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02章向廣東進軍

衡寶戰役的硝煙尚未散盡，南粵大地又傳來一道驚人的喜訊：解放軍東路軍於10月14日解放了華南最大城市廣州！這兩個重大勝利，是中南我軍在短短時間內連續取得的，影響巨大，意義深遠。 《長江日報》為此發表的時評指出：“白崇禧主力在湖南南部被殲，廣州的迅速解放，和福建、甘肅、青海、綏遠、寧夏、新疆等省的迅速全部解放，是兩個多月以來中國戰局的幾個主要發展。國民黨殘匪現在只有西南數省和台灣、瓊崖等海島作為最後的逃亡去路了，而在廣州解放以後，這些地方的解放，也不會要多長的時間了。” 廣東省是中國南方的重要門戶。它南臨南海，北依五嶺，東臨福建，西連廣西，北與江西、湖南接壤，南與海南島隔海相望，其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這裡，山川秀美。人傑地靈，物產豐饒，文化興盛，近代以來一直是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窗口，也是現代中國政局中經常擔當著特殊角色的重要省份。 1949年4月我軍發起渡江戰役前後，國民黨政府各主要機構陸續南遷廣州，廣州成為國民黨逃亡政府的政治統治中心。

在國民黨人的心目中，廣東乃“革命根據地”，且與海外華僑息息相通，如果丟掉了廣東，不僅“對不起總理(孫中山)在天之靈，而且對海內外人心引起重大的影響”。因此，無淪是蔣介石，還是李宗仁、白崇禧，他們對廣東都相當重視。還在1949年初，蔣介石於下野之前，就對廣東軍政當局的人事問題作了安排，任命薛岳為廣東省政府主席，余漢謀為廣東綏靖公署主任。薛、餘兩人，在派系林立的國民黨高層不甚得志，但在當時卻是粵籍將領中有號召力的頭面人物。蔣介石之所以起用他們，無非是藉此收買和籠絡人心，替他守住廣東這塊嶺南重地。 李宗仁、白崇禧也想把桂係部隊儘早撤入廣東。一來是廣東遠較他省富庶，便於解決兵餉問題，二來是廣東擁有出海口，對外聯繫非常方便。程思遠先生說：“那時，白崇禧與美國太平洋艦隊白吉爾有聯繫。較早以前，白吉爾從青島派了他的侍從副官馬介廉攜來一個收發報機和密電本。從此兩白通報頻繁。白吉爾通知白崇禧，美國國會在暑期休會以前，通過一項七千五百萬美元用於中國一般地區的計劃，如白崇禧部能進入廣東，白吉爾將通過海道運輸，給白部以充分補充和供應，所以白崇禧急於率部入粵，是可以理解的。”與此同時，主持廣東軍政的余漢謀、薛岳等粵籍將領們出於自身的利益，也歡迎桂係部隊入粵。一時間，“將來保衛廣東，只能倚靠白崇禧長官所屬的廣西部隊三個軍”的說法，成為國民黨內不少人尤其是粵係人士的共識。

然而，蔣介石此刻的戰略意圖卻是以經營台灣、防守西南為重點，並不以保粵為重點。這無疑與在廣州的國民黨軍政大員們的打算南轅北轍。李宗仁後來述及這段史實，忿忿不平地說：“上海於五月二十七日棄守時，何應欽、白崇禧曾一再電請蔣先生將精銳部隊由海道調至汕頭，北上布防，以阻共軍入粵，而蔣氏不聽。待共軍攻大庚時，胡璉兵團竟由汕頭乘船退至廈門，最後渡海撤至金門、馬祖等島嶼，使粵東完全空虛。行政院長閻錫山為鞏固廣州防務計，屢請蔣先生把劉安琪兵團從海南島調至廣州增防，蔣先生雖口頭答應，劉兵團卻遲遲不來，終至粵局無可收拾。” 蔣介石不積極增兵廣東，自然有他的通盤打算。但他堅決不同意白崇禧的部隊進入廣東，則完全是出於歷史上的宿怨和現實的顧慮，蔣介石不希望出現兩廣軍人團結守粵的局面，更擔心白崇禧掌握海上通道後取得美國人的支持，進而危及自己的地位。於是，在圍繞白崇禧部入粵以及如何保衛廣東等問題上，蔣、桂、粵三方之間展開了十分複雜且微妙的爭鬥。

6月底的一天，白崇禧把程思遠、李漢魂、邱昌渭、李品仙、黃旭初等人接到長沙開會，討論中心是保衛廣東問題。白崇禧說：“華中部隊必須進入廣東，廣州這個政治中心才能保衛下來，但桂軍調粵又需要由國防部下達命令，因此，我們掌握國防部為形勢所必需。”李品仙附和道：“只有健公重新主持國防，才能使華中部隊南下廣東。”會後，李品仙銜命飛赴廣州向李代總統面陳意見。 李宗仁雖早有此意，但力不從心，他找到行政院長閻錫山的心腹賈景德，要他向閻痛陳利害，讓白崇禧出任國防部長完全是出於保衛廣東的考慮。但閻錫山說：他兼掌國防，乃總裁的決定，沒有總裁批准，他不敢有所更動。閻錫山不肯通融，李宗仁也無計可施。 當時，廣州為國民黨行政院直轄市，市府與省府平行，由於戰爭的影響，廣東全省的稅收還不及廣州一市，加上廣州市長、廣州公安局長、廣州警備司令等要職都為蔣介石的私人或嫡系把持，所以省主席薛岳極力主張將廣州由直轄市改為省轄市，一統廣東軍政實權。對蔣來說，這無異與虎謀皮。一次，為廣州市改制問題，蔣介石在黃埔召見余漢謀、薛岳、李漢魂等粵籍將領，當面大發雷霆說：“你們以為可以反對我咯？誰反對我，我就叫誰死在我之前！”內政部長李漢魂於此事出力頗多，成為蔣介石的眼中釘。國民黨元老居正曾特地警告李，你如不趕快辭職，將來你生命都要發生危險。

