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的戰爭取得了最後勝利。全國人民歡欣鼓舞，歡慶胜利，渴望休養生息，醫治戰爭創傷，建立一個獨立、富強、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以國家人民利益為重，代表人民的意願，團結全國民主進步力量，提出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與國民黨蔣介石舉行了重慶談判，國共雙方達成了《雙十協定》，實現和平、民主、團結、統一。 然而，國民黨蔣介石集團一意孤行，堅持一黨專政，實行獨裁內戰的反動方針，蓄意撕毀《雙十協定》，悍然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從而挑起全面內戰。為了保衛人民流血犧牲換來的勝利果實，為了建立獨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人民被迫奮起自衛，和國民黨反動派展開你死我活的決戰。在這場進步與倒退、革命與反動、民主與獨裁、光明與黑暗的殊死決戰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同美帝國主義武裝的國民黨軍隊展開浴血奮戰，進行著英勇的鬥爭。中國革命進入了解放戰爭的歷史時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當天晚上，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中法大學等校師生，在各校學生聯合會的組織下，在西南聯大舉行了時事晚會。共產黨員、著名教授紛紛登台演講，他們分析抗戰勝利後遠東局勢的發展，中國如何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強烈要求和平民主，反對內戰和獨裁統治。 9月4日，昆明文藝協會、《民主周刊》社等8團體聯合發起，在西南聯大召開昆明教育文化界慶祝抗戰勝利大會，學生和社會各界人士3000多人參加了大會。聞一多、吳晗等在會上作了演講，10日，有中共地下黨員、民盟成員參與的在昆人士620人聯合發出《和平建設新中國》的通電。 對於昆明人民日益高漲的愛國民主運動，蔣介石深為憂慮，為了推行內戰政策，建立一個穩定的後方基地，鎮壓昆明人民的民主運動，剪除與共產黨建立了聯繫的雲南地方實力派，蔣介石親自指揮杜聿明發動以武力改組雲南省政府的政變。 1945年9月，蔣介石命令第一方面軍總司令盧漢率領滇軍前往越南接受日軍投降，採取調虎離山計，以便搞掉龍雲，全面控制雲南。對於蔣介石的陰謀，中共雲南黨組織通過各種渠道，多次提醒龍雲加強防備。華崗當面向龍雲指出滇軍入越的危險性，希望他提高警惕，滇軍中的地下黨員張文澄、寧堅向張沖建議，由張沖勸說龍云不能把滇軍全部開進越南，以防突然事變，朱家壁通過滇軍第九十三軍軍長盧浚泉提醒盧漢，指出“前腳一出門，後院就起火”的可能性；地下黨員周新民也以民盟負責人身份面見龍雲，揭露蔣介石剪除異己，控制雲南的陰謀由來已久。

由於龍雲對蔣介石的本質還認識不足，更主要是他想趁入越受降之機擴充實力、改善裝備。因此，中共和各方人士的忠告和建議都未能引起他的重視。他按照蔣介石的命令，將第一方面軍所屬九十三軍、六十軍以及暫編第十九、第二十三師由盧漢率領赴越受降。黨組織立即指示在滇軍中的中共地下黨員隨軍行動，繼續開展工作。這時，留駐昆明的滇軍僅剩獨立第二旅的第三團和護衛五華山的一個營。 10月3日，在蔣介石的指使下，國民黨第五集團軍總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指揮所部發動軍事政變，控制昆明。蔣介石免去龍雲本兼各職，並將其挾持到重慶任軍事參議院院長；任命尚在越南的盧漢為雲南省政府主席，又安排李宗黃為民政廳長並代省主席。 同時，成立以關麟徵為總司令的雲南警備總司令部，建立了蔣介石直接控制雲南的黨政軍體系。蔣介石以武力改組雲南省政府，除掉龍雲這一心腹大患的最終目的，是要鎮壓雲南的民主運動，穩定其發動全面內戰的後方基地。

盧漢原系龍雲部屬，是雲南地方實力派中掌握軍權的重要人物，蔣介石對盧漢採取既安撫、利用，又監視、限制。他設置了雲南警備總司令部，派親信掌管，還派了嫡係部隊以及特務、憲兵駐守雲南。盧漢上任後則採取“擁蔣保己”的政治態度，一方面追隨蔣介石鎮壓人民革命運動；一方面積極增強自己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盧漢是雲南地方實力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不屬於蔣介石嫡系。他的家庭是彝族的奴隸主，佔有土地、奴隸和武器。他曾任過國民黨軍隊的師長、軍長、軍團長和集團軍總司令等職。盧被委任新職時正帶領滇軍在越南受降。 盧任省主席並不表明蔣對他特別信任。蔣預料到內戰開始後西南將是後方，而云南則是這個後方的最重要的基地。要控制雲南這塊地方，就非要重用盧漢不可，通過控制盧漢達到控制雲南的目的。但是，盧漢稱雄割據的思想很突出，和龍雲一樣，想把雲南搞成獨立王國。蔣介石的方針是，又要利用盧漢這塊牌子，又不能讓其搞獨立王國，稱雄西南。採取的策略是先奪盧漢的軍權，讓他當個雲南省空頭主席，然後取而代之，拿掉他的主席的位子。

