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11章昌都勸和的格達活佛遇害

1950年7月10日，格達活佛以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攜帶幾名隨員毅然西行入藏。 當地群眾跳起神舞，歡送格達。 在一片熱烈的氣氛中，吳忠發表了即席講話： “親愛的兄妹們，這次我們從很遠的地方到這裡，歡送格達活佛，因為格達活佛要為西藏人民而遠道入藏。你們也是在聽到這個消息後，跳鍋莊來表示歡送。格達，最受尊敬的活佛，現在離開了，你們不要難過，很短的時間，他就可以完成任務，重和你們見面的。解放軍是為解放藏族人民而來，今後藏族人民的生活會一天天好起來：現在我們一起歡送格達活佛，我們心裡很激動，這裡買不到好吃的東西，送給你們僅僅很少一點錢為禮物，請不要嫌少，收下吧！”

人們靜靜肅立，眼淚簌簌流下來。一些老阿媽手搖轉經筒，嘴裡喃喃祈禱著。 格達一臉寧靜地和大家道別。 在拒絕了吳忠和天寶帶來的銀元之後，吳忠建議活佛帶上兩支美國卡賓槍，以便在途中防止散匪襲擾，格達點點頭收下了。 他翻身上馬，與吳忠、天寶並轡而行，走了一程又一程。 格達從鄧柯與崗托渡口中間的卡鬆多渡過金沙江，前往昌都。 他將用鮮紅的血液作墨，在和平解放西藏歷史畫卷上描繪這樣一個人：戴一頂禮帽，穿一件藏式長袍，眼神深邃，寬厚的嘴角緊抿，方正的圓臉上流溢剛正之氣的格達。這幅圖畫如此之高大，以至於透過幾十年的時空，我們仍要仰望它。 格達活佛的身影消失在茫茫群山之中。 所有人的心都像被一根無形的繩索拉緊了。隨著活佛的遠行，這根繩索被越拉越長。越崩越緊。

活佛去的是龍潭虎穴啊！ 就在格達活佛進藏之前，已有三個勸和團從西北和西南進入西藏，歷經曲折、艱辛。 在西北，彭德懷派出第一個勸和團。 這是1950年初，彭德懷派一野情報部藏族偵察員張竟成等，以商人身份入藏開展勸和活動，並調查情況。張竟成身上帶著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漢生致達賴喇嘛和攝政達扎的信，還有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具有崇高聲望的藏族高僧喜繞嘉措也給達紮帶了口信。張竟成於2月1日啟程，5月初抵達拉薩。向有關人員轉交了信件。但以達扎為首的噶廈頑固分子堅持分裂立場，將他們一行送出藏境。 同年2月25日，毛澤東以中央名義向西南局和西北局發電指示，同意西南局派志清法師赴藏，說服達賴集團脫離美英帝國主義回到祖國，要達賴本人或其代表赴北京協商解放西藏問題辦法，或在進軍中與我前線司令部談判。電文中還指出，西北方面如有適當之人能派到拉薩去進行說服達賴集團者，亦應即設法派去。據說達賴的長兄現在西北，望西北局調查是否可以派去。

志清法師是誰？他是留學藏地取得格西學位的第一個漢僧學者，本來叫密悟法師。 密悟法師，漢族，俗名霍履庸，是河北井陘人。他幼年隨大勇法師入藏求法，在康定出家。後至拉薩哲蚌寺學經10餘年，成績優異。大約在1943年至1944年期間，在拉薩傳召大法會上，經過辯經考試，他考上了拉讓巴格西第七名。按照當時寺廟規矩，考上格西應對僧眾施捨稀飯、酥油、茶和藏幣。然而密悟是個窮喇嘛，從哪裡弄這一筆可觀的費用呢？幸虧國民黨給了他一些資助，噶倫索康又給他幾百斤酥油，他才得以過關。從此，他在拉薩聲譽鵲起。他和噶倫拉魯、貴族擦絨、宇妥交往也很密切。 1946年，密悟法師回到成都居住。中共四川省委地下黨命令在成都成華大學政治系任教的地下黨員熊子駿拜密悟為師，以學習西藏的“因明”、“中觀”等藏學為名，向法師宣傳共產黨的主張。法師成為傾向共產黨的愛國進步人士。

成都解放後，熊子駿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秘書長，他把密悟法師的情況向鄧小平、劉伯承作了匯報。 劉伯承在重慶曾家岩的辦公室裡，和密悟法師進行過一次對話。 當劉伯承問從西康北路進軍要經過哪些重點城鎮時，密悟法師答道： “是甘孜，江達，昌都，尤其是昌都，是西康入藏的門戶。所以，若能佔領昌都，則如解開衣扣，西藏將失去東方的屏障。” 談到具體用兵，密悟法師建議： “對藏用兵，須集中優勢兵力，包圍滲透，以奪其氣為主，不必實際攻擊。一次如此解決依次皆可從之。進至藏邊再與達賴及首要接觸談判，陳述利害，曉以道理，則對藏用兵，可做到不血而定。” 劉伯承則動員密悟法師再次進藏，為和平解放西藏做貢獻。

回到成都後，密悟法師向熊子駿建議，要和原偽國大代表、國民黨少將參議賈題韜居士一同進藏。 接受任務後，密悟法師、賈題韜和原色拉寺堪布阿旺嘉措與十八軍聯絡部部長取得聯繫。他們決定於1950年3月份出發。因國民黨留下一些特務，經常進行暗殺活動，為了安全，密悟法師改名為志清法師。 他們進藏的任務有二。一是通過密悟法師和西藏上層人物進行接觸，宣傳中央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張；二是密悟法師對康藏地區較熟，可力爭協助解放軍解決一些進軍中的困難。 這是我方派出的第二個勸和團。 他們跟在一個馬幫商隊後面，到了金沙江邊。金沙江已有西藏地方軍把守，必須有馬牌才能通過。密悟法師在甘孜大金寺當過堪布，有些威望，就向寺裡要了一個馬牌。但西藏方面對金沙江防守甚嚴，有馬牌也不讓過。

過不了江怎麼辦？ 密悟法師讓大金寺派出一個名叫江巴倫珠的人，過江探聽虛實。他們則在江邊搭了一個帳篷，等候消息。十八軍情報處的李奮處長這時在德格，密悟法師配合他向德格女土司降央白姆做了很多工作。 江巴倫珠從江那邊返回。他說，後比他們出發的格達活佛已到昌都，但既不能前進，也不能後退。並勸他們不要過江，過去也發揮不了作用。他們在此一直等候。直到昌都戰役發起，才隨部隊過了江。在後來進軍拉薩的過程中，密悟法師發揮了巨大作用，多次解決了部隊缺糧和用房的燃眉之急。 在西北，彭德懷接到毛澤東關於派人入藏說服達賴集團的指示後，立即派人展開調查，發現毛澤東電文中所說的達賴長兄當才活佛在西寧塔爾寺。青海省委統戰部部長周仁山到塔爾寺對當才活佛進行動員，第二天，青海省委書記張仲良趁塔爾寺燈節的機會，親自去找當才活佛，經多次懇談，當才答應人藏勸和。

