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兵敗走東洋，蔣介石跑下峨眉山。毛澤東說，搶吃“桃子”，要問問人民答不答應。接受日軍投降，湯恩伯抱怨沒有預先演習一下。蔣介石上了政學系的當，給毛澤東連發三封“萬急”電報。毛澤東應邀赴渝，蔣介石只好假戲假演。 抗日戰爭勝利，日本強盜必須從中國滾出去。這樣，它們原來在中國搶到的大片土地、巨大財富就要歸還給中國人。雖然中國貧窮落後，又經過無數個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日本法西斯對中國的瘋狂掠奪和殘酷蹂躪，但由於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殘留下來的財富仍不是一個小數目。 “中國人只要有官做他可以舔美國人或英國人的屁股。”這雖然是一個叫李頓的英國人在1932年對中國人的侮辱穢語，但話的本身，卻是真實地反映了自1840年以來中國當權者和腐朽官僚的心態。在洋人強盜面前是狗，在“父母”面前稱爺，“門後耍扁擔一窩裡橫”是舊中國反動官吏的真實嘴臉。

有人說，如果蔣介石能拿出用於對付共產黨和老百姓的三分之一的精力，來對付東洋人，那“九一八”事變就會被平息，“七七”事變就不至於爆發，不能不說是有道理的。 在八年抗戰中，一直對抗日表現出三心二意、無可奈何狀的蔣委員長，一到抗戰勝利，甚至日本軍隊尚未宣布投降，就立刻像毒鬼注射了一針嗎啡一樣，忽然精神亢奮起來，由原來一隻膽小的兔子，即刻變成了一隻兇猛的獅子，率領他的走狗，殺氣騰騰地從峨眉山上下來了。 下來幹什麼？要搶奪抗戰勝利的果實。毛澤東把抗戰勝利的果實比喻成“桃子”。 1945年8月11日，即蘇聯宣布對日作戰的的第三天，美國向日本投擲第二顆原子彈的當天，日本即將宣布投降，蔣介石立即給他的軍隊下令：“加緊作戰，積極推進，勿稍鬆懈”，以搶奪地盤。

同時，重慶政府決定，在陸軍總部之下，成立黨政接收委員會，由何應欽任主任委員，谷正綱、蕭毅任副主任委員。各戰區、各省市相應設立黨政接收委員會。隨後，又經行政院長宋子文簽署、蔣介石批准，成立行政院收復區全國性事業接收委員會，由行政院副院長翁文灝主持，各省市相應設立敵偽資產業處理局。除設立各種各樣的接收機構外，還把全國劃分為七個接收區：蘇浙皖、湘鄂贛、粵桂閩、冀察熱、魯豫晉、東北和台灣。 蔣介石以抗日“第一功”的民族大英雄自居，以他領導的政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自居，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能搶多少就搶多少，而且不擇手段。 因為蘇聯對日作戰和美國向日本投原子彈，都是在極其秘密的條件下準備的。蘇美首腦當然不會把如此重大的軍事行動告訴蔣介石。抗戰勝利來得這麼快，實在出乎蔣介石的意料，致使他對搶吃“桃子”準備不足。

按照盟國規定，中國戰區受降的範圍是：中國本土（除東北歸蘇軍受降外）、台灣（包括澎湖列島），越南北緯16°以北地區。 日本向中國投降的兵力分佈為：華北方面軍326244人，華中第六方面軍290067人，京滬地區第六、第十三軍330397人，越南北緯16°以北地區第三十八軍29815人，共計128324人。偽軍總投降的兵力達50餘個單位，60餘萬人。 面對如此廣大的地區和數量龐大的投降軍隊及其武器裝備，如何才能把這巨大的財富裝入蔣家王朝的私囊，以獨吞抗戰勝利的果實，也確實讓蔣介石犯難了好一陣子。但一個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話，辦法總會有的。更何況蔣介石在多年的政治權術和謀算中已歷練得“絕頂聰明”。

8月10日，蔣介石向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發出訓令：“命令敵軍駐華最高指揮官維持現狀；警告轄區敵軍，除按政府規定之軍事長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並命令日軍在接受政府受降之前，有“維護地方治安”之責。 幾日之後，即8月14日，蔣介石以極端“善良”的菩薩心腸，以《以德報怨》為題，發表了對日政府的廣播，要求中國人民不要“以暴行答复敵人從前的暴行”；並熬有介事他說，《聖經》上所說的“待人如己”和“要愛敵人”兩句話，使他“發生無限的感想”。 此日，他又極少有地自己執筆撰文，向中國人民和世界發表宣言，稱：“中國同胞須知，'不念舊惡'和'與人為善'，是我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至今一貫地只以黷武的日本軍閥為敵，而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