蔣介石明令在盧漢返回雲南就職之前，省主席一職由李宗黃代理，同時把軍事權交給杜聿明和關麟徵，密令關麟徵到海防統一指揮駐越蔣軍，隨時準備對付敢於異動的滇軍，指派何應欽坐鎮河內，對盧漢威脅利誘，軟硬兼施。蔣介石自信雲南的軍政實權已交給了自己的親信，昆明已無後顧之憂，假若前方的盧漢和滇軍有所不滿的表示，就可加上各種罪名，大興討伐之師，把雲南地方勢力賴以存在的滇軍一舉消滅，然後就可名正言順地將自己的親信李宗黃那個“雲南省主席”前面冠上的“代”字去掉，成為名實相符的雲南最高頭頭。 盧漢對蔣的預謀甚為不滿，既然讓他當主席，為什麼先讓別人代一下？盧漢的本意是想軍權、政權一起抓，如果只讓他當光桿主席，不讓掌握軍隊，無異是要在一定的時候，殺他盧漢的腦袋。從這裡可以看出，盧漢一上台就潛伏著對蔣介石的懷疑、離異與防範。

當時盧漢的心情很複雜，他內心既不願意背離龍雲，又不敢得罪蔣介石，更不甘心雲南就此拱手讓給蔣介石，他陷入深深的苦痛思索之中。當時擺在盧漢面前可供選擇的路似乎有兩條，一條是公開打起反蔣旗幟，率領慎軍回師昆明；另一條是接受蔣氏命令，放棄兵權，回滇就任新職。盧漢考慮，雲南經過八年抗日，人民苦痛已深，急需休養生息，打內戰不會得到人民支持，再說，從越南迴滇，沿途有中央軍重兵把守，自己稍有行動，必然遭致數倍於己的蔣軍的圍、堵、追、截，不僅使地方殘破，人民遭殃，滇軍自身亦有被全殲的危險。看來這條道行不通，死路一條。 當然，蔣介石是最希望盧漢與滇軍走這條道。至於後者，即使盧漢願意放棄兵權，回滇就職，但是否能實現亦尚未可知。盧漢揣度，既然委有新職，又不明示何時就任，更不說新舊職務關係，這自然只是一種搪塞敷衍、伺機待變的安排，是一個暫時籠絡人心的幌子，不可太過認真的。所以，盧漢經過仔細思索，考慮再三，面對當時險惡形勢，他成竹在胸，暫時委曲求全，再圖日後發展，公開表示“一切服從中央，聽從中央的指揮”。這樣，蔣介石終於暫時找不到吃掉盧漢和滇軍的藉口，只有另打主意了。

李宗黃雖是雲南鶴慶人，但從1927年起他就投靠蔣介石，奉蔣之命在雲南“清黨”，殘殺無辜，兩手沾滿人民鮮血，被人們遍街張貼標語，將其趕出雲南，因此，他在雲南聲名狼藉，這次被蔣召回雲南，委以代省主席重任，李氏自然又要猴兒耍戲，盡量讓主子歡心高興了。 所以，李宗黃一登台就勾結雲南省警備司令關麟徵等，對雲南人民實行法西斯統冶。他們在各機關、各廠礦、各學校和各事業單位都安插了大批特務，唆使軍、警、特、憲作科犯罪，任意妄為。通過清查戶口和新聞檢查等反動措施，嚴格限制和任意干涉群眾的言論與行動自由，逮捕、關押大批青年學生和各方面人士，撤換了大批中學校長，許多教職員工被解聘。在經濟上也藉各種名目，肆意搜刮，巧取豪奪，搞得人心惶恐，民不聊生。

蔣介石、李宗黃等人並不就此罷休，他們為了發動內戰，消滅人民革命力量，正瘋狂地進行各方面準備，這就不能不引起人民反對。反內戰、反飢餓、爭民主自由的鬥爭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反動派實行血腥屠殺，導致了昆明“一二·一慘案”的發生。 慘案發生之後，立刻影響全國，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愛國人士都相繼發表聲明，支持愛國學生的鬥爭，全國各大中城市亦紛紛響應，慘案製造者受到舉國一致的譴責，雲南人民掀起驅逐李宗黃的浪潮。面對迅猛發展的形勢，迫不得已，蔣介石只好忍痛割愛，舍車保帥，將李宗黃調走，以平息人們的反對情緒。 李宗黃的被驅逐，為盧漢就任省主席提供了條件。一是有成命在先，二是代主席已經垮台，蔣介石只好讓盧漢宣誓就職了。但蔣介石消滅雲南地方勢力的計劃並沒有因此放棄，以李宗黃主滇的舊夢雖已破滅，消滅滇軍的新陰謀又將付諸實施。

蔣介石知道，盧漢與龍雲關係非同一般，雖眼前龍雲對盧漢有點不滿，但這是暫時的，盧漢難成自己的忠實部下。因此，如果讓盧漢繼續手握兵權，必然日後將會出現擁兵稱雄、尾大不掉的局面，與其遺患將來，不如今日除根，來個釜底抽薪，使盧漢難成氣候。在蔣眼中不除掉滇軍，雲南問題不算徹底解決。但如何使滇軍消滅呢？蔣介石是很費了一番心思的。最後他決定將滇軍主力全部調到東北戰場，充當它打內戰的砲灰。這是個一箭雙雕的好主意。滇軍打勝了，他不僅可把滇軍分割開來，分而治之，而且盧漢滇軍得罪了共產黨，就只能死心踏地跟隨他；打敗了，正好藉共產黨解放軍之手把滇軍徹底解決掉。這樣，入越受降的滇軍兩個軍八個師的武裝，經過改編，八個師整編為六個師，稱第一集團軍，由蔣介石任命他信得過而云南方面又能接受的雲南人孫渡率領，於1946年初用船經海路運往東北戰場。

