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序言敵後戰場概述

中國抗日戰爭，是100多年來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敵後戰場上起主導作用的作戰形式則是以弱勝強的抗日游擊戰爭。 一、確立敵後戰場上游擊戰的戰略地位 游擊戰，作為一種作戰形式，古今有之，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游擊戰爭的烽火，燃遍了亞歐大陸的近30個國家。但是，許多國家都把游擊戰作為一種作戰手段，而沒有超出戰術的範疇。真正把游擊戰提高到戰略地位考慮和運用的，只有中國共產黨。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戰爭問題上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次偉大而成功的實踐。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共產黨領尋的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開赴抗日前線。針對對手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強敵；友軍是過去的敵人國民黨軍；而戰場又是脫離戰略大後方的華北、華中敵後廣大地區，中共中央、毛澤東制定了“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戰略方針，並要求八路軍、新四軍迅速由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正規軍和正規戰向抗日戰爭的游擊軍（指分散使用兵力）和游擊戰轉變，以便擔負起開闢敵後戰場，配合正面友軍作戰，創建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

1937年8月22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洛川馮家村召開了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國共兩黨關係問題和軍事問題的報告。關於軍事問題，毛澤東指出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包括在新年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著重於山地。所謂“獨立自主”，是在統一戰略下相對的獨立自主，一定要爭取戰略方針的共同商量；所謂“山地”，是指首先在山區創建根據地，依託山地開展游擊戰爭，並向平原發展；所謂“游擊戰爭”，就是指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了就走。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報告，著重討論了軍事戰略問題。經過討論，會議基本通過了這一方針，明確紅軍必須實行軍事戰略轉變，由國內革命戰爭的正規戰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游擊戰轉變。

但是，全國抗日戰爭開始後，中國共產黨內和黨外都有一些人輕視游擊戰爭，對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和作用缺乏正確的認識，把抗戰勝利的希望寄託在國民黨軍隊的正規戰爭上。為了闡明中國共產黨關於抗日戰爭的正確的軍事路線，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加深全黨全軍對抗日游擊戰爭的偉大戰略意義及其方針原則的理解，中國共產黨的領尋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先後發表文章和演講，教育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堅定持久抗戰的勝利信心。 當然，最著名、最有影響的文章與講演當屬毛澤東。毛澤東於1938年5月發表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的重要軍事論著，緊接著又於5月下旬至6月上旬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發表《論持久戰》的重要演講。他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在抗日戰爭中，正規戰爭是主要的，游擊戰爭是輔助的，那末，為什麼提起戰略問題呢？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的：中國是一個處於進步時代的大而弱的國家，而日本是一個小而強的野蠻的帝國主義國家，在這樣的情況下，敵人佔地甚廣和戰爭的長期性發生了。但日本是小國，兵力不足，必然在其占領區有許多空虛地方，因此游擊戰爭就主要地不是在內線，在戰役戰斗上配合正規軍作戰，而是在外線即在敵後單獨作戰，在戰略上配合正面友軍的正規戰。並且由於有共產黨堅強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和廣大群眾的廣泛參加，因而游擊戰爭就不是小規模的，而是大規模的，於是戰略防禦和進攻一整套的東西發生了。由於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於是根據地問題和向運動戰發展等問題也發生了。這些情況決定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於是中國抗日的游擊戰爭，就從戰術範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要求把游擊戰爭的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這是毛澤東以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和戰爭的實踐經驗為依據提出的科學創見。在此基礎上，毛澤東進一步闡述了在抗日游擊戰爭中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禦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和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與正規戰爭相配合；建立根據地；戰略防禦和戰略進攻；向運動戰發展；正確的指揮關係等一系列具體戰略問題，並指出：“這六項，是全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綱領，是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配合正規戰爭，爭取最後勝利的必要途徑。”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又進一步論述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和作用，指出：就全國抗戰的三個階段來說，戰略防禦和反攻兩個階段是以運動戰為主，以游擊戰和陣地戰為輔；而戰略相持階段則以游擊戰為主；運動戰與陣地戰為輔。游擊戰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僅僅次於運動戰，其戰略作用一是輔助正規戰，一是把自己也變成正規戰，即向運動戰發展。從三個階段來看，中國抗日戰爭中的游擊戰，決不是可有可無的。它將在人類戰爭史上演出空前偉大的一幕。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又為會議作了《戰爭和戰略問題》的結論。他指出：游擊戰爭的可能，只要具備大國這個條件就存在，但游擊戰爭的堅持，卻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才能出現。因此，“在戰爭問題上，抗日戰爭中國共兩黨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條件說來，國民黨擔任正面的正規戰，共產黨擔任敵後的游擊戰，是必須的，恰當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協助的。”