“我們更不可以對敵國的無辜人民加以污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拔於錯誤和罪惡。我們必須切記，如果以暴行答复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复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將成為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 蔣介石的骨頭里滲透著的中國道德傳統是什麼，這是每一個了解他的歷史的中國人都十分清楚的。對共產黨人“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放過一個”。 強盜來了，他要先“安內”而後“攘外”。這就是他的道德本質所在。而在此時，他對侵略中國半個多世紀的日本強盜講起善心來了，發起慈悲來了。 他的違背世界公理，對敵人罪惡的袒護，極其輕率和荒謬地回答了僅在抗日戰爭中就慘死了幾千萬的中國人民。

中國在八年抗戰中的財產損失，以1937年7月的美元幣值換算，僅直接損失（如掠奪金銀、設備等），可掌握的數字就達14億美元之巨，這當然還不包括數以百億、千億計的間接損失在內。而該年度的日本政府財政支出才7.7億美元。要讓日本帝國主義賠償的話，即使拿出每年日本政府財政的全部支出部分，也要半個世紀才能還清中國人民。但由於蔣介石的“以德報怨”和後來的某些原因，沒有使日本對中國進行戰爭賠償。 蔣介石的做法，使日本侵略者都覺得不可思議的“寬仁”，當然要感激涕零了。 日本侵略軍甲級戰犯岡村寧次在他的回憶錄裡，對當時蔣政府的“寬仁”做法和當時他的感受作了回憶：“8月15日這一天，我徹夜不眠，感到無限憂煩。特別當我聽到14日夜陸相阿南剖腹自殺後，更使我驚魂不定。但在16日，當我收到蔣總統要我'忠於職守'的電報後，我心裡的一塊石頭才算落了地……”

據岡村供稱：停戰後，“中國官民”對他的態度“出乎意料的友好”。 蔣介石對日本人最集中的北平、上海等地，分別派其嫡系胡宗南、湯恩伯等接收。工作進行得非常“圓滿”。漢口的國民黨軍司令部在重陽節時，特向駐漢口的日軍司令部贈送了滿滿一卡車月餅。 9月9日，國民黨陸軍司令何應欽，率領參謀部一些高級將領，與岡村進行了“親切會見”。何應欽向岡村表示：“日軍並非戰敗，中國也非勝利。儘管如此，我等應停止一切爭議，讓既往之事付諸東流，而致力於中日之合作。” 日軍侵略頭子岡村對蔣政府的“友好態度”真是感激不盡。他說：“當時如此言論在國民黨軍政官員中到處可聞。可見蔣委員長對日友好合作方針，向部下貫徹得如何徹底。”

接受日軍投降，蔣介石的嫡系湯恩伯還鬧了大笑話。 像狗一樣經常爬著走路的人，讓他起來像人一樣直立行走，還真有點兒不太適應。蔣介石讓湯負責接受上海日軍投降。當日軍十三軍團司令官松井大將到華懋公寓時，湯恩伯畢恭畢敬地起立說：“對不起，松井將軍，今天請你來這裡談談……” 坐在旁邊的美國顧問對湯恩伯用如此低下的語氣和神情與日戰犯說話，非常惱火，立即打斷湯的話說道：“湯將軍，要注意你的身份！你是戰勝者，對於投降的人沒有什麼對不起，你應該說：我命令你！” 湯恩伯一時顯得非常尷尬，不得不改變語氣重新用命令的口吻發言，但腔調十分滑稽。事後湯恩伯單獨同松井會見時，居然歉意他說：“早知道是這樣，我們應該預先演習一下才是。”

山西的土皇帝閻錫山，秉命效法中央而又有其獨到之處。日本國一宣布投降，閻即招攬了原太原市日軍司令澄田味四郎、參謀長山岡道武、師團長山浦三郎等為第二戰區的“總顧問”、“副總顧問”，旅團長板井為“太原市警備司令”。在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的太原街頭，居然出現了由日本軍司令官發布的佈告，聲稱：“凡向日軍挑戰者或者企圖破壞鐵路、道路、通訊線者便作敵人斷然膺懲。” 此外，閻錫山還以“官升三級，兵發雙餉”為誘餌，將6667名日軍官兵，編為6個鐵路護路大隊，由原駐上黨日軍步兵第十四混成旅團旅團長元泉馨任副司令，原日軍參謀田岩清一為參謀長，分別駐太原、榆次、晉源、陽泉等地；還將1000多名日軍官兵，編成“大同保安總隊”，由日人林大佐擔任總隊長。後來，閻錫山又用這些日軍同人民解放軍作戰，在1949年4月太原解放時，被解放軍擊斃約400名，被俘約700名。

