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地處中國大陸南部、珠江三角洲北端，位於東、西、北三江的匯合處。瀕臨南海，背靠白雲山，地處亞熱帶，氣候溫暖濕潤，四季如春，繁花似錦。廣州是我國一座歷史文化名城，其歷史可上溯到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如果按照西樵山細石器遺址的年代測算，則距今約七八千年了。人們又常稱廣州為羊城。這個名稱出自一個美麗的神話，這就是流傳甚廣的“五羊銜谷，萃於楚庭”的傳說。 周朝時，廣州曾一度出現連年災荒，田野荒蕪，農業失收，人民不得溫飽。一天，南海的天空忽然傳來一陣悠揚的音樂，並出現五朵彩色祥雲，上有五位仙人，身穿五色彩衣，分別騎著不同毛色的仙羊，羊口銜一莖六出的優良稻穗，降臨楚庭。 仙人把稻穗贈給了廣州人，並祝愿這一地區永無飢荒。祝罷仙人騰空飛逝，五隻仙羊化為石羊留在廣州山坡。從此，廣州便成了嶺南最富庶的地方。這就是廣州有“五羊城”、“羊城”、“穗城”名稱的由來。關於五仙降臨的年代，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流傳比較廣的是周代。

有人認為，這個傳說大概發生於週夷王八年(即公元前887)。另一種說法，五仙降臨是南海人高固為楚威王相時，即戰國周顯王時期。還另有一說，晉朝時，吳修為廣州刺史，還未到任，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背著五穀來到廣州州治的廳堂上。吳修於是在廳堂上繪五仙人像以示祥瑞和紀念，並且稱廣州為“五仙城”。今廣州惠福西路的五仙觀據說就是五仙人降臨之地，廣州人在此為紀念五仙人專門修建了五仙觀，在大殿內還有五仙和五羊的塑像。 據《廣東通志》記載，五仙觀觀址歷代曾多次遷建。宋代時在十賢坊(今北京路省財廳一帶)，南宋後期至元代在古西湖畔(今教育路一帶)。明洪武十年(1377)，布政使趙嗣堅將原五仙觀改作廣豐庫，於今惠福路坡山現址再建五仙觀，在今五仙觀的東側，還有一塊巨大的紅砂岩似腳印狀的凹穴，稱為“仙人拇跡”(拇跡是指腳印)。

屈大均的《廣東新語》雲：“穗石洞有一巨石，廣可四、五丈，上有拇跡，跡中碧水泓然，雖旱不竭，似有泉眼在其下，亦一異也。”這個“仙人拇跡”實際上是古代珠江洪水期的流水沖蝕而成的痕跡。這裡在明清兩代先後以“穗石洞天”和“五仙霞洞”被列入羊城八景。 在廣州越秀山木殼崗上，有建於1959年的五羊石雕像。這是著名雕塑家尹積昌等根據五羊傳說而創作的，雕像連基座高11米，共用了130餘塊花崗岩石雕刻而成，體積約53立方米，僅主羊頭部的一塊石料，就重達4000餘斤。五羊大小不一，主羊頭部高高豎起，口中銜穗，回眸微笑，探視人間。餘四隻羊，環繞其身，或耍戲，或吃草，還有羊羔在吸吮母羊的乳汁。五羊姿態各異，造形優美，栩栩如生，情趣橫溢，令人流連忘返，浮想聯翩。由歷史傳說而創作出來的五羊石雕亦成為廣州——羊城的象徵。

據廣州舊志記載，周惠王令楚熊子惲統治嶺南，南海臣服於楚，作楚庭以朝，所以廣州又稱楚庭(或稱楚亭)。 “五羊銜谷，萃於楚庭”是古代廣州人民嚮往美好生活而衍生出來的神話祥瑞之說，它給研究廣州古代史提供了某些線索。透過這個美麗的神話，反映出古代廣州先民對安定、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反映出遠古廣州地區的農業、畜牧業有一定的發展。 從1938年10月淪陷，到1945年9月國民黨軍從日本侵略者手中接防，廣州人民在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下生活了整整七年。七年蹂躪，使廣州經濟一片蕭條；日本投降，給廣州帶來“喜悅和希望”。但是，廣州和全國許多地方一樣，很快就由於國民黨的獨裁和內戰政策，一步深似一步地陷入憂愁悲傷的困境，社會經濟不停步地走向崩潰。

