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2、柳川平助的野望

中國統帥高層指揮和決策混亂，同樣，這個時候的華中方面軍情況亦是好不到哪裡去。松井石根司令官看著那標註在地圖上的紅藍色箭頭，口中不斷地發出聲聲的咒罵。松井石根大將並不是那種失態之人，但這個時候能夠讓他大動肝火，也可以想像出是多麼惡劣的一類情勢觸及到了這位陸軍大將。 作為上海派遣軍的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對於上海派遣軍所處於的尷尬是再清楚不過了：參謀本部要組建第10軍，會起用已失勢一段時間的皇道派軍人柳川平助中將來出任第10軍司令官，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於現在軍部及政府已經開始對久戰未絕的上海戰局感到了不滿，尤其是大場鎮方面的攻略遲遲沒有能夠取得進展。 以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的角度考慮，目前投入滬西戰場方向的軍力而言並不足以撕開中國軍隊在大場一線的堅固防禦，儘管荻洲立兵師團長指揮下的第13師團以步兵第103旅團攻占了三家宅一線，但其它戰線的形勢仍沒有改觀。

伊東政喜中將的第101師團雖然得到了砲兵240毫米榴彈重砲的掩護，但數次猛攻中國守軍的防線皆是無果而終。由於在10月11日於曹宅一線的作戰中，伊東部隊遭到了極為慘重的傷亡，步兵第101聯隊更是自聯隊長加納治雄大佐、連隊部副官智昭元少尉、通信班長成富茂夫少尉以下死傷無數。也正是因為這樣，面對滬西僵持的戰局，陸軍參謀本部內開始有人認為單靠上海軍是無論如何也佔領不了大場鎮的。 現在柳川的第10軍投入上海作戰中來，包括司令官松井石根在內的上海派遣軍內多有怨言，因為從東京流傳出的“松井軍無法獨自攻占上海，最後導致柳川軍加入作戰”的言論，對於上海派遣軍來說，這是令人相當痛苦的說法。儘管松井本人也認為第10軍原本就是為了刺激上海軍而派出來的，但畢竟包括派遣軍參謀長飯沼守少將、軍參謀部第一課長西原一策騎兵大佐、軍參謀部參謀川上清志航空兵中佐在內的許多官兵現在都顯得意志消沉，這顯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而這一點，松井軍司令官並不是不清楚，甚至他更明白柳川這個“二二六”事件後轉入後備役的皇道派軍人會重新被起用和出任第10軍司令官的原因。柳川曾經擔任過陸軍騎兵學校校長一職，而且在軍內被認為是最為精通指揮迂迴追擊戰的將校，而這一點也似乎是最符合第10軍作戰企圖的最好人選了。 相比於參謀本部轉調而來的兩位方面軍參謀官——塚田攻參謀長、武藤章參謀副長，身為上海軍參謀長的飯沼守少將更了解松井司令官一些。飯沼參謀長知道，引得松井司令官極為惱火的不是別人，正是丁集團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將及其指揮下第10軍所屬各部隊長。 就在今天，松井司令官閣下還親口告訴飯沼：“因為我要顧及第10軍的處境，所以改變了方面軍原先的打算，命令第10軍司令官至派出一部分部隊至少一個師團去青浦方面作戰，直接以此協助派遣軍作戰。改變主力部隊兩個師團的部署，派遣他們到嘉興作戰。總之，我的目的既是要給柳川司令官面子，也是為了鞏固兩個軍將來在精神上的團結一致。”

然而矛盾並沒有這樣容易解決，本身關於杭州灣登陸的問題，陸軍參謀本部內部就為此展開過一場爭論，只有第三課和第三部參與了作戰計劃的製定，連作戰指揮課都沒有參與進來。這是由於下村定接替主張“不擴大”政策的石原莞爾出任了參謀本部主管作戰的第一部長，隨後第一部的編制也受到了調整，第二課由作戰指揮班和作戰班組成，由河邊虎四郎出任課長，開始著手組建華中方面軍。 這個時候的參謀本部對於華中方面軍的要求是“徹底封鎖上海，從浙江切斷南京政權的財源，同時消滅雲集的約七十個師，開始認真進行大規模的上海戰役”。這意味著中央省部對於華中方面的目的已經由原先的保護僑民變成了孤立上海，也說明日軍對華作戰的主戰場由華北改為華中的變化。這一切的變化，某種程度上其主要原因是更換了第一部長，也就是“擴大派”佔據了中央省部，甚至參謀本部內叫囂“全面解決中國”顧問的聲音也變響了許多。

