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戰爭是50年代初期，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支援兄弟國家反抗侵略、保衛自己國家安全、維護遠東和世界和平，而進行的反侵略的正義戰爭。它是中國人民反帝鬥爭史上的光輝篇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關係發展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抗美援朝戰爭是一場具有相當規模的國際性戰爭。戰爭雖然只在朝鮮半島進行，但參戰國較多。一方是以美國為首的16個國家軍隊組成的“聯合國軍”及南朝鮮軍，另一方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交戰雙方投入了大量兵力，作戰規模越來越大。雙方兵力最多時共達300萬人，其中，美軍54萬人，其他國家侵朝軍隊2萬人，南朝鮮軍64萬人；中國人民志願軍135萬人，朝鮮人民軍45萬人。這場戰爭又是交戰雙方軍事技術裝備優劣懸殊的現代化戰爭。美軍使用了除原子彈以外的所有現代武器，作戰飛機最多時達2400餘架，艦艇300餘艘，掌握著制空權和製海權；地面部隊全部機械化，有大量火砲和坦克，火力強。機動快，後勤補給順暢。而中國人民志願軍在參戰初期，既無空軍，又無海軍，後來雖有數百架飛機參戰，也只能掩護主要運輸線，難以直接支援步兵作戰；陸軍裝備也相當落後，基本上是靠步兵和少量砲兵、裝甲兵作戰，火力、機動力、補給力均遠不如敵軍。然而，美軍進行的是侵略的非正義的戰爭，失道寡助，士氣低落，內部矛盾重重，兵力不足，難以持久作戰。中國人民志願軍進行的是反侵略的正義戰爭，得道多助，士氣高昂，內部團結，兵力雄厚，加上指揮的卓越，利於持久作戰。這些基本特點，決定了戰爭的複雜性、殘酷性、長期性以及中朝人民贏得最後勝利的必然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依恃其強大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積極推行稱霸世界的侵略擴張戰略。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在1945年12月19日的國情咨文公開宣稱，美國“有經常而迫切的必要來領導世界”。 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在美國國會特別會議上提出了一個系統的綱領，宣稱要把美國的利益擴展到整個世界，美國不能在對“自由世界”的“領導方面舉棋不定”，“必須採取果斷的行動”，向某些國家的反動政權提供“財政援助和物資援助”，並“派遣美國文職和軍事人員”，幫助鎮壓某些國家人民的“混亂和無秩序狀態”，挽救“自由制度的崩潰”，遏制“共產主義的擴張”。這個綱領後來被稱為“杜魯門主義”。在中國，美國支持國民黨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內戰，失敗後仍不甘心，繼續堅持敵視中國人民的政策，要顛覆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朝鮮，美國圖謀建立由它控制的全朝鮮政權，這一圖謀未能得逞後，又製造朝鮮民族的分裂，幫助南朝鮮組織和訓練軍隊以實行武力統一。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美國政府違反聯合國憲章規定的不得乾涉任何國家內部事務的原則，立即對朝鮮實行武裝干涉。 26日，杜魯門命令美國駐遠東的海、空軍支援南朝鮮軍作戰。 27日，美國操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非法決議，要求聯合國各會員國“援助”南朝鮮。同日，杜魯門發表聲明，悍然宣布他已命令美國駐遠東海、空軍對南朝鮮軍提供“掩護和支持”，並宣布他已命令美國第7艦隊向台灣海峽出動。他不顧台灣的地位早已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主要同盟國的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後的現狀所肯定的事實，在聲明中製造“台灣地位未定論”，說什麼“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本的和平解決或聯合國的審議”，企圖霸占台灣。 30日，杜魯門下令將美國駐日本的地面部隊投入侵朝戰爭。 7月7日，美國操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又通過非法決議，給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侵朝軍隊披上“聯合國軍”的外衣，並任命美國遠東軍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為“聯合國軍總司令”，指揮“聯合國軍”和南朝鮮軍作戰。但朝鮮人民並沒有被美國氣勢洶洶的侵略行動所嚇倒。朝鮮人民軍英勇作戰，進展迅速，6月28日占領漢城，7月20日進占大田，並生俘美軍第24師師長威廉·迪安。到8月中旬，解放了朝鮮南部90%的土地，將侵朝美軍和南朝鮮軍壓縮到洛東江以東1萬平方公里的狹小地區。侵朝美軍和南朝鮮軍負隅頑抗，並繼續增援兵力，使戰爭雙方形成膠著狀態。