蔣介石的種種行徑令粵籍將領們大為不滿，粵軍元老，曾在何應欽內閣後期出任陸軍總司令的張發奎便是態度最激烈的一個。他早就放出口風：蔣家天下，原是廣東人打出來的，現在要保衛兩廣，就必須首先清除蔣介石在背後掣肘。因此，他幾次向李宗仁建議：“把蔣介石扣起來”。據李宗仁回憶：“我說：'向華(張發奎)，這是徒招惡名，無補實際的莽事。'張說：'德公，你膽子太小！德公，你膽子太小！'我說：'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這位置，你也不會幹的。'” 7月，蔣介石終於去掉了息影林下，不問朝政的外衣，著手越過李宗仁，指揮國民黨軍政殘局。 14日，蔣率王世傑、黃少谷等大批隨員飛抵廣州，事先並未通知廣州當局，僅蔣經國前往迎接。蔣介石發表對時局的談話：“今日共匪窺伺我國民革命策源地之廣東，中正惟以民族大義及革命責任所在，發揚總理大無畏之革命精神，團結全黨，擁護政府，為國家獨立、人民自由而奮鬥。”

16日，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召集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與中央政治委員會聯席會議，提議成立中央非常委員會，作為最高決策機關。該會由他任主席，李宗仁為副主席，孫科等任委員。同日下午，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決定成立西南、東南兩個分會，以張群為西南分會主席，陳誠為東南分會主席。同時，蔣介石又在會上提出以陳誠為東南軍政長官，直轄江蘇、浙江、福建、台灣、海南五省區。蔣介石上述舉措的隱含用意，程思遠先生曾一語道破：“是讓白崇禧之不能染指嶺南，意甚明矣。” 8月初，長沙宣告和平起義後，白崇禧的處境更為不妙，他一方面籌劃“湘粵聯合防線”，阻止解放軍進軍兩廣，一方面加緊活動，仍圖待機入粵。中旬，美國西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中將由香港到廣州，與白崇禧會談，白吉爾重申：華中部隊如能開到廣州，他將盡力保障供給。這次會談令白崇禧信心大增。 8月20日，李宗仁召集白崇禧、薛岳、余漢謀舉行會議，決定以余漢謀為華南軍政長官，統一指揮廣東境內所有部隊，要求他與白崇禧部主力配合，“鞏固粵北，確保廣州”。但是，余漢謀卻提出，他是否就職，以白崇禧都能不能入粵為先決條件。正在這時，蔣介石又來到廣州，就保衛廣州的兵力部署問題再次與李宗仁發生爭執，要求李收縮兵力防守廣州。言外之意，還是不許白崇禧部入粵。在這種情況下，李宗仁不容余漢謀再多考慮，於8月31日下達代總統令，特派余漢謀為華南軍政長官。 9月4日，國民黨非常委員會也作出決定，粵北軍事由余漢謀負責指揮，統一部署華南防禦。

余漢謀，字幄奇，廣東高要人。早年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在粵軍中嶄露頭角，逐漸成為一員統兵將領。 1936年兩廣事變時，他倒戈一擊，反對老上司陳濟棠，為蔣介石統一廣東起了重要作用。但蔣介石對他並不信任，想方設法地削弱他的勢力，余漢謀對此只能有苦水往肚子裡咽，經常對親信說：“同蔣介石打交道，沒有自己的本錢是不行的，對自己的職務過於負責也是不行的。”抗戰期間，他歷任第四戰區副司令長官、第七戰區司令長官。日本投降後，赴南京出任陸軍總司令一職。 1949年初，被蔣介任命為廣東綏靖公署主任。 按常理講，回家鄉當官應該高興才是，但是，飽經滄桑的余漢謀對此卻相當悲觀。回粵之初，他對人說：“我以前沒有做過京官，很少接觸黨國要人，總以為他們對國家大事會有一套辦法。去年我在南京搞了幾個月陸總(陸軍總司令)，和他們接觸多些，才使我認識到這班官僚飯桶，二三十年來，他們除了樹立私人勢力，爭權奪利，對國家大事確實毫無辦法，根本談不上為國家人民做好事。照我看，只要共軍渡過長江，勢必馬上解體，可以肯定是無法再支持下去了。我這次回來為桑梓服務，希望團結廣東軍政人員，進而與廣西合作，支持李宗仁收拾殘局，如不可能，只好認輸，決不陳兵邊境。作最後掙扎，使廣東同胞重受戰禍，加重我的罪責。”

余漢謀活雖這麼講，綏靖公署主任的官卻也當得很賣力氣，他與薛岳一起，積極擴編軍隊，補充兵員，充實裝備。但他心裡清楚，憑現有的兵力保衛廣東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把白崇禧的三個主力軍是否入粵作為就任華南軍政長官的首要條件。李宗仁當然想滿足這個條件。 9月4日，李宗仁再次託人轉告閻錫山，請閻辭去國防部長兼職，以白崇禧代。閻錫山仍不買賬，表示：“我不辭國防部長兼職，如代總統令免，我行政院長不副署。”到了這個地步，余漢謀心知白崇禧部入粵已經無望，只好勉強打起精神，部署廣東防禦。 這時，廣東全境計有國民黨正規軍劉安琪第21兵團(轄第32、50軍)、沈發藻第13兵團(轄第23、70軍)、胡璉第12兵團(轄第10、18軍)及第39、62、63、64、109軍共11個軍31個師，12．5萬人，另有空軍第1軍、海軍第4軍區、5個保安師、5個縱隊、虎門要塞司令部、海南警備司令部、廣州衛戍司令部、廣州保警部隊，稅警部隊、鹽護部隊、交警部隊等特種兵及地方部隊4萬餘人。這些部隊，看起來數目不少，但吃飯的多，管用的少，而且劉安琪、胡璉等蔣系中央軍，余漢謀是指揮不動的。於是，余漢謀首先把他自己的舊部佈置在湛江、肇慶、海南等地，以圖萬不得已時，退至湛江，以海南為基地，雷州半島為外圍，坐觀時局，據守待變。