廣州從國民黨接防的第一天起，社會就動盪不安，人民怨聲載道，其直接原因在於政局腐敗和由此而來的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工業萎縮、市場蕭條等病症的惡性循環。 在日本投降前夕，1945年8月2日，廣州的金價、糧價因時局混亂而比同年6月漲出一倍，令市面和市民陷於困境。但在天皇宣布投降後，日本駐廣州總領事館降下日本國旗的當天，8月17日，市內金價、米價均大瀉，兩天后便跌至一年來之最低點。 可惜好景不長，廣州物價很快又開始上揚，到1946年1月即恢復到日本投降前夕的高價位上，且一漲不可收拾。 1947年2月11日，米價每擔由一天前的13萬元漲至28萬元；11月28日為54萬元；1948年2月23日為170萬元；5月5日為700萬元，此後更以天文數字在增漲。據國民黨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聯合辦事總處統計，與抗戰前夕的1937年上半年相比，1948年8月19日的廣州一般物價指數為450萬倍，9月4日再增至829萬倍，半個月間陡升83％，令市民心驚肉跳，無法承受。

通貨膨脹是物價飛漲的孿生姐妹。正如蔣介石政府所說的，“如果印刷機不能生產出足夠的鈔票來應付無止境(增長)的物價，就不可能有通貨穩定”，但“通貨的急速膨脹”，恰好又“必然刺激物價的狂漲”。在日本投降後的4年間，廣州和上海、北京等許多地方一樣，承受著通貨急劇膨脹和金融市場混亂不堪的巨大壓力。 根據國民黨中央政府的統計，如果以抗戰前的1937年6月的貨幣發行量為100，那麼1945年8月為35976，12月為73332；1946年12月為264789；1947年6月為706025，12月為2177215。 其中僅1947年6月份的增加額，就比從1937年6月到1945年12月的8年半增加額的總和還要多。造成如此嚴重的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在於國民黨發動內戰；正是它在內戰中“軍事上的土崩瓦解”，促使本來就因“匯價和物價的上升”而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發展到“新的高度”。

當不斷升級的通貨膨脹無法解決政府財政危機的時候，蔣介石集團便接連採取幣種翻新和舉借外債的辦法，以求渡過難關。結果從抗戰前的法幣、關金券並存，到1948年8月後金元券、銀元券和廣東大洋票等中央與地區性的幣種紛紛出台。但是，所有這些幣種的發行，沒有一次是成功的，都如過眼煙雲，瞬間即逝。就以叫得最響的金元券來說，儘管規定其每元的含金量為純金0．22217公分，與美元的比價是4∶1，還聲稱其發行總額限定為20億元，其中40％的保證為黃金、白銀和外匯，其餘保證則為有價證券和政府指定的國有資產。但是，從1948年8月19日宣布開始流通起，不過8個月光景，到1949年4月20日，它的發行額便達到1．5萬多億元，6月更高達130多萬億元之巨。

由於國民黨政府聲譽本已掃地，加上它對這一被視為最高貴的幣種肆意投放，因此很快就出現拒收金元券的社會風潮，形成不可逆轉的金融危機。為此，美金、港紙等幣種和國內的舊鑄銀元、鎳幣、銅板等過時的流通手段，一起湧向市場，甚至出現以紙片記數加戳為籌碼的君子貨幣和物物交換的原始貿易方式。 廣州市民乾脆自發取締200元和1000元面值的金元券流通資格，把它以二角錢一斤當廢紙收購造紙。 1949年6月23日，國民黨政府被迫承認金元券破產的現實，宣布金元券與舊鑄銀元的比價為5億比1，實際上有的地方是以15億比1的比價在拋售金元券；7月18日，進而宣布金元券作廢，規定9月1日為金元券兌換銀元的最後期限。至此，原擬風光市面而鼓譟一時的金元券，無奈壽終正寢。

金元券如此，其他幣種的命運可想而知。廣東銀行發行的大洋票，從開始到結束，不過4個月零6天。國民黨政府這一幣種翻新的花樣，原以為是一根救命稻草，但結果成了加速其死亡的一劑毒藥。正是金元券的短命存在，使中國的金融市場更加混亂不堪。 蔣介石為了擺脫財政危機，曾經指望美援以一臂之力。 1948年初，他要求美國政府給予3年共15億美元的援助，以完成“抵抗共產主義和通貨膨脹這一艱苦的任務”。但是蔣介石的這一“任務”沒有、也不可能完成，相反，他和美帝國主義一起，很快就被中國人民趕出了中國大陸。然而當他逃離大陸的時候，把大批財產劫往台灣，其中僅中央銀行洗劫的庫存黃金就達390萬兩、銀元7000萬枚、外匯7000萬美元，合計約3億美元，另外經廣州運出的黃金為20多萬兩。

物價狂漲和通貨膨脹在廣州的嚴重後果，是金融業、工業、交通運輸業的全面萎縮，市場的極度蕭條。僅從1947年初到解放前夕的不到3年中，私人銀號、錢莊由原來的61家減至32家，倖存者也多轉向套匯等投機業務。 工廠倒閉的情況更為嚴重，先是1947年3月倒閉50多家，後是1948年1～6月有90％的工廠歇業，1949年3月再有六七十間關門，即使是最有實力和聲譽的老字號“協同和機器廠”，從1946年7月復業到1948年末的兩年半的生產總值，也低於其創辦的第二年即1913年的一年；1946～1948年進出口黃埔港的商船數和貨物噸位數的中外商之比，分別為1∶4．86和1∶2．75，顯然，廣州的海上運輸業已經滑入危機狀態。