中國政府主張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一切國際爭端，對於美國武裝干涉朝鮮和侵略中國領土台灣，表示極大憤慨和堅決反對。 6月28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全世界各國的事務應由各國人民自己來管，亞洲的事務應由亞洲人民自己來管，而不應由美國來管。美國對亞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亞洲人民廣泛的和堅決的反抗。”中國人民“既不受帝國主義的利誘，也不怕帝國主義的威脅”，他號召“全國和全世界的人民團結起來，進行充分的準備，打敗美帝國主義的任何挑釁”。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軍委於7月7日和10日召開會議，由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主持討論國防問題，並於13日正式決定抽調第13兵團轄第38、第39、第40和第42軍及砲兵第1、第2、第8師等部隊組成東北邊防軍，8月中旬在東北地區南部完成集結，以保衛東北邊防安全和必要時支援朝鮮人民的反侵略戰爭。接著，採納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的建議，將第9、第19兵團調集於津浦、隴海兩鐵路線，策應東北邊防軍。
9月中旬，朝鮮戰局發生急劇變化。美國經過積極策劃和準備之後，乘朝鮮人民軍主力集中在洛東江戰線，於9月15日由麥克阿瑟指揮美軍第10軍兩個師及砲兵、坦克兵、工兵等部隊共7萬餘人，在飛機近500架、艦艇260艘配合下，在朝鮮西海岸的仁川港實施登陸，爾後分兵向漢城、水原方向實施進攻。 “聯合國軍”和南朝鮮軍在洛東江戰線的主力10個師，在美第8集團軍司令沃爾頓·沃克指揮下，也於9月11日開始進行反撲。 9月27日，經杜魯門批准，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授權麥克阿瑟“在朝鮮的三八線以北進行軍事行動”。此外，從8月27日起，美國空軍飛機對中國東北邊境地區城鎮和鄉村頻繁地進行轟炸、掃射和偵察活動，中國東北地區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這時，美國報刊還透露美國當局製定了侵略中國大陸的戰略計劃。
9月30日，周恩來總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慶祝國慶節大會上發表演說，對美國提出嚴正警告：“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是為了保衛和平，從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已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凌晨，周恩來又約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指出：美國軍隊正企圖越過“三八線”，擴大戰爭。美國軍隊果真如此做的話，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當天，印度政府將此警告向美國政府作了轉達。然而，美國無視中國政府的一再警告，堅持其占領全朝鮮的計劃。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於10月7日開始大規模地越過“三八線”。
當朝鮮戰局急劇逆轉之際，金日成等代表朝鮮勞動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朝鮮人民，致電毛澤東主席，請求中國出兵援助。全中國人民對美國武裝侵略朝鮮群情激憤，紛紛要求同朝鮮人民共同抗擊美國侵略者。全世界人民也對朝鮮戰局普遍表示關注。在這種情況下，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澤東主持下幾次召開會議，討論出兵援助朝鮮問題。經過充分討論，中共中央政治局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根本立場出發，為了挽救民主朝鮮的危局，保衛國家的安全，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決心組織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同朝鮮人民一起共同抗擊美國的侵略。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出：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為如果整個朝鮮被美國侵占去了，朝鮮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敗，則美國侵略者將更為猖獗，於整個東方和世界都是不利的。