二、抗日游擊戰爭在戰略防禦階段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戰場作戰，開闢了敵後抗日根據地 盧溝橋事變、平律陷落後，日軍增兵華北，沿津浦、平漢、平綏線大舉進攻，華北地區的國民黨軍隊節節撤退。華北戰局危急。在此形勢下，八路軍不待改編全部完成，即於8月至9月間先後東渡黃河，開赴山西抗日前線對日作戰。第115師首戰平型關大捷。隨後，八路軍根據統一戰略下獨立自主的原則，貫徹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的運動戰的戰略方針，展開於敵之翼側和後方，開展廣泛的游擊戰和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採取伏擊、襲擊等作戰形式，遲滯、疲憊、牽制、消耗和殲滅日軍，在戰役和戰略上支援與配合正面友軍作戰。在此期間，第120師挺進晉西北，第115師主力和第129師轉戰於正太路，先後取得了雁門伏擊戰、夜襲陽明堡機場、七亙村伏擊戰、黃崖底伏擊戰，廣陽伏擊戰等一系列戰鬥的勝利。但這時八路軍主力還比較集中，獨立自主的抗日游擊戰爭尚未充分展開。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後，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基本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由於日軍長驅直入，其後方空虛，八路軍抓住有利時機，迅速大膽深入敵後，首先依托恆山、管涔山、太行山，太嶽山和呂梁山，展開於晉東北、晉西北、晉東南和晉西南地區，深入發動群眾，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對敵占城市和交通幹線形成四麵包圍的有利態勢；爾後，以山區根據地為出發點，進一步向冀、魯、豫平原發展，實行在華北的戰略展開，開闢華北敵後戰場。在此期間，第115師一部創建了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120師創建了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第129師創建了晉冀豫抗日根據地，第115師主力創建了晉西南抗日根據地。在八路軍實施戰略展開開創敵後抗日根據地時，日軍依托交通線和中心城市，採取多路圍攻的戰法，企圖趁八路軍立足未穩，加以消滅或驅逐，並摧毀初創的抗日根據地。但由於日軍兵力不足，缺乏後續力量，因而只能控制“點、線”，難於實現“面”的佔領，並且對各抗日根據地只能逐一進行圍攻。針對日軍的企圖和弱點，八路軍採取軍民結合，主力兵團與群眾武裝相結合，內線與外線相結合，廣泛的游擊戰與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相結合的作戰方針，先後粉碎了日軍對晉察冀、晉西北、晉東南抗日根據地的大規模用攻，鞏固了敵後抗日根據地。八路軍還以主力組成各種名義的支隊、挺進隊，分別開赴冀南、冀魯邊、冀中、冀東、冀魯豫等平原地區，協助地方黨和當地人民武裝，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創建和發展平原抗日根據地。