9月7日，蔣介石由重慶電示參謀總長顧祝同，重申他的守粵方針：“應集中現有駐粵兵力，保衛廣州革命根據地，為目前剿共軍事革命戰略之最高指導原則，如有餘力，則可擴大範圍，以期保衛華南，萬不可再蹈保衛長江全線，而放棄京滬重地，以至江防部隊，幾遭全部被殲之覆轍。”蔣介石強調：“對現駐粵中之第五十、第三十九、第六十三、第一○九軍之建制，切莫再分割使用，以免陷於被動，為匪各個擊破，今後一切部署，均應準此原則實施，切莫舉棋不定，俾確保革命基地。” 根據這一指令，余漢謀又作了一些調整。至9月底，廣東國民黨軍布防的具體情況是：第39、第63軍於樂昌、曲江、南雄一帶組成第一道防線；第23、第50軍和第70軍於英德、翁源一帶組成第二道防線；第32軍和第109軍於廣州外圍的花縣、從化、河源、增城、博羅、惠陽一帶組成第三道防線；第10軍和第18軍布防於潮汕，相機增援廣州；第62軍和第64軍布防於雷州半島和海南島，保護後撤道路；其餘各特種兵及地方部隊均駐防於轄區。余漢謀的打算是，爭取穩住粵漢鐵路的廣州至曲江(今韶關市)一線，控制由湖南、江西入粵的交通要道，阻止解放軍進軍廣東，如果一旦頂不住，則撤往雷州半島、海南島或廣西。

解放廣東是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早已明確賦予第四野戰軍的任務，但形成具體的作戰方案則經歷了一個過程。 1949年5月至7月上旬，軍委在給四野的一系列電報中，就進軍廣東問題曾作了多次指示。宜沙、湘贛戰役將要結束之際，毛澤東對解決廣東問題有了進一步的考慮。 7月16日，他電示林彪、鄧子恢等四野指揮員，在作出以大迂迴大包圍的作戰方針，追殲白崇禧部的整體部署的同時，指出：“廣東只有殘破不全之敵軍四萬餘人，而我則有超過四萬人之游擊部隊，只需要兩個軍加上曾生兩個小師即夠解決廣東問題，至多派三個軍加上曾生部即完全夠用，不需要派出更多兵力。”但是，在第二天給林、鄧等人的補充電中，毛澤東又對進軍廣東提出新的意見：“陳賡三個軍、十五兵團兩個軍統由陳賡率領經贛州、南雄、始興南進，準備以三個月時間佔領廣州，然後十五兵團兩個軍協同華南分局所部武裝力量及曾生縱隊負責經營廣東全省。”

接到毛澤東的指示，林、鄧於17日當天向軍委報告了四野整個南進部署。在匯報進軍廣東問題時，林、鄧說：“陳賡、鄧華兩部目前即按旅次行軍方法向廣東出動，但該兩部統經贛州、南雄、始興則太擁擠，故陳賡以兩個軍經遂川、桂東準備出仁化、樂昌，到桂東後如見攸縣、茶陵敵不退，該兩軍向郴州、永興前進，準備由南向北切斷敵人退路，如到桂東後攸縣、茶陵敵已在退，即經汝城向仁化、樂昌前進，其另一個軍經崇義、上猶向始興前進，鄧華之兩個軍則經贛州、南康向翁源前進”。 17日晚23時，林彪、譚政又紿軍委和劉伯承、張際春發出一電：“(一)如廣東敵人正規軍既只有四萬人左右(軍委六月八日通報粵敵正規軍、交通軍共有廿二萬)，如福建、台灣敵人又無大的增援到廣東時，衡州到桂林地形交通條件又能使用於大兵團作戰時，則四野五個軍與陳賡三個軍即經道全州直下桂林、南寧，以期迅速解決戰鬥，否則陳賡三個軍則經全州南進，四野以五個軍經廣東入廣西(據說由廣東入廣西地形交通均較便)。(二)我鄧華兵團準備以二個或三個軍經贛州入粵，擔任殲敵任務。(三)已令陳賡部全力經遂川、桂東向永新、郴州前進。(四)曾生部現在河南亦擬經江西入粵。” 二野領導人完全贊同軍委的指示和四野的部署。劉伯承、宋任窮於18日電告軍委、林、鄧並陳賡、郭天民，認為陳賡兵團前出廣東極為有利：“第一、從戰略上，陳賡一路由江西出廣東經廣西並出雲南的迂迴兜擊，在現時全國敵弱我強及雙方分佈態勢下極為必要。第二、在白匪與其兩側之匪分離而不退廣東的情況下，如此可以協取廣東，早得廣東就勢出廣西迂迴白匪右側背，而與我北路軍協同作戰役的鉗形機動，使白無法節節抵抗逃出合圍。第三、陳賡就現態勢南下廣東極為順手，既可避免與湘南友軍交叉運動磨擦，且減少糧食與道路的困難，並便於四個軍刻在吉安、安福地區集合待命……”。 21日，毛澤東致電林、鄧、蕭、趙並告劉伯承、宋任窮、張際春、李達及華南分局，同意四野7月17日的整個部署方針，並著重指出：“陳賡與鄧華分兩路入粵是對的，但請注意桂東桂陽道路、糧食情況。如有困難，則陳賡之重武器及大行李可循鄧華道路南進，而鄧華則除南始大道外，可在東側找一條輔助路。”“陳、鄧入粵後，準備以陳兵團從北江、鄧兵團從東江(可能須先佔惠州)兩路攻廣州，而在攻廣州之前，兩兵團各須在北江、東江休整一短期(例如半個月至一個月)，與華南分局會合，商定接管廣州及全省的整個部署，並配備幹部。以上請轉知陳、鄧注意。”電報中說：“陳鄧兩兵團速與華南分局方方電台溝通聯絡，並與軍委通電。”“華南分局迅即由梅縣移至南雄，迎接陳、鄧，會商一切。”“此間當令葉劍英同志提早赴粵。” 遵照軍委的這一指示，林、鄧於22日14時發出關於陳鄧兩兵團行動給各兵團的指示，規定第4兵團和第15兵團的行動，即按軍委7月17日與7月21日電執行，具體動作由第4兵團首長統一規定，兩兵團統歸陳賡、郭天民、劉志堅指揮。電報指出：“目前四兵團和十五兵團可依部隊的疲勞狀況，略休息數日，然後依旅次行軍走法，'天雨不走，每日走五六十里'，開始向南推進，我陳兵團兩個軍到桂東後，那日如魯道源、白崇禧仍在醴陵、萍鄉、茶陵不退，屆時則準備先殲滅湘江以東之敵人，然後再南進，如確係潰敵已退或開始退，則四兵團與十五兵團仍照軍委命令執行先攻廣東的任務，並準備到廣東邊境後各作半個月至一個月的休息。” 