採取出兵參戰的積極政策，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總之，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 10月8日，毛澤東復電金日成，告知了中共中央的出兵決策及有關事宜。同日，毛澤東發布命令，將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志願軍，任命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準備待命出動。
為了保證出兵參戰的戰略決策的貫徹實施，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確定採取一系列措施：除將業已集結東北地區的部隊出動外，準備抽調第二批及第三批部隊，根據情況需要，逐步入朝參戰；志願軍入朝後，先在元山、平壤鐵路線以北構築兩三道防線，打防禦戰，待部隊裝備、訓練完畢即6個月後，再配合朝鮮人民軍舉行反攻；志願軍以東北行政區為總後方基地，所有一切後方工作供應事宜及有關援助朝鮮的事務，統由東北軍區調度指揮並負責保證之；組成全國防空籌委會，加強國土防空，防備美國使用空軍轟炸大城市及工業基地；在福建方向和廣東方向各部署4個軍，防備美國使用海軍或指使台灣國民黨軍隊攻擊沿海地帶。
正當志願軍已經組成並積極進行入朝參戰的臨戰準備之時，10月15日，杜魯門為探討其侵朝戰爭“最後階段”的戰略問題和中國是否出兵問題，率領一些軍政官員，專程從華盛頓飛到太平洋中部的威克島，與麥克阿瑟舉行會議。他們輕視中國人民的力量，認為中國出兵參戰的“可能性很小”，“不足為慮”，並且“堅信在南北朝鮮，抵抗都會在感恩節（11月23日）前結束”，斷言侵朝戰爭是“贏定了”。會後，侵朝美軍大大加快了向朝中邊境進逼的軍事行動。
10月19日，遵照毛澤東的命令，中國人民志願軍第13兵團4個軍在彭德懷率領下，開始分別由安東、長甸河口、輯安等處跨過鴨綠江，開赴朝鮮戰場，並於10月25日開始同美國侵略軍進行交戰。因此，這一天成為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紀念日。
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為抗美援朝戰爭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以運動戰為主要作戰形式，連續進行了五次戰略性戰役。這是屬於戰略反攻性質的作戰。其特點是：軍事行動與國際政治緊相關聯，直接引起國際政治形勢的變化；戰役規模的夜間作戰和很少間隙的連續作戰，攻防轉換頻繁，戰局變化急劇。
志願軍入朝後，向龜城、泰川、球場、德川、寧遠、五老裡一線開進，計劃進抵該線後組織防禦，制止敵之進攻，穩定局勢，掩護朝鮮人民軍北撤整頓。但這時，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以4個軍（軍團）10個師另1個旅、1個空降團共計13萬餘人兵力作戰，前進速度很快，已佔領平壤、陽德、成川、咸興線，並放膽分兵多路向朝中邊境進逼，企圖在感恩節前佔領全朝鮮。志願軍已不可能先敵到達預定防禦地區。毛澤東主席審時度勢，當機立斷，於10月21日電示彭德懷，決策改變原定組織防禦的計劃，採取在運動中殲滅敵人的方針，利用出兵參戰的突然性，立即部署作戰。他指出：“現在是爭取戰機問題，是在幾天之內完成戰役部署，以便幾天之後開始作戰的問題，而不是先有一個時期部署防禦，然後再談攻擊的問題。”於是，志願軍以第42軍兩個師在東部戰線黃草嶺、赴戰嶺地區進行防禦，牽制東線之敵；以第38、第39、第40軍和第42軍一個師在西部戰線實施反擊（後增調第50、第66軍）。 10月25日與敵交戰後，殲滅南朝鮮第6師大部，重創美騎兵第1師。這就是第一次戰役，國際史學界有些學者稱為清川江戰役或鴨綠江戰役。至11月5日，戰役結束，志願軍共殲敵1.5萬餘人，將敵軍從鴨綠江邊打退到清川江以南，挫敗了敵軍在感恩節前佔領全朝鮮的計劃，初步穩定了朝鮮戰局。戰役開始的當天，根據中共中央決定，第13兵團領導機關與彭德懷的指揮所合併組成志願軍領導機關，第13兵團領導人鄧華任志願軍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洪學智、韓先楚任副司令員；中共志願軍委員會由彭德懷任書記，鄧華任副書記。戰役結束前，11月4日，中國各民主黨派發表聯合宣言，闡明全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完全合乎正義的，宣告“中國各民主黨派誓以全力擁護全國人民的正義要求，擁護全國人民在志願基礎上為著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神聖任務而奮鬥”。 11月7日。新華通訊社首次報導了志願軍入朝參戰舉行強大反擊並取得重大勝利的消息。中國各民主黨派發表聯合宣言和志願軍入朝參戰並取得首戰勝利，是當時的重大事件，因而迅速傳遍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響，各國人民普遍支持，帝國主義陣營憂心忡忡。
