員選舉中獲得多數，以政黨責任為內閣組織者自居，到湘、鄂、皖蘇、滬等地發表演說，評論時政，遭袁世凱忌恨。 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車站被袁世凱所派的兇手槍擊，22日逝世。 彭沖 彭沖（1915～）福建漳州市人。 1934年加入中國共黨。早年從事黨的地下鬥爭，曾任中共漳州地委組織部長。抗日戰爭時期，歷任新四軍二支隊政治部民運科長，高淳辦事處主任，中共安徽當蕪縣委書記，新四軍第六師十八旅第一團政委，華東野戰軍二十四軍七十二師副政委。建國後，歷任中共福建省委秘書長，統戰部長、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中共江蘇省委常委，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長，中共江蘇省委候補書記、書記、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中共上海市第三書記、第一書記、市長，南京軍區第二政委，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中共第九屆、十屆中央候補委員，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二十屆中央委員。 劉重民 劉重民（1902～1927）原史劉盛寶，江蘇江都人。 1922年秋考入金陵大學，接觸革命思想，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 1924年11月，當選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南京地委宣傳委員，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宣傳委員會委員。 1925年8月，當選為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執行委員、調查部長兼工人部長。 1926年1月，出席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同年秋，調往廣州，在國民革命軍某團任黨代表。 1927年初調回上海，任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執行委員、工人部長兼秘書長。 4月初，國民黨江蘇省黨部遷到南京，10月，國民黨製造四一○南京反革命事變，劉重民在參加各團體黨的負責人會議時被捕，15日被敵人殺害。 鄧演達 鄧演達（1895～1931）字擇生，廣東惠陽人，1919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是著名國民黨左派。 1925年任黃埔軍校教育長。 1926年1月當選為國民黨“二大”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同年7月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隨軍北伐，指揮攻克武昌。曾被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中央軍委主席團成員和中央農民部部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他力主東征討蔣。同年11月與宋慶齡等在莫斯科發表聲明，譴責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後去歐洲各國考察。 1930年春回國，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任中央總幹事，企圖建立第三種政治勢力。 1931年積極籌劃反蔣軍事行動，8月19日由於叛徒出賣被捕，11月29日被蔣介石秘密殺害於南京其林門外。 陳喬年 陳喬年（1902～1928）安徽懷寧人，陳獨秀次子。 1915年隨父到上海，就讀於復旦大學，1919年底與其兄延年赴法國勤工儉學。 1922年夏參與發起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同年秋先後加入法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 1923年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1925年1月回國，曾任中共北京地委和中共北方區委組織部長、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湖北省委組織部長。 1927年底轉至上海，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 1928年2月被捕，6月6日被敵人殺害於龍華。 四、南京歷史大事 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踐命范蠡在南京秦淮河之南約830米處築城，城周長約1.2公里，面積約0.94平方公里。後稱越城，又名范蠡城。它是南京歷史上第一座有確切年代可考的軍事性質的古城，被公認為南京城市的開端。
漢獻帝建安十六年(211)，孫權將政治中心由京口(今江蘇鎮江)遷至秣陵(今南京秣陵關一帶)，次年在楚國金陵邑城址修建石頭城，以資守禦，並取“建功立業”之意改稱秣陵為建業。黃龍元年(229)四月，孫權在武昌稱帝。同年九月，在朝野“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的呼聲中，遷都建業，開創了南京建都的歷史。孫權以其兄孫策的長沙桓王故府為皇宮，規劃並建造了周長約11公里的建業都城。