一個由八個人組成的勸和代表團成立了。塔爾寺當才活佛土登·居美諾佈為團長；副團長是青海黃南州同仁縣隆務寺的夏日倉活佛，還有大通縣的先靈活佛噶登加措。秘書長由夏日倉的弟弟格來加措擔任。中央軍委情報部的遲玉銳是秘書，其愛人程廣惠為機要員，李銘為服務員，汪永德任藏語翻譯。 5月2日，毛澤東給西北局復電，同意該勸和團入藏，並提出“要舊西藏地方政府速派代表到西康與人民解放軍進行談判”。 7月，勸和代表團從西寧出發。彭德懷親自趕來送行。代表團帶著中央批准的“十條”和電台，並攜帶著4挺輕機槍。他們和156個朝佛者、商人結伴而行。 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勸和團的三位活佛彷彿在用行動證實著這一論斷。當才活佛是首席代表，但他卻代表著西藏上層親帝國主義分子和反動貴族的利益，企圖將情報盡快送到西藏。每天宿營，他總離代表團營地相隔半天或一天的路程，一旦有機可乘，總想把代表團甩掉。先靈活佛整天念經，他參加勸和團不過是藉機去拉薩朝佛。而夏日倉活佛卻表現得立場堅定，一路上做了大量工作。

有一件事給三位活佛出了一道考題。 勸和團到達可可西里的下午，大約在四五點鐘，馬剛放出去吃草，忽然刮起一陣大風，足有十一二級。飛起的沙石，重重打在人身上。風沙過後，遲玉銳等人的四匹馬不見了。他們被困了一個多星期。對這件事，當才活佛幸災樂禍，先靈活佛表示無能為力，只有夏日倉活佛和弟弟格來加措，一面派出自己的喇嘛四處尋找，一面利用摸頂念經等宗教儀式，向群眾了解情況，經過許多周折，才把馬匹找回來。遲玉銳向送還馬匹的牧民贈送了200發步槍子彈。 當勸和團到達離藏北重鎮黑河大約一馬站的夏曲卡時，黑河的四品官堪窮土登桑布，帶著一位六品俗官，出面阻止勸和團前進。並要沒收代表團攜帶的一部老式的15瓦收發報機，以及自衛手槍。他們當即向上級請示對策，上級回電：“為了表示我們的和談誠意，同意將電台和手槍交舊西藏地方政府，但必須設法去拉薩。對新疆逃亡匪徒烏斯滿、哈里瓦斯的部屬要提高警惕。”

第二天，一個班的藏兵來了。電台裡正傳出令人振奮的消息：“昌都已解放，把昌都解放的消息立即轉告西藏當局……”電報沒收完，藏兵就伸手拉天線。當遲玉銳把昌都解放的消息告訴堪窮土登桑布後，他的態度稍有好轉，並派人送來一袋大米和飼料。 這天，鵝毛大雪驟降，連續下了七八天，雪深過膝，放眼望去，到處是陰森森的白光，青草、牛糞全被覆蓋，牲畜沒有草吃。勸和團的糧食將盡，馱牛也凍死兩頭。而黑河仍在等拉薩的指示，不准勸和團前進。有一天天氣轉晴，土登諾布邀請遲玉銳和格來加措到黑河堪窮官邸會晤，說道：“路開了，噶廈通知你們可以去拉薩，但因道路難行，人煙稀少，須分批走。三位代表和隨員先行兩天，第三天你們漢人和其他人再動身。”

勸和團僅在黑河一地就被困四十多天。當才等三位活佛順利到達拉薩。就在他們離開黑河的第二天，遲玉銳發現，一批新疆烏斯滿匪徒約十餘人也被放行去拉薩。在一頂哈薩克帳篷後面，遲玉銳見到一名五十多歲的老婦和三個男人，他們身邊放著一挺輕機槍。草地上，有七峰駱駝，三四匹馬。由於語言不通，無法對話。老婦用手指指空口袋，表示沒有糧吃，示意要吃的，遲玉銳給了她幾斤麵粉。後來才弄清，這批匪徒是被噶廈懷疑為“共產黨”而被擋住的，當噶廈得知他們是新疆的土匪後，就放行了。並資助他們去了印度。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遲玉銳等四人由一班藏兵“護送”，翻山越嶺七天，到達山南乃東縣，並在一座孤樓裡被藏兵軟禁起來。熬過一段艱難的日子之後，遲玉銳等四人想方設法到達拉薩，並索要回電台和手槍。後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就是通過他們這部老式的15瓦電台抄轉給噶廈政府的。這一消息有力地促成了西藏上層的分化。 勸和的使者屢屢被拒之於冰峰雪嶺之外。 那些世界上最高的大山，擋住了噶廈政府的目光。他們不知道外面已是怎樣的世界，只盯住頭上巴掌大的天空，以為這就是世界的全部含義。老邁昏庸的攝政王達扎，狀如一隻頑冥的井底之蛙。似乎除了自己的鼓譟，聽不進外邊的一點聲音。 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有足夠的信心和耐心。 他們在等待著。 他們堅決地執行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是因為背後有強大的理論依據為支撐。 其一，西藏基本上是藏族的聚居區，藏傳佛教原是在該地區社會生活中佔據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按照臨時憲法《共同綱領》的規定，國內各民族必須互相尊重，在平等的基礎上團結起來，才能共同建設好我們偉大的祖國。對宗教必須實行信仰自由政策。藏族在偉大祖國的締造和發展過程中作出過自己的貢獻，尤其是近百年來，為反對外國侵略，他們同漢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同生死共患難，共同進行過英勇的鬥爭。必須把極少數頑固堅持分裂立場的人同具有愛國主義光榮傳統的廣大人民加以區別。對廣大藏胞以及愛國上層人士，必須多做宣傳教育工作，用信守民族宗教政策的實際行動，去影響和團結他們而不能任意使用武力。即使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使用了武力，那也是針對內外反動派的，也還是為了以打促和，促進西藏和平解放。 