“聯合國軍”遭到打擊後，雖已發覺志願軍入朝參戰，但仍認為中國不敢進行大規模較量，因而於11月24日發動了企圖在聖誕節結束戰爭的“總攻勢”。在此之前，11月4日，彭德懷即已提出誘敵深入的方針和在西線以戰役反擊粉碎敵人進攻的部署，毛澤東批准了這一方針和部署，同時告知：已命令第9兵團立即入朝，全力擔負江界、長津方面的作戰，以求轉變東線戰局。第9兵團轄第20、第26、第27軍共12個師，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宋時輪（後任志願軍副司令員）率領下，於11月7日起入朝。這樣，志願軍前線作戰兵力達到9個軍30個師38萬餘人，並有朝鮮人民軍一部配合作戰，與“聯合國軍”和南朝鮮軍在前線地面部隊5個軍13個師另3個旅、1個空降團共22萬人相比，兵力佔很大優勢。志願軍節節抗擊，故意示弱，將敵軍誘至預定地區後，於11月27日在東西兩線發起猛烈反擊。這就是第二次戰役，國際史學界有些學者稱為平壤、興南戰役。在西線，殲滅南朝鮮第7、第8兩師大部，給美第2師殲滅性打擊；在東線，給美陸戰第1師、步兵第2師殲滅性打擊。麥克阿瑟被迫命令“聯合國軍”和南朝鮮軍從陸地和海上實施總退卻。美第8集團軍司令沃克在敗退中身亡。杜魯門命令美國陸軍副參謀長馬修·李奇微接任遺職。到12月24日戰役結束，志願軍共殲敵3.6萬餘人，收復“三八線”以北除襄陽以外的全部領土，並佔領甕津半島、延安半島，迫使敵軍在“三八線”轉入防禦，從而扭轉了朝鮮戰局。在戰役期間，中國政府經過長時間的外交鬥爭之後，得到聯合國秘書長賴伊的邀請，派出特派代表伍修權參加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討論美國武裝侵略中國領土台灣案的會議，伍修權於11月28日和30日，在安全理事會發表長篇演說，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對美國侵略中國領土台灣、侵略朝鮮等罪行，進行了義正辭嚴的控訴。這是中國外交鬥爭的一個勝利，擴大了新中國的政治影響。 11月30日，杜魯門發表聲明說，朝鮮戰局的發展使美國“面臨一次嚴重的危機”，“我們可能要節節敗退，就像我們前次遭受的失敗一樣”。但他仍然決意堅持其侵朝政策，並揚言美國政府“一直在積極地考慮”在朝鮮使用原子彈問題。杜魯門的原子訛詐，沒有嚇倒中朝人民，倒是在美國的盟國中引起震驚和抗議，使他只得改口說“並沒有這種打算”。 “聯合國軍”的“總攻勢”失敗後，美國輿論界把這次失敗比作“惡夢”、“悲劇”。驚呼這是“美國陸軍史上最大的敗績”。美國統治集團內部則在失敗的責任問題上互相攻訐，矛盾尖銳。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共和黨議員通過決議，要求“徹底打掃國務院”，把國務卿迪安·艾奇遜撤職；還有的議員要求國會對杜魯門實行彈劾。
美國政府為挽回敗局，於12月14日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成立所謂“朝鮮停戰三人委員會”的決議，打出“先停火、後談判”的幌子，企圖爭取時間，整軍再戰，捲土重來。為了打破這一陰謀，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指出：“我軍必須越過三八線。如到三八線以北即停止，將給我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此次南進希望在開城南北地區，即離漢城不遠的一帶地區尋殲幾部分敵人。”經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商定，集中志願軍第38、第39、第40、第42、第50、第66軍和人民軍第1、第2、第5軍團，發起進攻戰役，粉碎敵軍在“三八線”既設陣地的防禦，殲滅臨津江南岸至北漢江西岸地區第一線布防之敵，相機佔領漢城。戰役於1950年12月31日開始，至1951年1月8日結束，志願軍和人民軍共殲敵1.9萬餘人，佔領了漢城，將敵軍打退到平澤、安城、堤川、三陟一線。這就是第三次戰役，國際史學界有些學者稱為漢城戰役。美國的“先停火、後談判”的企圖破產後，於2月1日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美國的誣衊中國為“侵略者”的提案。周恩來外長次日發表聲明，對這一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提案予以嚴正譴責。
志願軍連續取得三次戰役勝利後，信心倍增，士氣高漲，但部隊疲勞，疾病患者很多，補給也很困難，因而主力轉休整，準備春季攻勢。 “聯合國軍”在連遭失敗後，發現志願軍補給困難，第一線兵力不足，短期內難以發動攻勢。於是，利用其優勢的運輸條件，迅速補充兵員和物資，於1月25日起，集中5個軍16個師另3個旅、1個空降團共23萬餘人，恢復了攻勢。志願軍遂採取“西頂東放”的方針，以求打破敵之攻勢。西線，志願軍第38、第50軍在人民軍第1軍團配合下，並以第26軍為預備隊，在漢江南岸進行了頑強的防禦作戰，遲滯了敵軍主要進攻集團的行動。東線，志願軍第39、第40、第42、第66軍，在人民軍第2、第3、第5軍團配合下，在橫城方面趁敵一部孤立突出之際發起反擊，殲滅南朝鮮第8師、美第2師各一部。這就是第四次戰役。此役到4月21日結束，共殲敵7.8萬餘人，將敵軍攔阻在“三八線”附近的開城、高浪浦裡、華川、楊口，桿城一線。