這樣，盧漢手中的兵權被剝奪了，1945年12月回昆就職時，只帶回了一個警衛營。就連這個小小的警衛營蔣系勢力也不肯放過，竟下令要警衛營撥歸警備司令部指揮，後來經盧漢派代表前去苦苦哀求，警衛營才得以保存下來。可見，盧漢主持滇政之初，處境並不妙，沒有供其調派的武裝力量，雖有一個保安司令的頭銜，卻無一兵一卒供其指揮，不過是個光桿司令而已；至於行政各部門的頭頭們，又多屬蔣介石和李宗黃安排的人，對盧漢多有所掣肘，這類問題的徹底解決更需要時間，不可操之過急，否則弄巧成拙，於事無補。所以可以說，初當省主席時盧漢也是個光桿主席。 然而，不管怎麼說，盧漢畢竟當了雲南的省主席，他不屬蔣介石的嫡系，雲南的權仍在雲南地方勢力手中，儘管這種地方力量在1945年冬遭受摧殘，元氣大傷，幾乎陷入絕境，但只要其火種保存下來了，它遲早還會再燃成燎原之勢的。

戎馬半生的盧漢自然熟知手握兵權的重要性，又何以乖乖地交出兵權回省當一個光桿主席呢？難道他不懂在舊中國有兵才有權的道理嗎？不是的。正因為他懂得這個道理，也深知蔣介石的為人。不要說他盧漢這個雜牌軍的司令，在當時的處境和形勢下，就是蔣勢力圈子裡的人，稍有不恭，使蔣不快，也難保不出問題的，這種事例在蔣介石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還少嗎？因此之故，盧漢審時度勢，瞻前想後，當前只能順從蔣介石的安排，把軍隊交給蔣介石調去打內戰，自己暫且任一個沒有武裝護衛和沒有班底支撐的光桿主席，以圖日後發展，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否則，如果當時同蔣介石來硬的，硬頂硬碰，恐怕不僅兵權保不住，連省主席這個職位也不可能到手。在蔣介石當政的近二十年中，這種事例也是很多的。所以，盧漢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當蔣讓人向他傳話說任省主席不能兼軍職，任軍職不能兼省主席，他表現得合乎情理，毫不在意。而當蔣介石親自對他講，東北急需兵力，擬調他的一個軍，問他行不行的時候，他立刻表態說，既然是東北需要兵力，軍隊是國家的，全部調去好了。蔣介石聽了高興得不得了，馬上站起來拍著盧漢的肩頭說：“好！好！好！你真是模範軍人”！這樣，不費吹灰之力，雲南的兩個正規軍就被調到東北內戰前線去充當蔣介石打內戰的砲灰了。 滇軍到東北打內戰，盧漢心裡也是很不好受的。他後來在蔣介石要求下曾經兩次赴東北安撫滇軍，親眼見到滇軍被中央軍分隔在各個不相連的駐地，不等部隊到齊，來一個師派一個師，到一個團上一個團，既要和解放軍打仗，又要防備被中央軍併吞，上下左右前後均有牽制，處境險惡，使他感慨萬千。他在公開場合都是按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統一口徑，講一些空空洞洞的話，只有在高級將領這個自己心腹的小範圍裡才能講幾句真心話，即便如此，有的話還不能講得太明白，只能作些暗示，盡可能含蓄一點。如第一次視察時對滇軍高級將領們說，要防備杜聿明(當時杜任東北保安司剿總副總司令，依照蔣介石命令，滇軍在東北歸杜聿明指揮)下毒手解決雲南部隊。杜聿明召開會議時，軍師長不要一齊都去，軍師長離開部隊時要指定臨時負責人。他還說，滇軍和杜聿明的關係不是隸屬關係，人事調動可先調後報。說杜聿明也可能不來硬的，會來軟的，傷亡、消耗，不給補充，讓你蒼蠅吃翅膀，自生自滅。盧漢最後告誡滇軍將領說：“只要你們兩個軍存在，雲南政局不會變”。盧漢的主要目的在於要滇軍保存實力，鞏固地位。因為他這次視察是在潘朔端率領滇軍184師於海城起義後不久進行的，當時軍心不穩，既顧慮中央軍把滇軍分割吃掉，也顧慮其餘滇軍效法184師，跟著起義。 盧漢第二次赴東北視察滇軍已是遼沈戰役前夕。當時蔣軍在東北雖尚有數十萬大軍，但士氣低落，人心不穩，東北戰局的形勢已在向著不利於蔣軍的方向快速發展，同時在省內的情況亦今非昔比，鳥槍換大砲了，他盧漢本身的思想認識也起了相當大的變化。所以這次他對盧浚泉、曾澤生、龍澤匯等滇軍高級將領們的講話，與上次大不相同了。他告誡滇軍將領們：“你們在這裡做事要機動點，不要做什麼都要受人家支配，也不要什麼事都要到雲南來問我。盧漢視察回昆後曾對雲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謝崇文說：“東北形勢十分緊張，我已對他們說現在我顧不了你們，你們也不要管我了。情況緊急時，你們自找出路吧！ ” 盧漢兩次視察駐東北滇軍都是蔣介石叫去安撫滇軍、穩住已經動搖的軍心，在這點上蔣介石和盧漢是一致的。