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中國波詭雲橘，國共兩黨有過四次“握手”。日暮途窮，國民黨發出乞和聲明。
鄧小平斬釘截鐵：長江不是分界線！毛澤東勝券在握：中國決不允許再有南北朝！蔣介石陰陽怪氣：文白，你這次的任務很艱鉅喲！張治中滿臉愁雲答記者問：此次和談如履薄冰，前途兇多吉少！
瑤崗，渡江戰役總前委駐地。
3月31日，鄧小平最後審定了《京滬杭戰役實施綱要》，4月1日以總前委的名義發出。 4月3日，軍委批复：同意京滬杭戰役實施綱要。
在作戰部署上，總前委決定：將已在安慶至張黃港地段沿江北岸展開的第二、三野戰軍部隊，以適應南京為中心的突出部地形，分別組成東、中、西突擊集團。首先以中集團從蕪湖、南京段突破，擊敵左側背，切斷敵南撤道路；再以東集團從鎮江、江陰段突破，切斷南京、上海間交通，割裂敵人防禦體系，爾後視情況留必要兵力控制京滬線，以主力協同中集團挺進合擊可能南撤的敵主力於太湖西側朗溪、廣德地區。鑑於鎮江、江陰段敵防禦部署兵力較強，為保證東集團的渡江突擊，除加配砲兵支援作戰外，還決定東集團比中、西集團晚一天發起渡江作戰，以減輕敵人對東集團的壓力。為保證第三野戰軍中、東集團的渡江突擊，第二野戰軍由安慶東、西地段渡江，進擊浙贛線。為便於組織指揮，鄧小平、陳毅率輕便指揮所進至合肥附近，統一協調組織各集團的行動。
總前委對西、中、東各集團的具體作戰方案也作了明確規定：西集團，由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和野戰軍參謀長李達指揮，第三、四、五兵團組成，約35萬人，分佈於湖口與樅陽鎮之間實行渡江作戰。其中第三兵團在樅陽鎮至安慶以東地區渡江，第五兵團在安慶以西至望江地段渡江，第四兵團在望江至湖口段渡江。得手後，第三兵團以最快速度向歙縣挺進，截斷徽杭公路，並沿徽杭公路東進杭州。第五兵團快速沿景德鎮、婺源前進，佔領衢縣、江山段鐵路，以保證截斷敵人之退路。第四兵團迅速沿江東進，接替第九兵團任務，監視蕪湖的敵人，並準備進攻和占領南京。
中集團，由第二野戰軍副政委譚震林指揮，第七、第九兵團及榴彈砲兵第二、四團、第一團的一個營和騎兵團組成，約30餘萬人，分佈在長江裕溪口至樅陽間實行渡江作戰。
同時，以一部分兵力在蕪湖和縣地段進行佯攻，牽制和迷惑蕪湖的敵人。渡江後留一部分兵力配合西集團消滅當面之敵，主力則迅速東進截斷寧杭公路，會同東集團完成對敵人主力的包圍。
東集團，由第三野戰軍副司令員粟裕和野戰軍參謀長張震指揮，第八、十兵團及榴彈砲第五、六團，蘇北軍區三個警各旅、海防縱隊、坦克團、砲兵預備隊等組成，約35萬人。東集團的渡江地段為黃港至三江營之間。在發起渡江作戰的同時，一部兵力積極佯攻兩浦敵人吸引南京之敵，以保證渡江作戰成功。渡江後，留一部分兵力殲滅沿江之敵，力求站穩腳跟，調整態勢，鞏固陣地和後方聯絡線，然後擴大戰果；主力則對敵人做有後方的迅速推進，截斷寧滬鐵路，會同中集團合圍南京、蕪湖和鎮江的敵人。
為了保證西集團渡江後右翼的安全，第四野戰軍的第十二兵團和江漢、桐柏、鄂豫軍區部隊的20萬人一部進占浠水、蘄春、黃梅等白崇禧集團的防區，箝制九江方面的敵人，一部進占武漢外圍的孝感、黃陂，造成進攻和奪取武漢的態勢並準備在武漢至九江的地段渡江南進。
關於渡江的時間，總前委在2 月份給中央軍委打電報指出：我們一致認為，以在3月半出動，3月底開始渡江作戰為最好。因為，在政治上，以乘敵內部尚未求得一致，對軍事部署尚在守沿江南岸和京滬杭諸點或將主力撤至浙贛路沿線兩側之間徘徊的時候，實行渡江，較為有利；渡江作戰，天氣是個重要因素，4月初以前，長江沿岸雨少水小，風浪較小，利於我軍水上作戰。
這一年的天氣好像也在催促人民解放軍早日打過長江去。往年，5月份才出現的淫雨天氣，這一年在4月份已降臨長江沿岸。
春雨綿綿，瑤崗終日被淹沒在茫茫的雨霧之中。在等待渡江的日子裡，每一天都顯得格外的長。時間已是4月上旬，長江的水一夭天在上漲，中央的電報一個接著一個，但就是看不到中央下達渡江作戰的命令。
作為渡江戰役指揮部第一號指揮員的鄧小平，比任何人的心裡都更焦急。此時，他正站在指揮部偌大的軍事地圖前，看著一條蜿蜒曲折的綠帶把中國的疆土劈為兩半，心中憤慨不已，自言自語道：“長江決不能成為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分界線！”
北平，香山。
夜色陵骯，此時的北平城，燈火闌珊，在四十里外的香山南麓，一座疊石環抱的庭院，亦燈火通明。這是毛澤東居住的雙清別墅。
毛澤東、黨中央搬到北平香山還只是幾天前的事情。
中國共產黨本來是在像上海、北京等這樣的大城市裡發端的，但由於自己力量的弱小，敵人的力量強大，在城市待不下去，被迫鑽山溝、下湖泊，到中國最落後、最難以生存的偏僻地區求發展、求生存。從1933年黨中央機關撤出上海，到1949年3月25日進入北平，整整16年時間。 16年光陰，在歷史的長河中，可謂是短暫的一瞬，但對於一代人來說，這時間可就不能說短了。 16年前，不少黨員剛參加革命隊伍時還是個不怎麼懂事的農村娃，但16年之後，經過黨的培養和革命戰爭的洗禮，他們中許多人已成為黨的高級幹部，新中國還要依靠他們領導建設呢！在這16年中，黨的隊伍變化確實大大了。黨中央的核心領導換了好幾茬，黨的隊伍成員犧牲了百多萬，擴大了幾百萬。到進北平城時，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批黨員，由於各種原因，已經所剩無幾。此時黨的領袖毛澤東兩鬢已見銀絲。