商業方面呈現出一派蕭條景象，據統計，1948年5月有百餘家茶樓停業，佔該業的1/4以上；1949年5月的半個月內，有60家大商行倒閉；7月，關門的花紗行莊180多家、雜貨行300多家；8月，金行由251家減至200家左右。在百業凋敝的情況下，廣州的生活指數與“七·七”抗戰前夕相比，1948年6月為55萬倍，7月高達170萬倍，加上失業狂潮席捲(僅1947年2月的失業者就達20萬人)，廣州人民無以為生，被推向死亡邊緣，使廣州街頭出現露宿遍地、餓殍枕藉的淒慘景象。 國民黨統治的特點之一，就是專制。它為了完成“消滅共產黨”之大業，而在1947年12月25日頒布《勘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本《條例》的第6條規定：“以文字圖畫為匪徒(指共產黨——引者)宣傳者，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切進步報刊書籍，均在查禁之列。其實，早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初，甚至在大敵當前的抗日戰爭時期，它就實行專門針對共產黨和進步勢力的新聞統制、輿論獨裁、嚴審書報的反動政策。 在國民黨思想文化專制政策下，廣州非官方的文化宣傳事業困難重重，但仍在頑強地爭扎與奮鬥。中共廣東區委幾經努力，於1945年11月13日在香港創辦了自己的機關報《正報》，同時出版進步書刊，以揭露國民黨政府發動內戰的陰謀和宣傳中共的政策，傳播馬克思主義； 次年1月4日，以共產黨為指導，由愛國民主人士出面主持的帶有統戰性質的《華商報》，在香港復刊，與《正報》相呼應。廣州是此兩報的重要發行地區。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廣州先後出現的進步的或與國民黨內戰政策相左的報刊，不下30家，其中較有影響的除《正報》、《華商報》之外，還有《願望周刊》、《自由世界》、《文藝新聞》、《新世紀》、《學習知識》、《現代生活》、《國民》、《每日論壇報》、《建國日報》、《廣州工人》、《觀察》、《世界知識》、《廣州文摘》、《真善美》期刊、《天地新聞日報》、《當代日報》，以及文藝性的《文藝生活》、《文藝新聞》、《中國詩壇》、《草莽》、《新音樂》等，香港的《人民報》、《星島日報》等，也在廣州發行。 還在國民黨政府積極準備內戰的時候，1946年1月4日，廣州的國民黨黨政軍聯席會議就議決取締境外報紙進口，命令各機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對記者發表談話和走漏消息，廣州各報只能刊登中央社電訊。這一嚴格的新聞封鎖政策，使廣州報紙出現“新聞荒”的咄咄怪事。此後，查封報刊書籍事件層出不窮，同年2月13日，國民黨社會局同警察局到書店查禁《自由世界》、《文藝新聞》、《新世紀》、《學習知識》四種雜誌； 國民黨特務在5月14日搗毀了《正報》、《華商報》在廣州的辦事處和兄弟圖書公司之後，6月29日進一步釘封了《正報》、《華商報》和農工民主黨的機關報《人民報》、民主促進會辦的《現代雜誌》、由蔡廷鍇發起的《現代日報》籌備處等在廣州的報業機構，以及兄弟圖書公司、民生出版社、廣州書報雜誌供應社、南中文化企業公司、民主與文化社、中華全國文藝協會港粵分會等出版機關或文化團體。 總計在6月份，廣州有13處文化機關被封閉，30多種雜誌被停刊，300多名文化人被逮捕。 11月30日，廣州國民黨社會局下令不准銷售《華商報》和一切進步小報。 1947年6月1日，國民黨廣州保安司令部憲警查封了由中共黨員、民盟盟員、愛國歸僑、大學教授等進步人士聯合經辦的《每日論壇報》，並逮捕報社人員60餘人。 1948年12月1日，國民黨廣州社會局下令查禁《觀察》、《世界知識》等350種書報；1949年3月21日，廣州綏靖公署以“造謠惑眾”罪名，禁止香港《星島日報》進口廣州等地；4月28日，因為《天地新聞日報》全文刊登4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全國進軍命令，勒令該報停刊，逮捕其發行人和總編輯；29日，廣州警備司令部又以《當代日報》譴責國民黨政府拒絕與中共和平談判，強令該報停刊7天，等等。 