從上述電報可以看出，軍委和四野總部都希望陳賡、鄧華所部盡快行動，等到廣東邊境以後再進行休整。但是兩兵團的實際情況是部隊在酷暑中連續作戰之後，非常疲勞，特別是第4兵團，自參加渡江戰役以來一直未得休整和補充，部隊的體力和戰鬥力都受到影響。據4兵團隨軍記者穆欣當時的記載：“西渡贛江，追殲白匪戰役，正逢江南的酷暑和雨季，部隊還得與炎熱和疾病等自然界的敵人搏鬥。 這是對我們來自北方的部隊很大的考驗：烈日曬得戰士們的臉上都脫了皮，戰士們的衣服、背包經常被雨水和汗水浸濕著，幾乎總是濕的，有些人的背包裡面已經發了黴。七月十五日至十八日，某部在安福大山中四天行軍，山上的野草長得和人一樣高，走在草叢中悶得很，再加上火熱的太陽一曬，不時有體弱的人暈倒在地上。 夜裡，因為房少人多，部隊常常在曠野裡露宿，免不了要遭受到雨露的侵襲，夜裡經常下雨，同志們只有撐起雨傘，把背包放在石頭上坐起來等著天亮。由於這些原因，許多同志常常被疾病侵襲著，不時有人在追擊敵人的途中暈倒，許多人生了病。 ” 陳賡兵團素以勇猛善戰、吃苦耐勞而著稱，執行命令從來都是不折不扣，但遇到這種嚴重的非戰鬥減員還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眼下實在是無法馬上行動。因此，陳賡、郭天民接到林鄧的指示後，當即在22日16時復電四野首長，直言陳述自己的意見：“我們完全同意軍委七月十七日電示，如此佈置對爭取主動、解決糧食及行進道路均極為有利。但我們考慮： 1、目前正值酷暑，如馬上行動則極為困難。我們這次行動一下，熱病七千多人，馬熱病者百餘，如勉強酷暑行軍，將發生嚴重減員。 2、這次行動距離較遠，並進入山地行軍作戰，部隊思想與物資均須必要的準備。 我們部隊渡江以來，體重普遍減輕(有減輕四五斤，有減輕十餘斤)，在進入長途山地行軍作戰之時，須盡力爭取休息一下，對於執行這一光榮的又是比較艱苦的任務，須要在全軍進行充分的政治動員。二野補給我們的東西，現在都尚在南京，須爭取補到部隊，否則部隊越走越遠，東西丟在後面用不上，部隊亦無法行軍。 由於以上原因我們提議出發時間最好推遲到三伏以後。 ”陳、郭在電報中還提出：“由二野盡力擔任我們到兩廣的運輸補給，我們在兩廣作戰期間之運輸補給，由四野擔任。 ……以上特別是出動具體時間請速指示，以便轉入佈置準備。 ” 第15兵團同樣疲憊不堪，這時已有病員1萬人以上，70％為瘧疾與腸炎。其他兵團也大體如此。在這種情況下，部隊馬上進行新的行動顯然是不適宜的。 林彪等人於7月23日向中央軍委轉上陳、郭的電報，表示：“暑季行軍作戰部隊戰鬥力消耗特別大”，“同意兩兵團的出動時間推遲到三伏天以後”。電報同時說明：為了準備前進途中的糧食、修理橋樑和保護秋收的糧食，該兩兵團各在自己前進路上派出一個師左右的兵力，以旅次行軍的速度(每日走五六十里)，盡量向南推進。 毛澤東非常關心和體諒前線將士的疾苦，24日回電林彪、鄧子恢、蕭克、趙爾陸，並告劉伯承、宋任窮、張際春、李達及方方，明確表示：“同意陳賡鄧華兩兵團南進時間推遲至三伏以後。”“陳賡所提應將南進新任務在部隊中進行充分的政治動員一點是很對的，陳鄧兩兵團及各兵團均應這樣做。歷次證明，越是將任務及執行任務中可能遇到的順利條件及困難條件預先說得明明白白，越有利於任務之完成及克服各種困難。” 毛澤東在電報中指出：“該兩兵團三伏過後即出動，以旅次行軍方法，第一步進至桂東、汝城、上猶、崇義、贛州、南康、大餘、信豐地區待命。那時，華南分局方方及由北平南下之葉劍英張雲逸等同志到達贛州舉行會議。這個會議是很必要的。應在這個會議上解決佔領廣東的若干重要問題，主要是黨政軍領導機關的組成，作戰步驟，接收及管理廣東的各項政策，幹部配備，爭取和余漢謀等用和平方法解決廣東問題，貨幣問題，外交政策(主要是對香港)，以及準備對付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干涉等。” 7月25日上午7時，毛澤東再電林、鄧、蕭、趙等，批准四野全軍休整計劃，同時強調：“在九月中旬以前，除先遣部隊外，陳鄧兩兵團主力不要超過五嶺界線。自九月中旬起，準備陳兵團經從化南雄兩路出北江，先佔韶州；鄧兵團可經翁源、連平、和平分兩路至三路平行南下出東江，先佔惠州。在韶州、惠州集中乾部，調整兵力，然後兩兵團配合廣東我軍會攻廣州(估計此時廣州余漢謀等有和平解決之可能)。” 人民解放軍繳獲的美式山炮遵照軍委指示，四野各兵團和第4兵團從7月底開始相繼進入休整時期。 8月1日，第4兵團黨委在江西吉安召開團以上乾部會議，集中解決向西南進軍的思想障礙、保證人馬健康、政策紀律以及會師團結等問題。會議共開了五天，陳賡根據二野前委指示，作了目前形勢與任務的報告，郭天民根據渡江行軍作戰經驗，作了司令部工作與後勤工作發言，劉志堅作瞭如何保證向西南進軍勝利完成的政治工作發言，衛生和供應部門領導分別作了有關準備工作的發言。這是第4兵團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 8月14日，陳賡、郭天民給劉伯承、鄧小平、林彪、鄧子恢和中央軍委發出一封電報，匯報了這次會議的成效和下一步的工作計劃。 報告指出：“到會幹部由於曾學習過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及二中全會決議，已有了一些思想基礎。