“聯合國軍”4月初進到“三八線”後，計劃以側後登陸配合正面進攻，繼續向北推進，“在朝鮮蜂腰部（即元山至平壤一線）建立新防線”，以便在軍事上、政治上取得有利地位。到4月15日，志願軍第19兵團轄第63、第64、第65軍在司令員楊得志（後任志願軍副司令員）、政治委員李志民率領下入朝，第3兵團轄第12、第15、第60軍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賡（後任志願軍副司令員）率領下入朝，先後在前線完成集結；原在元山地區休整的第9兵團也已開到前線。這樣，志願軍有了絕對優勢的進攻兵力。根據毛澤東提出的“戰爭準備長期，盡量爭取短期”的指導方針，志願軍經與人民軍協商，決定實施反擊戰役，殲敵幾個師，粉碎敵之登陸、計劃，奪取戰場主動權。這就是第五次戰役，它於4月22日開始，先在西線進攻，後轉向東線。在西線，殲滅美第24師、英第29旅、南朝鮮第1、第6師各一部，推進到漢城附近。在東線殲滅南朝鮮第3、第9師大部和美軍一部。然後轉入運動防禦，向“三八線”附近轉移。 6月10日戰役結束，共殲敵8.2萬餘人，把戰線穩定在“三八線”附近，挫敗了敵在“朝鮮蜂腰部建立新防線”的計劃，迫敵轉入戰略防禦。戰役期間，美國統治集團內部由於其侵朝戰爭失敗引起政策和戰略的尖銳分歧，杜魯門於4月11日宣布撤銷麥克阿瑟的美遠東軍總司令、“聯合國軍”總司令職務，遺職由李奇微接替，美第8集團軍司令職務由詹姆斯·範佛里特接替。麥克阿瑟的被撤職，導致了美國統治集團爆發空前激烈的大爭論。 5月18日，美國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對中朝兩國實行“禁運”的提案，企圖以經濟封鎖迫使中國屈服。 5月2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聲明予以譴責，並指出這一提案絲毫也不會影響中國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鬥爭。
1951年6月中旬至1953年7月27日戰爭結束，為抗美援朝戰爭的第二階段。這一階段，交戰雙方處於戰略相持狀態，主要作戰形式是陣地戰；同時，交戰雙方進行停戰談判。其特點是：軍事行動與停戰談判密切配合，談談打打，打打談談；戰線相對穩定，局部性攻防作戰頻繁；“聯合國軍”愈來愈被動，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愈戰愈強。
交戰雙方經過五次戰略性戰役的激烈較量，綜合力量對比趨於旗鼓相當，在“三八線”附近形成了戰略相持局面。中朝人民軍隊要把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趕下海去固不可能，“聯合國軍”要想把志願軍打回到鴨綠江以北更屬夢想。因此，交戰雙方都要調整各自的戰略。 1951年5月16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重新制定了美國對朝鮮問題的政策，決定謀求進行停戰談判，但在達成停戰協定以前，仍要“繼續抗擊和懲罰”中朝人民軍隊；如果談判解決不成，美國“仍將繼續執行目前的軍事行動方針，即目的不是用武力統一朝鮮，而是要給敵人以重創”，防止中朝人民軍隊“奪佔南朝鮮”。 6月初，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透露了美國通過談判結束戰爭的意向，美國還通過中立國向中國進行試探。這時，毛澤東和金日成也就朝鮮戰爭問題進行了商談。 6月中旬，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出要將“充分準備持久作戰和爭取和談達到結束戰爭”作為總的戰爭指導方針。在軍事上則相繼確定了“持久作戰、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 6月23日，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根據中朝兩國一貫主張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立場和美國政府所表示的舉行談判的意向，提出了“交戰雙方應該談判停火與休戰”的建議。 6月30日，“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奉美國政府之命發表聲明，表示願意舉行停戰談判。 7月1日，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答复李奇微，同意舉行停止軍事行動和建立和平的談判。朝鮮停戰談判遂於7月10日開始。