五代十國時期，群雄割據。金陵最初隸屬建都廣陵的楊吳政權的勢力範圍。徐溫死後，徐知誥繼任金陵府尹，操縱楊吳朝政。 933年，徐知誥採納謀士宋齊丘建議，欲將楊吳遷都金陵，於是修繕金陵府治為皇宮。 935年，楊吳皇帝封徐知誥為齊王，次年，以金陵府為西都，廣陵為東都。 937年，徐知誥廢楊吳皇帝自立，建立齊國，改金陵府為江寧府，以府治為宮，以城為都。 939年，複姓李，更名？ ，改國號為唐，史稱南唐。南唐都城周長約19 35公里，貫秦淮河於城中。歷3代共39年，975年南唐國亡。
1368年，元末紅巾軍領袖朱元璋在應天府稱帝，國號大明，年號洪武，奠都南京。在此之前，他作了一系列的準備。 1356年朱元璋攻入集慶路，改名應天府，並多次聽取謀士陶安、馮國用、葉兌等人關於建都的建議。 1361年朱元璋被小明王韓林兒封為吳國公，1364年自立為吳王，吳王府便設在應天。 1366年，改築應天府城，作新宮於鍾山之陽。洪武元年(1368)秋八月，正式下詔，以應天府為南京，大樑(開封)為北京，實行南北兩京製。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以南京為京師，正式定都南京。永樂十九年(1421)明成祖遷都北京，改京師為南京，為留都。
明太祖朱元璋接受儒士朱升“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建議而築成的南京城牆，始建於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至1386年築成。周長約33676米，連同甕城全長37140米，開13個城門，上設垛口13000餘個、窩鋪200餘座。明南京城牆的長度大大超過周長29500米的法國巴黎城，成為世界第一大城。雖遭600多年的風雨兵火，現尚存21351米，仍為國內城市中最長的城牆。
1839年6月3～25日，欽差大臣林則徐在兩廣總督鄧廷楨的協助下，在虎門海灘銷毀英、美等國商人上繳的鴉片2萬餘箱，震動了全世界。為了保護臭名遠揚的鴉片走私貿易，1840年2月20日，英國派遣義律等率領由40餘艘艦船和4000名士兵組成的遠征軍，悍然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將戰火引向中國沿海。 1841年4月30日，英國內閣不滿足義律與清朝欽差大臣琦善談判所取得的成果，作出停止廣州談判、擴大侵略戰爭的決議，改派富有殖民侵略經驗的璞鼎查接替義律。 1842年6月，英國由印度增派的援軍抵達中國沿海後，璞鼎查率領的英軍避實擊虛，發動“揚子江戰役”。 6月16日，英軍攻占吳淞；19日，攻取南京；21日，攻陷鎮江。 8月4日，英艦進逼南京下關江面，隨後英軍從燕子磯登陸，察看地形，揚言進攻南京城。在英軍堅船利炮的威懾之下，清朝欽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兩江總督牛鑑，妥協退讓，委曲求全，被迫在靜海寺、上江考棚等處與英軍議和，並於1842年8月29日，在停泊於南京下關江面的英國“康華麗”號戰艦上，與英國全權代表璞鼎查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共13款，其主要內容是：割讓香港，使香港淪為英國殖民統治，並成為英國進一步侵略中國及遠東的基地：補償鴉片煙費與水陸軍費，數目相當於清政府全年財政收入的1／3，中國人民從此所受壓迫更甚；喪失關稅自主權；允許英國人寄居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南京五大港口城市。 《南京條約》的簽訂，標誌著中國的封建大門開始被打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1853年1月12日，太平軍決定揮戈金陵。 3月8日洪秀全率50萬水陸大軍兵臨金陵城下。 3月19日，攻陷金陵城，從而完成了據金陵為根本、進而完成進軍江南的戰略任務。 3月29日，洪秀全在楊秀清和文武百官、黎民百姓的跪迎歡呼聲中，進入金陵城，暫住藩習衙署，不久修繕兩江總督衙門，改作天王府，並宣布定都金陵，改名天京，正式建立太平天國農民政權。隨即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等一系列綱領性文件。 1864年7月9日，清軍攻破天京，太平天國運動失敗。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後，全國各地普遍響應，有24個省宣布獨立。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迫切需要建立統一的中央政府，來領導全國的革命運動。 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在經歷了16年的海外流亡生活後回到南京，受到各界熱烈歡迎。 12月27日，黃興乘專車去南京，當晚在江蘇諮議局召開各省代表會議，提出3項議案，即改用陽曆、以中華民國紀元、政府組織形式採用總統制，獲得會議通過。 12月29日上午9時，17省代表開會正式選舉臨時大總統，選舉以每省1票為原則，孫中山得16票，當選為臨時大總統。 1912年1月1日上午10時，孫中山乘坐專車離開南京，前往南京臨時大總統府。當晚10時，在總統府內舉行了莊嚴簡樸的就職典禮，由徐紹楨擔任司儀。典禮開始時，鳴禮炮21響。 17省代表公推山西代表景耀月致頌詞。孫中山宣讀《臨時大總統誓詞》，並發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和《告全國同胞書》，宣告中華民國成立。 《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提出，臨時政府任務是“盡掃專制之流毒，確立共和”，實現民族統一，領土統一，軍政統一，內治統一，財政統一。臨時政府通告全國採用陽曆，以1912年為民國元年。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標誌著統治中國260多年的清王朝的覆滅與延續2000餘年帝制的終結。但政權遭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聯合進攻，很快夭折。袁世凱於2月12日迫使清帝退位，要挾孫中山於13日提出辭呈，並迫使臨時參議院於15日選舉他為大總統。 4月1日孫中山正式解職，許多同盟會領導人“下野”，政權落入軍閥袁世凱手中。