此次會議則比較系統的和反复的說明了繼續進軍，殲滅殘敵，解放西南，解放全中國，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一勞永逸的必要性和戰略上的重要意義，我們的任務是比較艱苦的，但十分光榮的，向西南進軍可能遇到的困難與克服困難的新的有利條件，有力的批駁了怕走路，怕困難，怕艱苦，不願到西南去，半途而廢等錯誤思想，又強調了由上而下加強管理，衛生、後勤、經濟物資保證，發揚友愛，人馬健康工作的重要性和組織各項工作，並具體報告了上級從各方面對我們關心及物資準備補發情況……因此，一致反映對此次會議感到滿意。認為解決了問題，認為現在繼續進軍，殲滅殘敵，解放西南，解放全中國是英明的，認為過去某些同志說上級不公平，其他野戰軍比二野好，二野命苦，上級不關心我們等說法是沒有根據的，錯誤的，從總結最近行軍西進中，對長途行軍的後勤管理、友愛、衛生、物資保證、人馬健康工作引起了極大的重視，並由於上級的具體關心和典型經驗的介紹，提高了信心，感到有辦法。” 報告中說：“此次會議基本上解決了到會幹部的思想問題，但個別乾部中還存在一些不夠健康的情緒，如對爭取今冬明春解決西南，到雲南有一個目的地，覺著有了底，認為雲南比好地方比不上，比西康、新疆好得多，以及對雲南產麥子，氣候好，北方話等合自己的口味，特別感到興趣，尤其是部分乾部生長了一種盲目樂觀的情緒，認為到雲南去好動員，沒有什麼問題，似乎認為沒有困難等。對上述偏向在結論中註意批駁了，但這些情緒可能反映到部隊的動員工作中去，我們已加以注意。” 下一步的安排，報告說：“兵團團干會後，各軍均已開始以師(兵直、軍直同)為單位召開排以上乾部會議，傳達兵團會議精神，時間五天至七天，然後以團為單位，召開黨的積極分子會議，進行傳達討論，然後依靠與集中所有乾部及黨的積極分子的力量，在戰士中普遍展開傳達討論，上課講話等進行反复的動員，並展開下決心、訂計劃、開誓師大會等，把動員起來的熱情組織到進軍中的人馬健康、工作、政策紀律、會師團結、學習山地戰、打好仗等具體行動中去。在部隊休整動員的同時，各級均分別召開司政供衛部門會議，討論與佈置長途進軍中，各部門具體保證工作。” 毛澤東8月19日電複陳賡、郭天民：“十四日電悉。 (一)我們認為你們的動員和準備工作是適當的。 (二)鄧兵團歸你們指揮，你們應對該兵團動員和準備工作加以督促和檢查。 ” 8月至9月初，第4、第15兵團和四野其他兵團一樣，進行了為期一個多月的暑期休整，先後開展了恢復體力，突擊治療病員，部隊輕裝，進行山地、河川戰鬥的戰術訓練等工作，並廣泛進行了進軍廣東的政治動員和尊重地方黨委、游擊隊及遵守城市政策等教育活動。經過這次休整，各部隊完成了北方部隊初到南方後，在思想上、組織上、戰術技術上等一系列的重大轉變，為南下廣東追殲殘敵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此期間，中共中央進一步完善了解放兩廣的戰略部署。 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新的華南分局，任命葉劍英為第一書記，張雲逸為第二書記，方方為第三書記。華南分局隸屬華中局領導，負責解放廣東及經營兩廣的工作。 8月9日，葉劍英離開北平南下，經武漢、九江、南昌等地，於9月3日到達江西贛州。根據毛澤東的指令，葉劍英將要在這裡召開一次“商籌全局”的重要會議。 贛州為贛南的首府，是一座具有兩千多年曆史的古城，發源於武夷山脈和南嶺山脈的貢水和章水，在此匯合為贛江，該城距廣東北部約百餘公里，為江西通往廣東、福建的要道。在葉劍英到達贛州之前，參加解放廣東的軍隊和地方的負責同志，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也都陸續趕到這裡會師，他們是：第4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賡、副司令員郭天民、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劉志堅；第15兵團司令員鄧華、政治委員賴傳珠、第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洪學智、政治部主任蕭向榮；原華南分局書記方方；兩廣縱隊司令員曾生、政治委員雷經天等。張雲逸同志因在北平參加新政協第一次會議，當時未能抵達贛州。 毛澤東對贛州會議特別重視，9月8日致電葉、方、陳、鄧，並告林、鄧： “(一)你們業已聚會於贛州，極為欣慰。你們會議內容應照中央迭次電示及面告劍英者扼要做出決定。 (二)方方等同志領導的華南分局及華南各地黨委和人民武裝有很大的成績，新的華南分局及即將進入華南的人民解放軍主力，應對此種成績有足夠而適當的估計，使兩方面的同志團結融洽，互相學習，互相取長補短，以利爭取偉大的勝利。 (三)你們一面開會，一面即可命兩兵團開始向南進軍。第一步進至韶關、翁源之線，準備在該線休息若干天，然後奪取廣州。 我們認為不應分兵去惠州，待奪取廣州再佔惠州為適宜。因為四野主力九月中旬即可向芷江、寶慶、衡州之線前進。白崇禧必然不戰面向廣西撤退(他決不會在湖南境內和我決戰，所佈疑陣是為遲滯我軍前進之目的)。我陳鄧兩兵團應爭取於十月下半月占領廣州。 陳兵團預計十一月進至梧州區域。四野主力則於同時進至柳州、桂林區域。