志願軍在“持久作戰、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指導下，實行戰略轉變。所採取的主要措施是：極積加強政治工作，在全體指戰員中普遍深入地進行持久作戰的思想教育，克服速勝思想；實行部隊分批輪番作戰，保持第一線部隊充沛的戰鬥力；沿戰線構築數道大縱深防禦陣地；在作戰指導上，使作戰與談判相配合、相適應，並貫徹打小殲滅戰“零敲牛皮糖”的原則；努力改善武器裝備，加強特種兵建設；加強後方建設，改善交通運輸，保證物資供應。同時，第20兵團轄第67、第68軍、在司令員楊成武，政治委員張南先率領下，於6月開始入朝，集結於東線元山以西地區，準備隨時支援人民軍作戰或殲滅登陸之敵。第23兵團轄第36、第37軍，在司令員董其武、政治委員高克林率領下於9月初入朝，擔任3個月的修建朝鮮北部機場任務。 8月，甘泗淇任志願軍副政治委員。
停戰談判開始前後，毛澤東多次發出指示，要求志願軍必須極力提高警惕，積極注意作戰，準備協同朝鮮人民軍對付敵軍為迫使朝中方面訂立城下之盟而舉行大的進攻和在後方的轟炸。停戰談判開始後，果如所料，美方即暴露出缺乏誠意，製造障礙，進行訛詐。在討論軍事分界線的劃分時，美方炫耀其軍事威力，以“補償”其海、空軍優勢為藉口，無理要求將軍事分界線劃在中朝人民軍隊陣地後方，企圖不戰而攫取1.2萬平方公里土地。當遭到朝中方面的堅決拒絕和據理駁斥後，美方競揚言：“讓炸彈、大砲和機關槍去辯論吧！”緊接著，“聯合國軍”和南朝鮮于8月18日至9月18日，在東線動用7個師兵力，向朝鮮人民軍陣地發動了夏季攻勢。朝鮮人民軍在志願軍配合下，英勇奮戰，挫敗了這一攻勢。 “聯合國軍”付出傷亡7.8萬餘人的代價，僅佔去179平方公里土地。 9月29日至10月22日，“聯合國軍”又以志願軍陣地為重點，發動了秋季攻勢，特別實施了所謂“坦克劈入戰”。志願軍奮戰月餘，予以粉碎。 “聯合國軍”傷亡7.9萬餘人，僅前進3、4公里。志願軍和人民軍還舉行局部戰術反擊和攻島作戰。在11月的攻島作戰中，志願軍空軍首次直接配合陸軍作戰。 “聯合國軍”深入在朝鮮西北部各海島的情報基地被清除。
“聯合國軍”在發動夏秋攻勢的同時，還從8月中旬開始，實施“空中封鎖交通線戰役”，即所謂“絞殺戰”，企圖用3個月的時間轟炸，摧毀朝鮮北部的交通運輸線，切斷中朝人民軍隊前線與後方的聯繫，窒息中朝人民軍隊的作戰能力。志願軍動員空軍、高射砲兵、鐵道兵、工程兵、運輸部隊及所有後方機關和部隊，在朝鮮人民的大力支援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反“絞殺戰”鬥爭，建立了以兵站為中心、鐵路與公路相結合、前後貫通、縱橫交錯的運輸網絡，形象的叫法“炸不斷、打不爛的鋼鐵運輸線”，基本上解決了作戰物資的補給問題，取得了戰略上的一個勝利。 1952年5月31日，範佛里特承認：“雖然聯軍的空軍和海軍盡了一切力量企圖阻斷共產黨的供應，然而共產黨仍然以難以令人置信的頑強毅力，把物資送到前線，創造了驚人的奇蹟。”
1952年初，侵朝美軍公然違反1925年40多個國家簽訂的禁止使用細菌武器的《日內瓦議定書》，以製造疫區、殘害朝中軍民、削弱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有生力量為目的，大規模地實施了細菌戰。 2月下旬，朝中兩國政府發表聲明，向全世界揭露美軍進行細菌戰，呼籲各國人民制止這種罪行。美國政府開始時故作沉默，直到3月4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才發表聲明進行抵賴，說什麼“聯合國軍過去沒有進行過現在也沒有進行任何細菌戰”。 3至8月，中國組織各界代表和科學專家的調查團，國際上也有“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和“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進行了實地調查，收集大量證據，證實了美軍的細菌戰罪行。志願軍積極開展了反細菌戰鬥爭，控制了疫情的發展。
1952年春夏季，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進行了以構築坑道工事為中心的鞏固陣地鬥爭。到8月底，經過廣大指戰員的艱苦努力，在橫貫朝鮮半島250公里長的、20至30公里縱深的整個戰線，構成了以坑道工事為骨幹、結合野戰工事的堅固防禦體系。以後，不斷進行加固和完善，使之真正成為銅牆鐵壁般的防禦陣地。坑道工事是戰爭史上的一個重大創造。它解決了在敵軍強大火力突擊下有效地保存有生力量的問題，大大增強了防禦的穩定性，為貫徹“持久作戰、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提供了堅實可靠的物質基礎。在此期間，交戰雙方指揮官有所變動。 4月初，彭德懷司令員兼政委委員回國休養（後留在國內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志願軍的工作由副司令員陳賡負責。 6月，陳賡回國任職，鄧華任志願軍代司令員和政治委員。 4月28日，李奇微到歐洲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隊最高司令，馬克·克拉克接任“聯合國軍”總司令和美遠東軍總司令。
