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04.殘酷的大清洗
在1935年至1936年初，鎮壓與逮捕在國內與黨內並沒有遇到明顯的反抗。雖然這些鎮壓引起了一些黨員極大的不安，但沒有發生任何有組織的抗議行動。這種情況，使得斯大林更加大膽地實行他的清洗計劃。
隨著恐怖大清洗的加劇，作為專政機關的內務人民委員會，便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部門。斯大林把它變成自己的權力工具，擴大了人員編制。斯大林在1937年二三月份的蘇共中央全會上，為他的鎮壓清洗制定了一個理論依據。
在這次全會上，斯大林提出了一個論點，即隨著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發展，階級鬥爭日益激化。他宣稱：黨內仍有隱藏的日本、德國和托派奸細陰謀集團。在這次全會上，除已有的“破壞分子”“代理人”“叛徒”這些字眼之外，又多了一個新的含義模糊的詞——“兩面派”。從此，在處決黨的干部時，就常常使用這個詞。大規模的鎮壓與清洗，很快便降臨到蘇共與蘇聯人民頭上。
為了給“大清洗”披上“合法”外衣，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舉行了第一次公開審判，被告是所謂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成員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米爾諾夫等16人。在審訊中，法庭沒有出示任何證據，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認”上，在沒有律師辯護的情況下，被告的“供詞”被作為定罪的依據。
法庭最後宣布，季諾維也夫等人與已被驅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結，主使謀殺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處16名被告死刑並立即執行，沒收全部財產。判決後不到24小時，報紙即報導：“死刑已經執行。”這次審判，對所有被告都處以極刑的做法，導致了以後更大規模的鎮壓。
1937年1月，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對所謂的“托洛茨基反蘇平行總部”進行了肅反運動中的第二次公開審判。被告中的著名人物有皮達可夫、拉狄克、索科爾尼科夫、謝列勃里亞利夫。這些人過去是布爾什維克和蘇聯出名的活動家，積極參加了十月革命和蘇聯國內戰爭，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是托洛茨基的積極擁護者，為此被開除黨籍。
在20世紀30年代初，他們實際上和托洛茨基斷絕了關係，恢復了黨籍，並在各人民委員部出版機構及其他單位中任領導職務，但還是被指控“接受託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國，從事偵察和軍事破壞工作，實行恐怖和暗害勾當”。與第一次公開審判的程序一樣，17名被告中皮達可夫等13人被判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處10年或8年監禁。
由於拉狄克在受審時交代他與布哈林、等有“罪惡的聯繫”，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會時被捕。 3月初，蘇共召開中央全會，斯大林在會上做了報告。他在報告中強調，托洛茨基主義已經“變成了一夥暗害分子、破壞分子、間諜和殺人兇手組成的寡廉鮮恥的無原則的匪幫，他們按照外國諜報機關的指示進行活動”。
1937年2月23日，蘇共中央宣布把布哈林、李可夫開除出黨。次年3月，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對所謂“右派-托洛茨基聯盟”進行了肅反運動中第三次公開審判。布哈林等21名被告被以“謀害罪”和“叛國罪”起訴，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內的19人被判處死刑。
布哈林在被捕前幾天，給黨的幾位領導人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我就要離開人間了，我不是在無產階級的斧鉞下低下了我的頭，無產階級斧鉞應該是無情的，但也應該是純潔的。我在萬惡的機器面前是無能為力的，這台機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紀的方法，擁有無比強大的力量，大量地炮製有組織的造謠、誹謗。這些萬能的機構能把任何中央委員、任何黨員磨成粉末，把他變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間諜。如果斯大林對自己產生懷疑的話，那這個機構也會立即找到證據的。”
布哈林是在審訊人員威脅要把他的妻子與剛出生的兒子殺死時，他才開始交代並承認了自己的“罪行”。到1937年底，實際上所有反對派成員都被捕了，不管他們被捕時持什麼觀點。
三次公開審判，都是肅反運動中為欺騙國內外輿論而精心炮製的假案，這幾次審判所涉及的對象，也只是肅反運動中無數冤屈者的極少數代表。實際上，肅反運動所製造的冤假錯案，遠比公開審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對象，從中央到基層，幾乎包括所有的社會領域和各個階層。
蘇聯著名作家愛倫堡曾出席過對肅反對象的審判，據他親眼目睹，大多數被告精神萎靡不振，非常消極。這些人用機械的語言交代，沒有其本人正常時所特有的語調與風度。因此有人猜想，審判者可能利用藥物或其他極端手段，才獲得了被告的口供，因為這些人畢竟曾經是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內務部的鷹犬們，大多數也難逃被清洗掉的命運，暴君都是用人時臉朝前，不用人時臉朝後，過河拆橋、卸磨殺驢。而這一情形，古今中外一再上演。
內務部的工作人員，在審訊“反革命犯罪分子”時，經常喝得爛醉，大喊大叫道：“今天我審問你，明天不知道誰審問我。”在這個時候，總能看到一些花白頭髮的受審者，把年輕的審訊者摟在懷裡，輕聲地安慰他們。
“大清洗”究竟製造了多少冤案、殺害了多少無辜者，至今沒有一個確切的統計數字，但作為一場政治性鎮壓運動，其規模之大、涉及面之廣、危害之深，在歷史上堪稱空前，它是俄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在人類罪惡史上也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1953年斯大林去世，蘇聯開始重新審查這些案件。 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黨代會上做報告時說，過去兩年裡已有7679人被“恢復名譽”。他們中大多數都已死去。更令人震驚的是，在1934年號稱“勝利者代表大會”上選出的134名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有98人，即佔全部委員的70.9%，在1937～1938年期間被逮捕和槍斃。
斯大林死後，蘇共政治局立刻要求安全部門提供有關在押“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數的詳細資料。 1954年2月，蘇總檢察長、公安部長、司法部長向蘇共政治局聯名遞交了相關報告。報告中說，從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數是377.738萬人。其中被處死刑的有64.298萬人，被判勞改和監禁的有236.922萬人，被判流放和強制遷居的有76.51萬人。在所有判刑人員中，對大約290萬人的判決是由政治保衛局工作組、“三人審判組”和特別專案組等非常規司法機關做出的。剩下的90萬人是由一般的法院、軍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
1992年，當時的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部檔案登記處處長，向輿論界通報了蘇聯時期的全部“政治犯”資料。這些資料顯示，從1917年到1990年，總計有385.39萬人以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國事罪）被判處各類刑罰，其中82.7995萬人被判處死刑。但是，這裡有一小部分死刑判決沒有被執行，而是改判為其他刑罰。與之相對照的是，1825～1917年沙皇俄國祇判刑了625名政治犯，其中死刑不到200人。一位在斯大林監獄里長期坐牢的沙俄將軍感嘆，跟斯大林比起來，我們的尼古拉皇帝實在是太仁慈了，所以他丟了江山，但斯大林也做了我們皇帝想做卻沒做成的事——“現在牢房里關的全是猶太人和布爾什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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