十二月即可深入廣西，尋找白部作戰。劉鄧率二野主力，十一月可人貴州境內，十二月可人重慶。如此，則我各路軍可以互相配合。你們對進軍時間及攻擊目標等項，有何意見，盼告。 ” 同日，葉劍英、陳賡將前一天(9月7日)召開作戰會議的情況向軍委，林、鄧做了報告，報告說：“解決廣東問題，我們依照軍委意圖先行消滅北江、東江之敵，進占曲江、惠陽，創造和平解決條件，爭取和平解決。同時準備對付堅守廣州頑抗之敵。” 在報告兩兵團的集結地區和集結時間之後，葉、陳提出了兩個作戰方案： 1、如果國民黨軍扼守曲江、英德之線頑抗時，“四兵團除以一部由鐵道西迂迴敵之左側外，主力沿粵漢路及東西兩側並進；十五兵團由三南插至英德或以北斷敵歸路，求得殲滅敵之四個軍。以兩廣縱隊經惠陽向南迂迴並相機佔領惠州，視情況必要時以一個軍加強之，華南局主力則積極向潮汕方向佯攻，牽制與迷惑敵人”。 2、如果國民黨軍集中主力退守廣州、虎門時，“我決以四兵團沿粵漢路南下進至廣州以北、以西，十五兵團進至廣州以東，兩廣縱隊則插至廣州以南，截斷廣州、虎門間之聯繫，合力聚殲廣州之敵。華南分局部隊仍監視與箝制潮汕之敵”。報告最後建議：三野葉飛兵團攻占廈門後以一部出汕頭、潮州作戰，最好同時行動，並向東佯動，以資配合廣東戰役。 9月12日，毛澤東復電葉陳：“八日電悉。兩兵團第一步集結並休息數日，第二步齊頭進至曲江、翁源地區並休息數日，第三步協力奪取廣州，除此以外均同意。” 葉劍英是聞名中外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參謀長，地位高，威望重，他來到贛州之後，兩兵團負責人一致請他統一指揮。葉劍英卻仍堅持由陳賡統一指揮兩兵團和兩廣縱隊的作戰行動，並將這一意見上報中央和華中局，得到批准。至於軍隊系統和華南分局的關係，各兵團負責人都表示接受分局領導，凡屬帶方針性問題和全盤計劃都提交分局討論，以取得黨、政、軍、民的配合，不必另組前委。我軍領導人這種相互信任、大公無私的坦誠胸懷，各部門之間服從大局的團結精神，國民黨軍隊是根本做不到的。 進軍廣東的各項準備工作緊張而周密地展開。 9月11日至19日，葉劍英在贛州連續主持召開了三次華南分局擴大會議，分別討論了解放廣東的作戰計劃、華南各地黨政軍領導機關的組成及乾部配備、支前工作和接管城市的政策等問題，並作出了一系列決定。 當時，我中共黨組織已在華南地區建立了粵桂邊、粵桂湘邊、粵贛湘邊、閩粵贛邊、瓊崖、滇桂黔邊、粵中等七塊游擊根據地，繼1947年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瓊崖縱隊之後，1949年又先後成立了粵贛湘邊縱隊、閩粵贛邊縱隊、粵桂邊縱隊、粵中縱隊和粵桂湘邊縱隊，部隊發展到8萬餘人。 這些地方武裝無疑是解放華南的一支重要力量。葉劍英和方方一起，制定了廣東地方武裝配合作戰的計劃，並聯名發出《關於解放廣東部署給各區黨委的指示》，該指示對各縱隊在潮汕、惠州、西江南北岸、茂名等地配合大軍作戰問題，作了具體佈置。 葉、方向各區黨委強調：“此次華南解放戰爭，是華南最後徹底解放的一戰。各地務須在黨政軍民中作充分的動員參戰、支前。但因華南情況復雜，特別是英、美、法等帝國主義侵略深入內地，故我們一切行動，特別足以惹起帝國主義藉口干涉的事件切應避免，我們對帝國主義的方針是既不示弱，也不輕易挑釁。 因此在與帝國主義邊鄰地區(如惠、東、寶之與香港，如中山之與澳門，如粵桂邊之與越南法帝，如汕、湛之與外僑)，各地都應派出能掌握政策幹部，站穩立場，不上帝國主義及國特挑撥之當，不作群眾衝動之尾巴。一切關於外僑處理問題，必須迅速請示分局及中央。 ” 葉劍英還向此次奉命打回老家的兩廣縱隊負責人特別強調了涉外問題。曾生回憶說：“會議結束後，葉劍英同志接見了我，和執行入粵先遣組任務的何維、盧克華、曾小芳三位同志，方方同志也在座。葉劍英同志首先詳細地詢問了先遣組三位同志的經歷和工作情況，並親自做了記錄。 然後口頭交代任務。他指出：百年來我們中國受帝國主義的侵略侮欺，廣東人民對帝國主義是很仇恨的。但我們當前的主要敵人是國民黨反動派而不是帝國主義，告訴廣東的同志不要把對象搞錯了。他還傳達了毛澤東、周恩來同志的指示，規定我們的部隊不能越過樟木頭一線。 最後葉劍英同志口述賦予粵贛湘邊縱隊的任務，要求先遣組的同志牢牢記在腦子裡，見到林平同志後口頭傳達。先遣組的任務交代完畢後，葉劍英同志問，兩廣縱隊回到廣東後有什麼打算？我說：遵照黨的指示辦。 他說：廣東解放後，你們可以一部分集中駐守珠江三角洲，一部分乾部和部隊分散到各區去，加強各區的工作。你們駐守珠江三角洲，而對香港、澳門，對內要搞好治安，對外要加強監視，但要避免發生涉外事件。這個問題很重要，一定要抓好。 ” 幾十萬大軍入粵作戰，後勤和支前任務十分艱鉅。而組織如此大規模的支前工作，對廣東來說還是第一次，困難是很多的。為此，華南分局作出《關於支前工作的決定》，對支前工作的任務、困難作了具體分析，從地方政府和野戰軍兩個方面提出了嚴格要求，對於支前的組織領導、糧食的籌集、民工擔架的動員以及公路橋樑的修建都作了詳盡的規定。 《決定》號召：“廣東全省特別是粵北全區各級黨政機關，必須將支前工作作為目前最重要最緊急的中心任務，各方面的工作，均應圍繞著這一中心任務來進行。” 《決定》還特別強調：“此次支前工作，所需人力物力為數甚鉅，稍一疏忽，就會造成很大浪費，這是必須引起全體同志嚴密注意的。