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後記

“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曾經一代梟雄朱元璋“命劉基等卜地定作新宮”，最終選定這塊“鍾阜龍蟠”、“帝王之宅”的風水寶地。 20萬軍民工匠曾填湖築新城，營造起南北長5華里，東西寬4華里，壯麗巍峨，盛極一時的皇宮建築。也還是在這裡，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南下，為奪取侄子建文帝的帝位，上演了一場叔侄爭權相殘的悲劇，四年鏖兵，最終使“都城陷落，宮中起火”，燒毀了奉天殿等宮殿，令建文帝下落不明。 而1947年2月6日的下午，在這座記載了太多興亡榮辱的宮闕遺址之上，一場遲到的審判在萬眾期待之下，終於開始了。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後，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列為乙級戰犯的原日本陸軍第6師團師團長谷壽夫從日本東京的巢鴨監獄引渡到中國，接受盟軍總部遠東軍事法庭委託的江蘇高等法院刑庭第一庭的審判。

在中國憲兵將戰犯谷壽夫押入法庭之後，公訴人首先代表中國政府宣讀起訴書，以南京大屠殺主犯的罪名，起訴擔任日軍第6師團師團長的谷壽夫，於1937年12月13日，率部攻入南京，立即展開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持續40多天。起訴書宣讀了兩個多小時，旁聽者無不義憤填膺，為之切齒。 當審判長問被告對公訴書中所列舉的犯罪事實有何申訴時，谷壽夫卻故作鎮靜，為他的犯罪事實厚顏無恥地進行狡辯：“當日軍攻克上海，南京處於戰爭狀態之時，你們中國政府為什麼不早作撤退準備，在雙方交戰炮火紛飛的情況下，有些非戰鬥人員不幸為流彈所中，這也是戰爭中不可避免的現象，本人對此感到抱歉。” 事實上在谷壽夫眼中他作為南京大屠殺的主犯起訴的確有些冤枉，畢竟在那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之中，他並非攻占南京的最高長官。作為華中方面軍司令官的松井石根，在佔領南京之前，曾下令佔領南京後，“分區對城內進行掃蕩”，有意縱容日軍官兵實施各種極端的暴行，根本沒有採取任何制止措施。不過此時這位他的老上級已經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列為甲級戰犯，恐怕也難逃絞首之災。

當然谷壽夫還可以將自己被指控的種種罪行推給上海派遣軍司令朝香宮鳩彥，因為正是他在12月12日南京淪陷之後，發出一連串由朝香宮鳩彥本人簽署的命令，上面還加蓋著“機密”和“閱後銷毀”的字樣，其內容十分簡單：“殺掉全部俘虜。”而在背後鼓動朝香宮鳩彥的則是在南京攻城中負傷的第16師團師團長中島今朝吾和在杭州灣登陸中便叫囂“草木都是敵人”的第10軍司令柳川平助。 不過此時柳川平助和中島今朝吾都已經在日本戰敗前後先於審判而病死家中，而朝香宮鳩彥則因為其日本皇室的特殊身份，而得到了美國軍隊的庇護，在這樣的情況下谷壽夫便必須獨自為所有罪行負責。面對著許多出席作證的被日軍屠殺倖存者和被害家屬的血淚控訴，他仍然惡狠狠地說：“你們在堂堂國際法庭上，不要帶上民族感情來對我審訊，這是不符合法律原則的，是不公道的。”最後還強辯說：“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我是奉命來華作戰，執行任務的，戰爭責任不在我谷壽夫身上。”

谷壽夫的狡辯除激起了人們滿腔怒火之外，卻也折射日本軍隊在製造“南京大屠殺”時的心理。實際上，世界戰爭史上大屠殺的情景曾多次出現，例如，迦太基城破的時候，城中25萬人（一說60萬人），除了五萬名年輕女性被賣作奴隸以外，其餘全部被殺。但是那是羅馬帝國為了滅絕自己的對手而展開的最後一擊，而當時指揮羅馬軍隊的統帥小西庇阿也曾引用過《荷馬史詩》的名句“我們神聖的特洛伊，普賴阿姆及其治下之民，亦有滅亡之日”來表達羅馬最終也將難逃輪迴的命運。 而在許多自詡為世界征服者的軍事強權攻城略地之時，也曾將屠殺作為一種瓦解對方抵抗意志的手段。因此直到今天，仍會有許多日本人在為“南京大屠殺”尋找藉口：有的說，這只不過是在效仿蒙元以屠刀征服中華；也有的說，俘虜太多，日本陸軍兵站系統不健全而不得不屠殺部分戰俘；更有甚者還說，是由於中國軍隊在淞滬、南京城下抵抗過於激烈，導致進城之後殺人洩憤。總之一言蔽之，日本軍隊沒有責任，錯誤全在別人身上。