蔣介石為了搶奪更多的勝利果實，大量收編偽軍，並加官晉爵，委以重用，以和人民的力量對抗。 同是在8月11日，蔣介石命令偽軍就現駐地點維持地方治安，不得受非本委員長許可之收編。 日本投降後，國民黨當局明確以北平行轅、東北行轅、第二戰區、鄭州綏署和徐州綏署5個單位，負責執行收編偽軍的工作。不少漢奸搖身一變，成了重慶國民政府的要員。汪偽上海特別市市長兼保安司令周佛海和司法行政部部長羅君強，被委任為上海行動總隊正副司令；汪偽廣州要港司令招桂章被委任為南京先遣軍總司令；汪偽海軍部部長、蘇浙皖綏靖主任任援道被委任為南京先遣軍總司令；汪偽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張崗峰、孫良誠、吳化文、龐炳勳、郝鵬舉、孫殿英分別被委任為第三、第二、第五、第一、第六、第四路軍總司令，等等。 到1946年初，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共收編偽軍238996人，編為7個縱隊，27個總隊和73個團；不久，這些部隊又被正式收編為“國軍”。 抗戰勝利，不但蔣介石想發財，而且國民黨的每一個大大小小的官僚，都想趁機撈一把。蔣介石派到各地的接收大員成了“劫收”大員。淪陷區的老百姓給這些國民黨的官員們送了三句話：第一句是“五子登科”；第二句叫做“有條有理”；第三句叫做“無法無天”。 所謂“五子登科”，就是說國民黨接收大員到達以後，房子、婊子、金子、車子、票子樣樣都要。 所謂“有條有理”，就是說，不管你是日本強盜還是狗漢奸，以及混帳王八蛋：只要有金條送給接收大員及其爪牙，無論在抗戰期間犯有多大罪行，都“有理可講”。寧滬地區竟公然為漢奸定下公價，小漢奸每名自法幣30萬元起，大漢奸則為黃金萬兩以上。只要繳了“條子”，自可逍遙法外，有的還被委以重任。 所謂“無法無天”，就是接收大員每到之處，要的只是法幣。只要手中有“法幣”，則什麼事都好說。如果一個人沒有“法幣”、金條，那就“無法無天”，難以生存。 被“劫收”後的勞動人民怨聲載道：“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 當時國民黨政府中負責經濟接收的重要人物邵敏麟，曾向蔣介石說道：“像這樣下去，我們雖已收復了國土，但我們將喪失人心！”“這無異於在國民黨政權裡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 蔣介石在後來一次檢討軍事失敗的會議上也說道：“……在接收時，許多高級軍官大發接收財，奢侈荒淫，沉溺於酒色之中，弄得將驕兵逸，紀律敗壞，軍無鬥志。可以說，我們的失敗，就是失敗於接收。” 蔣介石不可能真實全面地總結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原因，但抗戰勝利，國民黨不擇手段地拼命搶奪抗戰勝利的果實，使其本來就存在的相當嚴重的腐敗現象，更充分地得到表現和發展，確實讓人們進一步深刻認識了國民黨統治的腐朽本質，加速了它的徹底失敗。就此而論，蔣介石亦言之有理。但江山既丟，後悔已為時晚矣！ 在反動的國民黨之外，還有一個共產黨的存在。而且此時的共產黨力量比任何時候都強大，已是一個在政治、軍事諸多方面都有相當的實力，和國民黨進行抗衡的大黨。 “'桃子'是好吃的，但桃子不是空中掉下來的，它長在樹上，需要有人栽樹、施肥、澆水，才可能有桃子。蔣介石蹲在山上一擔水也不挑，現在他卻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要摘桃子。他說，此桃子的所有權屬於我蔣介石，我是地主，你們是農奴，我不准你們摘。”這自然是不行的。抗戰勝利是人民流血犧牲換來的，抗戰勝利應當是人民的勝利，抗戰的果實也應當歸屬於人民。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為什麼要拉開架式，瘋狂地搶奪抗戰勝利果實，就是怕抗戰的勝利果實落到人民的手裡，怕被共產黨拿去甚至拿去一部分。因為幾千年的中國政治土壤，只能培育吃獨食的人，蔣介石更不例外。