其二，包括藏族人民在內的中國各民族人民自古以來都是酷愛和平的。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被迫領導人民拿起槍桿子堅持同武裝到牙齒的反革命進行武裝鬥爭時，從未放棄過任何一個能夠以和平方式為人民謀取勝利的機會。 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會上，毛澤東提出過以天津、北平和綏遠三種方式，解決剩餘的國民黨軍隊，號召全黨為避免傷亡和破壞，盡量學會用北京和綏遠方式，即用和平方式解決問題。新中國成立後，黨和人民掌握了國家政權，當然更有可能和必要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西藏問題了。 其三，在悠久的藏漢關係史上，互學、互助、互愛和友好合作的兄弟關係是主流，同時也存在著民族隔閡。這主要是因為西藏社會生產力落後、交通阻塞、帝國主義侵略以及漢藏兩族中反動分子實行的政策造成的。就漢族方面來說，其歷代反動統治者不光壓迫漢族人民，也壓迫了少數民族。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和政府，是全中國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者和捍衛者，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征服者有著本質的區別，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是必然的。 其四，新中國成立之初，西藏社會還停滯在封建農奴制階段，它的政治制度仍然是在我國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扶持下建立起來的上層僧侶和封建貴族對廣大農奴聯合專政性質的政教合一制度。在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勢力的援助支持下，西藏統治者尚能以“民族”和“宗教”的旗幟，控制和影響人民群眾。黨和中央人民政府固然是代表中國各民族利益的，應當領導和幫助西藏人民推翻原有這種對西藏的繁榮和發展極為不利的製度，但西藏的革命歸根到底是西藏人民自己的事情。當人民尚未普遍地覺悟起來時，由中央派軍隊強行去推翻西藏的舊政權，會給國際敵對勢力和達扎等人以可乘之機：把部分群眾推到他們一邊去，從而延緩西藏革命的進程。所以，必須把西藏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成兩步走，把西藏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反帝和反封建分成兩步走。鄧小平曾在《關於西南少數民族問題》一文中說：“什麼叫正確的階級立場？就是現在不要發動階級鬥爭，做到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團結，這就叫正確的階級立場。” 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是共產黨從西藏的實際出發，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西藏革命實踐相結合，實事求是，在實踐中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馬列主義的重要體現。 同樣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共產黨和解放軍在前三個勸和團受阻之後，又派出以格達活佛為首的第四個勸和團。 結果如何呢？ 1950年7月24日，格達活佛一行到達昌都。 那時的昌都，被當地人形容為臭蟲多、妓女多、性病多、乞丐多。 踩著滿地流溢的污水，格達一行到達昌都鎮內一個叫瑪塘的地方，住了下來。 經過多方努力，昌都總管府的總管拉魯·次旺多吉答應在總管府見格達活佛一面。 總管府建於昌都雲南壩的斯托塘，是一座白色的碉樓，內有18根柱子。一樓的窗邊是一溜卡墊。拉魯的卡墊是用藍呢子做的，很厚，正中鑲著一塊四方形的朱紅色呢子。 37歲的拉魯正坐在卡墊上，他身穿黃色緞袍，腳穿朱紅色的彩靴，頭戴“江克達”紅纓帽，顯得乾練而精明。 侍者接過格達活佛的禮帽，並倒上熱騰騰的酥油茶就退到一邊去了。 “總管大人，解放軍已決定進軍西藏，讓我先來進行和談。但解放軍無論如何是無法阻擋的。如果和平談判不成，就會強行進軍，那樣對大家都不好啊。”格達活佛直抒來意。 拉魯小心翼翼地試探著問： “你我彼此相熟，關係密切，但你和解放軍的關係真的很好嗎？” “我和解放軍的關係很深，早在紅軍長征時就有聯繫，尤其是和軍官朱德關係更好。”格達看出了拉魯的疑懼，加重了語氣。 “西藏無論如何也要解放，這已是定了的。我曾去仲薩欽澤活佛處占卜，卦中說，昌都已出現凶兆，必須馬上修一座佛塔，舉行一些佛事活動加以禳解。解放軍的條件最好盡快回答。他們委託我提出三條，這三條是，一、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二、邊防由解放軍把守。三、舊西藏地方政府要同帝國主義斷絕一切聯繫。除此之外的所有事務，均可由舊西藏地方政府自行處理。請把上述內容電告拉薩噶廈和攝政達扎；如能接受這三條，就可以通過和平途徑來解決。” 拉魯沉吟道：“能和談也好；一旦打起仗來，首當其衝的是我，我會陷入困難境地。因此，和談對彼此都有好處。但這是一件重大事情，在沒向噶廈報告以前，我是不敢作主的。” 談話結束，滿滿一碗酥油茶格達活佛沒喝一口，被侍者倒在地上。 時間一晃過去了半個月。格達活佛心急如焚：拉魯以種種理由搪塞著。