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克俠（1900—1984年），原名張樹棠，河北省獻縣人。 16歲時就投筆從戎，考入北京清河陸軍軍官預備學校。 1923年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之後，與何基灃、董振堂等一批熱血青年加入了以紀律嚴明、訓練有素而聞名的馮玉祥部隊。作為馮玉祥的連襟（他的夫人李德璞是馮玉祥夫人李德全的妹妹）和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優秀學生，他完全可以在馮部得到重用，可是為了追求革命真理，第二年他南下廣州，到孫中山先生部下工作，擔任陸軍講武學校（為孫中山所辦的先於黃埔軍校的軍官學校）的教育副官和隊長。為了不暴露自己在北方軍隊中的身份，他遂改名為張克俠。他和也在學校學習的左權（黃埔軍校成立之後，陸軍講武學校的學員併入黃埔軍校，就是第一期學生的第六隊。左權以後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高級將領，抗日戰爭時期擔任八路軍副參謀長，光榮犧牲在太行山上，是我軍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最高職務的指揮員）成了好朋友。在廣州期間，他和我黨負責人周恩來、惲代英、林伯渠、葉劍英等都有交往。
1925年以後，張克俠先後參加了東征和北伐。 1927年，他到蘇聯進入中山大學學習。在中山大學時，張克俠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由於當時馮玉祥在鄭州參加了蔣介石的“分共”行動，而他是馮的連襟，因而被我黨組織所拒。第二年，張克俠回到國內，盡心做馮玉祥的工作。
1929年，在國內革命形勢處於低潮的時候，張克俠在上海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個未經中央批准不得暴露其黨員身份的特別黨員（直到全國解放之時，這種身份連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不和任何地方黨組織發生聯繫，而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之下工作。張克俠曾經要求到蘇區去，但最後還是根據黨的決定，重返西北軍，擔任了西北軍主力張自忠的師參謀長，開始了作為一名特別黨員在西北軍中長期的地下工作。在當時的西北軍中，他被稱為“秀才”和“智囊”。
1932—1935年，張克俠在設於北平的陸軍大學學習。這期間，蔣介石曾於1933年暑期將陸軍大學全體學生集中到廬山參加“剿匪軍官訓練團”，可是張克俠卻藉故而拒絕參加，並利用這段時間去了張家口的抗日同盟軍，還擔任了抗日同盟軍的高級參謀和乾部學校校長。從陸軍大學畢業之後，他回西北軍任第二十九軍副參謀長兼三十八師參謀長，積極進行與日寇作戰的各種準備。
1937年夏天，經中國共產黨北方局研究決定，為了對抗國民黨對日妥協投降的撤退方針，由張克俠出面，提出了對付日軍必須“以攻為守”的全面備戰方案。這個方案不僅得到了抗日軍民的支持，也得到了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的同意。這一方案，在某些方面已經開始實施，如在南苑舉辦軍事教導團，在西苑舉辦青年軍事集訓（這兩處都吸收了不少共產黨員參加），成立對付日軍的情報處（處長靖任秋也是中共黨員）等。只是由於“七七”事變很快爆發，這一方案才未能得到進一步實施。就在“七七”事變爆發前夕，張克俠及時通知了一大批我黨同志和抗日誌士，使其離開北平，保護了劉清揚、楊秀峰、張友漁等一百多名抗日骨幹免遭日寇的毒手。
在著名的盧溝橋事變戰鬥中，張克俠作為軍長宋哲元的副參謀長，為打響全民抗戰的第一槍做出了重要貢獻。不久，馮玉祥將軍再次出山，擔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率軍在津浦線上黃河以北地區與日軍作戰，張克俠又出任第六戰區高參和副參謀長。第六戰區撤銷後，他隨馮玉祥來到武漢，由於馮有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身份，所以張克俠在這段時期與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我黨領導人多有來往，黨中央決定以後由葉劍英直接領導他的工作。根據黨的指示，張克俠在1938年離開武漢，奔赴前線，再次與張自忠合作，出任五十九軍參謀長。在臨沂一戰，殲滅日寇王牌軍板垣師團所部7000餘人，成為著名的台兒莊大捷的重要組成部分，時人稱之為“台兒莊大捷”的“序戰”，名震中外。大捷之後，又以不足5000人的疲憊之師擔負了掩護數十萬大軍撤退的重任。
1938年10月，張自忠升任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克俠升任三十三集團軍中將參謀長，參加指揮了豫鄂會戰和武漢保衛戰。張自忠於1940年5月16日在湖北宜城南瓜店作戰中英勇犧牲之後，馮治安接任總司令，張克俠則升任副總司令。對於張克俠這樣一位國民黨軍隊中的高級將領，當時曾在部隊中訪問過他的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是這樣描繪的：“外表清秀、高雅，才華橫溢，判斷準確。他給人的感覺是聰敏過人，沒有幻想，以堅毅的目光注視著未來。”當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之後，駐在湖北的三十三集團軍戰事較少，張克俠就在軍隊駐地開辦幹部訓練班，建立自忠中學，聘請曹荻秋等共產黨員前來任教（曹荻秋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曾任上海市長，當時是我黨豫鄂邊省委宣傳部長，自忠中學先後聘用的教師中，共產黨員佔四分之一），為革命培養人才，被譽為“我黨在友軍中辦的抗日軍政大學”。
抗日戰爭結束後，三十三集團軍被改編為第三綏靖區，也曾獲贈“中正劍”的張克俠仍然擔任副司令長官。蔣介石命令第三綏靖區駐徐州地區，用來作為進攻山東解放區的第一線部隊。
1946年夏，馮玉祥決心不與蔣介石合作，蔣介石也就決定送馮玉祥“出國考察”。張克俠到南京為馮送別時，經過曾經擔任馮玉祥秘書的王冶秋與周恩來聯繫，秘密與周恩來見面。按照事先的約定，張在一個冷僻的公園外面上了周恩來的汽車，然後汽車繼續在南京的大街上開行。就在這輛汽車上，張克俠向周恩來匯報了徐州地區的情況，並希望得到下一步工作的指示。周恩來要他回到徐州，掌握好部隊，爭取在適當時機策動國民黨軍隊的高級將領和大部隊起義。
張克俠接受了周恩來交代的任務之後，就在徐州積極做第三綏靖區高級將領的工作。
1947年，蔣介石決定成立徐州“剿總”時，經“剿總”參謀長、張克俠在陸軍大學時的同學郭汝瑰的推薦，張克俠出任了徐州守備指揮官，負責管理徐州警備司令部和修築徐州城防的半永久性工事。張克俠利用這一職務，將徐州的軍事情況及工事分佈圖完整送給了我華東野戰軍，為解放徐州做出了重要貢獻。當陳毅司令員拿到那本地圖冊時，高興地說“徐州的鑰匙握在我們手裡了”，給予了“勝有十萬兵”的評價。如果不是因為蔣介石對張克俠擔任這一重要職務不放心，以後重新任命李彌擔任此職，張克俠在這一崗位上肯定還會為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
震驚全國的賈汪起義，就是在我黨的長期策劃之下，在我華東局和華野總部的組織之下，由何基灃和張克俠兩位傳奇式的中共黨員具體完成的。