臥榻之側，連他人安睡都不可容忍，豈能容他人去分享盤中的美味佳餚呢？ 1945年8月11日，在蔣介石命令他的部隊“勿稍鬆懈”搶奪地盤的同時，也給八路軍發去了一道命令，稱： “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其它各作戰區之部隊，並應接受各該戰區司令長官之管轄。政府對於敵軍之繳械，敵俘之收容，偽軍之處理，沒收地區秩序之恢復，政權之行使等事項，均已統籌決定，分令實施。為維護國家之尊嚴，恪守盟邦共同協議之規定，各部隊勿擅自行動為要。” 蔣介石實在是欲蓋彌彰，多此一舉。他太小看了共產黨的膽量和自立、自主的能力了。共產黨從最初的幾十人，發展到抗戰勝利時的百多萬人，什麼時候是經過你蔣介石的允許後才發展起來的呢？ 對於蔣介石及其國民黨搶奪抗戰勝利果實“吃獨食”的行徑，共產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8月13日，八路軍給蔣介石發去了反駁他的命令的電報，電報中說：“我們認為這個命令你是下錯了，並且錯得很厲害，使我們不得不向你表示：堅決地拒絕這個命令。因為你給我們的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違背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僅僅有利於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國的漢奸們。” 當然，這個電報出自毛澤東之手。 蔣介石不可能不知道，早在8月9日，也就是蘇聯宣布對日作戰的當日，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首腦毛澤東已經給部隊下達了緊急命令：“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應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對於一切不願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實行廣泛的進攻，殲滅這些敵人的力量，奪取其武器和資財，猛烈地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 正像蔣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方針早已確定了的一樣，共產黨對付蔣介石國民黨的方針，應該說也是早已確定了的，那就是：“蔣介石對於人民是寸權必奪，寸利必得。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 抗日戰爭在8月份取得勝利，中國共產黨也是缺乏精神準備的。 為了貫徹黨的“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黨提前結束了正在延安召開的“七大”會議。 8月25日，冒著極大危險，用一架美國軍用小飛機，一下子運載黨的20多個高級將領，從延安送往山西東南黎城縣的長凝機場，為使我軍指揮員盡快進入指揮位置。 在此之前，黨中央即指示冀熱遼軍區的李運昌所部，以三路兵力挺進熱河和東北，解放了山海關，控制了錦州和遼西地區。 9月6日進駐瀋陽，隨即分兵赴遼南、遼東等地區，迫使日偽軍投降，清剿政治土匪，初步打開了局面。接著，中央又決定加緊派大批部隊和乾部前往東北。 9 月14日，決定建立以彭真、陳雲、程子華、林楓、伍修權為委員，彭真為書記的中共中央東北局，立即奔赴東北。 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發出《關於目前任務和向南防禦、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和部署的指示》，確定黨和軍隊在全國的戰略方針是“向北發展，向南防禦”。黨為貫徹這一方針，先後派出11萬人的部隊和2 萬名幹部開往東北。其中有中央委員10人（4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10人。