松井石根雖然也是一個“擴大派”，但至少他還是很清楚中國戰場應速戰而決，斷然不能無限制地擴大戰區。柳川平助就不同了，自從組建第10軍之後，整個中央省部對於下方作戰部隊的指揮方面就開始不斷出現問題，而這種問題還有另一個方面，甚至中央省部內的許多人都知道，柳川平助和松井石根很早以前關係就一直不好。 柳川平助是荒木貞夫大將為首的皇道派的得力干將，昭和七年（1932年）由騎兵監升任陸軍省陸軍次官，那個時候由於皇道派和統制派的爭鬥過於激烈，故而兩年後的昭和九年（1934年），柳川平助便在陸軍省軍務局長永田鐵山少將（統制派）針對皇道派的軍內調動中，從陸軍次官的位置上撤下來，轉任日本帝國陸軍第1師團長。

雖然在昭和十年（1935年）八月十二日，永田鐵山因為撤銷了教育總監真崎甚三郎大將（皇道派）的職務，而被相澤三郎中佐（皇道派）在辦公室砍死，可柳川平助的職務依然沒有能夠上來，儘管隨後被任命為台灣軍司令官，但實際上，這個職位也就比師團長稍高一點而已。 另一方面，儘管以大刀闊斧的風格削弱皇道派的永田鐵山少將已死，可是統制派卻依然把持著陸軍高層主要職務。石原莞爾、東條英機、板垣徵四郎一大批少壯派統制派軍官正在參謀本部、陸軍省、關東軍得勢，而柳川平助這樣的人卻被趕得遠遠的，不但進不了中央省部，甚至連重要的軍職都無緣晉得。 以年輕中下級軍官為主要力量的皇道派此時對於財閥和軍方高層把持著的政府很是不滿。在席捲全球的大蕭條中，日本國內經濟持續低迷的狀況不但導致大批工人失去工作，農民幾乎得靠賣兒當女過日子。作為工人、農民子女的下級軍官們認為這都是腐敗貪婪的財閥們把持政府的緣故，只有消滅這些腐敗的權貴們，讓天皇親政，才能夠帶領日本走出困局。

也正是在這種國內矛盾尖銳、統制派與皇道派爭鬥日趨激烈的情況下，昭和十一年（1936年）二月二十六日，皇道派軍官第1師團步兵第1旅團副官香田清貞大尉、步兵第1聯隊第6中隊中隊長安藤輝三大尉帶領步兵第1旅團、野戰重砲兵第7聯隊第4中隊、近衛師團步兵第2旅團第3聯隊第7中隊的1？400多名士兵發動政變，包圍了首相官邸、國會議事堂、陸軍省、參謀本部、警視廳等軍政辦公地點，以及部分官員的私宅。這便是在日本歷史上影響極為深遠的“二二六”事件。 這次兵變中，許多活躍於大正時代的日本政治家內大臣齋藤實、大藏大臣高橋是清、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大將等政軍界多名高層要員被兵變叛軍所殺。隨後陸軍高層在裕仁天皇的嚴旨下，鎮壓了此次政變。叛亂被鎮壓以後，主要參與軍官及北一輝等謀劃者被槍決，真崎甚三郎陸軍大將被轉入預備役。鎮叛過程中掌握了實權的統制派以“肅軍人事”為名，又對皇道派實施了大規模清洗。而柳川平助也因為在“二二六”事變中曾經奉勸天皇向叛亂軍隊妥協，加上他本身又是皇道派將領，所以在當年便被勒令退出現役。

如果不是此番上海戰局吃緊，松井石根大將所統帥之上海派遣軍始終無法取得進展，如果不是因為曾經是騎兵指揮軍官的原因，以及極擅長指揮迂迴作戰，那麼柳川平助這被勒令退出現役的皇道派將領根本就不會被起用。對被任命為第10軍司令官，甚至柳川平助自己都很感到意外。 由於“二二六”事件後統制派假以“肅軍人事”為由，對其長期打壓，故而此番在拜領大命出任司令官統帥第10軍準備杭州灣作戰以來，柳川平助就一直提醒自己必須“發揮得更好一些，一舉而戰成名”，以給那些掌握著陸軍省、參謀本部的統制派們看看，以告訴那些控制著中央省部人事權力的傢伙們：“在真槍實彈的戰爭中，你們這些官僚什麼也做不了。” 柳川最終成功了，隨著第10軍在金山衛的成功登陸，他想要給予中央省部的那些官僚及長期與自己關係不佳的松井石根一個教訓的目的，在11月5日這一天成為了現實，但柳川平助並不滿足於此，積怨和渴望證明自己的心態使得他開始對自己名義上的上官松井司令官滿不在意，甚至就連中央省部也無法駕馭他這匹開始發瘋的野馬。