但是目的卻有很大差異。蔣介石要穩住滇軍繼續替他賣命打內戰；盧漢則是希望保存滇軍實力，以便蔣介石不敢小視他，這不失為他在雲南鞏固統治地位的一種助力。至於到了遼沈決戰前夕，蔣氏自然仍希望滇軍能為他的垂死掙扎拼命；而盧漢則完全不同了，他從滇軍前途考慮，准他們自尋出路了。這是確確實實的同床異夢。 盧漢出任省主席之初，事事受到牽制。可以說當時他是說話無人聽，做事沒人幫，除了省主席這個頭銜外，他什麼本錢也沒有。軍事方面，雲南僅有的四個保安總隊掌握在警備司令霍揆彰手裡，而霍是蔣介石嫡系，根本不把盧漢放在眼裡。盧漢才就任，霍就派其參謀長劉叔琬向省府秘書長朱麗東說：中央指示軍權要統一，省府警衛營和四個保安總隊的經費，照舊由省府負責，而人事權和指揮權應歸警備司令部。朱將此話轉告，盧漢表面若無其事，不置可否，私下才同自己的人說，這樣一來，我們出入省府，都要受檢查了。經過力爭、哀求，對方也考慮不可一下做得太絕，才勉強同意將警衛營留給盧漢。 行政人事安排方面，在李宗黃代省主席的期間，蔣介石、李宗黃已把他們的人大批安插在各個要害部門，為李宗黃正式任主席作好了準備。當時有所謂“五人核心小組”，即李宗黃本人和他的親信伍純武(省府秘書長)、申慶壁(省府主任秘書)、寧伯晉(國民黨省黨部書記)與蔣公亮(民政廳主任秘書)，一切陰謀計劃多經五人小組事先敲定。由於“一二·一”民主運動，李宗黃被趕下台，五人小組亦不復存在，但各廳局、各專縣行政大多仍控制在他們的人手中，CC特務(即中統特務)無孔不入，橫行猖獗，盧漢要按自己的想法辦事、安排人，困難重重。如盧漢任用親近自己的楊適生做省府主任秘書，蔣介石和李宗黃的親信張邦翰(繼李之後出任民政廳長)等就掀起波瀾，大作文章，打擊排斥。張在省府會議上公開誣陷楊適生是“貪污集團骨幹”，聲稱若楊任主任秘書，他們“羞與為伍”，迫使盧漢不得不讓楊適生暫時迴避。再比如盧漢委任嚴中英、楊炳麟、余建勳等原第一集團軍軍官到一些地區去分任縣長、專員，張邦翰也從中梗阻，大罵這些軍官“只會玩槍桿子，不懂行政也要來當行政官。”利用民政廳長的職權(解放前民政廳握有一定的州縣官任免人事權)，橫加干預，妄想阻攔。 財政方面，原財政廳長陸崇仁已隨龍雲一起垮台，會計長華秀聲接掌財政廳。一來行政組織能力稍有欠缺，二來不屬蔣李嫡系，雲南財權很快落入蔣李親信趙恩巨、厲德寅(他們原來就在稅務、銀行部門任職)等人手中，盧漢和省政府的經費也要受其控制，連龍雲時代儲存在昆明海源寺後山新華洞的物資，蔣幫封存之後也是交由任雲南省稅務局長的趙恩巨監管，盧漢的省政府不得過問。與此同時，雲南所有外匯儲備結存也完全被凍結，盧漢政府分文不准開支。 作為一省之長的盧漢，上台伊始，處於要兵無兵，當政無權，理財無錢的境地。這種情況能長久維持下去嗎？這怎能不使盧漢對蔣介石的所作所為產生懷疑而逐漸滋生不滿，乃至反抗的情緒呢？不過，盧漢還是很機靈的，他深知自己眼前處境，沒有任何本錢與人抗爭，只能忍耐，以待時機，慢慢發展。不但如此，還要盡可能表現得使蔣介石放心、滿意，消除猜疑。不如此，就不可能有日後發展的希望，若稍有疏忽、大意，大難即刻就會降臨。 1945年底到1946年上半年時的盧漢，處境確實艱難。 果然不出所料，盧漢日夜盼望的機遇，很快就接二連三的到來了。盧漢不輕易放過任何一個可能壯大自己的機會，巧妙地進行活動，與蔣介石周旋。 第一個機遇是184師起義，蔣介石要他去東北安撫其餘滇軍。 1946年5月30日，滇軍第60軍第184師在師長潘朔端率領下於遼寧海城起義，投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武裝行列。這是解放戰爭時期起義較早的國民黨軍隊，對革命有巨大影響，對蔣介石震動也很大。蔣介石在震驚之餘，不得不考慮稍微改變一點對付盧漢和雲南的既定方針。他原來的方針是完全剝奪盧漢兵權，把國民黨中央的法西斯專制統洽貫徹到雲南城鄉。 現在184師在調進東北剛滿一個月的時間就宣布起義，這不能不叫他感到意外與恐慌，如果其它部分的滇軍也跟著步184師的後塵，別的雜牌軍又步雲南軍的後塵，那怎麼得了？看來光給盧漢一個空頭省主席不行了，還得放點實權給他，同時也利用他的威望和影響來羈絆滇軍官兵，穩住內戰前線陣腳。所以蔣介石急電盧漢到南京商量赴東北安慰滇軍事宜。盧漢抓住良機，東北之行往返均在南京小住，一來對蔣表示忠順，使蔣對自已有個好印象；二是爭取蔣介石適當放權。果然，蔣三次接見盧漢，並約盧漢上廬山休息長談，國民黨中央政權行政院等各個軍政部門的頭目都爭著宴請盧漢，各報紙也爭相吹捧盧漢如何了得。盧漢這次活動是成功的，為他後來勢力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第二個機遇是“李聞慘案”。李公樸、聞一多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在全國都有很大影響。