還在西柏坡時，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激動地宣布：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採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
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
毛澤東深知革命勝利來得不易，在巨大的勝利面前，他保持著高度清醒的頭腦，諄諄告誡全黨：“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砲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
毛澤東鑑於歷史上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打進北京，推翻了明王朝，但由於領導人的驕傲和隊伍的腐敗，很快又失敗了的嚴重教訓，當中央機關從西柏坡臨出發前，特別意味深長地說：“我們不能做李自成！”並且給周圍的同志認真他講了李自成的故事。
“李自成打進了北京，住進了皇帝的宮殿，忙著做皇帝了。他的丞相牛金星張羅著登基大典，將軍劉宗敏忙著刮地皮，嚴刑殺人，不講政策了。當官的只知道享受，當兵的也吃喝玩樂。他們驕傲了，完全不顧北邊還有清兵入關。明朝的將軍吳三桂投降了清朝，領著清兵打進關來，他們還不趕緊抵抗。牛金星還在那裡講排場擺闊氣，玉帶藍袍圓領，往來拜客，遍請同鄉。劉宗敏也是一味蠻幹，弄得北京城雞飛狗跳。那還不失敗？！進北京沒多久，就被吳三桂趕出來了，一路被追得屁滾尿流，連李自成也受了傷，最後被清兵追殺死了。李自成是農民領袖，好不容易取得了勝利，一驕傲就失敗了。”
在進城之初，毛澤東和黨中央對於防止黨內驕傲和腐敗現象發生的問題，是重視的，頭腦也是清醒的。
鑑於北平的國民黨特務尚未肅清，社會秩序還比較混亂，黨中央遷往北平後沒有立即住進城裡，而是住在香山。
香山是北平西郊群峰之一，重巒疊嶂，花木茂盛，清泉潺潺，幽雅別緻。
從元朝以來，歷代帝王都在這裡建築離宮別院，清朝建的更多。乾隆年間在這里大興土木，一氣建了亭台樓閣28景。後來，香山諸景遭八國聯軍的破壞，殘存的景觀寥寥無幾。
2月初，彭真、葉劍英佈置中央社會部對西山進行清理，重點將雙清別墅進行了整修。當時雙清別墅破敗不堪，很不像個樣子。水池子早已乾涸，滿院子亂枝敗葉。房子只剩下個空殼子，牆皮斑駁，地面坑洼不平。中央警備團派人修繕了一番。修好後，又發現準備安排毛澤東居住的房子牆角藏著一顆手榴彈，可把工作人員嚇壞了。
夜雖然很深了，但這正好是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辦公的時候。
此時，在雙清別墅毛澤東的會客廳裡，黨中央的五大書記正在笑聲朗朗，縱談大局，研究最後消滅國民黨反動勢力的戰略方針。
毛澤東站在偌大的軍用地圖前，右手指夾著點燃的香煙，左手叉在腰間，臉上洋溢著無法掩飾的喜悅。他從南向北，又從東向西，審視著整個中華大地。現在，地圖上藍色的圈圈已經不多了，主要集中在西北和長江以南。對西北地區，毛澤東並不太掛心，那裡的胡宗南已經維持不了多久。而對於江南之敵，情況比較複雜，還得需要認真對付，但那至多也不過是秋後的螞蚱了。
毛澤東忽然轉身向周恩來問道：“恩來，南京的代表幾時到？”
“後天，聽說張治中正在溪口請示蔣介石，然後才能來。”坐在一旁大沙發上的周恩來，雙手捧著一隻茶杯，不緊不慢的說道。
“蔣介石下野，李宗仁出面和我們進行和談，背後還是蔣介石談了算。”
接過周恩來的話，毛澤東用濃重湖南口音說道：“當然嘍！不管是蔣介石，還是李宗仁，我們都是要談的。和平的旗幟不能放下，我們不能給國民黨以任何口實。再說，我們也需要這段時間，我們的部隊剛打完大仗，休整一段再渡江對我們更有利。”
朱德抬頭望望毛澤東，微笑著說：“主席，小平多次來電催問，說我們啥子時候讓他渡過江去，部隊都著急嘍！”
任弼時因為重病在身，半躺半靠在沙發上，但精神很好，說：“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能讓蔣介石利用談判拖延時間，我們渡江的時間最晚不能超過4 月底。4月底以後，江水暴漲，江面將大大的增寬，會給我們過江的部隊增加傷亡。如果躲開洪水，就是秋後了，蔣介石就有了喘息的時間。”
“這就是敵人談判的目的。”朱德接過任弼時的話說道：“蔣介石正抓緊編練新的兵團，他的目標是三個月內再武裝二百萬軍隊。那樣一來，將增加我們解放全中國的困難，戰爭不知要延長多久了。”
挨著任弼時坐的劉少奇，又從另一方面提出了問題：“現在蔣63介石正加緊做美國人的工作，希望美國人直接派兵干涉。現在許多人也擔心，如果我們渡江，美國就會派兵，如果美國出兵，就要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勸我們不要打過長江去，以長江為界，搞個南北朝。”
毛澤東聽到這裡把煙蒂往地上一擲，憤憤地說道：“中國不會再有南北朝，你美國就出兵好了。美國不就是仗著它有原子彈嘛，我們偏不怕！美國人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殺害了我們多少同胞！這筆帳遲早是要算的！”
周恩來接著說：“我們過江，不能排除美國干涉的可能性，但綜合起來看，美國統治者內部，現在對在中國的問題上爭吵不已，自己的日子也不太好過，干涉也難。1月26日，美國已正式停止訓練國民黨的軍隊，並召回巴大維將軍，次日宣布撤回美國軍事顧問團。從這種跡像看，美國已經開始從中國'脫身'。但是，《1948年援華法》於1949年4月才到期，並且艾奇遜向美國國會提出延長這項撥款的使用期限，國會已經通過了。另外，當我渡江部隊向長江沿岸集結時，美國原來暫停的船隻又開始為蔣軍運軍火。這些情況表明，我們必須做好兩手準備。”