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和蔣介石獨吞抗戰勝利果實的行徑“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保衛了人民的勝利果實，進一步壯大了自己的力量，為後來和蔣介石國民黨作更堅決的鬥爭增加了勝利的因素。 “一山沒有二虎”，這是中國幾千年反動的政治傳統的核心所在，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推行家長式統治的思想基礎，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極其沉重的災難，也是中國人民的一個極其頑固、沉重的政治思想包袱。蔣介石把反動的封建專制思想和法西斯主義相結合，長期把中國人民帶人殘酷的戰爭深淵。 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沒有民主，是她的歷史的一部分。沒有民主，解決問題的途徑只有一個：看誰的拳頭硬。所以在中國社會內部，人民的起義特別的多，戰爭特別的多。當然，受害的主要是老百姓。中國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戰死和因戰爭殘害而死的排在飢餓、病亡之首。毛澤東對舊中國缺乏民主的情況，分析得非常深刻，他說：“在中國，主要的鬥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的任務。” 他還說，“有軍則有權，戰爭解決一切”，“在這點上，孫中山和蔣介石都是我們的先生”。 八年抗戰，實在不是一個短時間。勝利了，是中國勝利了。並且和外國人打仗，是中國近百年來的第一次。消息傳來，重慶山城沸騰了，延安沸騰了，整個中國大地，乃至整個世界上凡是有華人的地方，都沸騰了。大都認為，小日本滾蛋了，戰事不再屬於中國，老百姓應該鬆鬆神經，過和平安祥的生活。但這實在是對中國歷史缺乏了解，對蔣介石缺乏深刻認識的盲目樂觀。善良的中國人民，卻沒有一種有效的政治制度來保護他們。 抗戰勝利了，蔣介石把手伸得老長搶摘本不屬於他的“桃子”，要和人民“寸權必奪，寸利心得”。中國共產黨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內戰的爆發是必然的。 毛澤東對蔣介石的認識，甚至超出蔣介石本人。這是從個人而言，蔣介石最後敗在毛澤東手裡的原因之一。當然，根本的問題是二者代表的階級利益不同。一個是反動、腐朽的階級，是注定要失敗的；一個是如日東昇的先進的無產階級，一定獲得最終的勝利，直至最後解放全人類。 毛澤東說，從蔣介石的昨天，就可以看出他的今天，從他的今天，就可以推斷出他的明天。還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的前夕，毛澤東就指出：按照蔣介石的方針，是要打內戰的。獨裁、內戰和賣國三位一體，這一貫是蔣介石方針的基本點。蔣介石總是要強迫人民接受戰爭，他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刀有什麼用處？可以殺人。他要拿刀殺誰？要殺人民。 蔣介石既然如此，那麼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和人民將何以對待呢？毛澤東說：“我們是按照蔣介石的辦法辦事。也拿起刀來。”也要殺人，殺盡中國的反動派。 事實也是如此，自打抗日戰爭勝利之時，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的進攻，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只不過是沒有全面進攻而已。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方針是確定了的。但立時發動全面內戰，其“狼子野心”也未免過於露骨，同時也面臨諸多實際的困難。 抗戰八年，國土大半淪於敵手，國民黨的軍隊被攆到了西南一隅。要把幾百萬軍隊運到指定的位置並能即刻開戰，根本不可能。 八年抗戰中，共產黨的軍隊得到巨大的發展，其實力已今非昔比。抗日戰爭勝利時，中國共產黨已成為擁有120多萬黨員的大黨，有正規軍120餘萬人，民兵200餘萬人，解放區的面積達到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人。