我們一方面固須用盡一切力量，保證部隊供給，便利大軍作戰；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愛惜人力物力，照顧群眾的困難。廣東人民經過蔣匪長期的搜刮掠奪，生活已相當困難，此次又支援我大軍作戰，困難必更增加，如不適當的加以照顧，我們就有可能脫離群眾。因此，擔任支前工作的同志，必須精確計算，周密佈置，嚴格執行製度，切勿疏忽大意；部隊同志則應防止虛報冒領，防止揮霍破壞，一切需要應與支前機關協商，統一籌劃，不要亂收亂要；遵守支前機關的各項製度與規定，不要貪圖自己方便，造成整個損失。節省人力物力，對於目前支援戰爭及將來的生產建設均有重大的意義。” 如何評價原華南分局的工作？這不僅關係到南下乾部與當地干部相互之間的團結與信任，也是毛澤東事先就一再強調過的重要問題。在葉劍英的主持下，華南分局第三次擴大會議專門作出了《關於過去華南及廣東工作的決議》，(決議》認為：“方方同誌等領導的華南分局和各地黨委，自一九四六年以來，在廣東及華南各省領導人民的武裝鬥爭和各項工作，是有了很大成績的。 這表現在已經解放了廣東一千三百萬以上的人民，創造了八萬以上的人民武裝，組織了一百五十萬以上的農會會員，並在廣東全省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區，初步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這些成績，就使得華南敵後的人民戰爭，得以堅持下來，配合了三年來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同時又給人民解放軍主力進人華南及廣東作戰，最後完成解放華南及解放廣東全省的任務，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 《決議》指出：“自然，這也不是說華南的工作並沒有絲毫缺點，缺點是有的，但缺點是次要的，是可以而且應該原諒的，只有這樣才合乎事實，才合乎孤懸敵後的這種情況。因此，對於方方同誌等所領導的華南分局，各地黨委及人民武裝，在這一時期工作上所獲得的這些成績，我們完全同意中央九月八日電示，認為應該作出足夠的和適當的估計，使今後新參加華南及廣東工作的各方面乾部，與原來堅持在華南及廣東工作的干部取得認識上的一致，以達到互相學習尊重，互相取長補短，融洽、團結，以爭取解放整個華南的偉大勝利。” 從9月21日開始，華南分局在贛州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傳達擴大會議精神。 21日當天，方方同志首先作了一個題為《關於廣東情況的介紹》的報告，詳細介紹了廣東的自然條件、民俗風情、解放戰爭以來對敵鬥爭、目前各邊區黨委武裝的分佈與實力等情況。 方方，廣東普寧人，1924年在第二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畢業後，投身於廣東工農運動，1926年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0年，他隨鄧發同志進入閩西蘇區，歷任杭武縣縣委書記、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等職。紅軍主力長征後，他和張鼎丞、譚震林等同志一起，在閩西南領導堅持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 抗日戰爭中，他擔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書記，領導華南地區黨的組織和抗日工作。抗戰勝利後，他奉命赴北平，成為葉劍英同志領導的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的一員。不久，作為軍調部第八小組中共首席代表，到廣州執行停戰協定和解決我華南抗日縱隊北撤問題，同國民黨當局阻撓我東江縱隊北撤的行徑進行了堅決鬥爭。 完成這一任務後，黨中央調他到香港任中共中央代表，不久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書記，領導廣東、廣西、雲南、閩粵贛邊黨的工作。 1949年4月，香港分局奉命改稱華南分局，方方仍任書記，5月，他率分局機關從香港遷到梅縣，8月接到中央讓他北上的指示後，一路跋山涉水，於9月初趕到江西贛州與葉劍英等同志會合，就任新的華南分局第三書記。 方方長期戰鬥和工作在華南，對廣東的情況非常熟悉。他針對與會幹部大都是北方人，極少接觸過廣東人的情況，首先介紹了廣東人的性格特點和民俗風情。他告訴大家：“廣東人是著名強悍好鬥。流行的一句廣東話'唔做衰仔'，就是不要跟不上別人，以落後為可恥。因此，廣東人有一股傻勁。在廣東常常發生械鬥，鄉與鄉之間，或姓族與姓族之間常因爭風水、爭水利，械斗數年不止，甚至歷代成為世仇。如今年新會一帶械鬥，出動了機關槍、火箭炮，偽政府無法壓止，在這些械鬥中死人不少。” “廣東人一般是豪爽、熱情、喜交朋友，富於冒險精神。敢拼、敢干。如明末清初許多華僑是坐了木船漂洋出海的，這便是拼與乾的精神的表現。因此廣東人做事一般是大膽的、勇敢的，參加革命很積極。