朱德從容不迫地說：“基本的估計，美國出兵直接干涉我們過江的可能性小，不是它不想，而是它不敢。但是，在我們作戰準備過程中，必須做好應付萬一的準備，做到有備無患。我們現在渡江部隊的兵力部署，就是考慮了這個因素制定的。二野、三野一齊渡江。二野緊靠三野渡江。渡江後，二野沿浙贛路擺開，防備美軍從杭州灣登陸，保障三野的側翼安全，二野全力進攻寧滬。與此同時，在平津休整的四野迅速南下，進逼武漢，箝制白崇禧集團。總之，我們準備拿出二百萬以上的兵力過江，這樣，不管發生什麼樣的情況，都保證我軍處於優勢的地位。”
毛澤東最後總結似地說道：“不管是蔣介石也好，還是美國人也好，誰都阻擋不了我們統一中國。我看這幾個問題是不是可以這樣定下來。和南京的談判，結束的時間最晚不能拖過4月下旬，至於打嘴皮子仗”，說到這裡，毛澤東笑著看了看周恩來，繼續道，“還是恩來擔當，再加上中央其他幾位同志。渡江作戰部署不變，具體工作，朱老總再督促一下。少奇同志抓緊籌備政治協商會議。弼時同志嘛！”毛澤東談到這裡停下來，深情地望著任弼時緩慢地說道：“以逸待勞，靜心養病，如有大事，我們會向粥時同志請教的。”
會議在輕鬆愉快的笑聲中結束。
南京，國民黨總統府。
經過一番明爭暗鬥，蔣介石“引退”而去，李宗仁“統”而“代”之。
當李宗仁第一次走進總統辦公室時，心裡真有一種以前不曾有過的滋味，不管怎麼說，那個人總算離開了，這使他感覺就像從心裡掀掉一塊大石頭一般輕鬆。他小心翼翼地坐上那張蔣介石經常坐的巨大辦公桌後的坐椅上，這是九五之尊啊，這是泱泱中央之國龐大冗繁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峰。坐上去實在讓人心潮難平！
他本是來自西南邊陲偏遠省份廣西臨桂縣的農家子弟，祖上世代務農，兄弟姐妹八個，在本房男性中排行第九，村里人都叫他“老九”。老九六歲讀私塾，後來進新創立的臨桂縣立兩等小學。初到城裡，衣著不甚入時，舉止言談不免有幾分土氣，加上一些新式學科如數學、英語跟不上，被人譏笑為“鄉下傻瓜”。他只讀了兩個學期便輟學。以後“老九”棄文習武，考入廣西陸軍小學，卻如魚得水，步步升遷。想當初，當他走出農家，投身行伍的時候，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今日，總統前面雖有個“代”字，但畢竟可以號令天下，“總”而“統”之了。一種巨大的滿足使他飄飄然有些陶醉。
白崇禧在逼蔣下野之前曾對人說：“李德公不知天高地厚，一心只想做官。要他莫搞他要搞，告訴他老蔣是耍你的，他沒辦法幹下去了，讓你當替死鬼，幹不得。但他（指李宗仁——作者註）說：我有辦法，他耍我，我也耍他，你們只幫我的忙好了。”
當時李宗仁對白崇禧的話不以為然，而當他坐在總統辦公室椅子上的屁股還沒坐穩的時候，已體會出白崇禧話的味道了。
李宗仁官迷心竅地認為，只要取得合乎“憲法”規定的地位，只要蔣介石走開，他自己便有辦法。
在官場上混了大半輩子的李“代總統”，未免也有點兒幼稚。要知道，在中國這個社會裡，任何“法”都是因人而異的。同樣是一種“法”，對於有些人來說，至高無上，絲毫冒犯不得；而對於另一些人來說，則形同虛設，無法無天。
國民黨的“憲法”沒有幫李宗仁多少忙。
玩權術，李宗仁根本不是蔣介石的對手。蔣介石本是流氓出身，陰狠狡詐，搞人這一套，是蔣介石的專長。蔣在“引退”前，早把一切算計周全，豈能讓李宗仁真能“代”而“統”之不成？
蔣在“引退”前三天，把京滬警備總司令部擴大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並下命湯恩伯為專任司令（撤消衢州綏靖公署）。蔣的意思很明顯，要讓湯全盤掌握蘇、浙、皖三省以及贛東地區的軍事指揮權，把江南軍力緊緊掌握在自己的親信手裡。
蔣又任命朱紹良為福州綏靖公署主任，張群為重慶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為廣州綏靖公署主任，陳誠兼台灣警備司令，並改組廣東省政府，派薛岳接宋子文任廣東省主席。這些人，全都是一色蔣的親信。通過這些任命，蔣把人事棋局全擺好了，只留下一個孤零零的空位子，讓李宗仁坐上去。
春節前夕，李宗仁為樹立代總統關心部下的形象，命令中央銀行南京分行，給首都衛戍部隊每名士兵準備一元現洋，初一這天，他將親率政府閣員前往慰問。
那天，李宗仁起得特別早，身穿西服，外披一件黃呢軍大衣，有集軍政首腦於一身的寓意。夫人郭德潔，穿件銀灰色裘皮大衣，顯得雍容華貴，這將是她第一次以總統夫人露面的機會，無論從穿著打扮上，還是言談舉止上，都做了充分的準備。
總統府官員劉士毅一大早便奉命到中央銀行南京分行取錢去了。
按照李宗仁的吩咐，這天勞軍由他親自率領，到雨花台、獅子台一帶看望官兵、發放賞銀。規定10點鐘以前，內閣部長和五院院長乘車到總統府門前會齊出發，但賞銀必須在9點鐘之前領出運到傅厚崗官邸。
但一直等到10點半鐘，劉士毅才滿頭大汗地跑回來。
“報告總統，沒……沒錢啊！”劉士毅一見到李宗仁便氣呼呼地報告道。
“怎麼回事？你慢慢講。”李宗仁不免大吃一驚，強壓著激動的情緒平和的問道。
“銀行說沒錢可支，拿不出這麼多現大洋。”劉士毅又說。
“他們把錢弄到什麼地方去了！我作為總統要幾萬元慰勞首都衛戍官兵，他們都開支不了，真是豈有此理！你再去責問他們，叫他們無論如何把錢給我弄來，否則前線官兵豈不說我言而無信！”李宗仁火氣還是沒能壓住，沒有錢怎麼去勞軍呢？而且每個官兵發一元大洋的消息，他已向衛戍司令張耀明和副司令覃異之講過了，這話怎麼能再收回呢？