由於方針明確，陣地鞏固，供給有保證，裝備有加強，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的作戰條件大為改善，在戰場上的主動地位進一步增強，不僅可以勝利地進行堅守防禦作戰，而且可以勝利地實施陣地進攻作戰。因此，1952年9月18日至10月31日，發起了全線性戰術反擊作戰。志願軍對敵軍排、連、營陣地共60個目標進攻77次，殲敵2.7萬餘人，鞏固佔領敵軍陣地17處。 “聯合國軍”陷於被動地位，8個師頻繁調動，疲於奔命。 10月14日至11月25日，在範佛里特指揮下，陸續動員6萬兵力、300餘門火砲、170餘輛坦克、3000餘架次飛機，發動了以上甘嶺為主要目標的所謂“扭轉當前戰局”的“金化攻勢”。志願軍則相繼投入4萬兵力、180餘門火砲進行堅守防禦，殲敵2.5萬餘人，收復了陣地。這就是著名的上甘嶺戰役。其兵力、火力之密集，反复爭奪之頻繁，戰鬥之殘酷激烈，為世界戰爭史上所罕見。
1952年11月5日，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出任歐洲盟軍司令、指揮過諾曼底登陸戰役、剛剛辭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武裝部隊最高司令職務的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當選為美國第34屆總統。在他當選前後，美國的戰爭叫囂甚烈，進行大規模軍事冒險的可能性增長。對此，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極為重視，估計在一定時期內（假定為一年）朝鮮戰局會趨於激烈化，敵軍向中朝人民軍隊後方兩側實施登陸進攻的可能性很大，因而決定進行反登陸作戰準備。 12月20日，中共中央給志願軍下達了關於準備一切必要條件，堅決粉碎敵人登陸企圖，爭取戰爭更大勝利的詳細指示。艾森豪威爾1953年1月20日就任美國總統後，於2月2日發表國情咨文，極力鼓吹擴張政策，並於次日同派兵參加“聯合國軍”的其他15國代表策劃加緊對中國實行封鎖。 2月7日，毛澤東發表講話，針對艾森豪威爾的言行，嚴正地宣告：“我們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國主義一天不放棄它那種蠻橫無理的要求和擴大侵略的陰謀，中國人民的決心就是只有同朝鮮人民一起，一直戰鬥下去。”在1953年整個春季，志願軍堅決執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全力進行反登陸作戰準備。主要是：在東西海岸，設置了縱深達10公里的兩道防禦地帶，挖掘720餘公里的坑道，構築600多個永備水泥工事；增調4個軍、1個坦克師、7個多砲兵團入朝，14個空軍師準備隨時參加反登陸作戰；調整了兵力部署，重點加強了西海岸防禦兵力；海岸砲兵、布雷隊、魚雷艇隊和海上巡邏大隊，進行了海上防禦作戰準備；鐵道兵、工程兵對朝鮮北方的交通網絡進行了改造和完善；囤積了12.3萬餘噸彈藥和可供全軍食用8個半月的糧食；擔任海岸防禦的各軍進行了緊張的戰備訓練和實兵演習。這種大規模的反登陸作戰準備，是對美國和“聯合國軍”企圖進行登陸冒險的有力一擊。在正面攻不動，兩翼又森嚴壁壘的情況下，美國當局只得於4月26日恢復中斷半年之久的停戰談判。 2月10日，美陸軍助理參謀長馬克斯韋爾·泰勒接替退休的範佛里特擔任美第8集團軍司令。
5月13日起，志願軍根據毛澤東關於“爭取停，準備拖。而軍隊方面則應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談，不要松勁，一切按原計劃進行”的指示，為了促進停戰談判，對“聯合國軍”發起了夏季反擊戰役。至6月15日，停戰談判全部達成協議，簽署停戰協定在即。彭德懷重返朝鮮前線準備料理停戰協定簽字事宜。但一貫蓄意破壞停戰談判的南朝鮮李承晚集團，公然於6月17日夜，以“就地釋放”為名，強行扣留了2.7萬名朝鮮人民軍戰俘，並叫囂要“繼續打下去”，“打到鴨綠江”等。為了打擊李承晚集團，保證實現穩定可靠的停戰，毛澤東於6月21日批准彭德懷的提議，決定打一仗再簽字停戰。於是，志願軍經過充分準備，集中5個軍兵力和1000餘門火砲，於7月13日開始發起了金城戰役，一舉突破南朝鮮軍4個師25公里的防禦正面，突入敵防禦縱深達15公里，殲敵7.8萬餘人。在戰役勝利進行中，克拉克請求馬上在停戰協定上簽字；李承晚也被迫表示準備實施停戰協定的條款。在談判桌上，美方首席代表按照美國政府的意旨，就朝中方面提出的一系列質詢，作出了實施停戰協定的、朝中方面基本滿意的各項保證。因此，7月27日，交戰雙方在停戰協定上簽字，朝鮮半島實現了全世界人民渴望已久的停戰。克拉克說：“我是第一個在沒有取得勝利的停戰條約上簽字的美國陸軍司令官”。在整個夏季反擊戰役期間，中朝人民軍隊共殲敵12.3萬餘人，攻占土地240平方公里。抗美援朝戰爭以中朝人民軍隊的最後勝利而告結束。
朝鮮停戰實現後，中國政府於1953年12月23日決定將戰爭期間援助朝鮮的一切物資和費用無償地贈送給朝鮮政府，並再撥人民幣8億元無償地贈送給朝鮮政府，作為恢復其國民經濟之用。志願軍以高度的熱情，幫助朝鮮人民在戰爭的廢墟上重建家園。例如，金城地區駐軍僅用20多天就幫助當地人民修建房屋1400多間；鐵道兵部隊用3個月時間修復了清川江鐵路大橋；工程兵部隊在平壤市修建了辦公大樓、醫院、學校等建築20多萬平方米，等等。這一切行動，進一步加深了同朝鮮人民的戰鬥友誼。同時，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為維護停戰協定的實施，一方面在政治上不斷揭露美方違反和破壞停戰協定的行為，同美方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另一方面，積極修築和加固工事，進行軍政訓練，提高部隊作戰能力，嚴陣以待，準備應付任何軍事挑釁，從而保證了朝鮮停戰的相對穩定性。