與如此龐大數量的共產黨軍隊作戰，不是兒戲就可以對付的，需要認真的準備。 中國人被戰爭折磨得太慘了，這八年受盡了日寇的殘酷蹂躪，想起“戰爭”二字，讓人不寒而栗。甚至當時的許多中國人，祖宗幾代以來，都是在連年戰亂的社會中度過的，沒有過一天讓神經鬆弛的和平生活。抗戰勝利了，人們最渴求的是和平、再和平！不論蔣介石以何種理由發動內戰，都是與人心相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世界各國，也希望和平。這對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也是個限制。 曾經嚴重威脅世界和平與安全、阻礙社會進步的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被徹底摧毀，英法等國在戰爭中受到削弱，元氣大傷。在東歐和亞洲出現了一批人民民主國家。長期受戰火熏燃的世界各國人民，都不願再看到血淋淋的戰爭。 由於蘇美兩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特殊作用，戰後逐漸形成了由蘇美等少數國家規定世界政治格局的狀況。蘇美的對華政策也直接對中國國內的政治局勢產生影響。 對於中國問題，蘇聯政府首腦斯大林，歷來看重國民黨，遠遠超過共產黨，一直把蔣介石政府看作代表中國的合法的政府。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即8月14日，蘇聯政府同國民黨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及《關於大連之協定》、《關於旅順口之協定》、《關於中國長春鐵路之協定》，並就關於外蒙古問題等進行換文，這些條約，實際上恢復了沙皇俄國時期在中國東北地區的一些特權。蘇聯領導人一方面企圖藉此防止美國勢力向東北伸入，以屏障其遠東國防的安全；另一方面則是純粹為蘇聯從中國想獲取一些不義之利益。很顯然，條約及有關協定的內容是危害中國的主權和利益的。條約簽訂的同時，蘇聯領導人還聲明：“蘇聯政府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它物資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的第二天，蔣介石對美國人赫爾利說，理解蘇聯方面“有意幫助促成中國軍隊的統一”，“有意支持中國政府”。 美國政府也認為，這些“協議之存在，一如國民政府所承認的，已經給國民政府以精神上和法律上的利益。” 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到嚴重的破壞，它擔心如中國再發生內戰而會被捲入其中，並且對其獲取中國的利益也不利。因此，它不贊成中國發生內戰。 作為美國，在竭力維護蔣介石在中國的統治的前提下，也不贊成中國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為了遏制蘇聯在遠東的發展，在中國維護蔣介石的統治，進而把中國作為反甦的一個重要陣地。但是，美國對蔣介石政府的腐敗和無能並不滿意，希望它推行一定的民主改革，使它成為可以容納共產黨及其它民主力量代表的、類似歐美國家“代議制式”的“聯合政府”。 同時，也藉此機會，誘使中國共產黨交出人民軍隊和解放區，限制以及扼殺中共的發展，並加緊拉攏蘇聯，使之支持國民黨政府。 如果通過改革，能使國民黨政府在中國人民中獲得威信，能不戰而屈共產黨之兵，美國不贊成中國打內戰。 然而，不論從中國國內國民黨或者共產黨的實際來看，美國對中國問題開出的藥方，都是無效的東西。 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已是一個腐朽透頂、不可救藥的政權。只要蔣介石及其一夥在台上執政，就斷然沒有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也就沒有中國的正常發展。況且，蔣介石也斷然不會允許有人對他開刀割去毒瘡。 從共產黨方面來講，她已是一個成熟的、擁有100多萬黨員的大黨，又掌握有100多萬的軍隊，也不會上這個當。因為，美國人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美國人一方面積極幫助蔣介石搶奪抗戰勝利果實，壓迫共產黨；一方面又希望共產黨主動交出自己手中的軍隊，屈服於蔣氏的一統天下之下，這是斷然不可能實現的。 不可否認，蔣介石是中國歷史上有點“聰明”的人物之一。他陰險狡詐，詭計多端，嗜殺成痛。因有“小聰明”而發家，也因此而最終敗黨亡國。 抗戰勝利以後，蔣介石立刻發動全面內戰有困難，又因為發動內戰受諸多因素的製約。在這種局勢之下，他又耍了一次小聰明。這就是“主動、熱情”地邀請毛澤東進行重慶和談。 從1945年8月14日至8月23日，蔣介石連續給中共發了三次“萬急”電報，特邀毛澤東親臨陪都，共商國事。三封電報全文如下：