“我都快把嘴皮磨破了，他們開始說沒有錢，後來會計科長說，蔣總裁有令，銀元全部運往台灣存放，自他下野後，任何人不得擅自動用，除非取得總裁的手令，方能支領。”劉士毅唉聲嘆氣地說道。
“豈有此理！”李宗仁大聲斥喝道。果然如此，老蔣真要讓他當傀儡，連開支幾萬元的權力都不肯交給他，這代總統還算什麼。
這還不算，還有一件事差點沒讓李宗仁暈過去。
當時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是孫科。蔣介石下野以後，孫科秉承蔣介石的旨意，偷偷地把行政院搬到了廣州，春節前閣員們也都悄悄地去了上海，節後行政院便在廣州辦公。孫科把行政院一搬走，南京便剩下李宗仁這空頭總統了，這代表政府也就成為一句空話。蔣介石不可謂不毒。
李宗仁當上了代總統，郭德潔也認為自己也成了中國第一夫人。本來，滿心歡喜，把傅厚崗69號李宗仁代總統的官邸裝飾得一派節日氣氛，準備在中國的這個傳統節日里盡情地慶賀一番，豈料想，過了一個他們有生以來氣氛最為暗淡晦色的春節。
節日一過，李宗仁便火急火燎地直飛廣州，要孫科把行政院搬回南京辦公。
李宗仁到了廣州，對孫科苦口婆心，勸說加哀求，請他回南京，可孫科就是不為之所動，最後乾脆以身體不適，需在廣州治病為名拒絕重返南京視事。後來在李宗仁、張發奎等人的多方壓力下，孫科被迫辭掉了行政院院長職務。
讓準來接替孫科任行政院長呢？權衡再三，白崇禧提議讓何應欽出任行政院長。因為何與李、白曾經合作過，多年來彼此關係較好，且何應欽也是蔣介石系統的重要人物，以何組閣，既可維持總統府和行政院一致的行動，又可爭取蔣派係其他人的合作。李宗仁便派總統府秘書長吳忠信，帶著他的親筆信函到上海邀請何應欽來南京組閣。可是不論白崇禧和吳忠信怎麼說，何就是不答應到南京接任此職。最後，只得李宗仁親自出馬，到上海進行勸駕。
此時，何應欽正在上海閒居。終日在他的公館裡養鳥種花，不聞時事。
其實他的內心卻並不平靜，那顆埋在胸膛城府極深的野心，並沒有絲毫消沉。
何應欽正密切注意著時局的發展。他料想李宗仁一定會請他出山幫忙的，這不僅是因為他們之間在民國十六年在南京曾有過一段“蜜月”的歷史，而主要是因為，老蔣雖然下野，但仍在幕後操縱，那些手握重兵的“天子門生”，李、白是難能調遣的，非得請他發號施令才行。想當年，保衛南京，血戰龍潭，第一軍就靠他指揮，才與第七軍擊潰了孫傳芳的幾萬大軍。當然，這些年來，他在蔣介石的手下也算混到了位極人臣的地步，但總覺得不順心，因為在老蔣面前，他永遠像一隻老鼠似的提心吊膽過日子，老蔣的那雙眼睛，像鷹一般犀利，直盯得他心裡發怵。 “西安事變”，他心懷“大志”，力主出兵討伐張、楊，但被宋美齡等識破詭計嚴加製止。從那以後，他總覺得蔣介石的那兩隻眼睛無時不盯在他的身上，似乎不在他腦後找出兩塊魏延似的“反骨”來永不罷休。陳誠青雲直上，慢慢取代了他的地位。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乾脆把他推到聯合國去當有名無實的軍事代表團團長。
回國後，蔣介石雖然委任他為國防部長，但卻沒給什麼兵權，徐蚌兩地區100多萬國軍交由白崇禧指揮。但誰知白崇禧不領情，拒絕指揮，結果徐蚌會戰一敗塗地，緊接著白崇禧又心懷叵測，舉起倡和之旗，此時，何應欽才看出桂系野心之大，令人震驚，他們要逼蔣下野，取而代之。何深怕受到牽連，便以徐蚌戰敗引咎辭職，躲到上海，以觀時局。不久，桂系名義取得勝利，蔣介石下野，李宗仁當上了代總統，他怕老蔣懷疑他與李、白勾結，便跑到蔣的心腹湯恩伯的別墅裡隱居起來，每日只帶一名副官，到山上游玩打獵，以示淡泊。聽說孫科辭了行政院長，他立即回到了上海，估計李宗仁必然會來找他出面組閣。從內心來講，他對行政院長一職仰慕已久，老蔣硬是不讓他如願。現在李宗仁當了代總統，對他來說是個天賜良機，但老蔣會讓他再和李、白搞在一起嗎？老蔣是絕不會忘記民國十七年那快傷疤的。想到這裡，何的心裡像貓爪撓心，很不是滋味。
李宗仁來上海後，何應欽還是不敢應允。李宗仁明知道是因為害怕蔣介石不同意，但只有氣憤，而無可奈何。此時，李宗仁深感他這個代總統的無能為力，臉上火辣辣像被誰打了耳光似的。但是，為了他的政府的生存，他不得不放下代總統的架子，低聲下氣地直接給蔣介石打電話，央求讓何應欽出來當行政院長。
3月12日，何應欽正式就任行政院院長。
李宗仁既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當上了個代總統，他就想給世人有個好印象，也想顯示一下這個“新”總統與蔣介石的不同風範。 1月14日，他命令行政院採取下列措施：（一）把各地“剿總”改為軍政長官公署；（二）取消全國戒嚴令（接近前線者，俟雙方下令停止軍事行動後再取消）；（三）裁撤戡亂建國總隊；（四）釋放政治犯；（五）啟封一切在勘亂期間因抵觸戡亂法令而被封閉的報館雜誌；（六）撤銷特種刑事法庭，廢止刑事條例：（七）通令停止特務活動，對人民非依法不得逮捕。
這些法令，行政院表面上都接受了，但不同意取消戒嚴令。行政院的發言人說：“開釋政治犯與戒嚴法係屬二事，觸犯戒嚴令不能稱為政治犯。戒嚴法所規定之事項，無一為政治犯性質。在戒嚴地區當局，為維持治安與秩序起見，自仍應按照戒嚴法辦理。”這很顯然，只要將政治性事件引用戒嚴法來處理，把政治犯換上觸犯戒嚴法的罪名，同樣可以為所欲為。湯恩伯就是這樣辦理的，他在2月11日發表談話時稱：（一）南京、上海等地區接近前線，在全面和平未實現前，仍繼續執行戒嚴令。 （二）本人業已手令京滬各地，以後不准有罷工、怠工聚眾威脅情勢。為安定各地秩序，如果有暴動事情發生，為首暴徒，由地方軍法機關處理，就地槍決。 （三）希望南京、上海新聞界根據正確事實報導。以安定民心。如果破壞政府全面和平主張，破壞軍事區安全，擾亂社會秩序者，將予以嚴處。 （四）奉令停刊之報紙雜誌，在未正式接到復刊許可時，不得複刊。湯恩伯這番做法，把代總統歙允，一筆勾銷。