由於他們反對內戰，反對法西斯專制，1946年7月被蔣介石指使特務暗殺於昆明。事件發生，舉國一致同聲譴責蔣幫，矛頭直指蔣介石及其在雲南的代理人——雲南警備司令霍揆彰。不得已蔣介石派陸軍總司令顧祝同來昆明坐鎮處理此案。 按照蔣介石旨意，顧祝同在昆明導演了一出“懲兇”的假戲，殺了“兇手”，免了霍揆彰的警備司令一職，以副司令何紹週任司令，四個保安大隊撥歸盧漢任司令的保安司令部指揮。盧漢明知處理有假，但裝作不知，故意不予干預，好讓顧祝同演戲，以贏得顧的好感而支持自己的發展。 盧漢這一招的確起了作用，案子了結後顧祝同說：“盧主席對此案不作任何主張，使我得到很多方便，工作順利完成，我很感謝。”相信蔣介石也是很滿意的。顧還提議建立雲南綏靖公署，以盧漢兼主任，統轄全省軍政，包括何紹週任司令的警備司令部也歸盧漢指揮。何紹週見盧漢有中央大員支持，立刻表態說：他要“尊重老前輩”，與盧主席精誠團結。 成立綏靖公署的方案雖蔣介石事先已同意，但提出後遭到陳誠反對，蔣介石通令暫緩成立，並讓何應欽函示何紹週(何應欽之侄，已過繼給何應欽)以私人關係，尊重老前輩，服從盧漢指揮。這樣，雖然綏靖公署暫緩設立，但盧漢已獲得很大實權，從此他已不再是空頭主席和光桿司令了，他不久就以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實權將四個保安大隊擴編為四個保安團，在此基礎上，短短一兩年，保安團由四個發展成十幾個，擴編為三個保安旅。可以說，“李聞慘案”的發生成為盧漢重掌實權的轉折點。 第三個機遇是利用張群設立西南軍政長官公署而苦於得不到四川支持的時候，盧漢積極支持他，讓張在中央替自己撐腰，設法搞掉何紹週，把雲南的軍政警憲實權控制在手。如果說前兩個機遇是別人製造而自己抓住應用的話，那麼這第三次機遇則完完全全是盧漢自己尋找到而加經巧妙應用的。 1948年11月，為迎合蔣介石以西南為最後反共基地的需要，張群在四川組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希望得到西南各省支持。四川、西康的鄧錫侯、劉文輝、潘文華、王陵基等人，口頭支持，行動不積極，張群對此很不愉快。盧漢得知，立即致電張群，表示贊同設立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並擁戴張群為長官。張群得電，喜出望外，為鼓勵川、康、黔省的軍政首腦效法，張群偕夫人邀上述三省負責人齊到盧漢家商談，盧、張之間原有友情又增進了幾分。此後張群常常在蔣介石耳邊替盧漢吹暖風，說好話，打包票，這不是沒有緣由的。 前面說的雲南擬設綏靖公署一案，因陳誠等的阻攔，遲遲未能建立；何紹週的所謂以私人關係服從盧漢也只是一句臨時敷衍的話，況且他有何應欽這個大老闆當後台，更是有恃無恐，胡作非為，久而久之眼裡哪還有盧漢，甚至連早先開口閉口總念個不完的“尊重老前輩”的話，現在也恥於出口了；加上深知蔣介石絕對不會容許盧漢成為第二個龍雲，所以，何紹周越來越橫行霸道，為所欲為，許多該事前向盧漢請示報告的事，他背著盧漢就自作主張地干了，事後也不報告。 如所謂剿匪、抓人之類，很多都是自行決定乾的，尤其讓盧漢痛心的是，他背著盧漢私自將解決龍雲時所收繳的大量好武器運出雲南，不給盧漢的部隊使用。何紹週還以“緝私”為手段，把獲得的大批走私品，特別是大煙，佔為已有，任意揮霍。雲南人民對何紹週恨之入骨，盧漢也認為何是蔣介石安在雲南的釘子，應找機會除掉。 張群、盧漢關係進一步密切之後，盧常在張面前揭何紹週的短，讓張向蔣介石建議，把何紹週調走。張群果然不辜負盧漢希望，為了進一步籠絡盧漢，他向蔣建議撤消警備司令部，成立雲南綏靖公署，讓盧漢出任綏靖主任，叫何紹週滾蛋。蔣介石接受了張群建議，到1949年初，雲南地方軍政就都通統歸盧漢掌握了。 當然，雲南警備司令部的撤消和何紹週的調走，不會僅只是由於張群一個人的力量，例如蔣介石的嫡系第26軍軍長余程萬也可能在當中起一定作用。據謝祟文所言，他任保安司令部副司令以後，因工作關係經常接觸餘程萬及其部將。餘部師長石補天一次同謝聊天曾說餘是有名戰將，現在調來雲南還要受何紹週指揮，真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啊。流露出對何紹週的不滿。謝同盧漢商量，認為餘、何矛盾可以利用，借助餘程萬，除掉何紹週。 盧漢指示謝崇文要多接觸餘程萬，慢慢影響他，使他把消息不斷通給蔣介石，這樣才能拔掉何紹週這顆釘子。之後，謝向餘講述了許多雲南地方典故，講了盧漢的才幹、為人等等，使餘對盧產生敬意，對雲南情況加深了了解，讓他認識到雲南非盧莫屬，何紹週不僅左右不了雲南形勢，反而會起增加雲南離心力的壞作用。 謝崇文還與餘程萬討論瞭如何才能穩定雲南後方和團結駐東北前線的滇軍將士問題，盡可能使盧、謝的某些想法變成餘程萬的看法而陳述到蔣介石那裡。蔣介石撤消何紹週為首的雲南警備司令部，調何紹周到貴州任職，另設雲南綏靖公署，委盧漢為主任。