蔣介石在10日之內，給毛澤東連發了三封電報，而且電報內容“情真意切”。單從表面現象來看，蔣介石要和共產黨“和談”的態度不可謂不誠，要和毛澤東“共商國家大計”的心情不可謂不迫切。 蔣介石追求的就是這種表面效果，也正是他自認為此番表演的過人之處。因為他和他的幕僚都百分之二百的認為毛澤東不會來重慶進行談判。如果按預料的毛澤東真的不來重慶，就可以把不願和平的屎盆子扣在共產黨的頭上，蔣介石發動內戰就有了理由，就可以爭得國內國際上輿論的同情和支持。退一步講，如果毛澤東來了重慶，也正好利用談判的時間，做好發動內戰的準備。蔣介石主動對中共首腦“誠摯”相邀，先聲奪人，把球首先踢給中共，不管結果怎樣，對國民黨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當然，這只是蔣介石的一廂情願罷了。 日本尚未正式宣布投降，重慶就給延安發去“和談”的邀請電。這一陰謀的突然性，也著實出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意料。蔣介石的葫蘆裡裝的是什麼藥，毛澤東一清二楚，猶如洞中觀火。但共產黨怎麼審時度勢，從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把來球再踢回去，達到後發製人，這是需要智慧、膽略和氣魄的。 如前所述，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方針，是早已定了的。即使如此，如果毛澤東不去重慶談判，蔣介石就會把不願和平的責任推給共產黨，對共產黨是不利的。 國民黨需要時間，共產黨進行自衛戰爭的準備，也同樣需要時間。 斯大林把戰後處理中國問題的重心放在國民黨身上，不贊成打內戰，希望在中國維護蔣介石統一領導下的中央政府，這對中共也是有一定壓力的。 在重慶的邀請電初到延安之時，中共黨內出於對蔣介石本質的認識和對毛澤東安全的考慮，不贊成毛澤東去重慶，反對去重慶赴蔣介石的“鴻門宴”。 所以，蔣介石來電幾天以後，黨中央初議，準備派周恩來應邀去重慶，電報上也說，毛澤東後去。 蔣介石收到中共的電報，果真認為毛澤東不敢赴渝，故急急忙忙又於8月23日給延安一電，再次“迫切”邀請毛澤東。 延安收到蔣介石8月23日的電報後，中共中央再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認為：為了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為了揭露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陰謀，以團結和教育廣大人民，我們應該去。如果我們不去，就中了蔣介石的詭計，他正是希望我們不去，以便藉此說我們拒絕和平，發動內戰。 蔣介石沒有料到，在他發給毛澤東第三次邀請電的第二天，即8月24日，就收到了毛澤東答應赴渝的電報，毛澤東在電報中說：“梗電誦悉。甚感盛意。鄙人亟願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進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蔣介石的主觀願望是要堅持獨裁和消滅共產黨，但是要實現他的願望，客觀上有許多困難。這樣，使他不能不講講現實主義。人家講現實主義，我們也講現實主義。人家講現實主義來邀請，我們講現實主義去談判。”毛澤東最後決定去重慶談判，又把球踢給了蔣介石。不論談判有無結果，共產黨已在政治上處於十分主動的地位。 1945年8月27日，一架美國飛機降落在簡陋的延安機場上，專程來接毛澤東的代表人物赫爾利、張治中，先後走出機艙。 次日下午3時45分，一架標名“漂亮姑娘”的美國運輸機飛臨重慶機場上空，在空中盤旋了兩週後，平穩地降落在跑道上。 