他說，已把解放軍的意見電告達賴和噶廈，噶廈又要在西藏全體大會上討論，會上一部分人主張和談，另一部分人認為和談不妥，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此後噶廈又復電說，此事要稍緩一下，現在會上尚未作出決定。拉魯還說，拉薩有一個德國人叫海瑞，他到處製造謠言，說西藏是獨立的，你們絕對不能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後兩條更不能答應。 半個月後，拉魯以房屋寬敞為理由，讓格達活佛搬到江嘎居住。這是郊外的一幢二層樓房，是英國特務福特的發報台。此時，一隻罪惡的手正悄悄向格達活佛伸來。 一天，格達活佛又找到拉魯： “大人，這樣拖延時間不好。我到昌都快一個月了，還沒一點消息，我想親自到拉薩談談。你以為如何？” 拉魯說：“你親自去更好。攝政王達扎和您有師徒關係，對您很敬重。但噶廈來電說，請轉告格達活佛，現在正在開會，尚沒作出決定，決定一作出會馬上告訴他。他不宜來拉薩，也不要回去，請他暫時住在昌都。” 格達滿臉焦急： “再拖延下去，就很危險了。” “為什麼要這樣急著解放西藏呢？”拉魯的臉陰沉下來。 “西藏是世界的屋脊，這與國際上爭奪世界屋脊有關，國家要統一，所以要很快解放西藏。” 在這次談話後，拉魯又給噶廈發去密電，聲稱：“這樣拖延下去，邊界會有很大危險。” 噶倫索康親自給拉魯回電說，我們無法確定和談。如邊境有危險，希望你先頂住，能頂多長時間頂多長時間。把格達活佛留在昌都很有好處，如果頂不住，格達可以留下來當人質，他能救你的命。 據拉魯後來回憶，一次，格達活佛把一封寫給解放軍的信給他看，徵求他的意見。這個信的中心內容是：達扎和拉魯有和談的想法，因此，請把進軍的時間稍推一下，一旦談好，我即返回。拉魯回答說：“信的內容基本上寫得很好。請求把進軍的時間往後推一下，在這期間爭取能開始和談。但是信中提到我和達扎的名字，達扎是西藏的攝政，寫他的名字無妨，請把我的名字去掉。如果信中寫上'拉魯願意和談'等話日後傳出去，我將來可能丟官，說不定人身不保。除此之外我沒其他意見。請把信寄出去吧！” 其實，格達活佛的信已發不出去了。 西藏反動的分裂分子和帝國主義相勾結，準備對格達活佛下毒手了。 兩股濁流合在一起，為了熄滅一個美好的願望。 英人福特此時粉墨登場。 英國特工是於1949年大批進入拉薩的。孜本夏格巴在印度聘請了一個英國電台的報務員福克斯，在拉薩建立了電台。福克斯又以擦絨聘請的名義把福特派到昌都。 福特，英文為FAOD。他長得又高又壯，一頭濃密的頭髮，下巴和上唇的鬍鬚修剪得整整齊齊。用一般標准說，他有些瀟灑，但在中國人民眼中，他是一個醜惡至極的人。在厚重的歷史教科書中，他用自己的行為畫出了一個跳梁小丑。 當年只有三十多歲的福特，出生於英國一個殷實富裕、享有聲望的家庭。在大學，他學的是無線電專業，畢業後，他加入諜報機關，成為皇家情報部門的軍官。他經常帶著漂亮女人，去米蘭大劇院看歌劇，到北愛爾蘭圍獵場打獵，或者到地中海海濱的大旅館度假。 1949年，他來到神往已久的東方。 在印度新德里，一位公開身份是文化參讚的英國駐印諜報頭目召見了福特。 參贊在喝酒，另一隻手裡夾著粗黑的印度雪茄：“把我們最得力的人員派往西藏，是大英帝國利益的需要。”噴雲吐霧之中，參贊又說道：“你一定知道，失去美國支持的蔣介石政權，眼看就要垮台，我們對這個政權不感興趣，關心的只是西藏的歸屬，這塊土地比好多歐洲國家都大。” 初出茅廬的福特說“這堂課早已聽過”。 參贊不滿地把酒杯擲在桌上，盯著福特說：“你看過的那些材料，都是五年前的破玩意兒了。西藏是個相當複雜的地方。那裡的當權者分成幾個派別，各行其是。不過，只要他們還能源源不斷地運出品質優良的羊毛、牛皮和其他物資，英國的工廠就能獲得充足的原料。我的意思可以歸結為一個要求，那就是你必須竭盡全力，保住西藏這個前哨。” “我得去多長時間？” 福特提出第一個問題。 “這就難說了，也許是一年，或許更長。我們希望西藏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並加入英聯邦。” “我可以得到後援嗎？”福特又問道。 雪茄煙霧從參贊鼻孔中飄出來：“明確地說是沒有。西藏交通不便，經常派人去是不可能的。皇家空軍也不願每月派飛機去飛越危險的喜馬拉雅。” 福特再提出一個問題：“我有什麼裝備？” “電台，槍支，外加兩名印度報務員，他們會說藏話。” 福特在年薪為2萬英鎊的合同上簽了字。 半個月後，福特潛入西藏。其公開身份是貿易代表。噶廈政府中的親英分子把他視為上賓。剛到拉薩的福特，一改其大少爺派頭，穿一身普通藏裝，皮鞋臟得辨不出顏色，更難得系一次絲綢領帶。走在街頭，他常常給叫花子們發巧克力。當地老百姓把他當成“好心人”。福特在拉薩的甜茶館裡款待各路朋友，這裡號稱是“消息中心”，大到軍政要事小到家長里短都有人在傳播，且出奇地準確。夜晚，福特和兩名報務員在一座石頭碉房裡輪流發報，把白天蒐集到的情報傳到印度和英國。 當解放軍的先遣支隊陳兵甘孜之時，為了就近觀察局勢，福特奉命前往昌都。 1949年7月13日，福特到達昌都。 他帶著一台美國贈送給西藏的交流電機，一部電話，還有二十餘馱汽油是用於發電的。他的電台不能發藏、漢文，只能發英文。電話可以通到拉薩，商用每分鐘收藏銀50兩。 昌都鎮像患了恐慌症，一片混亂。家家門戶洞開，忙著逃難。在沿街停放的上百輛牛車中，已有許多歪歪斜斜地上了路。七個代本的西藏地方軍和民團正在集合站隊，攜帶著英國造的單發步槍準備開往金沙江邊。猛然間，不知誰走了火，槍聲一響，立刻引起驚慌，更多的牛車軋軋地響著沖向城外。 昌都最豪華的總管府，在福特眼中實在太破舊了。門柱上掛滿了蜘蛛網，院子裡到處是鴿子糞，院牆的一角早巳坍塌，幾隻野狗正懶洋洋地出出人人。走進大門，福特看見幾個藏族漢子正在屋簷下喝青稞酒，另外幾個人躺在青稞袋上打呼嚕，口裡流出長長的涎水。 拉魯起初把福特安排在城內一個叫“兜兜卡”的地方居住，可藏族老百姓把他當成一個幽靈般的魔鬼看，白天出門總會有一群老百姓圍住他，吐著唾沫喊：“鬼、鬼！”