李宗仁上台後，下令參謀總長顧祝同，釋放張學良、楊虎城，也被顧祝同、陳誠等人給硬硬實實地頂著不辦。
李宗仁以上這些措施，對於他來說都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說是做個樣子給國人看的，或者說是為了打擊一下退避幕後而實際操縱的蔣介石。
李宗仁爭個代總統當，一不是為了國人，二不是為了和平。其根本目的，是準備和共產黨討價還價，不讓共產黨的軍隊打過長江，劃江而治，弄個李氏家族的半壁江山。
當然，李宗仁畢竟不是庸碌之輩，他看得清楚，局勢錯綜複雜，危在旦夕，當前最緊迫的，莫過於阻止解放軍的進攻。如果解放軍一過江，一切將無從談起。他現在已經到了在談判的條件上沒有討價還價的地步了。
1月27日，李宗仁致電毛澤東，稱“弭戰謀和，已成為今日全國一致之呼聲。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決心以最高之誠意，盡最大之努力，務期促成和平之實現。”“務望先生號召貴黨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談，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點，開始談判。……貴方所提八項條件，政府方面已承認可以作為基礎，進行和談，各項問題，自可在談判中商討決定。”
雖是屈膝言和之電，但此時李宗仁卻有勝者的感覺。李宗仁以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最高首腦的名義，和中共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直接對話，這本身就抬高了李宗仁在黨內、國內以及歷史上的地位。因為這是蔣介石所做不到的，這是李宗仁經過幾十年的鬥爭佔了蔣介百上風的一個結果。人的感情如此之複雜，有時候屈辱和自豪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愫卻能同時由一件事情維繫在一起，實在讓人不可思議！
3月26日，中共正式發表周恩來、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聶榮臻為和談代表，周恩來為首席代表，以元月14日《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關於時局的聲明》所列八條和平條件為基礎，自4月1日起在北平與南京政府舉行和談，並通過廣播電台通知南京政府，依照上述時間、地點，派遣代表團攜帶為八項條件準備的必要材料，前往北平。
緊接著，南京國民黨政府亦宣布，張治中、黃紹竑、章士釗、劉斐、李蒸為政府和談代表，張治中為首席代表，將於4月1日由南京乘坐“空中行宮”號專機，飛往北平。
在中國現代史上，張治中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郭沫若曾對他有過一針見血的評價：“這個人對那獨夫異常忠誠，但是對中共的友誼還是比較持久，比較有信義！這個人愛國，卻又實際參加了獨夫賣國的一些勾當。這個人，是個大官僚，卻也常常講點民主。”奇特的中國政治和文化，造就了奇特的歷史人物。由於他這種特殊性，在國民黨戰敗求和之際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自然會產生一些特殊的作用，與共產黨和談周旋的責任，實在是非他莫屬。因為，他在共產黨面前有面子，他可以為國民黨力爭到最有利的條件而能為共產黨最大限度地容忍；因為他對蔣介石一貫忠誠，國民黨內反對和談的勢力必有所顧及。
本來，李宗仁一上台時，就想改組內閣，用所謂“刷新內政、促成和談”的招牌收攬人心。他曾想讓張治中任行政院長。張治中不願接受，回蘭州去，仍作他的西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張回蘭州前，李宗仁對他說：“你不做行政院長可以，但是，你一貫主張和談，我現在和談，你回去之後，要快快地回來。”
張治中心裡明白蔣介石仍在幕後操縱，李宗仁空有虛名，而且雖然蔣、李各懷鬼胎，但都是以和談為幌子，以備戰為自保的目的去進行和談的，這樣的和談是很少成功的。所以張治中一回到西北，便決心不再離開，並給南京發電辭去和談代表。怎奈李宗仁左一個電報右一個電報催他回京，擔起和談重任。許多朋友也大義相勸，說不管和談成與不成，既然你一貫主和，現在雙方都願意和談，你是不能規避責任的。張治中見大家盛情難卻，乃於2月20日乘李宗仁的座機從蘭州飛返南京。
張治中返京的那天，何應欽，白崇禧等南京軍政要人都去機場迎接。
那一天，南京的天氣異常惡劣，雲層極低，又有濛濛細雨，能見度只有200米。其情其景，倒似南京的政治氣候。飛機盤旋了很久才得以降落。張治中一下飛機便一語雙關的說：“南京的氣候如此惡劣，每走一步，都會冒很大風險。”
張治中一住下來，李宗仁左右的人就向張大發牢騷，都說蔣介石表面是“引退”了，事實上則在溪口指揮一切，處處掣時，李宗仁的一切想法根本行不通。張治中覺得，南京的情形表明，看來徹底解決問題的辦法，只有勸蔣出國。但此事非同小可。蔣介石這次下野可不像前兩次下野那麼瀟灑，不但幾百万精兵被共軍打得丟盔卸甲，而且又是讓桂系逼迫下台的，一句話說不好，必招致蔣龍顏大怒，自己與蔣20年的關係就成泡影。