雖然廣州的國民黨當局對廣州的思想文化界採取了嚴格的專制措施，但是所有這些中國共產黨的和其他進步的報刊書籍，只要尚未查封，就依然活躍在廣州人民中間。廣州文化人以對祖國和民族命運負責的精神，不分黨派和職業，一身正氣地為正義事業而團結奮鬥，使廣州和全國許多城市一樣，出現了反對國民黨內戰和獨裁、爭取和平與民主的“第二條戰線”。 1946年春，中國民主同盟南方總支和廣東支部、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以及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解放行動委員會的機關報《人民報》社等團體雲集廣州，通過各種渠道同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建立了一定的聯繫，從而共同構成廣州要求停止內戰、取消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的一支重要民主力量。他們先後利用聲援昆明“一二一”慘案鬥爭的機會，在廣州召集會議，發表宣言，並在1946年1月30日成功地組織中山大學學生示威遊行，要求國民黨履行停戰協定、取消一黨專政、組織聯合政府、停止新聞封鎖和把美軍趕出中國等，使廣州響起了“華南大地的第一聲春雷！”2月19日，又以“歡迎”孫科來穗為名，在李濟深、蔡廷鍇等的支持下，再次舉行3000名大中學生要求和平民主的大請願遊行，迫使孫科面見學生，答應向國民黨最高當局轉交廣州學生的和平請願書。兩次學生示威，在廣州人民中起到了很好的宣傳教育作用，但也正因為這樣，廣州國民黨當局的鎮壓行動隨之而來，使廣州的和平民主運動被迫走向低潮。 然而廣州政局並沒有因為國民黨的高壓政策而安穩幾天。時隔三個季度，廣州的和平民主運動在1946年11月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特別是12月24日北平美國士兵強姦北大女學生沈崇事件的刺激下，終於打破沉寂，迅速走上新的高潮。當時中共中央抓住沈崇事件引發的反美鬥爭高漲的時機，指示國統區的黨組織要站在抗暴鬥爭的最前列，“採取理直氣壯的攻勢”，形成“最廣泛的陣容”，在“美軍退出中國”的中心口號下，把運動引向“孤立美蔣及反對美國殖民地化中國之途展開”。首先由北平大學生掀起的反美愛國鬥爭，很快就在全國各地展開，形成有幾十個大中城市50萬大中學生參加的、得到文化教育各界和社會賢達積極支持的聲勢浩大的反美愛國運動。 當沈崇事件的消息傳到廣州的時候，憤激情緒首先在中山大學沸騰起來。抗議美軍暴行、要求嚴懲兇手的標語、傳單、牆報比比皆是，聲明和抗議之聲不絕於耳。 1947年1月4日，300多名同學集會議決： (一)罷課3天， (二)1月7日舉行遊行示威， (三)成立有中共黨員參加的15名同學組成的中山大學“抗暴委員會”(又稱“沈案後援會”)。 1月7日，3000多人的遊行隊伍一路高呼反美口號，浩浩蕩盪地向沙面開來，並勇敢地衝破荷槍實彈的國民黨軍警防線，一舉衝入沙面，經過各國領事館門前，把抗議標語貼在美國領事館的牆上，迫使美國領事館開門接納廣州學生的抗議書。這次反美大示威，取得了比預想還要好的巨大勝利，不少同學為此秘密尋找共產黨，中共地下黨組織乘勢成立了自己的外圍組織——愛國民主協會，還參照黨章精神制訂了協會的章程和工作條例，從而為以後的學生運動打下較好的組織基礎。 1947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就蔣管區的工作方針和鬥爭策略發出指示，要求“擴大宣傳，避免硬碰，爭取中間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從為生存而鬥爭的基礎上，建立反賣國、反內戰、反獨裁與反特務恐怖的廣大陣線”。 4、5月間，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學生紛紛上街示威遊行，提出“反飢餓、反內戰”、“向砲口要飯吃”、“恢復政協路線”等口號。學生的正義鬥爭，遭到國民黨當局的一再鎮壓，其中以5月20日南京、上海、蘇州、杭州四城市的16個專業學校學生6000餘人的南京大遊行最為突出，他們在與國民黨騎巡隊的6個小時對峙中，被憲警毆打致重傷者19人、輕傷者90餘人，逮捕20餘人，是為“五·二○血案”。 “血案”發生後，在全國迅速掀起了席捲包括廣州在內的60個大中城市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學生運動。 廣州大中學生聲援平、津、滬、寧等地學生運動的鬥爭，是在中共廣州地下組織的發動下進行的。 5月24日，中山大學全體學生大會選舉出內有中共黨員和愛國民主協會成員15名的45人的中山大學工作委員會，決定參加6月2日全國統一的示威遊行聯合行動。但因廣州國民黨當局為此佈置了鎮壓措施，示威遊行提前於5月31日舉行。當時，中大學生隊伍首先從石牌出發，一路凝集其他院校學生和愛國市民，聲勢浩大，群情激昂，“反內戰”、“反飢餓”、“反對徵兵徵糧，要求民主自由”等口號聲，響徹羊城上空。當隊伍行進到長堤時，遭到為國民黨當局收買的大批手持棍棒鐵器的流氓打手的襲擊，彼此搏鬥兩小時，有21名學生重傷，輕傷30餘人，被捕48人；當晚，又有數十名中山大學師生被捕。為此，廣州全市掀起了營救被捕師生的運動，直到6月中旬勝利結束。 正是青年學生的愛國運動，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反蔣軍事鬥爭，加速了蔣介石政權的覆亡。恰如毛澤東所說的：“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鬥爭”；“外強中乾”的蔣介石政府，其“前途必然是眾叛親離，全軍覆滅”。 在學生民主運動的推動下，廣州的工人運動和各界人士的愛國民主鬥爭，都獲得了新的發展。這些民主運動同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鬥爭的匯合，終於在1949年根本改變了中國和廣州的社會面貌。 蔣介石政權從內戰前夕的1945年11月重慶復員整軍會議，到1948年3月南京行憲國民大會，曾經多次頒令“勘亂”，一再揚言要在3～6個月內消滅中國共產黨，並在1948年成立了以孫科為主席的“國民政府勘亂動員委員會”，企圖重新組織力量，實現其消滅共產黨的終極目的。但是蔣介石的反共事業總是事與願違，他迎來的只是一次慘甚一次的失敗。人民軍隊則愈戰愈勇，戰果輝煌，特別是從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日的142天中，勝利地進行了規模宏大的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消滅了國民黨軍154萬餘人，基本上摧毀了南京政府的軍事支柱，從而為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國民黨政權在敗局已定的情況下，把中央政權機構南遷廣州，以作最後掙扎。為此，它大力強化在廣州的統治力量。 1949年1月24日，即淮海戰役結束後兩週、平津戰役結束前一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中央黨政機關遷移廣州；2月1日和5日，國民黨中央黨部和行政院先後在廣州開始辦公。廣州政權當局也作了相應的人事調整，宋子文跟隨蔣介石“引退”而辭去廣州綏靖公署主任和廣東省府主席的職務，命令余漢謀為廣州綏靖公署主任，薛岳為廣東省政府主席兼國民黨廣東省黨部主任委員，陳策、吳奇偉、徐景唐、梁華盛為廣州綏靖公署副主任，葉肇接任廣州警備司令等。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形成以廣州為首都的中國割據政權，延緩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但是，大勢已去的蔣介石集團的所有這些作為，都不過是“蚍蜉撼樹”、“蝗臂擋車”，慘敗無疑。 4月23日南京解放後，國民黨廣州逃亡政權面臨滅頂之災，而迎接廣州解放即成為中共廣州組織的頭等重要任務。 5月7日，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發出作好接管城市的干部準備和廣泛開展城市統一戰線工作，以配合人民解放軍解放廣州的指示。據此，中共廣州組織決定把工作重心轉移到護廠護校、迎接解放、準備接管的軌道上來；5月20日和7月1日，又先後發出《解放前夕廣州形勢與當前任務》的提綱和對這一提綱的《補充意見》，指出當時的廣州形勢十分混亂，國民黨當局已實行裁員、疏散，並準備在撤退時進行大破壞；武裝特務已轉入地下，流氓團伙正準備趁機行動；廣大市民面臨飢餓和失業的威脅，對現實極其不滿，但對我黨政策又不理解、甚至存有疑慮。