沒辦法，福特只好搬到郊外一個叫江嘎的地方住。而且平日里戴一頂藏式禮帽，穿一身藏裝，遮住了其本來面目。平日里，他喜歡進行地質勘探，撿礦石樣品，蒐集植物標本。他的生活習慣仍是英式的，打羽毛球，吃寫滿英文字母的“三五牌”罐頭。他的藏語學得不錯，再藉助於翻譯，他打聽到不少情況。情報局什麼都感興趣，政治、軍事、地理、人文，並且都願付酬。 格達活佛到達昌都時，福特已把自己的特務機構擴大了不少。他辦了一個無線電訓練班，有學生四五個人，如旺札、頓易協巴、沙諾多吉等。昌都電訊總台下設了五個分台，散佈於青康前線，如鄧柯、崗寺、青稞寺、玉樹等。其主要目的是調查解放軍在德格、玉樹的兵力部署、作戰計劃以及我對西藏的政策等情報。福特為昌都電訊總台的負責人。 格達活佛的到來，使福特想起一件事。離開拉薩前，福克斯給他下了八條指示。指示的最後一條就是：阻止任何使西藏返回祖國懷抱的和平談判的意圖。格達是個有名望的高僧，但事實上是共產黨的代表，並且決意要去拉薩。發現這一點的福特如熱鍋上的螞蟻，格達到昌都一個多禮拜，福特就來到拉魯家中，表示同北京政府談判沒有任何好處，應該把格達阻止在昌都，不讓他去拉薩。這些話，他還對昌都總管府的其他官員反复說過。 格達活佛搬到江嘎福特樓下不到一個星期就被殺害了。 這個黑暗的日子充滿血腥：8月22日。 死後的格達活佛全身發黑，七竅流血流膿，皮膚一觸即脫落。福特和拉魯等人為了推脫干係，很快焚屍滅跡。據活佛的管家稱，活佛的骨頭都是黑的，顯然是被人毒死的。活佛的所有隨行人員被押往拉薩“主持超度”。想回甘孜報喪的人員，也被拉魯軟禁於昌都。 格達活佛是如何被害的？這似乎成了一個歷史之謎。 北京軍事科學院的研究員王貴原是十八軍司令部偵察科的見習參謀，曾參與過審詢福特工作。他這樣說，格達活佛去昌都時只有47歲，據天寶最近回憶，活佛離開甘孜時身體魁梧，體形富態，紅光滿面，說話聲如洪鐘，沒有一絲病態。福特供認，他是殺害活佛的主謀，幕後教唆犯，在他暗示之後，西藏人很會幹，不需要他親自動手。他從小就知道西藏喇嘛有把人弄死的秘方。 也有人說，格達活佛8月13日住進江嘎後，到電台要求直接發報，電商赴拉薩一事，福特藉機在一杯紅茶或咖啡裡下了毒。入夜，格達活佛頭痛不止，間歇性發作。 之後，昌都總管府的四品官楚噶吾負責軟禁格達活佛。他與活佛接觸最多。死前的幾天，格達活佛有幾天不能吃東西，口吐黃水，四腳麻木，鼻子流血。但楚噶吾不准格達活佛的侍從及弟子接近。 8月21日，格達活佛腸胃一陣陣絞痛，在吃了楚噶吾給的一顆丸藥後，當天夜裡即壯烈殉國。死前他仍念念不忘自己肩負的重任。壯志未酬，死不瞑目啊！ 格達活佛之死，是西藏反動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拒絕和談、堅持分裂立場的大暴露。 江這邊，毛澤東、鄧小平、西南局、十八軍、先遣支隊都在等待著格達活佛的消息。 部隊不斷派出偵察人員到金沙江邊打探情況。 8月中旬，十八軍偵察部門了解到這樣幾條消息：(1)格達活佛從卡松渡經過玉曲卡、多蘭多等地，已經到達昌都；(2)聽說格達活佛已見到舊西藏地方政府駐昌都總管；(3)格達活佛至今仍然留在昌都，沒能去成拉薩。 8月底的一天，十八軍偵察科的參謀呂超、王貴和藏族小戰士文紹華從德格出發，到龔埡村了解情況。龔埡處於德格縣城到金沙江邊的中間，是騾幫打尖的地方，可以了解不少情況。為行動方便，偵察員們都穿了一身藏裝。 兩個小時，他們走出15公里，到達龔埡。 遠遠地，他們看到村頭的草地上，有一隊騾幫正在休息。經觀察，他們顯然是金沙江西岸過江馱貨的商隊。幾十頭騾馬正在低頭吃草，馱箱在馬背上沒有卸下來，看樣子裝的是磚茶。七八個康巴漢子正盤腿坐在草地上，嘴裡嚼著青草。他們中間，幾塊石頭架著一個漢陽鍋，底下的木棍燒得挺旺，鍋裡煮著的磚茶呈深褐色了。 呂超掏出香煙，給每個騾夫遞上一支。 在文紹華的翻譯下，他們談了起來。 “你們從哪裡來？” “昌都。” “去哪裡？” “康定，雅安。” “今天早上是從哪裡出來的？” “崗托。” “你們聽到過格達活佛了嗎？” 當呂超問到這裡時，騾夫們的臉色驟變。一時間沒有言語。他們幾個互相看了一眼。過了一會兒，一個年紀大的騾夫“聽說格達活佛已經死了。” 偵察員們又問：“在哪裡死的？” “就死在昌都。現在昌都人人都知道了。” 三個偵察員飛步趕回德格縣城，向甘孜十八軍前指報告了情況。 格達活佛走後，我們天天計算他的行程，等候他的佳音。大約是九月中旬的一天，忽然聽說有兩名昌都來人要向我和天寶同志報告格達活佛的消息。我們不知道是禍是福，立刻接見。來人一見到我們便嚎啕大哭，然後哽咽地向我們報告：格達活佛已在昌都遇害身亡！經詢問，這二人並不是格達活佛的隨員，而是從甘孜去昌都的旅客，是格達活佛的信徒。他們是受格達活佛的管家熱勒之託回來向我們報信的。他們雖然無法向我們說明格達活佛遇害的詳細情形，但格達活佛含恨圓寂則是確定無疑的了。據以後了解，格達一行是7月24日到昌都的。格達活佛廣泛接觸了僧俗各界人士，向他們宣傳中央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政策，並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宣揚我軍進駐甘孜地區後，如何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如何愛護幫助藏族群眾。格達活佛的活動遭到昌都上層反動分子和帝國主義勢力的嫉恨。 西藏地方政府噶倫(為清朝中央政府批准設置的高級官吏職稱，三品官)、昌都“邊使總署”總督拉魯·次旺多吉向拉薩當局報告了格達活佛的活動情況和他下一步的行動計劃，拉薩當局立即做了三條指示：一是不准格達繼續西進；二是不准東返甘孜；三是不准在昌都自由行動。格達要求發報與拉薩直接聯繫，因電台為英國人福特所控製而無法實現。 8月22日，格達活佛被害身亡，遺體被焚毀，隨員均被押往拉薩。