艙門打開，稍頃，毛澤東的巨大身軀在赫爾利、張治中、周恩來、王若飛之後，出現在機艙門前。記者們不失時機地拍下了這一珍貴的歷史鏡頭。 毛澤東來到重慶，整個山城乃至全國都沸騰了。 重慶出版的《大公報》8月29日社評寫道：“毛澤東先生到了重慶。毛澤東先生來了！中國人聽了高興，世界人聽了高興，無疑問的，大家都認為這是中國的一件大喜事。” 成都《華西晚報》29日的社評說：毛澤東來到重慶，“對於中國人民，這是一個比之日本突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 西安《秦風時報》《工商日報》聯合版的社論說：“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先生及周恩來等……飛抵重慶，這好像是在陰暗的天空中忽然放出來一道光明，不禁使人手舞足蹈，為國家的前途祝福！自日本投降以後，這真是最令人興奮的消息。” 輿論界一掃數日前的毛澤東未復電允諾時的評論態度，充滿了興奮喜悅。 8月22日，當蔣介石的第二封邀請電（又稱哿電）發出後，《大公報》發表社論說：“抗戰勝利了，但在勝利的歡欣中，人人都在懸注延安的態度。國家必須統一，不統一則勝利不完全，而建國更困難，全國必須團結，不團結則有內亂的危險，更無從使國家走上民主建設的大路。這一星期來，人人為勝利歡欣，也人人為團結懸念。目前得見蔣主席致毛先生的寒電（第一封邀請電），大家為之興奮，希望能由此啟開政治解決之門。現在又讀到蔣主席致毛先生的哿電，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氣，真使人既感慨，又興奮。”社論最後寫道：“我們相信全國同胞的心情，都與蔣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國家之大計。” 美國《紐約時報》8月17日發表一篇評論，它說：“蔣主席邀請中國共產黨領袖赴渝共商國事，……自中國共產黨過去情形視之，此次或將拒絕主席之邀請，彼等並不願參加合作”。此文被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譯成中文，曾在國內好幾家報紙上轉載，用意很明顯，即大造中國共產黨人不要和平，不肯合作的輿論。 關於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這一意圖，陶希聖說得最為明白透徹。他說：“談判的辦法是政學系想出來的，政學系想用軟的一套辦法把共產黨吃掉，談何容易！可是現在動大手術也不是時候，國內有厭戰情緒，國際形勢也不允許中國打內戰，一打起來我們更被動，利用談判拖一拖也好。共產黨拒絕談判，我們更有文章可做。” 然而，共產黨沒有拒絕談判，毛澤東來到了重慶。蔣介石的假戲還非得演下去不可。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國內和平能起決定作用的是國民黨而不是共產黨。但國民黨假和平，真內戰，演了一場假戲，這就使得重慶談判，對中國的和平問題幾乎沒有起什麼實際的作用。 毛澤東於1945年8月28日下午到達重慶九龍坡機場，於10月11日上午離開重慶回返延安，在重慶一共呆了43天。作為談判的結果，是國共雙方代表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團會談紀要》。但這正像毛澤東指出的：“已經達成的協議，還只是紙上的東西。紙上的東西並不等於現實的東西。”後來事實證明，這紙上的東西基本是停留在紙上，沒有變成現實的東西。 儘管如此，重慶談判對中國革命勝利的作用仍然是十分巨大的。它挫敗了蔣介石妄圖把內戰的罪名強加在共產黨身上的政治陰謀。毛澤東、周恩來一行在重慶40多天，廣泛接觸各屆人士，宣傳我黨要和平不要內戰的主張，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也讓許多原來因受反動宣傳的影響不了解共產黨，或是對共產黨抱有很深偏見的人，通過對共產黨領袖及其言行耳聽目睹，開始覺悟，開始對共產黨有了正確的認識，開始向共產黨方面靠攏。這都對以後徹底打敗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產生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