1938年初，新四軍挺進華中敵後、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實現了在蘇南、皖南、皖中等地區的戰略展開。 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是全國抗戰的戰略防禦階段，是敵後戰場的開闢和擴大階段。在此階段中，國民黨軍廣大愛國官兵雖浴血奮戰，但由於其最高當局推行片面的抗戰路線和消極防禦的作戰方針，因而作戰失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戰局十分危急的情況下，挺進華北、華中敵後，實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戰路線，開展游擊戰爭，積極打擊敵人。在這一階段中，八路軍、新四軍共作戰1600餘次，殲敵4.5萬餘人，繳獲各種槍1.2萬餘支，收復了大片國土，創造了晉察冀、晉西北、晉冀豫、晉西南、冀魯邊、冀魯豫、山東、蘇南、皖南、皖中、豫東等抗日根據地，開闢了廣闊的敵後戰場，牽制了大量日軍，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戰場友軍的作戰，並使自己由出師時的4萬餘人發展到18萬餘人，對停止日軍的戰略進攻，加速戰略相持階段的到來，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八路軍、新四軍運用游擊戰爭鞏固和發展了抗日根據地，壯大了自己的力量，使敵後戰場成為抗日戰爭的主要戰場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後，抗日戰爭由戰略防禦階段開始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日本侵略者在滅亡中國的根本方針不變的情況下，策略方針發生了變化，即對正面戰場國民黨軍採取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將其註意力轉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集中主要兵力對占領區實行“治安肅正”作戰，並將進攻的重點置於華北抗日根據地。為此，日軍決定採取“面”的配置，即“高度分散配置”，企圖把戰爭初期的“點、線”佔領擴大為分散的、面的佔領，以壓制和消滅敵後抗日軍民分散的游擊戰爭。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確定在華北採取以鞏固為主並在鞏固中求發展的方針。為實現這一方針，八路軍總部針對日軍在華北先取平原後攻山區的企圖，以及平原根據地剛剛建立，缺乏戰鬥骨幹，亟侍加強的情況，提出了堅持平原以鞏固山區，鞏固山區以支持平原，堅持以游擊戰為主，削弱與疲憊敵人，相機集結主力實行反擊，以粉碎敵之“掃蕩”的作戰指導原則，決定八路軍主力進一步向敵人佔領的遠後方展開，以第115師主力挺進山東，第120師主力挺迸冀中，第129師主力一部挺進冀南、冀魯豫邊平原地區，執行鞏固平原抗日根據地、幫助當地抗日武裝提高戰鬥力並發展壯大自己的戰略任務。 1938年底，第129師一部挺進冀南，開展了冀南平原游擊戰爭。 1939年初，第120師主力挺進冀中，同當地軍民一起，鞏固和發展了冀中抗日根據地。接著，第115師主力挺進山東，與當地抗日武裝相結合，建立了鞏固的山東抗日根據地。與此同時，八路軍還先後開闢了冀東、平北、平西和大青山等抗日根據地。全華北逐步展開了以游擊戰為主，以運動戰為輔的反“掃蕩”作戰和軍民結合的“交通破擊戰”。比較有名的戰例如：1939年2月冀南軍民的香城固伏擊戰，4月第120師和冀中子民的齊會殲滅戰，9月晉察冀和第120師部隊進行的陳莊戰鬥，晉西北軍民1940年6月的米峪鎮殲滅戰，晉冀豫邊抗日根據地軍民於1939年冬至1940年春所進行的平漢、白晉鐵路和邯長、武沙公路的破擊戰，以及百團大戰第一階段的破擊戰等，都給敵人以沉重打擊。

由於日軍將進攻的重點放在華北抗日根據地，中共中央確定了在華中、華南以發展為主的方針。華中新四軍大力向江北發展，取得了開闢蘇北、豫皖蘇邊、豫鄂邊和皖東等重大勝利。在華南，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廣東地方黨組織領導的敵後抗日游擊戰爭也得到迅速發展，取得了開闢東江、瓊崖和珠江地區的勝利。在1938年10月至1940年底，八路軍、新四軍和人民抗日武裝廣泛深入開展抗日游擊戰爭，不僅抗擊了58％至62％的侵華日軍（不含關東軍）和全部偽軍，粉碎了日軍千人以上至5萬人的“掃蕩”近100次，作戰1萬餘次，殲滅大量日偽軍，而且使自己和抗日根據地獲得了大發展。至1940年底，部隊發展到50萬人，抗日根據地人口達1億多。敵後戰場己變為與日軍作戰的主要戰場，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游擊戰爭中已發展為抗日的主力軍。

四、八路軍、新四軍運用游擊戰，勝利地渡過了敵後戰場的最困難階段 1941年和1942年，是敵後抗戰嚴重困難時期。在這兩年間，日本帝國主義集中其主力於中國共產黨領尋的一切抗日根據地的周圍，實行所謂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總力戰”，進行頻繁的大規模“掃蕩”，其中千人以上至萬人的“掃蕩”達132次，萬人以上至7萬人的大“掃蕩”達27次，並繼續進行“蠶食”和封鎖，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在華北進行“治安強化運動”，在華中進行“清鄉”。與此同時，國民黨頑固派發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並多次製造反共軍事磨擦。由於敵頑夾擊和嚴重自然災害，敵後抗日根據地面積縮小，人口由1億降到5000萬以下，八路軍、新四軍由50萬人減至近40萬人。

抗日根據地的嚴重困難時期也是抗日游擊戰爭由量到質的轉化時期。從活動範圍來看，敵後抗日根據地游擊戰爭的戰場是縮小了，但從內容來看，游擊戰爭卻進一步向縱深方向發展了。在質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提高了。 八路軍和新四軍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加強根據地軍事建設和精兵簡政的指示精神，普遍實行“精兵主義”，精減主力軍，實行主力軍地方化，即以不少於1/3的主力軍下放給各軍分區，獨立團，游擊支隊或縣大隊作骨幹，以提高地方軍的軍政素質和戰鬥力。地方軍與民兵，自衛軍，在主力軍的帶領下，充分發揮其對本地區的地形熟悉，與人民群眾有著血肉聯繫的優點，創造出了合乎本地區游擊戰的作戰形式，諸如地道戰、地雷戰、交通破擊戰、麻雀戰，水上游擊戰等。這對於打破敵之“掃蕩”、“清鄉”、“蠶食”和封鎖，鞏固抗日根據地，發揮了重要作用。實踐證明，這種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是實行人民戰爭最有效的組織形式。在戰爭實踐上真正實現了軍民一體、軍政一體，出現了抗日游擊戰爭史上最活躍、最積極、最主動、最豐富多彩的人民戰爭局面。