從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以至最近三年的解放戰爭中，廣東人民中湧現了不少的革命幹部，廣東游擊戰爭的堅持與發展，這也是有廣東廣大人民的援助。但廣東部分城市居民，受壞的影響較久，有驕傲、自大毛病，自以為開化較早，見得事情多，弄小聰明，不只輕視外省人，也輕視山縣及鄉村人。” 在談到風俗方面時，方方說：“廣東因與外洋接觸較早，禮節不大講究。”“好吃是廣東人的一個特點，廣東人對於吃的講究是很出名的，穿著倒也隨便。廣州的點心有各式各樣，蛇、老鼠、狗、貓、禾花雀、禾蟲……很多別省人不敢吃或沒見過的東西，在這裡都有人吃。那是外省人會覺得驚異的。”“男女社交關係，廣東人較隨便，一般說來，城市與山地裡的人比較隨便些，農村中大鄉大姓的地方較為嚴格。 在某些鄉村，例如看戲，偶然回頭一看，便有人喝罵，因為以為你是看他們的女人了。 ”“民眾一般的愛好清潔，天天都要洗澡，這與北方人不同，廣東人洗澡只用一個盆或一個桶，因為他們常常洗，只周身一淋便算了。北方人因不常洗，一洗便要一二個鐘頭，這與廣東人不同。 ” 方方特別指出一點：“有人以為廣東人有特別排外傾向，我以為那是並不確實的。從大革命到目前，廣東黨的領導幹部．及許多工作同志許多都是外來幹部，如內戰時期聶榮臻同志、李富春同誌等都是外省人，當時紅軍四六團長李英同志是湖南人，四七團李英平同志、四八團長由時彥同志都是四川人。他們都是外來幹部，都領導過廣東鬥爭，都沒有碰過什麼排外問題。 又如現在湘粵贛邊的林平同志是江西人，黃松堅同誌及梁威林同志是廣西人，左洪濤同志是湖南人，他們都領導得很好，他們的領導都沒有碰到過什麼反對。因此，外來幹部與本地干部團結問題，只不過是如全國的一般問題而已。 ” 在回顧了三年來華南黨組織的發展和對敵鬥爭的基本過程之後，方方指出：“在這三年來的鬥爭中，在普遍發展游擊戰爭這一點來說，雖在中央正確領導下和全國勝利推動下有些成績，但終究是游擊隊，若沒有今天南下大軍，我們自己在不犯大錯的情況下，也還得要三年的時間才能解放廣東，而像廣州那樣的大城市能否解放還成問題。 現在廣東快要徹底解放了，廣東三千多萬人民可因此而少吃許多苦頭，廣東人民正準備熱烈歡迎南下大軍，南雄的農民，曾一連幾天準備好花生作為小小的禮物來歡迎大軍，他們正在小梅嶺上北望大軍的南下。這是廣東廣大人民普遍衷心慶幸的大事。 ”方方的這個報告，生動具體，對與會幹部們了解廣東、認識廣東起了很大的幫助作用。 在隨後幾天中，陳賡同志作了軍事問題的報告，兩兵團的其他負責人，兩廣縱隊負責人，粵東、粵北和贛南三個區黨委的負責人，也在會上講了話，9月23、24日，葉劍英作了一個長長的綜合報告，分別闡述了任務和情況、城市政策、城市管理，團結會師、加強領導等五大問題。 他首先介紹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大好形勢，提出了解放華南的任務、途徑和辦法。同時還提出了準備對付帝國主義可能發動的武裝干涉和封鎖的任務。他特別強調城市管理要嚴格執行政策和紀律。最後，在談到團結問題時，他說：“團結會師，這是中央所再三指示我們的”，“閉結問題要特別注意”，“現在是五湖英雄集中在一起，要把英雄主義發揮到集體中去，要正確而恰當地去處理事情。全體幹部要團結起來。”葉劍英的這個報告，集中體現了十多天來一系列會議的主要精神，對廣東的解放及其以後各項工作的開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這時，按照四野總部的部署，衡寶戰役已經在9月中旬打響，西路軍13兵團解放了沅陵、滬溪、溆浦、辰溪、懷化等地，突破了敵“湘粵聯合防線”的北段，中路軍12兵團又緊緊咬住了白崇禧集團的主力，與此同時，東路軍第4兵團第13、第14、第15軍，第15兵團第43、44軍和兩廣縱隊，也相繼抵達各集結地點。 9月28日，葉劍英、陳賡聯名簽發了《廣州外圍作戰命令》，決定將東路軍22萬人分為右、左、南3路軍，執行解放廣東的任務。右路軍由第4兵團的3個軍共12萬人組成；左路軍由第15兵團的2個軍共8萬人組成；南路軍由兩廣縱隊、粵贛湘邊縱隊、粵中縱隊共2萬人組成。命令規定：第一步由右、左兩路軍先殲曲江、翁源、英德、佛岡一線之敵，爾後，右、左兩路軍沿粵漢路及其兩側並肩南下，會攻廣州；南路軍急進至廣州虎門之間，截斷敵南逃之路；在粵各地方武裝作全面性出擊，牽制當地敵軍，配合主力作戰。 29日，陳賡、郭天民、劉志堅將進攻廣州的部署上報中央軍委並四野、二野首長。 10月1日，軍委批准了這個部署計劃。進攻廣州的命令向部隊下達後，正好傳來人民政協會議閉幕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這個喜訊極大地鼓舞了全體指戰員。陳賡司令員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高級幹部會議上立下鏗鏘有力的誓言：“我們一定要百分之百地完成中央人民政府所給我們的一切任務。”各部隊官兵更是群情激昂，紛紛表示決心，一定要用戰鬥的勝利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獻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