熱勒就是在押離昌都前偷偷找到兩名格達活佛的信徒，託他們趕回甘孜報信的。格達活佛遇害的噩耗令我和天寶同志無比悲痛。先遣支隊的全體官兵也無不義憤填膺；誓為格達活佛報仇。 格達活佛遇害的消息一經傳出，全國處於一種震驚和悲憤之中。鄧小平提出關於格達治喪問題的四項辦法： (一)責成而庚省人民政府負責辦理格達身後事宜； (二)委託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張國華代表本會致祭； (三)撥治喪費一千萬元(舊幣)； (四)在渝舉行追悼會，責成西南民族事務委員會負責進行籌備事宜。 在重慶，鄧小平等八百餘人參加了歷時三個多小時的追悼大會。劉伯承寫了三幅輓聯，悼念格達。 西康省人民政府撥治喪費一千萬元(舊幣)，分別在雅安、康定、西昌三地同時舉行追導悼會。並在白利寺為格達建立塔墓，以資紀念。 十八軍也在甘孜舉行了有近兩千人參加的追悼大會，並舉行公祭，全體列隊舉行繞靈儀式，群眾反響極大。有人獻上這樣一幅輓聯： 為真理，身披袈裟入險境，縱出師未捷身先死，堪稱高原完人；求解放，手擎巨槳渡金沙，雖長使英雄淚滿襟，終慶康藏新生。 後來，毛澤東把親筆題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團結起來”的錦旗，連同100包藏茶，委派中央訪問團和西南訪問團直接送到白利寺，並慰問了格達活佛的親屬。 格達活佛被害事件，是西藏地方當局堅持分裂祖國反動立場的一次大暴露。為了阻止我軍進藏，他們費盡心機，進行了一系列的拙劣表演。在國際上，他們在英美等帝國主義的支持慫恿下，繼續製造西藏“獨立”的輿論。對於中央發出的和平解放西藏的號召，他們採取了兩面應付的手法：一方面，不公開拒絕談判，於2月間派出一個“和談代表團”，但卻繞道印度，於4月初抵達加爾各答後，即長期滯留印度，雖經我駐印度使館一再催促，卻始終不去北京談判，暗中則與帝國主義勢力緊密勾結，企圖拖延時日坐觀時局變化；另一方面，則加緊擴軍備戰，將藏軍原來14個代本擴充為1了個代本，並將其大部及徵調的部分土兵約8000人，部署於昌都及周圍地區，妄圖憑金沙江之險，阻我軍於江東。 西藏當局不派代表去北京同中央談判，卻企圖與我先遣部隊建立某種“對話”關係，藉此摸我們的底。 6月8日，師部的同志收到昌都總督、噶倫拉魯·次旺多吉送來的一信： 甘孜 解放軍師長、委員鑑： 遙聞二公已蒞甘孜執行新政，實感慶慰。中藏情感仍應繼續增進，彼此邊疆尤須照舊維持和平。並望回示，借作準則，是所至盼，順頌祺祉。 西藏邊使噶倫拉魯 藏歷鐵虎年四月初九日 信寫得文縐縐的，語氣似也“客氣”。可是他的“原則”立場卻毫不含糊：把中央同西藏地方的關係稱為“中藏關係”，把金沙江作為“彼此邊疆”，自稱“西藏邊使”，完全是兩國之間辦外交的口氣，看了令人又生氣又好笑。師長對天寶同志說：“這是明目張膽地鬧獨立，就憑他這一封信，我們就師出有名了。”稍後，郄晉武和楊軍同志在鄧柯也先後收到拉魯和藏軍第3代本主官牟霞的來信，都是一個調子。經報請西南軍區審查批准，師部分別寫了回信，信中主要根據西南局製定的“十條”精神，宣傳中央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並明白昭示：我各路進藏大軍，業已準備就緒，正待命西進；昌都地方政府和駐昌都地區藏軍有協助我軍之責；希望他們認清時局，順應潮流，擇善而行，共襄義舉，為早日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而努力。我們雖然批駁了拉魯等人的謬論，但措辭還是比較委婉的，體現了待之以禮、以理服人的精神。但我們的信送出後即再不見下文，大概是對方認為已經摸清了我們的底，沒有必要再玩這種文字遊戲了。 在我們對西藏當局大力開展政治爭取工作的同時，西北局和西北軍政委員會也通過多種渠道，向西藏當局剴切曉喻中央對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願望和決心。 1950年5月9日，在藏傳佛教界享有崇高威望的喜饒嘉措大師發表廣播講話，敦促西藏當局速派代表團赴京進行和平談判。 7月，青海省人民政府派出了包括達賴胞兄當才活佛在內的勸和代表團赴藏。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彭德懷在該團出發前於西寧接見了全體成員，向大家詳細闡述了中央對解決西藏問題的原則立場和他對西藏當局的殷切期望。在此之前，我有關部門還曾派出人員以商人身份秘密入藏，帶去我西北軍政負責人致西藏地方政府的函件。但是，這些努力都未得到西藏當局的響應。勸和團入藏後，有些成員竟遭囚禁。西藏噶廈(地方政府)在給青海省人民政府的一封信中，竟稱“中藏關係”是“檀越”(即施主)與寺廟的關係。 儘管西藏當局對中央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號召始終置若罔聞，儘管我們有足夠的力量向西藏進軍，中央仍不願輕易向西藏用兵，仍未放棄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 1950年8月31日，我國外交部照會印度政府，中國人民解放軍即將在西康西部按照預定計劃開始行動，希望印度政府協助仍滯留印度的西藏地方代表團於9月中旬以前到達北京，開始和平談判。 9月上、中旬，我駐印度大使館負責人又先後當面通知西藏地方代表團，務於9月內趕到北京，否則，該團應負延宕之責和承擔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但在帝國主義的挑唆阻撓下，西藏當局對中央的警告仍然置之不理。 雙方交戰，不斬來使。這是自古形成的一條戰爭定例。 然而，我方派出的和談代表卻不斷遭到舊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擋、拘禁和殺害。 