在杭州灣上陸之後，柳川並沒有遵循松井石根這個方面軍司令官的命令，而是立即率領第10軍從上海側翼進行遠線迂迴。然而對於松井大將和柳川平助來說，此次迂迴作戰大舉獲勝，並迫使中國軍隊在上海戰場全面撤退，都帶來了一個面子上的問題。 日本中央省部一直以來對上海派遣軍的任務給予了極大局限，即“掃滅上海附近之敵，佔據上海及其北方地區之要線，保護帝國僑民”。但隨著第10軍在杭州灣的登陸成功，中央省部的口調又變成了“為了挫傷敵之戰爭意志，獲得結束戰爭之局勢，則將不僅限於掃滅上海附近之敵，並且要求擴大戰果”。 對於中央省部的這一口調變化，多田駿參謀次長唯恐擴大戰爭局面，認為進入蘇州、嘉興一線似無必要，因此未予同意擴大戰果的請求。然而下村定作戰部長卻以對軍隊行動不可不予以準繩為理由，勉強說服了多田參謀次長，並將其不擴大的意旨以另電說明，這才下達了《臨命第六百號》指示“華中方面軍的作戰地區大體為連接蘇州、嘉興一線以東”。而按照中央省部的這一指示，松井石根大將原本是命令第10軍以主力進入松江附近，協助上海派遣軍向蘇州河南方地區作戰，並準備向崑山方面作戰。這比參謀本部製定的第10軍作戰要領方案要積極得多，至少可以形成稍微積極靈活地運用兵力的戰略態勢。

然而早些時候，參謀本部內部就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一種主張戰事止於上海，通過佔領上海來控制華北，迫使中國國民政府妥協；而另一種則主張擴大戰爭，徹底打垮南京政權，以便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中日問題。所以這種情況下，參謀本部給予下方軍隊的約束就變得有些自相矛盾。 更重要的是，要求擴大戰爭的這種聲音不僅僅是來自軍部，甚至近衛公爵的內閣中也有這樣的叫囂聲。早些時候，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就曾在議會中講道：“為了使中國反省自己的錯誤，我們將對它進行決定性打擊。懲膺暴支是必然的選擇。”顯然，整體國民及政府與軍部同時陷入到一種歇斯底里樣的狂野中時，約束就已經成為了一句空談。 主張戰事止於上海的人物是前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石原莞爾少將及其周圍的一群人，當然還有陸軍省的梅津美治郎次官。作為陸軍大學校軍刀組畢業生，1928年起就出任關東軍參謀的石原莞爾對著中日之間的力量有著清醒的認識。雖然在1931年，他在關東軍第一課（作戰課）任課長的時候就直接策劃了“九一八”事變，開創了“昭和三大下克上”事件之首例，但石原莞爾至少並不如同其他那些大本營參謀一樣只知道瘋狂的叫囂。

在日本陸軍中，石原莞爾是少數幾個能夠讀懂克勞塞維茨所著《戰爭論》的軍人之一。從1935年調入參謀本部任戰爭指導課長，又調任主管作戰的參謀本部第一部長以來，石原莞爾一直認為日本的主要方向是“北進”而不是“南下”。在石原看來，以全局方向著眼，日本絕不應該拉長戰線，和中國爆發全面戰爭，而是應該主要在滿洲站住腳，主要精力應該是放在日本的頭號敵人——蘇聯的身上，而不是虛弱的中國國民政府。 石原莞爾認為，上海地區的戰事本就不應該擴大，而是應該通過誘逼南京方面簽訂和約，進而促使華北自治，逐步蠶食中國，將滿洲建立成日本帝國的戰爭後備基地。如果貿然和中國全面開戰，必將在中國掀起全民反日的高潮，從而讓日本陷入到長期作戰的泥塘之中。而且無論是國際環境，還是日本的戰爭能力，以及中國的持續作戰能力，都對日本不利。故而在沒有完成準備的情況下，貿然和中國全面開戰，日本必將得不償失。 然而以石原莞爾為首的“不擴大派”卻是遭到了以參謀本部第一部作戰課課長武藤章大佐、第三部部長塚田攻少將等人的堅決反對。以武藤章、塚田攻為代表的強硬派們主張給南京國民政府以致命打擊，徹底征服中國，從而達到日本帝國的根本目的。作為“大陸政策”的堅定執行者，強硬派始終認同前首相田中義一陸軍大將在奏摺中所提出的“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的觀點，認為只有征服中國，才能為日本獲得一個決定意義上的機會，才能夠讓日本成為亞洲地區絕對性的領導者，繼而成為世界上的數一數二的大國。 雖然陸軍參謀本部共分為五個部：一部是作戰部，二部是情報部，三部是運輸部，四部是編撰部，五部是總務部。而第一部則就是整個參謀本部的核心，隨著9月27日，第一部長石原莞爾辭職並被下放到關東軍任關東軍參謀副長，第四部長下村定少將接任第一部長的職務之後，整個參謀本部的戰略決策便發生了根本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