為了打退敵人的“蠶食”，改變敵進我退的被動局面，中共中央提出了“敵進我進”，即向“敵後的敵後”進軍，在敵人的心臟地區開展格子網中間的游擊戰爭。八路軍充分發揮在政治上的絕對優勢，同廣大群眾緊密結合，懲冶罪大惡極的漢奸、特務，領導人民進行靈活巧妙的鬥爭。由第129師首創的武裝工作隊是在反“蠶食”鬥爭中湧現的一支革命輕騎隊。 “武工隊”以正面推進，打擊敵人的碉堡為目標，這是打退敵人邊沿蠶食的中心環節；深入到敵人的側背後，把敵占區變成游擊區；加強政治攻勢，瓦解敵偽軍，對群眾進行民族氣節教育，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組織人民群眾進行鬥爭。 “武工隊”及其廣泛有力的戰鬥活動標誌著敵後游擊戰爭的新發展。它進一步造成對敵人的分割和反包圍，有力地打擊了敵人的“蠶食”政策和殖民統治，更加造成了敵我雙方犬牙交錯的狀態，使抗日游擊戰爭向敵占區的縱深前進。這是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的重要創造。 五、游擊戰爭的勝利發展，為實現抗日游擊戰爭向正規戰爭的轉變，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基礎 1943年至1945年8月，是敵後抗戰恢復、再發展和反攻階段。 1943年華北、華中敵後的反“蠶食”、反“清鄉”鬥爭取得了明顯的成績，制止了敵人向根據地的推進，出現了敵退我進，或敵不退我亦進的形勢，敵人基本上被“擠”到點、線上去了，根據地得到了恢復和進一步發展。 1944年初在一部分地區對敵人開始了局部反攻，恢復和擴大了根據地。八路軍、新四軍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發展，主力部隊己發展到120餘萬人，民兵發展到268萬人，解放區人口發展到1.3億餘人。從而為實現由游擊戰向正規戰轉變，奪取抗戰勝利奠定了基礎。隨著抗日戰爭戰略反攻階段的到來，八路軍、新四軍又實現了由游擊戰到正規戰的戰略轉變。 整個抗日戰爭的實踐說明，敵後戰場的游擊戰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和作用。 在戰略防禦階段，游擊戰爭擔負了開闢敵後戰場，創造根據地、牽制與打擊敵人、配合正面戰場作戰的戰略任務。 在戰略相持階段，游擊戰爭擔負著堅持敵後抗戰，發展與鞏固根據地，消耗與削弱敵人，支援正面戰場作戰，並積蓄力量，實現由游擊戰向正規戰轉變和準備反攻的戰略任務。 在整個抗戰過程中，敵後戰場的游擊戰與正面戰場的正規戰在戰略上對敵人構成夾擊態勢，陷敵於兩面作戰的不利地位。 抗日戰爭實踐證明，敵後抗日游擊戰爭是敵強我弱條件下，保存和發展自己，消耗與削弱敵人，配合正面戰場的正規戰爭，奪取戰爭最後勝利的有效的作戰形式。正如朱德所提出的那樣，在“軍事活動的全時間內，所有的游擊隊配合主力軍一齊動作起來，就和螞蟻蛀蝕著朽樓一樣，可以傾覆敵人存在的基礎，影響到全面抗戰的局面。” 日本軍國主義者承認：在人類戰爭史上，“雖然有各種各樣的游擊戰，但只有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共產黨軍隊在抗日戰爭中進行的游擊戰，堪稱為歷史上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的游擊戰。” “在毛澤東的游擊戰略中，游擊戰是軍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領域廣泛進行的”，“可以說是一種全民總動員、一致對敵的攻勢戰略。它把全國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動員起來，發揮衛國衛民的主觀能動性，造成集中全民力量正面衝擊敵人的威勢”，“把百萬帝國陸軍弄得團團轉。” 可以肯定他說，如果沒有敵後戰場的抗日游擊戰爭，也就沒有中國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那種簡單地從軍隊的數量和陣地戰的作戰方式來看問題，而忽視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和偉大作用的傾向，是極其錯誤的，也是極其片面的，不客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