這確實是出於穩定前方軍心和後方民心的考慮，所以要籠絡盧漢，然後再藉助盧漢力量來暫時維繫一下面臨崩潰的蔣家王朝。 謝說，後來當何紹週得知是他通過餘程萬把情況通給蔣介石的時候，何曾揚言：“將來拿著謝崇文要剝他的皮，抽他的筋”。雲南起義後，餘程萬逃出雲南而不敢去台灣，避居香港，蔣介石把發生起義的責任都歸罪於他，派特務暗殺他。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可以證明在盧漢重掌兵權的活動中，餘程萬確乎起了某種作用，所以蔣介石要殺他，以發洩心中的怨恨。 盧漢得了綏靖主任的職位，進而再謀劃發展，壯大用以抗拒蔣介石企圖變雲南為最後反共基地的力量。在盧漢正苦於無法可想的時候，張群再次發揮作用。張對盧說：委員長說你在東北損失了兩個軍，還你兩個軍，以保安團為基乾重新編成。於是，盧漢在三個保安旅的基礎上擴編為第74軍和第93軍。蔣介石此時何以變得如此慷慨呢？部分原因恐怕是因為60軍長春起義，93軍則在錦州頑抗到底而被解放軍所殲，93軍是由盧漢的麼叔盧浚泉直接指揮的，他認為這證明盧漢叔侄是擁護他的，對盧漢的懷疑有所減少，所以讓盧漢擴軍。然而，盧漢歷年來的種種作為，蔣介石終歸不太放心，所以，讓盧漢擴軍的同時，他又指派嫡系李彌第8軍開入雲南，以監視盧漢，加強牽制雲南地方武裝的力量，妄想使盧漢乖乖地讓他牽著鼻子走。 盧漢與蔣介石同床異夢，長達四年，如今隨著盧漢覺悟的逐漸提高、力量的不斷壯大和蔣介石的更加反動、國民黨腐朽統治的日趨崩潰，同床異夢就要結束，即將來臨的將是各上一條船，分道揚鑣，各尋自己的歸宿了。盧蔣之間的矛盾，隨著解放戰爭的迅速發展，變成了盧漢脫離蔣介石而舉行起義的一種深刻原因和動力。 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國民黨統治區以學生運動為主體的人民民主運動掀起了新的高潮，為反對蔣介石的反動統治開闢了第二條戰線。 這是國民黨反動當局絕對不容許的，他們對雲南的民主力量必然要置之死地而後快。於是在“十月政變”改組雲南省政府後，雲南與所有的蔣管區一樣，出現了“遍地荊棘，滿街狼犬”的現象，特務無孔不入，橫行霸道。僅在“十月政變”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李宗黃、關麟徵等便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一慘案。 一二·一慘案後，國民黨反動派加快了全面內戰的步伐。為了鞏固後方，防止“後院起火”，反動派更加變本加厲地鎮壓民主運動，對共產黨人和愛國民主人士進行暗殺。南京政府發出密令：“武官在團以上，文官在縣長以上，對中共及民盟分子可以密報、密捕、密決。”一時間，蔣管區烏云密布，到處腥風血雨，白色恐怖嚴重到了極點。至1946年6月，國民黨政府在全國各地逮捕了13000名反內戰的工人、學生和市民。 7月間，又封閉了主張反內戰、要民主的文化團體和言論機關100餘處。 1947年，國民黨中央社誣衊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民主促進會等民主黨派，“均係循中共意志而行”，已成為“暴亂工具”。接著，又以所謂“勾結共匪，參加叛亂”的罪名，宣布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強令解散。 在昆明，雲南警備總司令霍揆彰也得到了蔣介石“權宜從事”的密示，被授予自行鎮壓、暗殺、迫害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的權力。昆明的特務機關據此擬定了黑名單，確定了捕殺對象。一時間，昆明陰森恐怖到了極點。然而，白色恐怖嚇不倒革命者，他們認為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候，“天快亮，更黑暗”。為了衝破黎明前的黑暗，他們繼續英勇戰鬥。 當許多應該說話的人都懾服於專制者的淫威之下時，富於正義感的教授和同學們首先站起來了。 先是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中法大學、雲南省立英語專科學校四大學生自治會，聯名召開時事演講會，呼籲和平，反對內戰。在衝破國民黨當局設置的重重障礙以後，時事晚會於11月25日晚7時許在聯大圖書館前的草坪上如期召開，五千多名學生懷著對祖國命運的關切，準備聆聽四位教授即將發表的反內戰演說。 晚會由聯大學生自治會的常務理事王瑞沅主持。他在致開幕詞時講了大會的目的、意義後，即請聯大政治系教授錢瑞開演講，講題是《對目前中國政治應有的認識》。 錢先生以國民黨員身份，極力強調目前成立聯合政府的必要。