張治中是個秉性耿直敢說敢作的人，他發自內心地認為，蔣介石此時出國，有利於國內問題的解決，實際對蔣也無害處。張乃下決心要去冒下這個風險，以斗膽去勸蔣介石出國。
他又把這個意見告訴了蔣介石的兩個親信張群和吳忠信，徵求他們的意見。張群和吳忠信此時也認為，這時候蔣出國實為上策，於黨國和他本人都有利，支持張治中的想法。
蔣介石是李宗仁的眼中釘，如蔣能遠走高飛，當然是求之不得73的事情，所以，李極力支持張治中早日成行。剛好那時候吳忠信也要去溪口看蔣，張便與吳一同前往。
張此次在蔣介石居住處共逗留了八天，前五天住在雪竇寺妙高台，後三天和蔣一起轉住溪口。張治中和蔣介石此次談話範圍很廣，主要有：
一、關於勸蔣出國問題。
本來，這是張治中見蔣的一個主要原因，但被蔣先發製人罵了個狗血噴頭。
張治中和吳忠信在3 月3 日見到蔣介石的當天，雙方略事寒暄之後，還沒等張治中說明來意，蔣介石就臉色一沉憤怒地說：“我知道了，你們是來勸我出國的，報紙上已經登出來了！他們迫我下野是可以的，要迫我亡命就不可以！下野後我是個普通國民，哪裡都可以自由居住，何況是我的家鄉！”
此後，張治中連再提一提讓蔣出國的勇氣都沒有了。
不過，當時張治中很感納悶，這勸蔣出國之事，只有李宗仁、張群、吳忠信極少數幾個人知道，是極端秘密的，怎麼一下子竟捅到了報紙上呢？
原來，這事是“小諸葛”白崇禧幹的。他指示李宗仁的政治顧問甘介侯向報界透露了這一消息。白的用意，是想利用輿論的壓力，配合張治中的遊說，迫使蔣介石出洋。張治中離京當日，南京各大報紙上紛紛登出“據可靠消息，國民黨中勸蔣下野的幾個重要人物現正前往溪口，勸蔣出洋”云云，搞得南京沸沸揚揚。
但“小諸葛”這次並不聰明，豈不知蔣介石向來我行我素，別人怎麼說怎麼看的影響對他的作用幾乎等於零，反而給蔣一個發洩的口實。
二、關於和談限度及代表人選問題。
張、吳請蔣表示意見。蔣則反問他們的意見。張治中說：“南京方面的意見：中共所提八項的第一項，是不能接受的。關於軍隊改編一項，認為應先決定全國軍隊數額。然後研究雙方軍隊所保持的比例，各自編成，並且在三年內分期逐步進行，把全國的軍隊縮減到適應國防上需要的最低限陵數額，並且確實完成軍隊國家化的目標。在政治上，希望能夠確保長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國民黨領導。必要時，國民黨可讓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蘇四省和漢口、南京、上海三市聯合管理。聯合政府問題，過去中共曾搞過”三三製“，可以考慮，最近還有人提出了”六六製“的建議，但不外乎是使雙方在未來的政府裡，保持平等的發言地位。雙方管轄及共同管理的地區，將來也要分期實現政治民主化，使國家真正趨於統一。至於其它各項，都可以考慮。”
蔣聽了之後，表示首肯。不過認為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漢口、南京、上海七省市共管一事，不必由南京主動提出，他說中共方面，恐怕還不是這樣看法。
至於和談代表團成員問題，報上有增請張群、吳忠信兩人參加的傳聞。
吳忠信在蔣面前，表示堅決不干。
蔣說：“不干也好。”
張治中也表示不願參加。
蔣說：“這是值得考慮的。”但轉而又說：“你恐怕是擺脫不了的。”
CC系的彭昭賢和“太子系”的鍾天心，原在南京和談代表的名單之列。
但中共廣播，說決不會接受像彭昭賢這樣的代表。對此，蔣介石又說：“在東北籍的立、監委中遴選最好。”
三、關於黨務問題。
他們也談得很多。蔣介石對張治中及吳忠信承認，國民黨黨務確實不振，以後當邀集有關同志，對如健全國民黨組織，要作詳細的研究。
四、關於外交政策問題。
因國民黨內有人認為：必須做到平時美蘇並重，戰時善意中立，並設法要打開中蘇僵局，國內才能夠團結安定，蔣對這種意見說：“這也可以。”又一再說，對於中日問題不能忽視，必須與日本親善合作。不過認為怕還很難做得到。
五、關於特殊建制的問題。
他們對蔣說，有人建議，蔣今後對國民黨領導的方針，該重新考慮考慮。認為他應該放棄和中共做軍事鬥爭的企圖，而移作政治方面的努力。在保有的若干省份中，徹底實行三民主義，爭取人民對國民黨的同情及對國民黨政府的信任。至於今後國家的體制，當然是實行多黨體制，所以國民黨可能是一時執政，一時在野，不能再存有由國民黨一黨專政、或由國民黨作主體來執政的觀念。持這種意見的人還認為：“實行政治民主化，實行多黨的民主政治，才是今後中國政治的正確走向。”蔣聽了這些意見後說：“恐怕共產黨不願意，我們也不容易做得到。”
為了叫李宗仁安心，蔣介石還表示：他必極力支持李宗仁。李宗仁所負的責任，也就是他的成敗。說得冠冕堂皇，大有披肝瀝膽之態。又說他不會再度出山，一生都不會。雖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但卻表演得維妙維肖。
張治中在溪口盤桓數日返回南京。蔣介石相當滿意，自他下野後，逼他出國的最強勁的衝擊彼，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被他所擊碎。
李宗仁南京政府經過一陣緊鑼密鼓地準備，前後舉行四次正式會議，關於對國共和談，作出瞭如下決定：
一、為會商和談的便利，建議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中央政治委員會聯席會議，改在南京開會（因為其時該會已遷往廣州——作者註）。
二、為指導和淡事宜，請李代總統，何院長，並由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中央政治聯席會議公推委員3人，共同組成指導委員會。