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一貫主張和平解決朝鮮問題，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讓朝鮮人民實現自主和平統一國家的願望。因此，從1954年9月至1955年10月的一年多時間裡，先後分三批主動從朝鮮撤出了19個師的部隊。 1958年2月5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發表聲明，提出：“為了緩和端鮮的緊張局勢以及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美軍和包括中國人民志願軍在內的一切外國軍隊應當同時撤出南北朝鮮。”2月7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表示堅決響應，並準備就中國人民志願軍從朝鮮撤出問題同朝鮮政府進行磋商。經過中朝兩國政府代表團會談後，中國人民志願軍主動地、單方面地、全部地於1958年3月16日至10月25日撤出了朝鮮。這一重大行動，是對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首創性的切實的貢獻，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熱烈歡迎。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共殲滅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和南朝鮮軍109萬餘人（包括1950年6月25日至10月24日朝鮮人民軍單獨作戰殲敵13萬餘人），摧毀和繳獲敵軍大量武器裝備和作戰物資。據美軍資料透露，美國在戰爭中消耗物資7300餘萬噸，開支戰費830億美元，僅次於它在第二次大戰中的耗費。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粉碎了美國政府妄圖征服全部朝鮮並進而擴大侵略的計劃，有效地扞衛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保障了中國的安全，維護了遠東和世界和平；它顯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威、國威，使中國的國際威望空前提高；它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特別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帝反殖鬥爭，使這一斗爭更加普遍更加迅猛地發展起來；它提高了中國人民的政治覺悟，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熱忱和民族自尊心，推動了中國的民主改革和經濟恢復工作；它促進了中國的國防建設和軍隊現代化建設，將軍隊的作戰能力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抗美援朝戰爭取得偉大勝利的主要因素是：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戰爭指導路線，對戰爭實施了正確的領導和卓越的指揮，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軍事思想。中國人民志願軍將士高度地發揚了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士氣旺盛，英勇善戰，創造了無數驚天動地、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榮立集體功的單位有6000多個，榮獲英雄模範稱號和榮立戰功的人員有30多萬人，在戰鬥中壯烈犧牲和光榮負傷、失踪的有36萬餘人，志願軍不愧為“最可愛的人”。全中國人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艱苦奮鬥，以一切必需的人物、物力、財力支援了前線，為戰爭提供的物資共達560萬噸，承擔戰費62億元人民幣。朝鮮人民忍受帝國主義侵略造成的苦難，以堅持生產、籌借糧食、修橋築路、運送物資、救護傷員、擔任嚮導、防奸反特等積極行動，支援了志願軍的作戰。朝鮮人民軍和志願軍在並肩作戰中，做到了密切協同，相互配合，成為堅強的整體的戰鬥力量。這樣，就形成了偉大的氣勢磅礴的人民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人民戰爭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