同時，西藏派出的和談“代表團”也滯留於印度，猶如腿上系上兩塊沉重的巨石：噶廈中的親帝國主義勢力和英美帝國主義勢力，不再向前邁進一步。 1950年初，噶廈政府在向美、英、印、尼四國派遣“親善使團”的同時，也派出一個“代表團”前往北京，目的是為了表達他們的“獨立”主張。因受到我國政府的嚴正警告，英美等國不願接待這些使團，噶廈只有將“親善使團”中途召回。但派往北京的“代表團”仍於3月抵達印度新德里。 在這個3人組成的“代表團”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此人於1963年寫成《西藏政治史》一書，因宣傳分裂主張而臭名昭著。夏格巴還是一個頑固的親帝國主義分裂分子。這個“代表團”於3月15日致函我有關辦事機構，宣稱“西藏獨立”，要求在香港就此同中央談判。 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答复說，該代表團只能以舊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名義來京進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談判，歡迎他們到北京來。 但是，他們製造藉口，滯留印度，同英美帝國主義暗中勾結，繼續進行背叛祖國的活動。 另一方面，噶廈政府從印度購買了大批軍火，準備和解放軍決戰。 位於中國和錫金邊境的帕里宗宗本雪康·索朗達吉對此有深刻記憶。 藏歷鐵虎年(1950年)2月20日左右，雪康收到噶廈的命令：“政府已從印度政府買妥一批軍火，命你於藏歷3月1日準時親赴錫金接收。到彼後與錫金總督大臣海葉商討運藏事宜。你須立即籌運出，途中不得丟失、損壞和延誤。按慣例從盪金至亞東的運費英鎊1萬元，已由噶倫堡的拉薩商人察珠倉之子匯兌彼處，到時前往領取。武器運到亞東之後，立即移交給亞東總管邦達的代理人負責運送。有關向江孜運送之事宜，已給亞東總管代理人另有指令。給你所派的兩名助理是由上下亞東各遣一名小頭人，此事請與亞東總管面商。” 藏歷3月2日，雪康抵達錫金。 3日早晨，在印度駐錫金大臣的官邸，雪康呈上噶廈的指令。大臣說：“軍火已從西里古里軍營經過印度大吉嶺里波昂軍營發來此處。有關這件事我給你提幾條注意事項：第一，印度政府自始至終對西藏是真心友好和關心幫助的。由於西藏東部有遭赤色侵害之危險，我們便迅速幫助出售這批軍火，這純屬我們內部事務，因此，你必須保證嚴守機密，尤其不得接觸新聞記者。第二，目前錫金地區的時局也不太安寧，等這批軍火運到後，你得及時接收並儘快運往西藏。否則，若稍有停留，就有遭歹徒搶劫的危險。” 最後，交接槍支彈藥的地方定在錫金市以北5英里一個名叫博哲埃斯谷的地方。該地原為一所藏文學校，以後由印軍一個團駐紮。 這批軍火計有：2英寸口徑火砲68門、3英寸口徑火砲62門、各附帶砲彈數箱；步槍有200多箱，槍砲加上子彈共達2400多箱。 藏歷4月初，噶廈發電報給雪康稱：“昌都一帶邊界等處情況十分嚴重，因此，此處各軍營已派士兵50多人到江孜印軍駐地，專門學習大砲的裝卸和使用技術。你將軍火交接的收尾工作詳細交待給可靠代理人後，攜帶一定數量的武器和憑據立即親赴江孜。有關學員畢業後向各地分配之事，已給江孜總管和二宗本另去指令。”九天后，雪康一行抵達江孜。 部分土兵正用新運來的武器進行訓練。參加訓練的藏兵來自第一、二、三、六代本，共計五十餘人。他們學了二十多天后，奉噶廈命令，除少數返回拉薩外，大部分攜帶武器前往藏東和藏北一帶。 當雪康忙於在帕里和錫金運送軍火之時，一個美國人悄悄追隨而來。 藏歷3月15日，雪康到印度噶倫堡察珠倉之子處提取匯兌好的運費。次日下午3點多，他正在午休，僕人達珍喊醒了他： “老爺，一個外國人問帕里宗本在不在？” 雪康抹了一把臉，準備出門迎接。卻見一男一女兩個人闖了進來。據進來的那位印度婦女介紹，金發碧眼的男子是美國常住加爾各答的商務代表，她是這位代表的翻譯。 美國商務代表翻了一下筆記本，然後用印地語問道： “你是帕里宗本雪康公子嗎？” “是的，你們找我有何貴幹？” “請你不要見怪。我們是屬於國際統一陣線組織的。所以我以自己人的角度問您，聽說西藏昌都一帶有嚴重的赤色恐怖活動。你是噶廈的官員，能否給我介紹一些這方面的情況？” “我雖是政府方面的人，但目前常駐西藏邊境的帕里宗，西藏又沒有新聞報可看，所以不太清楚有什麼情況。各國收音機裡講的，你比我更清楚。這方面倒有些說法，沸沸揚揚，但詳細情況我確實不了解。” “藏政府從印度政府購買的軍火聽說派你來接收。請問軍火究竟有多少？” “我只是負責從邊境接收馱子的任務，至於槍支彈藥有多少，是什麼槍支，則一無所知。” “有多少馱子？” “因我的交接工作剛剛開始，有多少馱還不清楚。” “那麼，這些軍火買來是為了防禦赤色恐怖的嗎？” “這是肯定的。” “既然如此，假如藏政府向我們美國提出武器援助要求的話，美國政府一定會給予幫助的。您認為如何？” “我相信會援助的。謝謝！但此事只能由政府之間直接商談，此次我沒這個任務，故無可奉告。” 雪康與美國商務代表的對話就此結束，但噶廈政府對美國寄予的希望卻越來越大。 這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夏格巴等人認為這是一個機會，便迫不及待地會晤美國駐新德里大使韓德遜，要求美國提供反對共產黨的援助。 6月16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致電韓德遜說，美英正討論“鼓勵西藏抵抗共產黨控制”的辦法。 7月，艾奇遜再次致電韓德遜，“現在國務院能夠對西藏人給予關於美國援助西藏的保證”。要韓轉告西藏人，美國“已準備協助採購和資助”。韓德遜告訴夏格巴，如果西藏打算抵抗共產黨的侵略，並且需要幫助，美國政府準備在軍用物資方面予以幫助，還將提供軍事援助。但美國不會與中國開戰，美國軍隊參戰也難以滿足自己後勤補給的需要。