三、和談不另訂方案，只就中共所談八項條件為基礎，加以研究，酌定原則性限度，由和談代表負責進行。
南京政府又把這幾次會議所研究的“原則性限度”，寫成了一個腹案，作為南京和談代表團到北平和中共和談的依據，其全文如下：
以上九項僅系商談之腹案，並不書面提出。又其內容亦僅為我方讓步之原則性限度，商談時仍應逐條力爭，不得已時方逐次讓步。如共方要求超過各項限度，應由代表團隨時電報中央請求核奪。
南京國防部對國共停戰協定最低限度之要求是：
一、青島及長江流域連接鄂西、陝西、綏遠地區雙方第一線部隊，應即停止一切戰鬥行動，各守原防，停止前進，並不得向空隙發展。
二、共軍立即解除對新鄉、安陽、太原、大同、榆林之包圍封鎖，准許國軍採購糧食及生活必需品。
三、國軍海空軍立即停止海上與空中之攻擊行動，但空軍之偵察及空中之輸送補給，海軍之江海巡邏及對各海港之輸送補給，不受限制。又國軍為防衛長江及海上之襲擊，如發現共軍集結渡江材料及運兵船隊時，得採取自衛行動。
四、雙方立即停止一切敵意宣傳。
五、雙方對於間諜之防範及維護後方秩序之一切行動，不受限制。
六、為免除誤會與衝突，除另有協議者外，雙方第一線交通之恢復，應俟另行協議，在停戰期間暫不開放。
七、關於雙方俘虜之交換，另行協議。
雖然國共雙方的代表還沒見面，談判還沒有開始，但它已是要注定失敗的一次談判。
司徒雷登後來曾悻悻地說：從4月1日開始的和平談判，事後證明，不過是一場“愚人節”的笑話。但是，只要誰看過上面那些南京方面為談判所準備的材料，亦即連這位美國大使當時也明白的材料，也就知道：這場笑話，是美、蔣、李所共同炮製的。但並不是中共把他們當作愚人，而是他們把中共看作愚人了。
張治中在率南京政府代表團赴北平之前，和屈武怀揣南京政府的“腹案”，又趕去溪口，徵求了蔣介石這位“普通國民”的意見。
在張治中這次“溪口之行”中，蔣介石對“腹案”沒有提出什麼意見，只是陰陽怪氣地說：“文白，你這次的任務很艱苦，要當心哪！”言畢，再不談“腹案”的事。
這一日蔣介石仍是優禮有加。臨別前，他陪著張治中順著蔣母道，從山徑上走下來，沿著公路一路走去，一直把張治中、屈武送到溪口。臨別之際，又表白似地說道：“文白，你知道，我是願意和平的，願意終老家鄉的。”
張治中見蔣介石精神比較愉快，為了不虛此行，緊接著蔣介石的話說道：“總裁這句話對和談很有幫助，也可以消除黨內的分裂。不知願意在報端發表否？”
蔣介石想了想，又是陰陽怪氣地說道：“你斟酌吧。”
這話說得雖然模棱兩可，但並沒有反對，張治中深深地出了一口氣，深感此行目的已經達到。
張治中回到南京，立即發表了蔣介石的講話。和談彷彿得到了保證和鼓勵，倡和氣氛迅速熱烈起來。次日，張治中應邀到立法院講演，他的和平演說博得全場不斷的掌聲，這是自國民黨行憲以來，在立法院中從未有過的熱情場面。面對觀眾的熱烈情緒，卻使張治中心中更加苦悶，他不得不在此時極力去主和，去勸說更多的人讚成和談。但同時，他的心裡也異常清楚，此次和談實在是兇多吉少。
下面一段話，是張治中的秘書餘湛邦記錄下的他與上海《新聞報》記者俞樹立的談話。表明了他當時的真實心境：俞問：“看來，當前確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您的看法怎樣？”
“……是的，當前形勢十分險惡。”
“您看，現在才談和，是否遲了些？”
“太遲了，從抗戰勝利後，我就無數次地口頭和書面向蔣總統進言，極力主張和談，未蒙採納。去年6月在西安，11月在南京，兩次向他痛切陳詞，還是沒能說服他。他一再說：'我現在不能和，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現在不是我下野的時候。'”
“您看和的可能性怎樣？”
“您知道，我是一生主和的人，對國內和平有著痴心夢想，但是當前形勢太險惡了，我只能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您對中共怎樣估計？”
“形勢太險惡了，我們很少有迴旋的餘地。中共的態度，從八項基礎條件可以窺見一斑。我們只能知其不可而為之了！”
張治中已斷定，國民黨已到風燭殘年。戰也罷，和也罷，要想挽回頹勢已是不可能的了。
極端苦悶的張治中看到這種險惡的形勢，他呼喊：“既然一定失敗，便快些失敗吧！”
4月1日，張治中懷著極端矛盾而痛苦的心情，率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前赴北平，臨行前在機場發表談話，說：我們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中共進行和平商談，深感責任重大，實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情。我們也知道在和談進程中，當不免遭遇若干困難，但是我們雙方商談，似無不可克服的難題。我們當謹慎地秉承政府旨意，以最大誠意和中共方面進行商談。希望能夠獲得協議，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實現，以慰全國同胞殷切的期望。甚望愛好和平的各界人士們，隨時給我們指導、督促和支持。
儘管歷史注定，這將是一場徒勞無功的談判，然而由於各方的需要，還是如期舉行了。思前想後，這是中國近現代史上頗滑稽也頗耐人玩味的一幕。
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於下午3時飛抵北平。中共派和談代表團秘書長齊燕銘、第四野戰軍參謀長劉亞樓等人在機場迎接。