他說：“內戰必然毀滅中國，我們需要聯合政府，否則內戰無法停止，老百姓將增加無數不必要的痛苦。”演講正酣時，東牆外突然響起了機關槍、步槍和小鋼砲聲，子彈從會場上空掠過，緊接著西邊圍牆外也響起了槍聲。因事出突然，會場上曾一度出現驚慌，但大家很快就意識到這是軍警包圍了聯大新校舍，進行騷擾破壞。在晚會主持人的組織和與會者們的配合下，會場很快平靜下來。 繼錢先生之後演講的是聯大經濟系伍啟元教授，他也是國民黨黨員。他對關於“財政經濟與內戰關係”講題的一番闡述，可謂擲地有聲，切中要害。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內戰若繼續擴大，中國勢將失去建立現代化工業國家的機會，財政經濟必將趨於總崩潰。”他認為要挽救中國的財政經濟危機，實現現代化，就一定要製止內戰，成立聯合政府。 在伍先生演說時，牆外槍聲再次響起來，但他卻置若罔聞，繼續從容講演，聽眾也處之泰然，凝神傾聽。破壞者們看到鳴槍放炮不能達到預期目的，於是窮凶極惡地切斷會場電源企圖阻止晚會的進行。幸虧晚會主持者事先估計到國民黨可能會在這方面有所動作，已經作了應急的準備，所以在停電後，就馬上點燃了備用的汽燈，使晚會得以繼續進行，同時派人很快接通電源，恢復了照明。 第三位演講人是費孝通教授。顯然，費先生已為國民黨軍人和特務的搗亂所激怒，他一開始就向大家提問：“我先問大家，為什麼我們要黑夜坐在這裡開會呢？”接著自己回答：“為的是呼籲和平！”他深刻地指出，美國目前的政策實有助長中國內戰的嫌疑，但是罪惡不在美國人民，而在美國的財閥和軍閥，中美兩國人民應該聯合起來反對中國的內戰。最後，費先生以激昂的聲音喊道：“還是要呼籲和平！”群眾高呼：“用我們的聲音來反抗槍聲！”他的講演博得了與會者們的熱烈掌聲。 費孝通先生結束演講後，雲大、聯大等大學的12個學術團體的代表向大會宣讀建議書，要求大會通過反內戰宣言，呼籲美國政府撤退駐華美軍，立即停止干涉中國的內政。再致電美國人民，呼籲他們向政府抗議，停止用軍火繼續援助中國國民黨政府，迅速退出中國內戰的漩渦。當宣讀的同學走下講台後，聽眾中有一名著藍衫戴眼鏡，自稱是“老百姓”、“姓王”的男子請求上台發言，他一上去就信口雌黃地叫囂：“目前有人擁兵作亂，此系內亂而不是內戰，自當設法予以平息。” 他的一派胡言使與會者怒不可遏，他是國民黨雲南省黨部調查統計室主任查宗藩，此身份一公佈無疑是火上加油，早已忍無可忍的群眾將其驅逐出了會場。從此，“王老百姓”在昆明人民口中成了國民黨特務的代名詞。晚會最後一位演講人是雲大的潘大逵教授，講題是《如何制止內戰》。潘先生是民盟成員，他在講演中極力強調從速召開政治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美國軍隊從中國撤退是製止內戰的主要條件。 大會最後在《我們反對這個》的反內戰歌聲中結束。 散會之後，交通又被斷絕，數千人在深夜的寒風中躑躅著，抖顫著。人民何罪，遭此輕侮與荼毒？昆明憤怒了！ 學生在自己校內舉行呼籲和平、反對內戰的集會，竟然遭到國民黨軍隊包圍並以槍砲進行威脅。這是對人民享有的起碼的民主權利最粗暴的踐踏，此一事實，不僅為當時與會者及地區寄宿學生數千人所身歷目睹，而且為昆明西北隅城內外居民所共知。國民黨當局的這種倒行逆施，使廣大學生再無法自忍，惟有用罷課這種方式來表達憤慨與抗議。正當各大中學校學生醞釀罷課的時候，中央社把學生正當的集會誣衊為匪警，更加激怒了學生，總罷課成了學生的共同要求。 在聯大新校舍，還不等學生自治會作出罷課決定，學生已開始行動了。新校舍的上課號令是敲擊懸掛在大樹上的半截鋼軌。 26日早，物理系的幾位學生為響應罷課，一清早就將它解下藏起來，到了上課時間，學生們由於聽不到鐘聲就不去上課了。這樣，聯大新校舍學生從26日上午開始，率先舉行罷課。雲大、中法等大學和鄰近的昆華農校、昆華工校等校學生也紛紛起來響應，開始罷課。 11月27日，市學聯召開各學校學生代表大會，代表了全市3萬大中學生決議總罷課。大會決定成立“昆明市大中學生罷課聯合委員會”，該組織是全市學生總罷課的公開領導機構，此外，大會還通過了《罷課宣言》。該宣言是由中共雲南省工委負責人建議起草，經罷聯代表大會熱烈討論通過的，充分錶達了廣大學生和人民要求和平、不要內戰，要求民主、不要獨裁的共同願望和對國民黨當局壓制民主，干涉學生正當集會自由的嚴正立場。其中第一類是政治主張，是長期奮鬥目標；第二類是政治要求，獲得相當結果就可以復課，也就是複課條件。這樣就把罷課的政治主張和具體要求作了嚴格區分，有利於獲得廣大群眾的支持和社會的同情，使鬥爭處於有理、有利地位。這個宣言，是全市學生罷課期間的鬥爭綱領。 《罷課宣言》和其他文告，由黨的地下印刷廠製成數以萬計的傳單，散發到全國各地以至海外，為許多同情昆明學生愛國運動的報刊所轉載。罷聯的成立和《罷課宣言》的發表，使昆明學生的罷課運動有了統一的組織領導和正確的行動綱領，保證了整個運動的健康發展，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罷課後，廣大學生鬥志高揚。