西藏佔據有利地形，其需要武器勝過需要士兵。 8月7日，美國政府正式通知印度政府：如果藏政府能夠為武器彈藥等物資從其鄰國中轉進境作出安排，美國願意以這類武器裝備援助西藏。 西藏地方當局這一系列表現，說明他們執迷不悟，已下定決心與中央對抗。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一切善良願望和耐心等待，只能被看做軟弱可欺，看來只有以打促和、先打而後和了。昌都是西藏的門戶，西藏當局又在這裡擺下重兵，於是在昌都地區進行一場軍事較量便不不可避免了。 與此同時，我國政府為促成和談，作出積極努力。 1950年4月，中印建立外交關係，中國駐印度大使館臨時代辦申建於7下旬到達新德里，並很快會見了夏格巴等人，傳達中央爭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敦促他們迅速前往北京談判。 8月21日，周恩來總理給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一份備忘錄，重申中央人民政府贊成並主張以和平友好方式解決西藏問題。中央人民政府已命令駐印大使在接見西藏代表團時，歡迎他們前往北京面談。 8月29日，毛澤東在一份報告上寫下批語： 週(恩來)： 請注意進攻昌都的時間。請考慮由外交部適當人員向印度大使透露，希望西藏代表團9月中旬到達北京談判。解放軍就要向西藏進軍了，西藏代表團如有誠意，應當速來，並希望印度政府予該代表團的旅行以可能的協助。 毛澤東 9月17日，我駐印度大使袁仲賢約見夏格巴等人，催促他們到北京談判，要他們務於9月20日前到達北京。 9月23日，又約見他們，告訴原定20日的期限已過，人民解放軍將照計劃行動，發生的後果由他們負責。如果他們很快到北京，仍然是好的，要他們立即動身。但該代表團根本沒有到北京的打算。他們一直抱有暖昧態度，一方面迫於形勢，表面上表示要和談；另一方面，他們堅持反共獨立的政治幻想。 為此我軍為了打好昌都這一仗認真地進行戰前準備工作。儘管困難重重，然而眾志成城，在解放西藏人民，鞏固西南國防，誓把五星紅旗插上喜馬拉雅山這一堅定信念的鼓舞下，全軍上下齊心協力，保證了各項準備工作按計劃進行。特別是經過築路大軍數月的艱苦奮鬥，於8月末修通了自雅安至甘孜的公路之後，各種作戰物資源源運抵甘孜，準備工作的步伐大大加快。從甘孜到金沙江邊還有二百多公里不通公路，但其中有些地段地形條件不算太壞，我們組織部隊進行了有重點的搶修，使汽車可以通到雀兒山下，西南軍區支援司令部和軍前指組織了一部分輕型汽車和膠輪大車，甚至把軍、師領導乘坐的吉普車也組織起來，不通汽車的路段則使用騾馬、犛牛，採取分段倒運的辦法，向江邊送了20萬公斤糧食。對部隊渡江後的物資運輸問題，我們也早作了安排。開始，曾考慮組織騾馬運輸隊，但以後我們總結從內地到甘孜的行軍經驗，感到沿途如不能預設兵站，則使用騾馬運輸問題很大，主要是騾馬飼養要求高，飼料難以解決。 從甘孜到昌都要一二十天行程，即使從江邊的德格出發，也需十天左右。這樣遠的路程，騾馬運輸隊要自帶飼料，能馱運的其他物資就很有限了。經過調查研究，認為以犛牛作為主要運力是比較可行的辦法。犛牛的主要缺點是速度慢，管理困難，但它最大的優點是以草為食，可以走到哪裡吃到哪裡，不需攜帶飼料；而且犛牛較為便宜，完成運輸任務後或在斷糧時，也可宰殺充食；至於管理問題，稍加訓練即可解決。早在6月間，我們便派出乾部到康西北牧區的石渠縣，經兩個多月工作，採購犛牛6000頭。德格女土司降央伯姆和玉隆大頭人夏克刀登等人也各賣給我們數千頭到數百頭不等。合計共購得犛牛144萬頭。 我們將其中的9300頭編為5個運輸隊，在戰役發起後取捷徑直奔昌都。其餘5100頭則分散給各參戰部隊，隨軍行動。為保證部隊渡江，委派楊軍組織從內地和當地僱請的船工在鄧柯造船。僅一個多月時間，便造出可載25～30人的木船十多只。此外，參戰部隊還準備了一些橡皮舟和牛皮筏。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了解敵情是戰前準備工作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對藏軍這個新對手，我們過去知之甚少。受領進藏任務、特別是進入甘孜地區之後，經過對多方蒐集的資料進行研究，總的印象，藏軍的素質較低，戰鬥力不強。歷史上西藏兵民不分，遇有戰事臨時徵集。清朝乾隆年間才決定組建正規藏軍。當時規定總定額為3000人，共設“代本”6人、“如本”12人、“甲本”24人、“定本”120人；每個代本統領500人，如本統領250人，甲本統領125人，定本統領25人；以後又在定本之下設置了“居本”，統領12人。上述的各種“本”都是軍官職稱，以後人們逐漸也把他作為各級相應編制單位的稱謂了。 到我軍進軍西藏時，藏軍雖已擴編為十幾個代本，總兵力增加較多，但代本以下的各級編制人數仍大體保持一百多年前的規模。人們習慣上把藏軍的代本、如本、甲本、定本、居本比作我軍的團、營、連、排、班，其實是很不確切的。一個代本的兵員定額還不如我軍的一個營。至於武器裝備就更無法與我軍相比。他們的主要武器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英式步槍，另外每個甲本有一兩挺老式輕機槍。 藏軍缺少正規的軍事訓練。官兵除步兵武器射擊技術較好外，其他軍事技術和戰術水平都很低下。藏軍的高級軍官大都出身貴族，不少人平時作威作福，打仗貪生怕死。藏軍士兵也是世襲的，因而很多是“鬍子兵”。不僅軍官攜帶家眷，不少士兵也有妻兒隨軍。這是一支封閉式的地方武裝。民國以來，他們除在二三十年代同川軍和青海的地方武裝交過手外，缺少正規作戰經驗。除藏軍外，西藏各地還有由土司、頭人掌握的土兵，其裝備和戰鬥力更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