據後來南京政府代表團的成員回憶說，當他們走下飛機時，中共沒有一個要人在機場迎接，機場上冷冷清清，正好與4月的北京天氣相吻合，讓人感到陣陣寒意撲面而來，真正體會到了“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滋味。想當初，當年張治中往延安接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時，中共各要人均在機場歡迎。大有彼一時，此一時的沒落之感。
其實南京政府和談代表的埋怨是毫無道理的，他們忘記了他們的政府，在重慶歡迎毛澤東的情景了。
在南京政府和談比表團飛抵北平的當晚，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談代表團首席代表周恩來，盛宴招待了南京一行人員。
中共最初打算把南京代表團安排到風景優美的頤和園去住，後來考慮到交通上的不便，而把他們安排在六國飯店，南京代表團在整個談判期間，一直住在這裡。
在南京代表團到達北平的第四天，即4月4日，雙方和談還未正式開始，中共為了給南京政府的美夢潑點兒冷水，給代表團的成員指明一條正確的談判道路，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由毛澤東親自撰寫的《南京政府向何處去》一文，說：兩條路擺在南京國民黨政府及其軍政人員的面前：一條是向蔣介石戰犯集團及其主人美國帝國主義靠攏，這就是繼續與人民為敵，而在人民解放戰爭中和蔣介石戰犯集團同歸於盡；一條是向人民靠攏，這就是與蔣介石戰犯集團和美國帝國主義決裂，而在人民解效戰爭中立功贖罪，以求得人民的寬恕和諒解。第三條路是沒有的。 ……人民解放軍就要向江南進軍了。這不是拿空話嚇你們。無論你們簽訂接受八項條件的協定也好，不簽訂這個協定也好，人民解效軍總是要前進的。 ……選擇的時間沒有很多了，人民解放軍就要進軍了，一點游移的餘地也沒有了。
當時在南京對“劃江而治”充滿幻想的李宗仁，也看到了這篇文章，到此時，才徹底絕了他一心一意再做“南朝”君王的夢。
4月7日，李宗仁抱著再試一試的僥倖心態，通過南京代表團致電毛澤東，稱：“張長官文白兄轉潤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來，排除萬難，決定謀和、悱惻之憂，諒貴黨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屆和談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蒞平，協議問題，亦已採納貴方所提八條件為基礎。宗仁剽於戰禍之殘酷，蒼生之惟悴，更鑑於人類歷史演成之錯誤，因以慮及和談困難之焦點，願秉己飢己溺之恢，更作進一步之表示：凡所衣謂歷史錯誤，足以妨礙和平如所謂戰犯也者，縱有湯鑊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辭。至立國大計，決遵孫總理之不朽遺囑，與貴黨攜手，並與各民主人士共負努力建設新中國之使命。況復世界風雲，日益詭譎，國共合作，尤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義，其它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唯化干戈為玉帛，登斯民於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電布捆，諸希亮察。弟李宗仁卯陽印。”
從李宗仁的這封電報看，“悱惻”之情，溢於言表，但其實仍心懷叵測。
電文中稱，“如所謂戰犯者”，“一身”受之而不辭。真意是不願接受此項條件。毛澤東在4月4日《南京政府向何處去》一文中，在第一段文字中連續三次使用“戰犯集團”詞語，發動內戰，使數百萬中華男兒死於戰禍，決非“一身”所能為的，它是一個階級的集團，對此是不能遷就姑息的。李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辭。”實為本階級開脫髮動內戰之罪責。
電文中還稱，“世界風雲，日益詭譎”，這分明是在恫嚇。把美國人當作救命稻草，蔣、李如出一轍。他們都把挽救他們最後失敗的希望寄託在美國人身上。最好是美國能以軍事力量直接干涉解放軍渡江，他們幻想有第三次世界大戰來挽救他們，他們也極力宣揚一種論調：說如中共實行渡江，即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藉此來企圖嚇唬住解放軍過江。可惜毛澤東是個“專揀硬柿子吃”性格的人，決不會染上“恐美病”。
但在此時，毛澤東對待李宗仁是不會採取像對待蔣介石一樣的方法的，沒有諸條反駁，不打嘴上官司，或許因為李不是對手，或許對李是一種爭取，或許現在已無必要了，或許這幾種因素兼而有之。
總之，中共的態度，是談要真談，和要真和。任何想利用和談得到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的陰謀，都是注定要失敗的。
在南京代表團到達北平的第一星期，南京代表團成員一方面與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譚平山、傅作義、鄧寶珊接觸，一方面與林彪、林伯渠、聶榮臻、葉劍英、李維漢等進行該談，主要是想就戰犯問題及渡江問題達成共識，中共早就宣布，無論如何，江是一定要渡的，而蔣、李最主要的夢想，就是解放軍不過江。一個說只要過了江其它問題都好談；一個說只要不過江，一切問題都好談，很難取得一致，因此，原擬於4月5日開始的正式談判未能如期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