但其實種種藉口本身便已經展現出了日本軍隊在南京展開血腥屠殺時的真實心態，那就是這一切的暴行都終究不會得到懲罰。南京城下，9萬中國軍隊和12萬日軍的會戰開始，無論裝備、士氣、補給，還是訓練和指揮，雙方都根本不在一個檔次，戰鬥結果可想而知。 不是中國軍隊不抵抗，也不是德械師的官兵們不英勇，而是由於之前連續四個月的惡戰讓中國士兵拼盡了力氣，拼到最後，卻連首都都拼丟了。那麼多袍澤戰死沙場，還是一敗再敗。在南京城破之後，中國官兵就和拼命奔跑中脫水的人一樣，陷入一種無力也無心再戰任人宰割的狀態，越是中央軍系統的官兵表現得越明顯。這就讓日本士兵萌生了僥倖心理，即中國軍隊不堪一擊，在戰場上即使用再殘暴的行為對待他們都不會得到懲罰，於是日軍的暴行迅速擴散開來。

但是在南京以後，越來越多的中國軍民開始意識到，這場戰爭不但不可能在短期結束，而且將是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戰：假若戰敗將不僅僅是割地賠款，而是真正的亡國滅種；傀儡的滿洲國太遙遠，血腥的南京卻讓中國腹地的人們真正感到了滅國的危險和痛苦。 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陷落以後，敗退中的中國軍隊，重新恢復了戰鬥的意志，抵抗侵略和捍衛民族尊嚴的決心從低谷回升——那已經不是想在短期內戰胜日軍的意志，而是依靠中國人的堅韌，維護這個國家生存的意志。正是南京，讓中國的抗日戰略真正轉向了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戰。實際上南京之後，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軍隊的裝備，訓練比淞滬戰爭時期都要有所下降。如果說淞滬戰爭時期，是一支準近代化軍隊和一支近代化軍隊在戰鬥，此後，就是一支近乎中世紀的軍隊依靠數量和犧牲抵抗一支現代化的軍隊。可是中國人最終頂下來了，沒有像歷史中的其他文明古國一樣滅亡於更加現代化的敵手。

“國家到瞭如此地步，除我等為其死，毫無其他辦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決心，我們國家及我五千年曆史之民族，決不致亡於區區三島倭奴之手。為國家民族死之決心，海不清，石不爛，決不半點改變。願與諸弟共勉之。”這是一個中國軍人在抗戰最為黑暗時期留下的遺書，很難想像在盧溝橋事變之前他曾代表自己所在的利益集團與日本軍隊打得火熱，但是在南京之後，他和他的軍隊卻選擇了死戰到底，直至最終戰死沙場。 南京城裡的屠刀最終割斷了所有中國人的幻想，我們已經沒有和平可以期待。或許這一戰真的沒有取勝的把握，但是我們必須打下去，一直打到我們的敵人先倒下去。誠如蔣百里先生所言：“中國人勝也罷，負也罷，就是不會與你講和！”

我們唯一的勝算就是面對如此野蠻的敵人，文明與我們同在。在那個時代的中國軍人，用近乎宗教的虔誠相信人類的社會文明終將戰勝野蠻。而這種抵抗所換來的是南京之後，再無南京。雖然日本軍隊的鐵蹄在隨後的八年時間裡踐踏了大半個中國，但是在南京之後，日本軍隊卻始終沒有敢於再在第二個城市展開大規模的屠殺。 1947年3月10日下午，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戰犯谷壽夫進行最後審判。這天法庭內外戒備森嚴，審判長宣布開庭之後，被告谷壽夫被憲兵押上法庭。他穿著舊軍服，留短鬍鬚，面色發青，低頭站在被告席。約20分鐘左右，審判長石美瑜律師宣布審判谷壽夫的判決書。 其大意是：谷壽夫在作戰期間，縱兵屠殺俘虜及非戰鬥人員，並強姦、搶劫、破壞財產，違犯了日內瓦公約，構成違反人道罪，違反和平罪，處以死刑，綁赴刑場，執行槍決。當判決書宣布之後，審判長問被告有何遺言，此時谷壽夫還提出要上訴。

但是審判長立即回答說：“這是遠東軍事法庭的最終裁決，不能上訴。”谷壽夫接著說：“軍人以死為天職，請求把我的骨灰及遺物送回日本，交給家屬。”法庭表示同意，委託國際紅十字會處理。谷壽夫最後又提出：“行刑時不要綁赴刑場。”法官表示說：“這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不能改變。” 1947年4月26日，刑警、憲兵將五花大綁的谷壽夫押上刑車，直驅當年谷壽夫攻打南京的司令部所在地——雨花台，沿途市民匯成人牆，交通為之中斷，刑場四周的山頭上，觀者達數万人。行刑士兵對準谷壽夫的腦袋扣動扳機，谷壽夫當即斃命。隨即人群裡爆發出震耳欲聾的歡呼聲和歡暢的吶喊聲，在整個山谷之中久久不散。 這是正義的伸張，是對死難者最終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