聯大、雲大、中法等學校的進步社團開展了形式多樣的以擁護罷課，反對內戰、獨裁為內容的活動。以聯大為例，即可窺見一斑。 “陽光美術社”刊出了反內戰漫畫，另外，“冬青”、“黑白”、“現實”等壁報和鉛印的《文藝新報》都出了特刊，號召同學以高度熱情積極勇敢地支持罷課。 “高聲唱歌詠隊”開展歌詠活動，“劇藝社”和“新詩社”聯合演出話劇和舉行詩歌朗誦會，抒發其愛國熱忱和鬥爭意志。與此同時，農校和中山中學也採取了別出心裁的活動形式，前者決議節省一頓菜錢捐給罷聯會以支持罷課，後者以學生自治會代學校當局，主持升旗、早操和糾察等活動。 罷課初期，罷聯會深深感到自己辦報的迫切性。於是創辦了鉛印的《罷委會通訊》，12月1日出版第一期。該報是昆明罷聯的喉舌，一經誕生，就以堅定的立場，百折不撓的戰鬥姿態，迅速而及時地報導反內戰愛國民主運動的真相和社會各階層聲援運動的動態，揭露、駁斥中央社和國民黨報刊的造謠中傷，抗議國民黨當局的暴行和壓迫，公佈罷聯的主張和對政府的要求。該報的出版，衝破了國民黨在昆明壟斷新聞機關封鎖運動的局面。此外，罷委會還在內部發行了油印的《罷聯通訊》，印刷了罷課宣言、告同胞書、告美國人民書等各種宣傳品，廣為散發，並成立翻譯組，把重要宣言文告譯成英文，分送國際友人及寄往國外。截至復課時為止，在1個月左右的時間內，印刷和發行各種宣傳品總數達一百一十多萬份，組成了當時昆明進步輿論的強大陣容。 在罷聯幫助和引導下，許多中學罷委會把同學的活動組織得井井有條，生機盎然。他們照常出早操，自修，賽球，唱歌，還開座談會，出特刊，參加音樂會、演出等，有的還請大學進步教師和大學生到學校作形勢分析的演講。 罷聯還組織了一百多個由大中學生混合編組的宣傳隊，每天上街宣傳。其活動主要集中在近日公園、馬市口、三牌坊、雲瑞公園、小西門和各大電影院前群眾匯集的地方，有時也深入大街小巷，向各界說明時事晚會真相，控訴國民黨軍隊無理干涉學生集會自由的暴行，講述反內戰、爭民主的重大意義。宣傳隊在市區許多地方刊出大版的街頭壁報，如在近日樓鬧市區辦的大型壁報“人民化”和“民主”就擁有眾多的觀望者。而漫畫、木刻以其形像生動的特徵在宣傳戰線上獨樹一幟。漫畫“匪警”揭露的是當地駐軍向夜幕下的晚會開槍的情景，其他中央社造謠和關麟徵“道歉”等等，也被作為題材表現到漫畫裡。有一幅揭露國民黨軍政當局以“誤會”掩蓋屠殺青年罪行的木刻轟動一時，在群眾中激起了強烈的反響。宣傳隊還製作了一批短小精悍的劇本，如描寫在內戰中父子相殘的悲劇《凱旋》、諷刺劇《匪警》等。這些劇本都組織了街頭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當時學生唱的歌曲，主要內容也是反對內戰，呼籲民主。孫慎作曲、力揚作詞的《我們反對這個》是最為流行的一首，其他如《告士兵》、《不能打》、《告同胞》、《八年時光》、《不買中央報》等，也都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同時，宣傳隊還組織了十幾個訪問小組，訪問各校校長和教師，向他們誠懇地傾訴學生的願望和要求，希望他們對學生的鬥爭給予更多的支持。 昆明總罷課後，國民黨反動派鎮壓學運的措施步步升級。李宗黃等執行重慶國民黨中央的電令，採取“以組織對組織，以宣傳對宣傳，以行動對行動”的種種手段，鎮壓學潮。 他們先是動用其輿論工具《中央日報》、中央社等，連篇累牘地誣衊攻擊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派特務遍街張貼“反罷課委員會”的標語，接著又盜用聯大外籍學生的名義，反對罷課。此外還出動大批武裝特務，闖入學校強迫學生復課，撕毀牆報，搗毀校具，沿街追打、綁架學生，僅29日學生被捕被打事件就達40起。 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進攻，學生們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以各種形式堅持罷課。他們不畏強暴的正義行動得到了社會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大大鼓舞了學生士氣，而反動派在其陰謀遭失敗後已是惱羞成怒，慘絕人寰的流血事件終於發生。這就是“一二·一慘案”。在軍閥黨棍濫用職權濫用武力之下，法紀蕩然無存，學府尊嚴掃地。青年無辜犧牲，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也遭到踐踏與迫害，即便昏昏欲睡、半夢半醒之間的國人也終至心痛驚醒而要有所振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