1929年，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籌建中央天文台，台址選在紫金山第三峰天堡山上，1934年9月1日建成，後稱紫金山天文台。這是我國自行建造的第一個現代天文台，曾有“遠東第一台”之稱。
1927年蔣介石在南京發動四一二政變後，於4月15日在南京召開了“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蔣介石、胡漢民、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陳果夫等參加會議，因武漢方面無人參加，到會委員不足半數，故只作為預備會議。會議決定成立“國民政府”，於4月18日在南京正式成立。新政府以胡漢民為主席，伍朝樞為外交部長，王寵惠為司法部長，並於次日公佈“清黨令”，通緝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和其他革命活動家共10079人。專門組織清黨委員會，以進行大規模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清黨”。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形成武漢、南京、北京三個政權鼎立的局面。
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佔領當時中國的首都南京，在長達6週的時間裡，對南京無辜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進行了血腥大屠殺，其中遭日軍集體屠殺並毀屍滅蹟者15萬人以上，被害總人數達30萬人以上。在瘋狂屠殺的同時，日軍對中國婦女進行了野獸般的奸淫，很多婦女被蹂躪後又慘遭槍殺、刀戳和毀屍。在佔領南京後的一個月中，在南京市內，發生了兩萬起左右的強姦事件。日軍到處縱火焚燒，被毀房屋達全城l／3以上。無數的住宅、商店、倉庫被日軍劫掠一空後，再付之一炬。外僑財產也未倖免。 1947年3月10日，日本戰犯谷壽夫被中國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處死刑，4月26日槍決；1948年11月4日，日本戰犯松井石根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12月22日執行。罪魁禍首雖然受到了應有懲罰，但日本政府至今不肯向中國人民認罪。
1949年4月20日，中國共產黨提出《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被國民政府拒絕，國共和談破裂。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立即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號召中國人民解放軍“奮勇前進，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當天夜晚，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第三野戰軍按預定部署，在上自九江、下至江陰的千里江防線上，發動渡江戰役。 4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首先自安徽蕪湖西面荻港突破國民黨軍隊的長江防線，由西南向東南迂迴到南京的側背。同日，突破江陰要塞，對南京形成鉗形攻勢。 4月21日，佔領了南京江北的江浦縣城，次日又攻占浦口、浦鎮。 4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平佔領國民黨統治中國22年的首都南京，結束了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執政地位。
1949年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曾多次有在南京、浦口之間架橋之議。 1930年鐵道部美國顧問、橋樑專家華林爾曾作嘗試，但終未提出任何具體建議。 1936年與1946年兩度計劃建橋，均因技術難度大、財政無力負擔而作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務院於1956年批准鐵道部進行南京長江大橋的勘測設計，1959年6月完成定測。 9月，國務院通過建橋設計方案。 1960年1月正式開工，1968年9月30日鐵路橋建成通車。橋長6772米，鋪設長鋼軌雙線，最大坡度為4‰。同年12月29日公路橋通車，橋長4588米，路面寬15米。全橋造價2．87億元，為國內第一座自行設計、施工，全部採用國產材料的鐵路、公路兩用橋，其建橋技術達到當時國際先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