為此，必須向廣大市民群眾廣泛宣傳我黨的“約法八章”即《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 等城市政策和建設城市的方針，深入動員和領導群眾團結應變，保衛好廣州的工廠、學校、機關等財產和檔案材料，準備好主要部門的接管底冊，打破敵人散佈的謠言，防止敵人破壞，瓦解敵對勢力，調查敵特組織，為將來肅反做好必要的準備。 中共廣州組織，圍繞準備從國民黨手中接管廣州這一中心任務，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領導廣州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比較重要的有： (一)積極宣傳黨的政策，打擊敵人，穩定人心。通過地下黨領導的《廣州文摘》和《廣州學生》、《新聞導報》等，及時轉載中共中央的重要政論文章、文告和華南分局由《華商報》、《群眾》等報刊發出的時局評論、指導意見，如毛澤東的《將革命進行到底》、《論人民民主專政》、《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華商報》的《穗死黨陰謀破壞，發密令加緊準備》、《蔣黨官僚盜劫人民財產》、《廣州公營廠舍機器被匪黨搶運殆盡》、《穗偽綏署一再密令陰謀破壞粵漢鐵路》，以及廣州黨組織的致廣州各界公開信等等，及時揭破敵人的陰謀和他們散佈的各種謠言，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團結群眾，為廣州解放奠定較好的思想基礎。 毛澤東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 朱德總司令命令全軍“迅速清除國民黨反動軍隊殘餘，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國土” (二)組織力量，打入廣州重要部門，調查了解有關情況，為廣州的接管工作提供必要的情報和安全保證。無論是關係城市正常運作的自來水廠、發電廠、郵局、電話所、海關、水陸交通運輸部門、大中學校等，還是敵方的重要主管機關如綏靖公署、陸軍總醫院、警察局、稅務局，乃至美國善後救濟總署等，還有某些報社、醫院、工廠企業，都派有共產黨員或黨的外圍組織成員從事有關接管的準備工作。 (三)利用合法手段，公開組織護廠、護校和維護社會治安、嚴防敵人破壞的鬥爭。他們組織力量清點本單位財產，儲備必要的糧食、副食和日常生活用品，反對拆遷、盜賣、轉移設備和其他破壞財產的活動。 (四)縝密進行分化瓦解敵人的工作。為防敵人破壞，在對他們進行嚴密監視的同時，還通過交代政策和隨時警告等形式，進行分化瓦解工作，對凡有可能爭取的敵方人員，一律鼓勵他們將功贖罪，棄暗投明，並採取必要措施以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而對頑固不化者則予以孤立和打擊。正是這一對敵分化瓦解工作，為廣州的接管工作掃除了不少障礙。 (五)加強黨內教育，保護進步力量。為適應對敵鬥爭的複雜環境，中共廣州組織十分重視對黨員本身的政治思想、尤其是保密和革命氣節的教育，努力保護廣州已有的進步力量。 1949年7月23日深夜，國民黨廣州警備司令部突然派出1000多名特務和軍警，以“維持治安”為名，包圍並蒐捕中山大學，按黑名單逮捕了所謂“搗亂治安”的師生167人。中共廣州特派員鐘明在香港聞訊後，立即回廣州組織多方營救，直至10月12日，營救工作才勝利結束。兩天之後，敵人敗逃，政權易手。 在廣州就要解放的時候，10月6日，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發出《關於決定成立廣州市接管委員會的通知》，並組成以朱光為書記的“廣州市接管委員會”。為接管廣州而歷盡艱辛和作出積極貢獻的中共廣州組織，終於同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工作團，以及華南分局組織的華南工作團、東江教導營等一起，即將迎來盼望已久的光榮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